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丨陆耀文:行李架当卧铺,把虱子带回家
陆耀文,1952年上海出生,江苏省溧水县柘塘乡艾园村插队九年半,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做中学教师当校长至退休。
原题
小逍遥派的
大串联记忆
大串联一开始,没我的事。我家庭出身不怎么硬正,跟班上的红卫兵同学混不到一起去,什么组织也不参加,一直在家逍遥着。等有人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回来宣讲,心就被拨动了。
对文革,我没什么自己的态度,弄不清,始终浑浑噩噩的。但是,波澜壮阔的革命,神乎其神的领袖的鼓动,对年轻人总是有迷人的吸引力的。啊北京,能见到毛主席,可以亲身领略这座伟大城市的风采,而且还不要钱,这太带劲了。
还没有认真准备,就传来消息,说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北站打人。他们站在赴北京车次的检票口,逐个检查旅客,讯问家庭出身。发现有成分不好的,就拉出队伍,几个人冲上去,皮带夹头夹脑地抽上去。“妈的,狗崽子,还想到北京去浑水摸鱼,破坏文化大革命!”
我虽然算不上狗崽子,但也不是红五类啊。顿时“这世界就是他们的吗”的不平笼罩全身,“算了,你还能怎样呢?”文革以来,这种激愤后再瘫泄的情况,已经好多次了。
再次鼓起勇气,是个把月以后了。拦人打人的红卫兵早不见了,大串联已蔚然成风,全民狂欢了。邻居朱荫珂,和我一个中学,念初三,大我两岁,出身不好。他已经出去一趟回来了,但没有到北京,有点遗憾。他怂恿我一起去北京,他说:“赶快去,不走就来不及了,北京天就要冷了,毛主席年纪大,说不定就不出来了。”
我同班同学谢敏龙,出身也上不上、下不下的,跟我倒走得近,几次谈起串联的事,羡慕不已,就是没有勇气自己去闯。朱荫珂喊我一起去串联,我去告诉他,他一窜老高,答应了。
到学校开了介绍信,领了车票,匆匆忙忙上路了。
我们是冲着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去的。朱荫珂推算,前五次接见基本上都相隔十五天左右,我们时间还充裕,一路上玩过去,十月底到北京就可以了。
第一站到南京,坐的夜车,凌晨火车到和平门(就是现在的南京站,那时南京站在下关)不走了。有人问了,说这里就是南京,一呼隆一起下车。
串联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太平北路的一个小学,登记,交3角5分、一斤粮票一天的伙食费,不吃可以退,不回来吃也可以拿点干粮带着。印象中伙食质量还可以,没有什么不适应的。睡在课桌拼起来的大通铺上,被子一条垫,一条盖,晚上嫌冷,旁边空铺上面的被子拿了就加上。
我才十四岁,第一次出门,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朱荫珂后面到处转。去了南京大学看大字报,像傻瓜一样,拿出本子学别人摘抄大字报,抄了几分钟就放弃了。记不清有没有到近在咫尺的玄武湖去,因为跟以后几年的记忆混在一起了。
到新街口附近转了转,感觉南京中心区还是很繁华热闹的,就是没什么高楼。主要马路宽广笔直,行道树非常漂亮,好像没什么小马路,除了主干道就是狭小的巷子了。让我最惊奇的是,曾经做过首都的南京,居然用驴子拉板车来收垃圾。驴子脖子上的铃声传过来,居民一起出来把垃圾往板车车厢上倒。
在南京玩了两天,第三天一早我们就继续北上了。往北走的列车要到浦口去坐,那时候还没有长江大桥,我们在长江轮渡上,可以看到东边不远处江中有一排桥墩。
浦口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秩序还算好,大家都排着队,每个队伍前面都竖着牌子,写着哪次列车,到哪儿,什么时候开。我们没有车票,负责分发车票的接待站说,现在去北京的红卫兵很多,工作很乱,北上的车票没办法发。要我们自己上车站去看看。我们计划是先到济南,北上的列车基本上都到济南,我们就找了一个最早发车的队伍,排在后面。
我们的队伍越排越长,想插队的人不少,我们都排得紧紧的,一起大声嚷着“不准插队,遵守秩序”!
检票口开始放了,队伍缓缓地朝前走,队伍外不排队的人也朝前面涌。忽然,后面的人群不排队了,直往检票口冲。我们正犹豫要不要跟着一起冲,前面的队伍也乱了。检票口不检票了,开了门让我们进。
大家拿出吃奶的力气飞奔。朱荫珂的想法是到最前面去,肯定空一点。但是我不行,我小腿上有个疖子,到了南京就有点发炎,走路没问题,这么一奔跑,就疼得厉害,跟不上他们。跑了五六个车厢,实在吃不消,停下来指着车门说:“就这节车,跑不动了。”他们只好一起上车。
车上的座位已经全占满了,过道上也全是人。正想继续往前走,忽然一个红卫兵在椅背上一站,直接爬到行李架上躺下了。有一个就有第二个,不少人都在往上爬。我急想找个地方坐下来,缓解一下疼痛,也毫不犹豫,鼓足力气爬上了行李架,躺了下来。
好舒服啊。那时的行李架比现在的高铁、动车要高好多,人弯下腰,能坐起来。宽倒没宽多少,但是睡一个人,一点问题也没有。
谢敏龙动作慢了一点,没抢到行李架,站着下面苦笑。朱荫珂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抢到位子了没有?
