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刘光生，1947年出生，唐山四中1967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底到丰润县插队，1971年起在丰润县生产资料公司任政工员，丰润县高丽铺公社、老庄子公社任团委书记。1976年调返唐山，先后在唐山地区环保办公室、唐山市环保局、《中国环境报》社、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等部门做宣传和管理工作。
原题
消逝的刘屯小学
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每次来到地处唐山市东南端的南刘屯，我都忍不住要在这片废墟上站一站，这时随着心绪的起伏，难免会想起这样的诗句。这片废墟是当年唐山大地震留下的，它的旧址是刘屯小学。它之所以让我伤感、凄凉，因为刘屯小学曾是我的母校，我曾在这里度过六年的难忘时光。
1957年，作者（前右1）全家合影。前中为作者父母，后中、左为大哥、大嫂，后右为二哥，前右2为妹妹，前左1为侄女，推车小孩为侄子。其中，妹妹、侄女、侄子也是我的刘屯小学校友
刘屯小学大约是在1950年前后建校的，附近居民都习惯称它“大庙”“老姑子庙”“皇姑庵”，因为这所学校前身就是一座香火很旺、规模很大的尼姑庵。我是唐山解放前夕在这座尼姑庵附近建设里出生的，对尼姑庵的旧貌留下了一些零散的童年记忆。这座尼姑庵建于唐代，整体建筑坐北朝南，庙门呈拱券状，上方题写着“古刹常明庵”几个大字。尼姑庵地势很高，门前有一道影壁，给寺庙增添了几分幽深和神秘的色彩。进出庙门有一道宽大的石头门槛，由于进出人多，磨得明光锃亮。尼姑庵占地约三四个足球场大，庵院西面是一片圈起的坟场，其余地方为宅院，有几十间殿堂住室。我上学时，院内还散落着几块刻纹精致的柱石和墓碑，其中两块巨型石材，正面非常光滑，不知是从坟地挖来还是殿堂拆下来的，当作了乒乓球台；院内还长有十几棵粗大的古槐，两棵枝杈繁茂的老海棠，掩映在殿堂教舍中间，给小小校园增添了几分古朴、幽静和美丽。
五年级时，我们几位“学习小组”同学合影。前排左起陈学忠、卞宝光、刘贺光；后排左起作者、杨东廷
我是1954年秋季入学的，当时按规定入学儿童必须年满7周岁，我由于贪玩家里管不住，母亲只好找到我本家叔叔、刘屯小学校长刘恩选，提前一年把我送进了学校。记得开学第一天，老师把我们这些小朋友领到学校操场上发的课本，课本扉页上印有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国语课本第一课只有三个字：“开学了”。这个操场是在原有坟地基础上平整出来的，听大人说，这片坟地平整前埋葬着从建庵以来几个朝代死亡的尼姑，由于很多墓前都竖立着砖塔，老百姓俗称它“塔园”。平整操场时砖塔拆毁，挖出的棺材形状特殊，又宽又长。改建小学后，这座尼姑庵庙门、前殿及前殿西边的平房留给尼姑们，学校在原庵院东墙上另开了大门。除把原有大殿改为教室外，学校又陆续盖起几排石砌焦顶的标准教室。留在前院的尼姑们解放后陆续出嫁，最后只剩下一个老尼姑，法号叫云龙，固守着剩下的残庙。这个老尼姑为了看家护院，养着一群大狗，这些狗非常凶悍，一天到晚蹲在庙门内外狂吠不止。平时，我们这些孩子都不敢接近庙门，上下学总是小心翼翼地绕着走。
1960年，作者（右）和大侄合影
在刘屯小学念书，先后有三位老师担任过我的班主任，这三位老师都是女性，当时都三十上下岁。周丽章是我的启蒙老师，她中等个子，脸型方正、微胖。记得每次临上课打铃前，她都会站在教室门前，端着教具迎候我们这些学生。周老师任班主任期间，曾生了一个小孩，但不幸很快夭折，我亲眼见到周老师坐着人力车抱着小棺材，一路嚎啕大哭去坟地送葬。料理完小孩后事，周老师很快就回到课堂，当时她眼睛红肿，走上讲台第一句话就是夸赞夭折的小孩，说小孩手心长着横纹，本来是个有福气的人，可惜命不好。周老师对孩子疼爱，也同样体现在我们这些学生身上。我们班有个李云生同学，家里很穷，平时衣着非常破旧，有一次周老师看见他棉衣几处露着棉花，一边责怪他妈妈，一边主动拿出针线给他缝补。
作者小学一二年级的”成绩单”，老师都写着这样评语：“该生淘气贪玩，学习不知努力”
