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上山下乡。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会害怕，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它近在心灵，却远在天涯，我所有一切都只为找到它，哪怕付出忧伤代价……很喜欢陈明唱的这首“快乐老家”，然而每次听到这歌时，心里却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我的老家在哪里呢？我感觉我没有老家！我的父母亲是江浙一带人。抗战时期，昆明是战火硝烟中的大后方，许多外地单位搬迁到了这里（如西南联大等等），许多五湖四海的外乡人也流落到了这里，我母亲便是这一时期迁徙到那里的。父亲则是1945年留法归来被熊庆来先生聘为云南大学教授，之后他们在昆明安下了家，于是那个四季如春的美丽小城就成了我的出生地。昆明人热情好客不排外，他们对迁徙流落到云南的长江下游地区人统称为“下江人”，我的父母皆在此列。他们在云南生活了几十年仍不会讲云南话，我则不然。我昆明生昆明长，一口地道的昆明话，我是昆明人而不是“下江人”，昆明无疑是我的故乡。然而“故乡”似乎更多是书面语，文绉绉的，平常话语中，谁会把这两个字挂在嘴上？记得童年时每逢年过节，总听小伙伴们说“我们要回老家去了”或者“我老家来人了”，还有一大堆姑妈姨妈舅舅表哥表姐什么的，惹得我好生羡慕，于是回家问我妈：“怎么我们没有老家，没有亲戚啊？”妈说：“傻孩子，我们当然有老家，我们老家也有很多亲戚呢。”我妈的这个“空心汤圆”让我对那远在天边的老家生出了许多遐想……奶奶是杭州人（爷爷是绍兴人，早已去世），父母亲定居昆明后把奶奶从绍兴老家接到了昆明。奶奶似乎不太习惯云南的生活，老是在回忆和讲述老家的好，比如：家的后面就是一条河，傍晚时分总会有小船划过来，卖些落市的菱呀藕呀鱼呀虾呀，如何便宜如何美味等等。另一个因素则是履历表，记得那张表上有一“籍贯”栏目，父亲的籍贯是“浙江绍兴”，我的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填写当然是父母操办的，后来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尽管当时并不懂什么叫籍贯，但朦朦胧胧中，总觉得我的老家或故乡应该是那种依依柳丝轻拂着的小桥流水，而不是自己居住的那个四面环山、一年只分旱季雨季的地方。反倒是在我长大且远离昆明多年以后，才认为昆明是我故乡的，但仍然没有老家那种感觉。 高中毕业那年遭遇文革，大串联时我第一次离开昆明，一路辗转到了杭州，看到一片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景便激动起来：哦，我老家就是这样的啊！那次我跑了不少地方，母亲说得不错，我们家的确有很多亲戚，姑妈姨妈表哥表姐都见到了，可是老家呢？老家在哪里？那明明是人家的家呀！我只会说昆明话和普通话，离开云南后就只剩下普通话了。记得初到扬州时，人家叫我“小侉子”，莫名其妙。于是有人向我解释：扬州人认为自己这儿是中心，称南方人“蛮子”、北方人“侉子”，有“南蛮北侉”之说。只得苦笑笑，其实按出生地算，我应该是“蛮子”。后来我在江苏和浙江生活工作多年，仍只会讲普通话，因而常被人问及“你是哪儿人？”我是哪儿人？三言两语说不清，便懒得说了。有趣的是，我在江浙一带总被认为是北方人，而真到了北方，又被认为是南方人。随他去吧，你认为是哪儿就哪儿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还是幸运的，尽管“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他还是找到了回家的感觉。乡音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标志，也会带来一种归属感，我在想：如果我回到昆明，有没有回到老家的感觉呢？好像还是没有。我父亲的籍贯填的是“绍兴”，我也一直认为他是绍兴人，可是听他讲述童年时的故事，那些故事的背景地全是东北：什么冬天屋沿上挂着长长的冰凌呀，松花江边玉树琼枝的雾凇呀，上学忘了戴帽子、耳朵都要冻掉了等等。我那时年少，又没出过远门，对地理地域全无概念，直到长大以后，特别是替父亲整理他的口述回忆录后，才我家的家史有所了解。