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周文虎：三粒小芝麻，烫红了脸，灼伤了心
周文虎，南京师范学院附中1967届高中毕业，插队苏北农村5年，返城后当过工人和机关文员12年，其间业余就读夜大学3年，文革后南京师范学院首届中文专修科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25年退休。
作者：周文虎
在网上看到一篇回忆1959—1961年作者小时候排队买菜的文章，其中写道：“一般由家里的小孩子或者妇女出面，在卖菜地点放上一只旧篮子破筐子或者一块砖头，依次排起一个没有人影的长队……”
这熟悉的场景，让我一下子想起几十年前的情景。那些先打头阵排篮子队的小孩子里就有我呀，那篮子里等着装进的，就是我童年的美食啊。
刹那间，那些美食，连同我的9—11岁，从记忆深处浮现。
1959年夏，我在南京新河口小学读四年级。
放学后，母亲常会给我买两只菜包子。那包子口似鱼嘴，形同荸荠， 咬一口，看那青菜馅还是碧绿的，而口中青菜味、干丝味、麻油味俱全，那滋味，绝对胜过扬州名点富春包子。
这小小的菜包子，就是我童年最美的素食记忆，包子封口处的旋涡状皱褶，就是我童年食欲的图腾。上半年，市面上还很兴旺。河北大街街头的鸡蛋只卖5分钱一只，烧饼店的烧饼和食品商店的小饼子也都是5分钱一块，两只菜包子也是5分钱，这些都不要粮票。
学校组织学生乘木帆船渡过夹江，到江心洲拾麦穗；后来又组织我们在附近的农田里踩着泥泞拾荸荠。我们兴味盎然，拾到那么多荸荠一个都没吃。
哪里会想到，很快就要饿肚子了。
情况起变化是从使用粮票开始的，米、面、油不能随意购买了，必须使用粮票、油票在国营粮站购买。市场副食品奇缺，所有的副食品都是限量供应，凭票购买，什么豆制品票、花生票、带鱼票、副票等等，后来还发个小本子，家家凭小本子限量购买稀缺副食品，连过年时买点花生糖、交切片、云片糕也得凭票。
街头再也看不到摊贩卖鸡蛋了，食品商店的小饼子身价陡升，卖到5角钱一个，美其名曰“高级饼子”。蔬菜越来越少，饭量却越来越大，一是因为油水太少，二是因为我正在长高。
有一天晚上吃稀饭的时候，母亲居然用油炒盐给我们当小菜，我吃不惯，干脆倒点酱油代替它。她至今还记得，我那时有点好吃的都尽量留着多吃几天，好有个悬想，创造过五块饼干五天才吃完的奇迹。
我跟随母亲，到附近农田去寻找野菜。
上新河地处郊区，江东公社的田野里矗立着广播电台高大的发射塔，铁塔下不远处的田埂上、河沟边、池塘旁，母子俩寻寻觅觅。唉，荠菜、母鸡头、马兰头、地皮菜不是错过时令就是被人挖光了，只有马齿苋、野苋菜、刺秸、灰条菜尚能见到。
不过，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有农人正在耕田，母亲从耕翻的垄土中淘挖出兔耳草的根茎。那根茎可是宝贵的佐餐佳品，炒了吃甜丝丝的。按今天的眼光，这些野菜可都是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全天然哟。
寒假里，父亲工作调动，港务局浦口那边的作业区更缺木工，于是便到了浦口，全家随之转移。新建公房尚未盖好，我家暂时租住在和平街300号铁路工人李伯伯家的草屋厢房里。
从这时开始，我学会了排队买菜。
一大早，提着菜篮子，与许多孩子一样，先到国营浦口菜场的既定摊位前按次序摆放好篮子，等到接近开卖时间了，家长们赶来接替孩子们正式排队购买，这时我们各自回家吃饭、上学。