侯淑英是我们三四年级时的班主任，她瘦高的个儿，戴一副黑边眼镜，说话举止温文尔雅。侯老师不单教过我，还教过我的妹妹、侄女、侄子，和我们一家人都很熟。侯老师性情温和，给学生的印象总是阳光、开朗，其实她背后的家庭生活很不如意。在我印象里，侯老师爱人当时在政治上好像犯有什么错误，我到侯老师家串门，很少见到她丈夫，唯独有一次见到了，但他躲在一旁，始终警惕地望着我，不说一句话。侯老师有一双儿女，儿子叫小弟，活泼顽皮，爱踢足球；女儿叫小妹，漂亮开朗，也喜欢舞蹈、跳猴皮筋一类活动。小妹大概是为了想改变自己出身不好的命运，年纪不大就匆匆嫁给了一个粗俗的社会游民，婚后吵架不断，经常挨打。王淑媛是我们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王老师也许是长期教毕业班的缘故，对学生的学习抓得很紧。当时我贪玩淘气，老管不住自己，每到夏天，经常趁学校午休偷偷到附近大坑游泳、到田园里偷瓜偷西红柿吃，学习成绩一直中游偏下。王老师见我这“吊儿郎当”的样子很是着急，怕我考不上中学，几次找到校长告状（她以为校长是我亲叔叔）。一次刘恩选校长到我家串门，见我正在吃饭，半严肃半开玩笑地说：“好哇，刘光生你是念书干瞪眼，吃饭抢大碗”，弄得我很不好意思。1960年，作者考初中的准考证。记得当年“小升初”的录取率不足60%
为提高我的学习成绩，王老师分配班里几名学习好的同学——卞宝光、杨东廷、陈学忠、刘贺光和我结成学习小组，后来我在这几位小学友的带动下成绩提高显著。其他任课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于光远，他教我们体育。于老师事业心非常强，数九寒冬往往天还没亮，我们还在睡梦中，他就来到学校操场吹响口哨，召唤我们这些家住附近的同学快快起床，到学校去跑步。我们班同学中，年龄一般都比我大几个月乃至一两岁，最大的是我们班长，叫李志明，大出一般同学三四岁。这位老班长当时留给同学的印象不大好，因为他总是以“老大”自居，时不时欺负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同学。记得他家路途较远，中午经常不回家，不知是由于家里穷还是故意想占同学便宜，经常不带午饭，饿了就和班里带饭的同学索要。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后，我们这些小学生平时就对军人很崇拜，对军人佩戴肩章更是羡慕。这时，李志明和几位班干部商量后，也按“官位”的大小，用纸各做了一副一杠几星或两杠几星的肩章，趁老师不在时，戴上这些“肩章”在教室里来回转悠，向同学们炫耀，把我们这些什么也不配戴的“小兵”眼馋得不得了。李志明好像在小学毕业前夕就终止学业，参加了工作。
1950年代刘屯小学教师合影。校长刘恩选（二排左3）、 教务主任张XX（二排左5）；我一、二年级的班主任周立章（三排左3），我三、四年级的班主任侯淑英（三排左10），我五、六年级的班主任王淑媛（三排左2）；还有音乐老师范玉珍，体育老师刘锺旭，自然和历史老师曹振华；还有申鼎臣、田瑞岩、倪XX、李文英、安肇新老师
我上小学时，每次全校师生聚会仪式都非常庄严，除升国旗、唱国歌外，还有一项特别内容——就是放飞和平鸽。放飞鸽子，今天的学生聚会已不多见，但在当时却很普遍。因为那时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刚刚结束，人们对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非常珍惜，和平鸽正好寄托了人们的这种愿望。除放飞和平鸽，当时很多公共场所，都悬挂着毕加索1949年为巴黎世界和平大会画的那幅著名的“和平鸽”版画；学校教室和很多家庭，也都张贴着一幅“我们热爱和平”的年画，画面上一男一女两个充满童真的小孩，手里各抱着一只雪白的和平鸽。那时学校经常举办少先队活动，每次活动，同学们都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首歌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歌中唱道：“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那时，同学们继承父兄未竟事业，献身理想、献身革命的愿望非常迫切。
1950年代刘屯小学教师合影。背景是刘屯小学内“大庙”改成的教师办公室前