父亲的老家在绍兴东关乡下，祖祖辈辈都务农，准确地说，是父亲的父亲（即我的祖父）原在绍兴乡下，后来到了吉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绍兴在外面谋生的人很多。按周作人所言，绍兴出过两种人，一种叫师爷，一种叫钱店倌。师爷一般指在外地官府里当小职员、公务人员，如秘书文书之类，也有做一些做法律工作的，绍兴人向来以刀笔吏出名。后来，能耍笔杆的人一般都称做师爷了。钱店倌也称钱谷师爷，实际就是管账记账的（即如今的会计工作）。当时绍兴师爷远近闻名，几乎全国各地都有绍兴师爷，这其中也确有不少出色的人才，以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绍兴师爷成了一个不可小视的特殊群体。然而我的祖父既不是师爷也不是钱店倌，他只是个绍兴的乡巴佬。据说是清光绪年间，一场火灾把家里烧得一无所有，一家人生活非常困苦，在家乡走投无路了，祖父才挑着一根扁担跟几个同乡人一起到东北讨生计去的。因拿不出路费，他们挑着简单的行李，一路跋山涉水艰辛辗转，最后总算到了吉林。闯关东者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群体，这个群体多半来自山东，电视剧《闯关东》讲述的就是那一代人的故事。记得有个作家（好像是梁晓声），在一篇谈论自己家世的文章中曾说过“闯关东者都是精英一族”，没想到我的祖父居然也是一个“闯关东者”。按理说，地处江南水乡的绍兴，怎么也算得上鱼米之乡呀，国人又一向有故土难离的观念，不是有“金窝银窝，抵不上家乡的茅草窝”一说么？再者，从浙江到东北，当比从山东到东北遥远的多、也艰难的多吧，他怎么会想到去东北呢？他究竟是跟着谁去的呢？父亲的回忆录里没有说。反正，我的祖父没按常理出牌，他们一行从绍兴出发，一路风尘地走到了松花江边，或许是走不动了，或许是由于某种机缘不想再往前走了，总之，祖父在吉林这座远离江南却有着江南水乡气韵的北国小城卸下了肩上的担子、安下了家……
祖母抱着父亲。这是父亲小时候唯一的照片，1914年摄于吉林。一百多年前的事了
所以，尽管父亲的籍贯填着“浙江绍兴”，他却是在吉林生吉林长的。听父亲说，他只是在七八岁的时候跟着我的祖父回过一趟绍兴，且仅住了三四天。就是这一次，父亲看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老家——那就是江南啊！绍兴的河流和松花江是不一样的，那里水网纵横交织，水流是缓缓的柔柔的，遍野的绿色好像把河水也染绿了；河上有一座座小桥，还有许多乌蓬小船在河里来往穿梭，划船的人戴着乌毡帽；更为有趣的是，他们是用脚划船，一边还唱着好听的小调；小河两岸有一望无际的罗汉豆田和油菜花田，那好吃的罗汉豆也是吉林所没有的啊……七八岁的父亲对老家的感觉新鲜美好的不得了，这印象在他脑海里一直保留了七八十年……到吉林后，祖父先在一个酱园里当伙计，挑着扁担走街串巷地帮酱园卖些酱油、酱菜、豆腐乳之类。慢慢有了一点积蓄，祖父便离开原来的酱园，自己租一间门面开了个夫妻小店，卖些从南方运来的副食品（即所谓“南货”）。当然，这营生至多也只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求生。起早贪黑省吃俭用、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等等等等，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加商业道德再加眼光和理念，祖父慢慢将小店的经营扩大，后来又找了几个同乡集资入股，正式开了个南货店，到父亲上初中时，这个名叫“吉祥生生”的南货店在吉林市已颇有些名气，甚至可以出面担保毓文中学被捕的进步教师了。“在毓文中学读书时，每当学校里有进步老师（多为地下党员）被警察局抓走时，学校的地下党组织总希望我能求助我父亲，让吉祥生生出面将他们保出来。虽然父母无暇过问我在学校里的学习情况，也不清楚那些老师被捕的原因，但只要我回家向父亲开口，父亲总是不嫌其烦地一趟趟跑警察局求人，用自己那个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经营出来的南货店作保，把被捕的教师从号子里保出来。
在我读初中的三年里，吉祥生生南货店保释过多名毓文中学的进步教师，其中印象最深的有谢仲伍（即尚钺）、楚图南等。当年我年纪尚小，并不懂得其中之利害与艰险，父亲应该是懂的，但他仍表现得义不容辞。如今回首这些往事，不禁深为他老人家的厚道和深明大义而感动。”