这一年买得最多、吃得最多的菜是飞机包菜，就是那种菜叶没有长成紧紧包裹状而是散开状的次质包菜，过去没人愿意买它，现在它成了老老少少翘首以待的抢手货。不久，许多人得了浮肿病，脸肿、腿肿。人们交头接耳，说那病是吃飞机包菜吃来的，但也有人说不是，是缺其它营养。
整天感觉饿，饿不可待，以至于吃了上顿盼下顿。有一天，我终于抵抗不了几粒芝麻的诱惑。
星期天，途经大马路普益饭店的零售窗口前，我被烧饼出炉时的扑鼻香气吸引住了，不由驻足观望，只见窗口的木质柜面上遗落着一粒粒黄白色相间的芝麻。它的香味太诱人了，况且肚子正饿，忍不住伸手到柜面上连续捻起三粒芝麻放进嘴中，那叫一个香啊。
“哎！”突然一声断喝，吓得我立即停止手捻动作。一个大师傅冷着脸对我说：“小小年纪就偷吃东西，还是学生呢！”这句话像雷击一样打中了我，我顿时感觉脸上发烧，羞耻感笼罩心头，低着头默默地离开，下回再不想经过那里。
普益饭店，当年的零售窗口如今在图右侧空调处
翻过年，又长一岁，买菜的活计越加熟练了，竟能独自买菜。
这一年，飞机包菜退位，胡萝卜及胡萝卜缨子登场。胡萝卜缨子当菜吃一次两次尚可，长期吃可不好受，味同嚼蜡。但饥饿感逼人改变胃口，当无菜可买时，有它总比没有好。
父亲从作业区食堂买回蒸饭，母亲加进胡萝卜缨子，做成“菜烫饭”，这样起码在饭食的数量上高出一筹，吃起来感觉饱一些。
为了填饱肚子，父亲动足脑筋。他从作业区的修车房借了一辆独轮车，星期天半夜起床，急匆匆推车赶往几十里外的江浦县一个叫做“工地”的农村集市。在天亮前到达，就可以在黑市上用5斤米换到100斤胡萝卜。当地农民粮食奇缺，有钱无钱都买不到米，能用胡萝卜换米求之不得。对我们而言，这100斤胡萝卜吃起来虽然没有米好吃，但论充饥填肚，它倒是优选。
父亲一次次奔波，先后用家里的计划米换回了1000多斤胡萝卜，尽可能让我们以饱肚子度过饥荒。母亲一边控制着米面用量，以便细水长流，一边倒腾着花样做胡萝卜给我们吃：作为菜肴，有炒、烧胡萝卜；作为主食，有煮、蒸胡萝卜，干饭里、稀饭里掺胡萝卜；还有盐腌胡萝卜，早晚当小菜；一部分胡萝卜晒干、风干后变瘪了，老家人称呼它为“瘪果儿”，它既可以当零食，又可以煮稀饭，吃起来有股甜甜的别样滋味。
和平街的孩子们喝完胡萝卜稀粥，齐声背诵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顺口溜：
一吹三条浪，
一吸九条沟，
不是胡萝卜来打坝，
一淌淌到八卦洲。
十岁的我已经有点懂事了，知道父亲上班做的是木工，每天不是锯便是刨，干的体力活很重，就学母亲的样，给全家盛饭时总是先给父亲盛，并且要多盛一些。晚上吃稀饭时，我也尽可能多给父母捞锅底厚一点的稀饭，给自己多舀一些上面的稀汤。父母发现后，总是责怪我，以后便抢在我的前面盛饭，不让我这个正在长身体的独生子身体吃亏。
铁路天桥的一侧是阳沟街，一侧是大马路，桥下是通往火车轮渡过江码头的铁道。阳沟街办起了公共食堂，其实就是个小饭店。母亲做临时工的服装店就在阳沟街。
有一天，她从食堂买了三个馒头放在家中，准备留着作为全家明天的早饭，但晚上下班回家后发现，馒头不见了。谁能入户呢？李伯伯夫妇都是堂堂正正的好人，李爷爷会接骨，一贯疗伤救人，当然不会是他们。只有寄养在他家的一位亲属曾有过类似行为。母亲心中有数，但从不对外提起，若无其事一样。我问她，为什么不查问一下？她淡淡地说：“哪个不饿啊？我们少吃点，不要紧的。”
浦口的铁路天桥，没有拆迁之虞，这位历史老人将阅尽沧桑
两位同班同学也住在和平街，我们每天结伴去河西小学上学，放学后一起钻小巷捉迷藏，一起到铁路上捡拾香烟盒纸作藏品，一起到公园大门对面的汽车站听大鼓书，一起与别的孩子玩拍洋画、拍四角棱三角棱的游戏。洋画上的图画多种多样，我最喜欢的是一画一将的水浒108将。为了能积全108张，我省下当零食吃的“瘪果儿”，与别人交换洋画。