我是二年级下半年加入少先队的，入队仪式上，高年级同学给我们戴的红领巾，大队辅导员给我们讲的红领巾寓意：“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我们大队辅导员是一位从抗美援朝硝烟中退伍的军人，在我记忆里他20岁刚出头，脸色黢黑，冬天总是穿一件用缝纫机扎成一道道的志愿军棉军装。当我们戴上红领巾那一刻，辅导员对我们的严肃问话，让我铭记至今：“同学们，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一员了，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当革命需要牺牲自己生命的时候，你们每个人是否能够做到？”当我们这些刚戴上红领巾的孩子机械地同声回答“能做到”时，辅导员却摇了摇头：“我不需要你们立即回答，你们回去都好好想想，想好了单独回答我。”几天后，我主动找到大队辅导员，郑重表示：当革命需要时，我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1950年代刘屯小学教师合影，背景是刘屯小学校园教室前
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对英雄无比崇拜的氛围中。当时，如果有人问我们这些小学生喜欢看什么电影，回答准是：“打仗的”，喜欢听什么故事、看什么连环画，回答准还是“打仗的”。那时，《红孩子》《董存瑞》《上甘岭》《狼牙山五壮士》《仇恨的火焰》《五更寒》这些电影我不知看了多少遍，电影中苏保、张忠发、董存瑞、五壮士、蒋三、刘拐子这些英雄名字和他们的英雄故事，我“眼”熟能详。当时看电影特别有意思，当屏幕上出现八路军、解放军打胜仗时，我们这些孩子就使劲鼓掌、欢呼，当看到坏蛋欺负穷人时，就大叫、哭闹，爱憎十分分明、强烈。学校经常请老红军、老八路、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来校作报告，给学生讲战斗故事。一次请来一位长征干部，这位长征干部四十多岁，只剩下一只腿、拄着拐杖。他讲起红军过诺尔盖草地的艰苦经历：“当时毛主席都把马杀了，我们没粮食吃，就嚼草根啃树皮，后来连草根树皮也找不到了，就把皮带解下来煮着吃。”回到家，我曾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使劲咬了咬，对红军长征时的艰苦经历敬佩不已。我们临校——解放路小学有个经常拉手风琴的大队辅导员，脸部严重烧伤变了形，当我们听说他曾是志愿军文化教员，是在朝鲜战场上负的伤时，非但不觉得害怕难看，相反对他都十分崇敬。1958年秋，最后一批志愿军从朝鲜战场上回国，我们这些小学生曾到唐山火车站欢迎。我第一次见到真实的迫击炮非常好奇，当看到一门迫击炮挡板上有一个弹痕时，非要缠磨看迫击炮的战士讲战斗故事。
1950年代，刘锺旭和范玉珍两位老师结婚，老师们道喜的签名布面
节振国，是由开滦赵各庄矿矿工成长起来的抗日英雄，他的事迹在唐山地区广为传送。1958年春天，冀东烈士陵园在唐山市西郊落成，陵园烈士遗物展示厅里摆放着一把节振国劈杀日本鬼子用的大刀，我对这把大刀爱得魂牵梦绕，以至每到星期天就跑到烈士陵园，专程去看这把大刀。那一年，反映节振国事迹的传记文学《赤胆忠心》（王火、刘谈夫著）出版，刚上四年级的我专门买了一本，反复阅读，以至最后把这本纸张薄脆的书籍读烂。我上一年级时，班里有个叫王玲五的同学，她的姐姐王姗五原在唐山一中读书，和我二哥是上下班的同学。抗美援朝时，王姗五坚决要求参军，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王玲五只有一个妈妈，在市南郊的十五中教书，家离学校较远。当我从二哥口中得知王玲五的情况后，每次放学都主动找到她，坚持送她回家。因为途中要过一片庄稼地和乱葬岗子，送她回来时我一个人非常害怕，但一想到护送革命烈士的妹妹，心里就充满荣誉和责任感。体育老师刘锺旭和于光远。两位老师从解放初期就在刘屯小学任教，一直工作到1070年代初刘屯小学改为带帽中学——唐山四十一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经济体制变革剧烈，各种政治运动频发的年代。