农民出身的祖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再当农民。父亲是长子，在他还没进小学时，祖父就开始教他识字，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之类的启蒙读本。到了上学年龄，祖父把他送进吉林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当时吉林市最好的小学）。虽然那时家境尚贫，仍给他订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的一些杂志，允许他整天泡在家附近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书店里……看来我那乡巴佬出身的祖父不是太实用主义，竟放任儿子去学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却没有培养其来接自己的班。甚至后来长子想去北平考学，祖父居然也同意了。父亲初中就读的是毓文中学。这是吉林省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因其创办人、历任校长及骨干教师多半出身于南开和北大，民主开放的教育理念、务实求是的精神、对传统人文道德的提倡以及对新思想新文化的积极倡导，使得它的教育质量与所表现出的民主及平民色彩，都在当时的吉林首屈一指。
晚年的父亲对毓文一段的学习生活特别怀念，认为这是自己一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对后来的做学问和为人处事都有重要影响。“新文化、新思想”让少年插上了理想的翅膀，初中毕业后十六岁的父亲一个人跑到举目无亲的北平，从此告别了那座白山黑水间的小城。父亲考上了中法大学附属高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父亲正在北平读高中二年级。当时正值中秋节前夕，祖父的生意做得兴隆，许多账要等中秋时去收回。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三省，所有欠账的客户谁也不来还账，祖父患有高血压，一急之下就中风了。战事越来越紧，祖父一病不起，资金无法收回，生意便无法继续做下去了，“吉祥生生”只好宣告破产，刚刚步入小康生活的家庭也急剧败落了。南货店倒闭，店里的存货和资产变卖后，几个股东各得一份，之后，祖父母带着一家人艰难地回到了绍兴老家。回绍兴不久，祖父便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由于筹不到路费，父亲甚至无法回家去见祖父最后一面，更谈不上送终了。从此以后，不仅吉林的那个家没有了，就连支持他学业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了。
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学业的，他靠着给人代课、刻蜡版、写作、翻译等等勤工俭学，读完了高中和大学。1937年中法大学毕业，又因成绩优异而被学校选送法国留学，成为中法庚子赔款的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之一。因为二战缘故，父亲在法国待了八年。1945年战争刚刚结束，父亲就急急忙忙地回到祖国。此时他已获得生理学和心理学两个博士学位，并受到导师的赏识与挽留，然而他眷念故土，他要报效自己苦难深重的祖国。在回忆录《八十自述》里，父亲有这样一段叙述：正式决定回国后，我到导师皮埃隆（Henri Pieron）的办公室去向他辞行，恰巧他不在，因为回国要办很多手续，没有时间再来，只好留了一个条子给他，我向他解释道：“我在法国留学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现在经历了战争摧残的祖国需要我们。中国要求我们这些二战前到法国的留学生在指定时间内回国，我要赶紧回去报效我的祖国。”同时把我妹夫李汉松的地址告诉了他。没想到我回国后不久，就收到了皮埃隆寄给我的一张明信片，他写道：“亲爱的朱，想不到你要走了，但愿你回到中国，能为你的祖国好好效力。”下面是问候和他的签名。这张明信片和我在巴黎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学生证，还有恩师加尔多（Henri cardot）留给我的照片和亲手写的讲稿等等，我一直非常珍贵地保留着它们，结果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看到这段叙述时我不禁泪目了：不错，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是文弱书生、更是赤子是热血男儿！就这样，父亲怀着一腔热血和“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历经九死一生回到了祖国。
