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上山下乡。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2022年8月上旬的一天，我从微信的多个朋友处收到同一条信息：看到这信息很是意外：消息意外，传播方式意外，这项举措本身更是意外。
也知道一些中外的纪念墙，如唐山大地震纪念墙、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巴黎公社纪念墙、美国的越战纪念墙、布鲁克林纪念墙（纪念9.11中的牺牲者）等等。然而，一所中学修建纪念墙，并要把百年来在此就职及求学的所有师生名字镌刻上去，实在是闻所未闻，令人意外又惊讶。再看后面的留言，满满的回忆和感动感谢。有的一家几个，甚至几代都是一中学子，自豪与骄傲溢于言表。曾为一中的学子，一生的感动和骄傲，感谢母校记得我。谢谢母校，母校太有心了。飘在海外20年，被家乡记挂的感觉真好！毕业快四十年了，今天又看到了熟悉的名字，一切仿佛还在昨天，好激动哦！百年名校，历史传承，哪怕我们没有光芒万丈，只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只是个生活中负重前行的成年人，母校却记得我们！95届的我，2022届的女儿，成了师兄妹。捣蛋的她都改叫我师兄了。我当然也很感动，于是扫二维码，打开校友名录，二百多页。从1950年初一班开始，到高中的2022届结束。密密麻麻的一个个名字，如同一棵棵小树苗，同在这片园地里沐浴阳光雨露，伸展青枝绿叶，渐渐成长挺拔起来。细看之，前面的班级缺了不少，也难怪，六七十年前的事了呀！再找自己的班级和名字，没有。六十年代初那段时期的资料基本缺如，可是却看到了几个初中同学的名字，但所标的年份不对，全都乱套了。还有这样几段：是以XX连XX 排的方式命名班级，如一营一连一排、一营二连三排等等，下面列有许多名字。这倒令人诧异：普通中学，又不是军事院校！哦，是1969-1972年的事情，那个荒诞不经的年代！我们恰是1969年2、3月份离校的，与这批学弟学妹擦肩而过。实际上，我们应该1966年高中毕业的，熟料天降文革，直到1969年才离校，高中上了近六年时间。昆明一中，即使在全国范围来看，也算得上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桃李天下的名校，熊庆来、艾思奇（原名李生萱）、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杨振宁等诸多名人大家都曾在这里求过学或任过教。其师资力量、教育理念、管理水平皆为一流，每一届每一班的学生名单教务处应该都有，怎么会这样呢？其实，编辑老师在后面留言里已说：“因为历史原因，很多档案缺失，辛苦各位老校友提供一下相关补充资料，我们一起合力弥补历史留下的缺憾。”一片殷殷之情，拳拳之心！是的，历史原因！谁都心知肚明：那场劫难所造成的损失岂止是一个学校学生名单的丢失？高中的微信群里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同学名单，我连忙把信息发到初中同学群。我是1960年9月进昆一中的，初64班。我们这拨人，小学五六年级时逢“三面红旗”大跃进年代，上初中时遭遇困难紧缩时期，高中毕业又赶上文革、上山下乡，看来，“折腾”仿佛是命中注定的。记得初一初二时，所有的东西都紧张短缺，书籍课本是又黄又粗糙的毛纸；晚上还经常停电，到学校上晚自习时，每人都要带一盏小油灯，是自己用墨水瓶做的，把瓶盖钻一个孔，穿过一根棉绳，再倒进半瓶煤油，小油灯就做成了。如果谁忘了带油灯或者不小心泼洒了煤油，还得向同学借光；有时几个人把头凑在一盏油灯前，自修完时鼻孔都被熏黑。而此时我却在思忖，那时课业负担并不重，作业也不多，晚自习干嘛呢？大概我多半是在看小说吧？记得一次看《牛虻》，看到结尾处哭得稀里哗啦的；还有福尔摩斯的侦探系列，连回家路上都害怕身后跟着“巴斯克维尔猎犬”。我们的心思的确不在学习上。物资极其匮乏，“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所有物品都必须最大化利用。女孩子们纷纷找来家里的破袜子，把尚好的袜筒拆成线，重新织成袜子手套。娱乐活动也很低级，自己做的小沙包，捡来的猪拐羊拐（猪或羊后蹄上的一块骨头），酸角核等都玩得津津有味。当时我们最关心、最渴望的事情莫过于“吃”了，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那种馋劲儿，那种因长期食物匮乏造成的对“吃”的朝思暮想。粮食定量中只有很少的米，大多是玉米面及生了虫的老蚕豆。菜也极少，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最多也就三四片，零食自然更见不到。我们渴望着一块糖、几片糠麸饼干、一碗白米饭……随便什么，只要得到一点可“进口”的东西都会高兴不已。甚至还把饭里的老蚕豆省下，装在口袋里一粒粒摸出来当零食享用。