春夏之交，莴笋成了时鲜佳品。S老师在自然课上讲着讲着，居然大讲特讲起莴笋的吃法来。什么炒莴笋、烧莴笋、炸莴笋、蒸莴笋、溜莴笋、煸莴笋……种种吃法如数家珍，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听得口水直咽，他自己更是眉飞色舞。
长大了我才明白，S老师讲得这么起劲，原来是在过把干瘾。饥饿之中，物资干涸，亟需来一次豪华的精神会餐。好玩的是，班上许多同学回家后，竟都不约而同地要求家长炸莴笋、溜莴笋。
又是一年秋风到。胡萝卜退场，领衔登场的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长寿食品——山芋，不，是山芋干，山芋切成片晒干后的可储存物。可别小看它，在那三年里，它救了不少人的命。几乎家家都吃过，它是人人追捧的明星啊！
如拿粮食换成山芋干吃，体积增多了，饱感就能加强。母亲带着米到下关换山芋干，一斤米可以换到5斤山芋干。中山码头旁边的地摊黑市上不仅可以换，还可以用钱买，不要粮票，只是价格要比凭粮票从粮站买贵一些。听说安徽那边粮价贵，母亲就背着几十斤的面粉，跟随其他工人家属扒火车到明光去卖，用卖得的钱再到中山码头买山芋干。
她们是在黎明前出发的，只有在那时扒上火车才不会被人发觉。天亮后我醒了，得知母亲去向后，一口气跑到铁道边，望着卸完煤炭后北上空行的货车从我身前一列又一列掠过，想象着母亲扒上火车的情形，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中学时代读到朱自清《背影》中的父亲在浦口火车站攀爬月台为儿子买桔子的句段，眼前霎时出现了母亲背着面粉攀爬车厢的背影。后来每念及此，这两个背影在我的幻觉中竟常常叠印在一起。
1961年4月，一家三口合影
五年级过得真快，我又升级了，可拍洋画游戏还在继续。有时，我们把山芋干当赌注，谁输了，就得给赢家一片山芋干。带赌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因为各家家长是不会让小孩将宝贵的食品随意带出家门的，即便给孩子当零食，孩子也早就忍耐不住吃了它抗饿。
几十年后，我看到梁晓声编剧的电视剧《年轮》，其片尾曲《童年的歌，童年的梦》唱道：“一条小巷里，住着我和你，一起去上学，一块去淘气……一排小平房，住着我和你，冬天挡冰雪，夏天遮风雨……”感觉十分亲切，马上想到了和平街，想起了这群孩子，想起了他们高唱的不知被谁改动过的歌词：“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得饱……”
和平街在拆迁中，残砖处曾是家，停电夜晚我曾在家门口路灯下看书
浦口火车站出现越来越多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手拄木棍、捧着破碗，从车站进入大马路，走完大马路转弯进入阳沟街，挨家挨户乞讨饭食。听大人们说，这些讨饭的人又叫难民，大多是从安徽逃难来的，他们没钱买票乘车，全都是扒运煤炭的火车来到南京，在浦口这个津浦铁路的终点站、煤炭运输的水陆中转站不得不下车，所以一下子聚集了许许多多。
在车站广场、码头周边、天桥上下、街口路边，他们站的站、坐的坐、走的走，几乎人人手里都紧紧握着一只碗，见有大人经过，不约而同地将碗伸到来人的胸前……这情景，似曾相识，好像在哪部电影里刚刚见过。