回国之后父亲接受了云大校长熊庆来先生的聘书，加之母亲已流亡到昆明，他们就在昆明定居了。细想起来，父辈那一代知识分子真是坎坷多难，生于长于内忧外患的乱世，山河破碎、家园沦丧、颠沛流离，好不容易迎来和平与解放，又被无止无休的各种运动折腾得五劳七伤。先是父亲的专业“心理学”被扫地出门（只有师范院校还留有一点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等分枝的课程），不久他又因有一个叫贾植芳的朋友被莫名其妙地牵入胡风案，逼供之下交代不出“罪行”两度自杀（幸未遂）。更未料后面还有反右和文革，无一能够幸免，而且每况愈下。总算熬到改革开放过上人的日子，已是风烛残年。
也算是父亲的幸运吧，终于有一天，那个被当作“伪科学”打入冷宫多年的“心理学”被重新翻出并成了“香饽饽”，于是，断层几十年的人才成为稀缺货，父亲也因此被“挖掘”出来。当时南京一所高校要他去，杭州大学又找上门来。杭大的老师介绍了学校的种种优势，最后说了一句话“朱先生，杭州是您的老家啊！”不知是不是这话触动了他内心的柔软之处，他最终来了杭州。后来听父亲说，是杭大要他开的课更符合他的专业。的确，对父亲来说，能回归自己挚爱的学科会是更大的欣慰，也可算是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老家”。也许那一代知识分子多半如此，专业或事业是他们灵魂深处更为舍弃不下的“老家”。
定居杭州后，父亲去了一趟绍兴。实际上，他并没有回老家那个村庄（那里早已没人了），只是在绍兴走了走，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童年时那无比美好的印象和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父亲在杭大教了八个年级的课，直到75岁退休。学生中有不少来自东北，这些孩子跟他都很亲，经常到我们家来玩。他们对父亲说：“朱先生，什么时候我们陪您去一趟东北，回老家去看看。”父亲也有此心愿，他十五六岁离家到北平求学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吉林。绍兴和吉林，这两个故乡一直珍藏在他的心灵深处。可惜的是，不知因年事太高还是有其他顾虑，父亲最终还是没去成吉林。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用磁带留下的口述回忆录，感觉吉林才是他真正的故乡，遂萌生了去一趟东北的想法。2004年，远在青岛的女儿要生孩子，我要去照顾她。女儿的预产期是10月下旬，我提前一个多月就出发了，打算先去东北看看。列车晚上8点多驶离杭州车站，第三天早晨8许时到达吉林，我坐的是特快，将近三十六小时。不禁想起我那从未谋面的祖父，当年他挑着担子从绍兴一路走来是怎样的艰难辛苦、又包含着多少无奈和勇气！在火车站旁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后，我买了一张吉林市地图，照着地图一处处地去寻找。不知祖父和父亲生活过的那些地方是否还能找到？我一边走一边问：“粮米行街在哪里？”人们皆对我摇头。八九十年过去了，世间已是沧桑巨变，似乎只有松花江，这条把小城蜿蜒分为两半的银色丝带，依旧奔流如初、美丽如初。站在松花江边，耳畔又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记得每次听到这首歌，父亲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相信，纵使他漂洋过海、远离千里万里，这条北方的大河始终在他的生命里流淌着……幸运的是，我也找到了一些父亲回忆录里提过的地方：北山、船营、龙潭山、毓文中学等等。坐落在临江门的毓文中学至今仍是吉林省颇有名气的重点中学。由于金日成曾是该校学生，所以还保留着部分早年的校园和教室，只是由于修建马路，校园比以前缩小了许多。9月正是新学年伊始，学校门口竖着几块大木牌，上面书写着本校今年高考的“金榜题名”者。