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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陆耀文:我写大字报,批判班主任老师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1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陆耀文,1952年上海出生,江苏省溧水县柘塘乡艾园村插队九年半,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做中学教师当校长至退休。

原题

小逍遥派的

1966年夏日狂欢




作者: 陆耀文


记得停课的日子是(1966年)6月3日,校园里出现了许多大字报。先是对学校领导工作的不满,没什么意思,后来开始揪牛鬼蛇神,就热闹了。那些批判揭露家庭出身、政治立场、思想问题的大字报,大多虚张声势、大而化之,涉及生活作风的大字报就精彩了,对我这样尚在开化中的初一小男生,像是一次启蒙。
一位教初二的男教师,相貌英俊,教学出色,非常受学生的喜爱,被揭发喜好女色。一个女教师写道,她多次看到他抚摸女学生的手。抚摸女生的手是一种错误吗,有什么快乐?我在想。很快,他被剃去了半边头发,天天身上都被泼了墨汁、浆糊,被监督劳动。每天夹着一大摞大字报,拎着浆糊桶,去贴大字报,直到他也参加了一个教工造反组织。
我也写过一张大字报,批判我们的班主任高慧珍。几个同学无聊中爆出兴致,也要参加革命,但是他们不会写,我作文好些,被他们喊去,挖空心思写了两页纸。但我毛笔字不行,他们又去找人誊抄了。第二天,我找不到我的大字报,就去问那位英俊的男教师。才知道,大作被贴在二楼教室的走廊上。只有劲爆的、热门的内容才会被贴在醒目处,就像报纸的排版。我细读我的第一篇公共作品,心想,贴在这里谁会看到,又想,贴在这里好,高老师不会知道我写了她的大字报。
说实话,我们这样的逍遥派是很无聊的。天天循着惯性还是会到学校来,校园里兜一圈,看看新鲜的大字报,再到教室坐一下,和零零散散几个同学碰个头,就准备回家了。
操场边上锣鼓喧天,大喇叭轮番轰炸,传单满天飞,不是有什么新的学生组织成立,就是从教工队伍里新揪出来了一个什么什么分子。热闹是他们的,不管我的事。这话有点酸。运动一开始,“老子英雄儿好汉”横行一时的时候早过了,我们出身不红的也能参加组织。刚才大喇叭里领喊口号的女生,是我同班同学,她姓毛,名字现在记不得了。她家庭出身小业主,在运动初期自报家门的时候,也站上了课桌,和班上十几个黑五类子女一起接受训斥教育,交代反动思想。
我也渴望像她一样加入学生组织,参加运动。希望有人像同学请我写大字报一样,拉着我同去参加。但是,加入了又怎么样呢,我可能像毛同学那样,扎上军皮带,到台上跳“造反有理”,揪住老师的头发吗?我这样的人,参加了也顶多是个拎拎浆糊桶的角色吧。
沉闷了没多长时间,“破四旧”来了。
“红卫兵在马路上剪裤脚管了”,早上买菜回来的人大喊。我跟人冲到淮海路,没看到剪头发剪裤管,有人说“人都逃走了”。只见马路对面有红卫兵拿着梯子在砸招牌,一路砸过去,涂过去。我尾随这帮红卫兵,来到一家食品店,涂过店名,冲进店堂,大叫“消灭剥削阶级生活方式”,拿起奶油蛋糕往马路上扔。隔壁的服装店看见,七手八脚地把西服、连衣裙卷起来,收进库房。