听大人们悄悄议论，与江苏江浦县交界的安徽和县那边，以及安徽很多地方，已经饿死不少人了。我把这话告诉父母，父亲说：“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母亲说：“别乱讲啊！”我说：“我才不信呢，有毛主席哩，哪会饿死人！”
每当看到这些难民，我的心总是一阵紧缩。我再饿，到了饭点总是有饭可吃的，可他们呢？要一顿是一顿，要不到只能挨饿，挨饿的滋味可难受哩。我每晚有家可归、有床可睡，可他们呢？睡在车站的走廊、雨棚下，或者蜷缩在江岸边的旧碉堡里，一旦饥寒交迫、贫病交加，还能活下去吗？他们面黄肌瘦，一脸菜色，眼神怯怯的，好像很理亏（也许觉得自己是庄稼人，却要向不种庄稼的城里人讨饭吃），可能是从未外出讨过饭，心理非常脆弱、惶恐。尤其是带着两三岁孩子的妇女，那种无助的样子特别让人心酸。每逢她们从阳沟街转弯来到和平街，经过我家门前伸出碗时，母亲总要从自家碗里拨一些饭菜到她们的碗里。
1961年春天，我们全家搬到了港务局的宿舍区宁港一村。一排十二家平房，每家前后两间加个小厨房总共二十三平方米，家家一模一样，前后十几排，像兵营一样整整齐齐，如果家家打开门窗，从前排望向后排，则“一眼洞穿”好几排，家家室内情景毕现。
居住条件改善了，探亲者来访可以留宿了。故乡的农民亲戚们接二连三地前来看望我们。男的要上工挣工分，一般不来，来的都是女眷。瞧她们吃饭的模样，似乎从没吃过饱饭。家里实在拿不出什么好招待，饭食与平日无异，却无一不是她们心目中的仰慕之物，吃得那个香、那个快、那个多，“每到荒年饭倍加”啊。
从她们与家人的交谈中，我听到了老家苏北江都县农村近年来的若干奇闻。村里的树木大多被锯了，木材被用来做“绞关”，“绞关”由人力推动，绞绳带动犁头深耕，上面说，深翻土地加上密植便能高产。家家户户的铁器、铜器都被搜缴了，连敬祖宗的香炉、烛台都没放过，说是为了“大炼钢铁”。
生产队办的公共食堂越来越没吃的，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二两五钱，食堂只能提供“亡人汤”。这名称含有调侃意味：家乡只产旱地作物，而玉米面又太少，那稀粥清汤寡水，社员们说，连死人的影子都照得见。几乎所有的社员出工时都曾在田间偷吃过集体的庄稼，玉米长熟了吃玉米，山芋长熟了吃山芋。种花生时偷吃花生种，干部发现后，便在种子里拌上“六六六”药粉，但有些社员更神，河沟里洗了种子照吃不误，宁愿毒死不做饿死鬼。
亲戚们来了最少也得住个五六天，多的要住一个月，而国家发给我家三人每个月的粮票是限量的、固定的，粮食显然更加不够吃。父母只好托人或直接从黑市购买粮票，粮票的价格每斤在两元至两元五角。母亲常把淘好了的米放在铁锅里炒成微黄，然后再放进钢精锅里煮饭，据说这样的饭能“涨锅”，体积增大，能填补胃部空间。
油少肉少，更感到粮食不够吃，每到月底就紧张。有个月的最后两天，家中粮食告罄，母亲硬是用青菜、豆角、茄子做成“菜稀饭”，对付着将就了两天。亲戚们怀着感激之情先后走了。几十年后，陪伴父母回故乡祭奠祖先时，亲戚们的真诚话语和分外热情的招待，让我体验到乡情像热浪般翻滚，内心感叹不已。
吃饭是家中头等大事，只要家里有关于吃饭的举措，我都积极响应、勉力而为。假日，父亲在竹竿上绑了一只网，我跟随着他，冒着凌厉的寒风步行六七里，到远离城镇的荒野田畴四处寻觅，在小河小沟里趟网捞鱼虾。他在沟边对着水里一遍遍推拉趟网，我负责翻检出水物，将可食之物捡到篮子里。可惜的是，河沟里没啥鱼虾，也许早就被人多次捞过，如今父子俩想拾余惠而不可得，我所拾得的只有河蚌与螺蛳。但即便这点收获，也让全家多尝到了一次荤腥，成就感不缺。母亲用螺蛳肉炒韭菜，用河蚌肉烧豆腐，那等色香味，别说当初是美食，让我大饱口福，即便在今天，也是一道美味的农家菜哩。