七十几年前，父亲也是在这里接受了科学与民主的最初熏陶，从这里启程远行的。一代代的梦想与追求、一辈辈的传承与接力，历史的长河，正如面前这条松花江滔滔滚滚、川流不息！“逝者如斯夫”，站在毓文中学校门口，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我千里迢迢地到此寻觅，走到岁月深处寻觅，是替父亲来完成他的遗愿啊……置身吉林的体验很是独特，一想到这个陌生城市跟我有着某种联系，顿时变得亲切起来。我在大街小巷徜徉，边走边想：祖父从绍兴来到吉林，于是绍兴成了祖父的老家；父亲从这里走向远方，于是这里成了父亲的老家。我突然意识到，老家永远是在身后的，或者可以说，老家只属于背井离乡的人。不是么？古往今来，只有迁徙者漂泊者远行者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老家和故乡。尽管心里对故乡存有眷念，但他们的目光和步履是朝着远方的，其实当初选择出发时已经注定，老家是不可能也回不来了。所以，不必忧伤不必惆怅，“四海为家““他乡变故乡”“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更是世间常态啊！我在吉林逛了一圈，又临时起意去了海参崴和长白山。长白山归来途中，突然看到右前方山峦上升起一轮圆月，才蓦然想起这天恰好是中秋节。四野静寂、天色渐暗，周围的山峦变得朦朦胧胧，整个大地都镀上了一层银辉，我们大巴仿佛是朝着那轮圆月驶去，一时间竟有一种置身于童话世界的感觉。当时资讯还不发达，我手边没有关于车次的任何信息，不过倒也不太担心。我在心里盘算着：如果能买到大连的车票，就从大连坐船到烟台；如果没有，就先到长春或沈阳再说；大不了在车站过夜吧。天保佑，赶到安图车站时买到了当晚最后一趟车次的最后一张卧铺票，是去沈阳的。离开车还有二十分钟时间，我买了一碗方便面，端着泡面进了站。因是中秋节，站台上候车的人寥寥无几。月光如水、夜凉也如水，独自在这个空寂清冷的边陲小站吃着方便面等车，许多应景诗句浮上了心头：什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呀，此时“中秋、明月、故乡、乡愁”这些千古话题都让我占全了，然而我一句诗也写不出来。那晚我同座的都是朝鲜族，喝酒谈笑闹到深夜（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蜷缩在上铺上一夜未能入眠。第二天清晨到沈阳时，所有的商店都还没开门，只得拖着行囊直奔北陵公园，一直逛到上班时间再出去找机票代售点。很幸运，我买到了一张七五折机票。机票买好后，我问代售点人员“能否把行李寄存一下”，人家一边接过我的行李一边说：“大娘，你这么大年纪不要再一个人跑啦，以后要子女陪着出来。”我连忙点头称是。呵呵，我本是来替父亲寻找老家的，哪知走着走着就变成了一场旅行。其实，寻找和旅行也区别不大，都是在路上，没准儿我前世就是一个漂泊者呢!沈阳到青岛的飞行时间不到两小时。飞越湛蓝色的渤海湾，胶东半岛遥遥在望，我的心里充满喜悦，我要去迎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那是我的第三代啊，倘若父亲的在天之灵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喜。不管这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也不管他以后会去到哪里，惟愿他能健康快乐成长……“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会害怕，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它近在心灵、却远在天涯……”朱新地专列
朱新地：搭上军用运输机，
我独自飞进西藏
朱新地：大炼钢铁的时候
我把父母睡的铁床交到学校
朱新地：千万里赴沪京伸冤屈
母亲要我找卓琳阿姨
朱新地：赶上艰难探索时代，
我们上了九年中学
朱新地：从昆明下放傣族边寨，
我们一路走了七天
朱新地：只想寻个地方当农民，
四处碰壁走投无路
朱新地：学俄语的“英语白丁”
到中学教英语
朱新地：最拼命最痛苦最快乐，
一个医科大学生的五年
朱新地：人生很短，旅途很长，
90年代西行漫记
朱新地：旧证件里的人生
朱新地：一次跨越时空的“重逢”
父亲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