破四旧焚烧毒书


扎劲,扎劲,没人反抗,也没人管。
吃过午饭,又去淮海路等着。从西边过来好几队红卫兵,但是他们来迟了,这时候店名、路名,乃至厂名、影院名,都被改过了,他们只好查漏补缺,匆匆而过,少了好多气势。
回到家里,看见妈妈在拆一堆领带,把缝过的针脚挑开,泡进水里,等里面的浆糊化开,用来扎拖把。扎拖把的绳子也准备好了,是妈妈多年不穿的玻璃丝长袜,用来扎拖把非常趁手,扎实还有弹性。我帮妈妈扎好了两个拖把,试了试,失望地发现,它不吸水。觉得里面浆糊还没化开漂净,找来一个桶盛满水,拖把放进去让它浸泡。
爸爸妈妈过去的好衣服,改的改,卖的卖,当的当,就剩下卖不掉、当不掉也改不了的这些领带、丝袜了,这下好了,我们家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全被清除光了。
巧不巧,隔壁20号里的曹彩珍送来一篮子瓷器,全是写着“万寿无疆”的宫内碗碟,底款不是“康熙监制”就是“光绪监制”,大大小小有四五十个。曹彩珍说:“扔掉不舍得,你们人多,帮我用特点。”
我们家小孩多,家计局促,靠上一辈的庇荫,住在有钱人环居的房子里,平时少不了他们的帮助接济。可现在正破四旧,这绚丽多彩的一堆万寿无疆们明摆着是正宗的四旧,扔掉是真正不舍得,怎么处理?妈妈挑了十几个碗碟,放进碗橱,其余用报纸包包扎扎藏进角落。
忽然听到弄堂里大喊,“外国坟山有人造反了!”
外国坟山是我童年的乐园。我们这里过去是法租界,工部局专门辟了一个街区做墓地,外国人死了就埋在这里。56年的时候,墓地迁走了,西边改建了南市区体育场,东边辟为淮海公园,就在淮海中路上,独独角落里留下来一片墓地没有动。近年看到多篇讲外国坟山沿革的文字,都没有谈及这片我们称为“小外国坟山”的坟地。它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四周有围墙,门口有人看门。但是看门的老头不太尽责,常常人不在。我们经常溜进去练胆子,捉蟋蟀。里面高树环绕,荒草茂密,几十个白得瘆人的大理石做的墓躺在那里。这时候要是有人怪叫一声,所有的人都会拼命地往门外逃去。这里面有什么四旧要破呢?
外国坟山离我家直线距离大约400米吧,出弄堂口过马路就到。我和八九个半大不小的小子冲过去,看门老头不见了,也没看到造反的人,只有四五个成年人站在一个打开盖板的墓旁。他们看到我们,交换一下眼神,就出去了。只见得有七八个墓的盖板被打开了,里面的骸骨暴露在光天之下。外国人墓的形制和中国的不一样。墓碑后面不是坟包,而是石板做的长方形的墓穴,上面是盖板,有的一整块,有的是两块拼接起来,架在两头的小山墙上。