那年月时兴“边边角角种起来”，父亲再动脑筋，和他的工友们把木工车间旁的一堆杂物移走，整理出空地，种上了青菜，每天工余浇水不辍。还别出心裁地种了十几株花生。秋收时，我尝到了煮花生和炒花生的不同味道，齿颊留香，煞是开心哦。
见门外左侧窗下空着，父亲又动了养兔子的心思，因为兔子长得快。我立即跟上。正巧，在大厂镇南化公司当钳工的青山表舅来家里走亲戚，一听说我将要为兔子割草，二话不说，一周后就将一把锐利的不锈钢小刀递到我的手中，那是他为我精心打造的。父亲找些废旧木材敲敲打打便做成了兔笼。很快，买来两只幼兔，一黑一白。下面，就要看不可或缺的喂养物——兔草——能否及时提供了，而这，正是我的拿手好戏。
每天放学后，我不忙做作业，首先㧟着篮子奔向田野。周围这一带我太熟悉了，田边、沟边、河边、塘边，哪里有嫩草便到哪里去割，装满整篮子草方才直起腰板，放眼瞧一瞧远处，见那大顶山、二顶山在蓝天白云下层林叠翠，不由得心中一畅，歌声脱口而飞，边唱边走，到家再做作业。看着“一黑一白”埋头吃草的样子，我和家门口新结识的小伙伴们都觉得很有趣。
宁港一村公房，我家曾在此图左侧门内住过16年，如今仍有职工居住。窗下就是当年养兔之所
这年秋天，我考进了南京十四中初中班。
学习顺利，俄语也渐渐适应，唯一吃不消的事情还是肚子饿，常常在第四节课上挺不直腰。此时我11周岁，身体亟需营养。
幸亏班上有位姓黄的同学，经常给我山芋干吃。他眉清目秀，身材颀长，是三河公社的农家子弟，自带干粮，每天中午在学校伙房蒸饭。心地善良的他，对我这个坐在第一排的“小老弟”常加关照，在第三节下课后喊我跟他走。在伙房，他取出饭盒，翻开盒盖。饭盒里，下面是一点点米饭，上面全是山芋干。他从中取出若干片递给我。
有了这样的加餐，我在第四节课精神大振，思路敏捷，回答老师的提问不再有气无力。有一道代数题全班无人举手应答，被我用粉笔在黑板上解答后，转身回座的一瞬间，从王老师笑盈盈看我的眼神中，已明白答题无误。
感激之余，我能回报老大哥的，当时只有在功课上尽一点绵薄——为他讲解一下作业难题。
兔子连养了几茬，我家也终于吃上了美味佳肴兔子肉。“一黑一白”早已果腹，灰兔又将扒皮。每次看到父亲持刀杀兔子，心里总要纠结、难过一下，因为那是自己亲手喂养的可爱动物呀，不杀该多好，可又馋得慌。当然随后也很开心，毕竟，自己凭课余养殖让全家吃到了计划外的肉食。须知，每月每人只发一张肉票，只能购买二两猪肉啊。
那把劳苦功高的不锈钢割草刀却被我遗落，遍寻四野，终不可得。一贯疼爱我的青山表舅闻讯后又给我打了一把，我用它继续割草，再没丢失过。
父亲的工友们常来家串门，几年来谈论的话题总与吃有关，有一个词组反复在我耳边回响：粮食过关。第一年说的是“粮食怎么没有过关呢？”，第二年说的是“什么时候粮食才能过关呢？”第三年说的是“粮食可能快要过关了吧？”而在第四年，我终于听到：“粮食终于过关了！”
1962年秋，自由市场渐渐兴旺起来。食品增多了，肚子里的油水也渐渐多了，往日眼馋的“美食”渐渐平淡，学校包场的电影却渐渐增加了许多好看的片子。
在满心快活中，我那没见过巧克力、没吃过大白兔奶糖的童年悄悄离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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