有几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个女同学的母亲在酱菜店工作，有次带了块豆腐乳来，几个女生便拿张小纸片托着，传来传去的用火柴棍挖着吃；还有一个女同学的家长是中医，带来几根寸把长的甘草，分给要好的同学每人一根，我们连上课时都把头埋在课桌下吮吸甘草。偶尔有谁买到一点糖精腌制的酸木瓜、酸角，也是朋友间分享的美食。还有，不知谁说了一句“润喉片很好吃”，于是便不断有人去医务室看“嗓子疼”，最终被校医识破。隔壁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把蓖麻子煮了吃，结果半班人中毒被送进医院。当然，最最渴望和期盼的还是吃肉。终于等到吃肉这一天。一大早就开始兴奋不已，同学间相互打听着：“是红烧肉？腌肉？辣子炒肉？”心里一遍遍想象着肉的滋味，课也没心思上了。碰巧我的同桌是个印尼归国华侨，她是班上唯一戴手表的人，于是上课时不断有小纸条传到我手中，问的都是同一句话：“几点啦？”全班人的心都飞到那几片肉上了。中午，生活委员从食堂打回集体的饭菜，平时都是同学们自己分菜，但吃肉这天，班主任必须亲自出马。所有搭伙同学的碗一溜摆放在桌上，班主任依次在每个碗里放一块肉，一轮分完再分一轮。如果多出几块，就切小再分，如果只多一两块，便往上方一抛，落到谁碗里就是谁的，落到桌上或地上就大家抢……请原谅我写下了这些今天看来近乎荒诞的真实往事。说实话，我在记忆里搜索，似乎我的整个初中时代，真没有如今社会所关心关注的什么考试、升学、教育一类的话题，倒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趣事，真真切切、不胜枚举——那是举国上下都饥饿的年代啊！而昆一中这所一流学校的一流老师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教着我们这群“无知又无畏”的孩子。也许是老师自己也饿着肚子教书，因此理解和原谅了学生的这些顽劣行为，总之，老师并没有训斥和苛求我们，甚至明明看到了我们的胡闹却故作视而不见，依旧淡定地继续上课，依旧孜孜不倦地对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多年后回想方才明白，其实我们是在老师们的爱心包容下走过那个艰难岁月，并最终长大成人的。
然而我想强调的却是，我们少年时代的生活，绝非只有贫穷和饥饿，物质贫乏的我们，精神并不贫乏，心灵并不贫乏！当时课业负担不重，家长也不大管，玩儿的时间自然就多，比如各种活动、运动，还有看闲书。那些书老师并未推荐，也跟考试无关，多半是同学朋友之间借来借去，有时催要得紧，就上课时间看。简而言之：中国外国、革命流行、传记科幻、诗情画意、悬疑推理、社会人性，大部头小册子，逮什么看什么。那是一种完全没有功利色彩的阅读，仅凭兴趣爱好。后来我经历了许多，包括长距离迁徙，却一直保留着几本读书笔记。万没想到，七十年代初在扬州，家中莫名其妙的突遭搜查，那些人东翻西翻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最后只拿走了我的几本笔记本。那是整个国家遭受浩劫的年代，既无法询问究竟、也无处可讲道理，甚至都不敢跟别人去说。天保佑，被搜走的几本笔记里只是看书时的一些摘抄，最后事情不了了之，并未酿成大祸，想来还算是幸运吧！遗憾的是我至今都不知道被搜查的原因，庆幸的是植根于生命的东西是抄不走的。可以说，在蹉跎岁月里、在最艰难的时刻，书里的一个个人物仿佛陪伴在身边。多年以后回眸，始觉正是这些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开阔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的世界，让我坚强，让我内心有光、自强不息。我前些时候找东西时意外翻出一本手抄歌本，纸页已经泛黄，第一页标注的时间是1961-6-29，最后一页是1963-8-8，哦，正是上初中时抄的，六十年前的东西了。翻开旧歌本：滇池圆舞曲、渔光曲、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含苞欲放的花、三套车、梭罗河、异乡寒夜曲……竟有一百多首。我不禁愣住了：自己并不是那种会唱歌或者喜爱唱歌的人呀，居然抄过这么多歌！
再细看，抄得密密麻麻，大概为节约纸张吧，一首歌与另一首之间连空行也没有。啊？还有不同的字体，还有抄歌者的名字：天杰、芝馨、润媛、曼菱……蓦地，那些被岁月掩埋的记忆一下子鲜活了起来。是的是的，我们确实唱过这么多歌，而且唱得那样忘情：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唱，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春天驾驶着鹤群的翅膀，飞到遥远的地方……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的少年时光：我们的心儿也乘过鹤群的翅膀，飞到遥远的地方；我们的生命也如同含苞欲放的花，翘首盼望春天、等待绽放。尽管我们身着补丁衣裤、物资贫乏，却不乏憧憬与梦想，未来虽遥不可知，但我们相信它一定美好。