我恍惚记得，童年时街道路口每到晚上，就有义务宣传员用铁喇叭宣讲抗美援朝最新战报、停战协定。我上小学时，赶上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农业合作化”“城市公私合营”“整风反右”“大跃进”和“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一系列运动，这些运动或多或少，都在我头脑里留下了印象。1955年5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公布时，我正上一年级，记得家门口南大门外，挂着一排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连环图画，从人物造型一眼就可以看出：“胡风是个大坏蛋。”随着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深入，各地开展了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当时学校宣传栏也公布过几封咒骂共产党的匿名信，叫大家认辨字体，协助破案。
1958年，范老师带领学生到附近农村生产队，宣传“除四害”知识
1956年“公私合营”——即对城市个体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大街上经常遇到敲锣打鼓传送合营喜报的人群，当时我们这些小学生对公私合营也偶有议论。我们班有个于伟天同学，父亲是唐山有名的天乐剧场大股东，当时把全部资产合了营；我们班刘文华同学父亲也是资本家，解放不久捐出半条街的房产。刘文华家住同善里，小时候我经常到他家去玩儿，院落好像一个大观园，门洞几进几出，房子雕梁画栋，室内尽是珍宝古玩。1958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从大人嘴里我知道中央出了交通部长章伯钧、粮食部长章乃器等几个大右派。反右前，我们学校院子里也用铁丝抻着挂了几排小字报，听说是给学校领导提的意见。当时我们这些小学生在这些小字报中间钻来钻去，好奇地挤着看。不久，教我们音乐一位姓白的老师消失了，据说是有“反党言论”——被打成了右派。王玲五同学（左）的姐姐是牺牲的抗美援朝烈士，她学习优秀，后来相继考上唐山重点中学十五中（初中）和一中（高中）；张久宁同学（右）小学毕业后，随被打成右派的父亲离开唐山，从此和同学们失去联系我们班一个叫张久宁的文静女孩儿也突然转了学，据说也是因为她父亲是右派，随他父亲去了外地。反右过后不久，我们学校一个姓安的女教师突然被开除公职，原因我不清楚，据说她解放前做过官太太。后来我几次在农贸市场上见到这位模样俊俏的安老师摆摊卖东西，精神颓废，不停地吸烟，枯瘦的手指被熏得焦黄，几年后病死。这些运动中，大跃进留给我的记忆最为深刻。大跃进开始时，全国上下都昂扬着一种团结奋进的激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但是，很快这个主旋律就被“浮夸风”吹得变了调。谈到“浮夸风”，当时我们学校进门墙壁上曾有一条不断改写的标语，让我记忆深刻：这条标语最初写的是“十五年超过美国”；可时间不长，就改为“赶上美国不要十五年”；很快，标语又换成“三年超英（国），七年超美（国）”。当时从上到下，各级领导的头脑都在发高烧，记得刘恩选校长一次给全校师生作报告，讲到“三年超英（国），七年超美（国）”的意义时，不无兴奋地说：“这个不在话下，现在我们国家生产的鸵鸟牌墨水已经超过美国啦！”1960年7月，刘屯小学优秀运动员合影。其中有我们班五名同学，即：刘文华（前排左1）、李志明（左3抱奖状者，班长），张久宁（后排左2）、王玲五（后排左3）、李秀懿（后排左4）、王连弟（后排左5），后排左1是体育老师于光远