砸亨得利牌子


现在想想,那几个被打开的墓,是不是那几个成年人做的手脚,他们是不是趁乱来盗墓的?但那时候没有那么想,我们一行人的眼光都被墓里的死人骨头收过去了。
一副真正的完整的死人骨头,端正地躺在里面。没有什么随葬品,连衣服都烂光了。我们把几副骸骨逐个看了过去,“男的女的还看得出来?”一个小子蛮聪明,“大概屁股骨头大一点的就是女人。”
一副骸骨的胸骨缝里,有个黑黢黢的东西,仔细看好像是个十字架。“在哪,在哪?”我在对面指给他看,他弯下腰凑近骸骨,背后一个坏小子轻轻一扛,他人就栽进墓穴里了,啪啪几声,压碎一堆骨头。
他爬出墓穴,周围的人装作害怕的样子都跑开了。他转身抱起一把骨头,撒向四处鼠窜的同伴,回头又抱了更大一抱骨头,右手一根一根准确地瞄准同伴,扔过去。里面太小,躲不开,一起冲向大门。他发疯了,抓起骷髅头放地上,一脚朝门口正看着他大笑的伙伴们踢过去。
我们过马路回家,他不放过我们,一脚一脚地踢骷颅。他踢过来,我们再踢回去,我逮住机会也踢了一脚。路过的人看仔细了,大骂“小鬼(jū),腰细嘞(要死了)。”媳妇姑娘看仔细了,惊慌失措。
隔壁弄堂的一个面熟的小子,找来一根铁丝,从骷颅的眼睛穿进去,太阳穴穿出来,再把铁丝扭一扭,抓在手里像玩流星一样甩。人越来越多,大家都站在周围看他耍。谁知他手一滑,骷颅直刺刺地越过人群斜飞出去,引发一片惊呼,掉落在一个刚下班的青年人脚边。他定了定神,飞起一脚,踢得好高好高。
骷颅慢慢地朝我们弄堂运动过去。我在旁边看,看骷颅会不会拐进我们吉益里。要是它进去了,我就到外面转一圈从黄陂南路同益里回家,要是它没有进去,我就直接回家了。不能被弄堂里的人看见我参与了这个活动,否则回家会有麻烦。
骷颅越过弄堂口,转身我就钻进弄堂。平复一下心情,笑得喊得嗓子都沙哑了,好久没有这样兴奋了。我这也算参加运动了?
后来,骷颅又被踢回来了,在大弄堂里喧闹了半个小时,从我们门口的小弄堂穿过去,踢到黄陂南路去了。这时我已经在家看着书,不管我的事,那晚,什么事都没发生,
看了看泡在桶里的领带拖把,里面的浆糊都化开了,可它还是不吸水,拖不了地。光溜溜,闪闪亮,不知道什么料子。告诉了妈妈,妈妈说:“扔掉吧。介好的领带弄来做拖畚,作孽啊。”
我把拖把拆拆,布条子一卷,扔进了隔壁的垃圾箱。
天已经黑了,还有人在用手电筒照着捡垃圾,合算吗?
弄堂里的有钱人最近个个噤若寒蝉,因为一家接着一家被抄家,不知道哪天轮到自己头上。华通开关厂老板住在18号里,他们家被抄,三辆解放牌都装不完。他们家的小儿子,去年夏天嫌我们在弄堂里玩耍太吵,在楼上用冰块砸我们,让我知道真有冰箱这种东西。现在好,那个看起来又笨又大的冰箱被抬上了汽车。
所以,这几天,多了不少衣着端正的临时垃圾瘪三。他们不要纸片、破衣,专捡这段时间有钱人家扔出来的好东西。我看到过一个临时垃圾瘪三捡了几个铜香炉和烛台,比我刚才手里的领带值钱多了。还有一个捡到了一把童子军的军刀,上面“智仁勇”三个字我知道是蒋经国题的,因为四叔也有一把。阿璋姆妈讲,两个临时垃圾瘪三在垃圾箱旁边打相打,一个去掰另一个握得紧紧的手心。手心里是什么,看不清楚。
我没事时候,也跑到垃圾箱,伸头进去看看,看到了令我感兴趣的东西,就回家拿来火钳,小心翼翼地把东西夹出来。我捡到了一个放书桌上把玩的铜雕乌龟,一枚棕色夹杂红丝的印章,还有三个麻将牌。麻将牌可以用来玩“翻牌”游戏,把一个沙袋朝上扔,在沙袋掉落接住之前,要把桌面上的四个或者八个麻将牌依次翻成正面、反面、横立、竖立,最后把麻将牌一把连同沙袋全抓住,看谁完成全部动作并且抛接沙袋的次数最少,就赢得比赛。麻将牌是个稀罕东西,邻居有四个麻将牌,难得可以借来玩玩。现在,我自己有了三个麻将牌,缺一个,即使再配上一个,也是杂色,很遗憾。
那天下午,我伸头一看,垃圾箱里一片黄灿灿,是骨质麻将牌!赶紧回去把火钳拿来,一个个捡。后来嫌太慢,又去拿了菜篮,把邻居旭铭喊来当哨兵。因为快下班了,让我父亲看见,不得了。我自己手一撑,爬上垃圾箱,朝里一跳。
垃圾箱有四五个平方,上面是个斜面,有个洞,垃圾从这里倒进去。四周封死,外侧有个活门,方便环卫工人把垃圾铲进垃圾车。八月的高温,垃圾箱里面像个蒸笼,又臭又脏,我也管不了这么多,把麻将牌一把一把抓进菜篮。
“那爷(你爸)来了。”听到旭铭叫,我一下站起来,看到外面围着七八个邻居,心想糟了,肯定要把我爸招过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爬出来再说。我刚从垃圾箱跳下来,父亲的脸就出现了。他看到我,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我慢慢地把麻将牌冲洗干净,数了数,有一百多个,却一点欣喜也没有。躲不了,谁也帮不了我,上楼,站在父亲面前,等着挨打。
出乎意料,他没打我,轻声慢语地说:“钻进垃圾箱捡垃圾,坍台不坍台就不讲了。我问侬,你们学校老师平白无故地受批判有没有?”
我说:“有。”
“侬讲,爸爸在学校里有没有可能也会遭到这种事情?”
我不响。
“侬知道爷爷是什么成分?”
“工商地主。”
“可能会被批判、被抄家吗?”
我不响。
“会不会连带我们家一起被抄家吗?”
我不响。这个我真没有想过。
“侬再想一想,人家看见侬收集别人扔掉的四旧,有没有人可能去举报?”
我不响。
“小文,侬不要糊里糊涂了,人家讲‘夹着尾巴做人”,就是指阿拉这种家庭。这种事,真正要来,躲也躲不掉,没有办法。侬倒好,别人没有寻上门,侬去引火烧身,侬在寻细(死)侬晓得伐?”
谈话结束,没有挨打,却比挨了打还难受。

抄家展览


看到别人被抄家,我暗暗兴奋。看到邻居家抄出一打装的汗背心纸盒有十几个,我想妈妈给我买一件汗衫还要左思右想,我感到不公平。我以为,我们家穷,就是革命的一分子,谁知道,不管你穷不穷,你天生就是被革命的对象。

这个夏天,我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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