在昆一中上了两年，未料1962年暑假结束将升初三时，学校突然宣布，初64、65、69三个班被调派到二十四中。二十四中是个新成立的学校，所在地麻园当时还算荒郊野外，条件也比一中差很多。为何偏偏是我们？当然，作为普通学生，这样的话是不可能去问的，哪怕万分不情愿也只得乖乖服从。同样，后来遭遇文革、上山下乡等等，也没有“为何”可问，就是你命里赶上的!到二十四中后，原来的初64、65、69班分别改叫初1班、初2班、初3班，最后的毕业证书是二十四中的。初中毕业后各自奔了东西，幸亏科技进步有了微信，大家才能以这种跨越时空的方式相聚。我把关于“校友墙”的信息发到初64班同学群，同学们开始拼凑名单。阔别已久，生活各异，也没留下多少的照片，只得如同赶海一般，一点点地从沙滩上捡起那些被浪潮冲刷、被泥沙掩埋的的碎片。其实这群七十五岁的老人，哪儿是在乎把名字刻上墙呀，无非是找个由头重拾一段青春记忆罢了。那些碎片多半是沉重的、灰黑色的，当时能够安之若素，固然出于无奈，也因被教育是“向苏修还债”，勒紧腰带是为国分忧。唯有那个整天笑嘻嘻的印尼归国小华侨张庆兴，后来在文革中被群殴致死之事，是令人叹息扼腕的痛。而另一半碎片却是轻忽的，五彩斑斓飘在半空，那是对未来的向往期待，是我们青春岁月里的光亮，也是我们的诗和远方……考高中时我重新回到一中。一中校园很大、环境很美、教学条件师资力量很好，这些都无需再说。重要的是这时期国民经济好转，百姓不再食不果腹，我们也长大了，懂得要珍惜光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坦率的说，应付学业我一向是轻松的，但那时要求“又红又专”，不能“只专不红”，更不能“白专”，于是我开始写入团申请。我绝无半点投机心理，只是一种对革命事业献身精神的真诚向往。自我评估：热爱祖国听党的话、成绩优秀关心集体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劳动和班级活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没想到的是，从高一直到最后毕业，我一遍遍地写申请，却始终不能入团。也知道不能入团的原因是家庭问题：父亲曾经留法八年，二战结束后回到祖国，后在某大学任教授。1958年反右斗争末期因百分比不够凑数成了“右派”。但我以为，父亲已“摘帽”了，却不懂得那把“达摩克里斯利剑”一直悬在头上，我仍是入“另册”的。不能入团倒也无所谓，毕竟班里不是人人皆团员，但有些事情却是深深感到委屈。例如大家都拿着花束去欢迎外宾时，我只能留下来打扫教室和包干区的卫生（初中时就如此了）。还有每学期的民兵训练，除了参与队列操练，喊喊“全民皆兵，保卫祖国”等口号外，不允许我参加其他一切活动（如学习机务报务）等等，等等。如今回忆起来，实在诧异自己当年心态之良好：面对诸多歧视和屈辱，尽管心里也觉得压抑痛苦，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妥或不公，除了羡慕那些“红五类”家庭，还真想着要跟家庭划清界限呢。认真想来，小小年纪背负着精神十字架跋涉，竟没得什么“忧郁症分裂症”，实乃大幸也。虽难以今日的认识水平与理念去评价历史，却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种教育的伟大成功。高一结束后，昆明有四所中学进行文理分科教改试点，一中也在其中，我选择了“理工”。之后，我们二班和四班选择理工的同学合并成了理工二班。二班原来学俄语，四班学英语，于是早读时英、俄语常常“打架”，教室里热闹非凡。“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清华演讲的这句名言同样适合于昆一中，当时一中的诸多名师如任云龙、顾传澍、资臣、马忠良、鲁开敏、汪大受等等都教过我。老师们用各自精湛的教学方法引我们进入知识殿堂，更以其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影响了我们的整个人生。能在中学时代遇到这么多良师，受到这样好的教育，实在是我今生的幸运。
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如今的师生对此已完全陌生，也可以说，整个社会对教育的认知和理念已经截然不同。而我们一代人，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学习目的、生活观念、劳动锻炼、理想信念……一切的一切无不是时代和环境造就。篇幅有限，只简单说说那场“史无前例”：1966年五六月间，距离高考仅一个多月时间，我们正在紧张地复习迎考，“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文革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了。也许征兆是有的，但普通百姓哪儿会懂啊，何况我们只是中学生！