1958年是个风调雨顺的年头，这一年农业大丰收。记得那年秋后，我和班里一个叫于儒章的同学到郊外刨白薯，这块地已经被农民收获过，但好像没收过似地，我们刨出来的白薯又大又多，好像小孩脑袋。后来听说人们都忙着大炼钢铁，好多地块无人收割，庄稼都烂在了地里。那时各行各业都讲“放卫星”、“报喜讯”，农业上浮夸产量更是盛行，说什么粮食亩产过黄河、过长江，达到了几千几万斤，白薯亩产更是吹乎到十几万、几十万斤。当时曾有一个村干部对浮夸风愤懑不满，说：“就拿我当白薯一个个往地里戳，看一亩地能不能达到几十万斤。”那时父亲有一个紫皮笔记本，我见过上面有一张照片，一个小孩站在稻田上面让记者拍照，照片的标题是：“看，阿廖沙站得多稳！”多年后听说，画面上小孩站立的稻子，是从别的稻田里搬来的。大跃进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全民大炼钢铁。那时，到处张贴着“钢铁元帅升帐”的宣传画，刷写着“全民为完成1070万吨钢指标而奋斗”的标语。当时街道都给各家各户分配了捐献钢铁的具体指标，好多家庭为了多捐献钢铁，把锅盆炊具都给拆了砸了，把门窗箱柜上带铜带铁的插吊撬下来。
至今确知仍然健在的范老师和她的儿子。范老师在刘屯小学教我们音乐，很喜欢和小朋友们互动。那种其乐融融的课堂氛围，温暖着每个小同学的心
我清楚记得，当时老师也给我们分配了捐献指标，我领到任务后，在家翻腾了半天，发现有两套木匠锛子的锛头是铁的，母亲允许我捐一套，我比来比去把好的那套捐献了。我家附近居民捐献的碎钢烂铁，最后都集中存放在刘屯小学院内，堆得像小山一样高。这些东西后来无人管理，我们这些小孩见里面有长矛、大刀、九节鞭、洋枪，往往趁人不注意，偷走去玩儿。为了支持钢铁元帅升帐，我们学校分工是：高年级同学拿着小锤、柳筐到市北边的山上去采矿石，我们这些低年级同学则到附近公路上捡焦炭。那时公路上拉送炼钢焦炭的车辆川流不息，有时一辆汽车拉着七八节乃至十几节车厢，像火车似地在公路上缓缓游动。由于焦炭散落的很多，我和同学们守侯在路边来来回回地捡，一会儿就是一布袋、一小筐。这时学校操场上，搭起一片“炼钢”的炉灶，到处烟熏火燎、人声鼎沸。这些炉灶，大的像烤白薯的烘炉，配着鼓风机；小的就是四块坯一戳一围，配个风箱。人们把矿石碎铁送进这些炉灶熔化后，烧成黑不溜秋的铁疙瘩，然后就敲锣打鼓到办事处、到区政府去报喜，说是：“出钢啦！”
2010年2月18日，作者在原刘屯小学校院西院墙前留影。唐山大地震过后，原刘屯小学保留下来的“遗址”只有这堵残破的院墙了
大跃进运动前后，中小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其中“除四害”——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这些小学生较为持久的一项社会活动。那时，每到春季，学校都给每个班级、每个学生分配消灭苍蝇、老鼠的“除四害”指标。为完成指标，每个小学生都备有苍蝇拍，下学后到垃圾堆旁打苍蝇，到臭水沟旁挖蝇蚊蛹虫，打到的苍蝇、挖到的蛹虫都细心存放在自己动手叠制的小纸盒里，攒足数量交给老师。秋后是鼠害最为严重的季节，这时我们小学生总是三个五个搭成一伙，拿着小镐到郊外田野里去找鼠窝，找到鼠窝就用镐刨，用水灌烟熏。逮住老鼠后，把尾巴剪掉交给老师，鼠粮带回家洗干净吃掉。我是1960年夏季从刘屯小学毕业的，以后十几年很少再回去看看，和教过我的那些老师也少有联系。后来听说，周丽章老师在唐山大地震中罹难，王淑媛老师和刘恩选校长分别在2001年前后、2005年前后病逝，侯淑英老师后来调到解放路小学，多年前我曾几次见过她，假如今天还健在的话，侯老师应该是九旬开外的老人了。
刘屯小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改为唐山第41中学，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这里的校舍全部震毁。震后41中曾重建，可惜由于此地已不属规划区，随着居民的陆续迁走，学校最终停办。今天我站在这片废墟上，透过凄凉和伤感，满脑子流淌的就是这段美好记忆……
2022年8月1日，作者在新疆帕米尔高原冰山脚下
刘光生专列
刘光生：像林道静的二嫂，
惨死在唐山大地震
亲历农村“一打三反”运动
少年时代
高泰东：亲历“吃饭不要钱”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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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广清：有一种饥饿痛彻肝脾
周文虎：饥馑年间的童年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