坐在教室里听广播传达中央文件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时，刘少奇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这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有谁会想到，又有谁会相信，连国家主席都不明白的一场暴风骤雨就这样到来了。突然之间，课不用上了、书也不碰了，即使拿起书来也看不下去，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其中，似乎心也不由己了。我们每天高举着“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标语牌上街游行，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跟打了鸡血似的莫名亢奋。有的同学还跑到工厂和其他单位“煽风点火”，真以为自己赶上了伟大的革命时代。
高三时
运动开始时说是针对“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特别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老百姓哪儿知道谁是“个人野心家”？只有每天关心着报纸上领导人的排名，看谁上了谁下了。《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被告之先集中精力搞运动，高考延期三个月（后来又说六个月，最后成了无限期）。紧接着，学校里发生了揪斗老师的事件，许多老师（特别老教师）被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虽然比起后来文革中的种种做法还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它开了昆明学校里揪斗老师的先河，高干子弟聚集的一中也成了昆明运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8月，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及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和百万群众，要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更是把运动推向高潮。很快，北京的红卫兵来昆明串联了。昆明各大中学校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首批是干部子弟，继而是“红五类”，再后来是“红外围”，当然，我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没资格参加的。未料没过多久，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9月初的一天，我参加完抗洪抢险劳动（学校组织的）回家，筋疲力尽地走到家门口，只见房门大开着，桌上乱七八糟、地上一片狼藉，家里却空无一人，惊恐地向邻居打听，方知是被“抄家”了。父亲被新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大字报一直贴到家门口；母亲被诬陷成“特务”，罪名五花八门，还被拉去游街……“红色恐怖”排山倒海席卷神州大地，“牛鬼蛇神”越揪越多，“破四旧、立四新”打砸抢抄家，“文攻武卫”。打着各种旗号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派性斗争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不少人家里也分成两派。谁都宣称自己在捍卫毛泽东思想。中学里的“红恐”尤为厉害，先是学生斗老师，然后学生斗学生，七斗八斗、高潮迭起。所有同学按家庭出身被分为“三六九”等：“红五类、红外围”是动力，“黑五类”（后又扩到“黑九类”）挨整，还有一般家庭出身的“灰不溜秋者”。血统是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标准，“黑崽子、灰崽子”必须人人过关。教室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的吼叫声震耳欲聋。我上一中初一的妹妹被班上同学殴打成“腰椎压缩性骨折”……仅三个月时间，就从“意气风发走在大路上”变成了“滚你妈的蛋”！
……
就这样”乱哄哄闹嚷嚷，你方唱罢我登场”，直到1968年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下达。1969年初离校时，班集体已成一盘散沙，没有毕业照也没有毕业典礼，只各自去学校领了一张巴掌大小的“毕业学生分配证明书”（并非正式的毕业文凭），别无选择地奔赴了广阔天地。1969年4月九大召开时，我们已散落在滇西的山山野野，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还有一事稍作补充：文革初期，一些同学从某办公室翻出了毕业班档案材料，学生早已根据家庭出身被分成三六九等。我是“录取一般专业”，有几个同学的材料里赫然敲着“不予录取”的大印。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既惊讶又悲哀，“另册”果然存在！后来，后来的后来，知青返城，各自成家立业养家糊口，生活重回常轨，“上大学”已是连做梦都梦不到了。突然“恢复高考制度”从天而降（又是突然，又是从天而降），1978年我在江苏参加高考，是在几乎来不及复习的情况下进考场的，结果以414分考上南京一所大学，终于在高中毕业十二年后圆了大学梦，而这份底气和实力无疑是昆一中给我的。可惜，许多也很优秀的同学，却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与大学失之交臂，其后又遭遇了“买断工龄、下岗”等等、等等。文革中的斗来斗去使同学间结下不少怨恨，直到毕业三十多年后，才在唐光旭等人的努力和张罗下，有了第一次班级聚会。毕业四十年多后，同学张鹤龄出资，请全班同学到欧洲旅游，集体过六十岁生日。他邀请了所有同学，无论是当年的整人者还是挨整者，也无论你如今“混的好”还是“混的差”，像我这样在外地几十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也特地打来了电话。我们全班共有64人，那次去了53人。总算在六十岁之际补拍了集体照，只是当年的花季少年已成老倌老奶了（昆明话nai念平声）。没想到，次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鹤龄的企业就破产了，然而他却说：“幸好那时请你们去了，否则想请也拿不出钱了”。鹤龄挣钱不易，更难得是他的大度和大气，正是这次欧洲游，使班上同学重新聚集了起来。为鹤龄点赞！近些年来，老同学们聚会“吃喝玩乐”不断。每次由一两个同学在微信群里发出邀请，大家报名响应。由于人人争相做东、个个积极参与，因而总是聚聚一堂，从未冷场过。除了长途旅游外，也从不“AA制”。惹得我等几个在外地者好生羡慕。虽然有人病故、有人失联、不可能再聚齐，但令人欣慰的是：那写满恩恩怨怨的一页终于被我们翻过去了！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世间已是沧海桑田，六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多少往事仿佛还在昨天……再回到那条微信传来的信息吧：高中同学凑齐了名单，初中同学也凑齐了名单。初中同学把名单发给我，我又转发给高中群里一位负责此事的同学。实在感慨时代发展、科技进步让世界有了如此便捷的联通，真可谓是“换了人间”！其实，不管名字是否刻上那面墙，母校的一切都镌刻在莘莘学子的生命中了。也为母校的这个创意点赞。我相信，“校友墙”建成后，不仅是一处校园景观，更会成为校友们关心和驻足最多的地方。想一想那场景吧：一代代学子在这里聚会，一个个班级的一个个名字，仿佛在讲述一个个青春成长的故事，一个个故事穿越岁月的风雨，从历史一直走向未来。然而，不管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这里所呈现的永远是一片春天的原野，永远是生机勃勃的青枝绿叶、百花盛开……亲爱的母校，亲爱的老师，我深深地感谢你们！亲爱的同学，请原谅我忘记了你的名字，但我不会忘记我们一同穿过的风雨、一起走过的岁月——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平凡的我们一身雨雪风霜不问去哪，随四季枯荣依然迎风歌唱；我们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在这片土壤随万物生长……朱新地专列
老家何处，“南蛮北侉”都没归属感
朱新地：搭上军用运输机，
我独自飞进西藏
朱新地：大炼钢铁的时候
我把父母睡的铁床交到学校
朱新地：千万里赴沪京伸冤屈
母亲要我找卓琳阿姨
朱新地：赶上艰难探索时代，
我们上了九年中学
朱新地：从昆明下放傣族边寨，
我们一路走了七天
朱新地：只想寻个地方当农民，
四处碰壁走投无路
朱新地：学俄语的“英语白丁”
到中学教英语
朱新地：最拼命最痛苦最快乐，
一个医科大学生的五年
朱新地：人生很短，旅途很长，
90年代西行漫记
朱新地：旧证件里的人生
朱新地：一次跨越时空的“重逢”
高泰东：亲历“吃饭不要钱”的年代
范文发：台海对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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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小芳：上海华忻坊70号的记忆
刘光生：消逝的刘屯小学
田广清：有一种饥饿痛彻肝脾
周文虎：饥馑年间的童年美食
韩贤强：弟弟之死不想与您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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