上车的人越来越多。过道上的人前胸贴后背,一点缝隙也没有。三人座位坐了四个人,两人座位坐三个。
车开了。这么紧紧地挤着站着毕竟很不舒服,就各显神通。椅背坐了两个,一个手拉着行李架,两条腿晃荡着,另一个,脚伸进下面两个人的屁股中间,半坐着。小餐桌上还坐了一个。这样,过道好像松畅一些了,有人就干脆在地上坐了下来,也不讲究了,头往坐着的人屁股上大腿上一靠,谁还在乎是男是女。
前面车厢传来喧闹声,好像是文艺宣传队在表演节目,我们都伸着脖子往那儿看。一会儿,宣传队就到我们车厢来了。好家伙,七八个红卫兵操着锣鼓家伙,上来一个亮相,“我们是XX市XX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领头的一个动作做得大了一点,在坐地上的人身上绊了一下,栽倒了。有人叫“好!”一起鼓掌。
镇静一下,一个女红卫兵开始报幕:“诗朗诵……”接着,三句半、独唱、快板、口琴独奏……。中间还穿插拉歌,专门有人询问乘客是什么学校的,然后也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就报幕:“下面请XX市XX中学的同学为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好!”
最后,又操起锣鼓家伙,往后面车厢去了。
一个下午,来了4支文艺宣传队,好好地帮大家打发了时间。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去北京学习参观,见毛主席。他们有两个目的,前一个和我们一样,多一个一路表演宣传,表现自己。
夜深了。我看到,有一个行李架上并排睡了两个人。就琢磨了一下,把谢敏龙拉了上来,我们两个头对脚,侧着身,睡下了。挤是挤一点,到底身子是躺下了。
迷迷糊糊,一觉睡到了天亮。我想活动活动,下来往厕所挪。厕所门锁着,等了一会,不见人出来,就敲门,不开。站门边的人说,“里面有三个女孩,死活不开门。”
没办法,只好回来忍着。已经有一天没喝水了,能忍。
济南,风貌跟南京就不一样了,完全是个北方城市。街上脏、乱,民居多是泥坯房,还没什么树木,举目都是一片黄土色。到我们住的小学校上了个厕所,差点没把我吓死。蹲坑的洞下面,足足有两米深,排泄物像一座座山高高耸立。臭气呛得人流眼泪,直咳嗽。我的腿已经肿了,不容易蹲下来,只好倾着身子,用一条好腿支撑着,生怕自己掉进下面的深深的洞里。晚些年知道,这就是北方所谓的“旱厕”。
吃的也不习惯。早上是一碗小米粥加一块大头菜,还有馍,咬一口,碎屑掉一地。中午、晚上,蔬菜都是煮的,没有米饭,只有馍。
没有再去看什么大字报,就到大明湖、趵突泉几个地方逛了逛。在大明湖,有人在摘苹果卖,我挑了一个大的,足有一斤,只要5分钱,吃了抗饿,晚饭也不吃了。
我们在济南就玩了两天,印象就留下这些了。第二天晚上,朱荫珂和谢敏龙他们上北京,我回上海。
我仔细想过,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北京,那不是去参观学习,而是受煎熬。他们生龙活虎的,上公交车,一窜就到了车门口。我拖着一条腿,在后面努力不被别人扒拉下来。
那天在火车上,一直担心朱荫珂没有安顿好,谁知道后来在月台上碰见他,他正和几个红卫兵聊得高兴。他说他走到第一节车厢,果然空得很,和别人挤挤就坐上了。而我不行,不会聊天,连问路都有点胆怯。
更要命的是,我对北方的生活好像有点排斥,从来没有想过在城里还有人那样生活。一件油得发光的黑棉袄,扣子也不扣,一根布带一系,里面居然是光的。
现在想想,那时候实际上是想家了。小孩子,从来没离开过家,这一下出来六七天,还诸般不顺。可那天和他们分手,我心里还在批判自己。我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遇到困难,原来的革命斗志就一下子消失了。真的。
到车站,去上海的列车已经检过票了。我一瘸一拐地跑上月台,却被告知列车停在旁边的第三条车道。爬下月台,艰难地跨过一条条铁轨,绕过车头,却看到我的车所有的车门都关上了。我不死心,顺着列车往后挪。越走越绝望,没有一个车门开着,偶尔有窗子开着,我又不好意思请他们拉我上去。
走到车尾,咦,这个车竟然没挂那种客车尾车。车厢的过道没有门,直接洞开着,外面有个小平台,四周有铁链围着,上面站着几个人。我走过去,请求他们拉我一把。一个人把铁链的插销拔了,就有了一个开口。我试了一下,不行,我爬不上去。我把裤腿往上拉,露出肿胀发亮的小腿,说:“麻烦您,拉我一下。”那人一下把我拉上了平台,我连声道谢。
我在想,济南是不是跟我有点犯冲。去年九月底,也就是五十多年后,我从上海回南京,坐的是去北京的复兴号,这个车是最快的,只要一个小时就到南京了。没想到,我打了一个瞌睡,坐过站了。该死的,现在列车居然不报站了。列车员用通讯器说了几句,告诉我去找列车长。列车长查了一下,说现在是晚上,今天没有往回开的车了,你只能在济南住一晚了。说着,又和济南西站联系了一下,让人送我出站,这样,我就不用补从南京到济南这一段的车票了。心里那个懊恼啊,我坐了五十多年的火车,竟会犯这种丢人的错。
谁知道,更倒霉的事在等着我。冷空气南下,气温一下子降了12度,我只穿着T恤。狂风骤雨中,我走出济南西站,好容易找到一个小宾馆。老板拿着我的身份证,说:“老先生,看不出你七十了,穿得这么少。”我说:“身体好嘛。”躺在床上,拿手机买明天的车票,忽然想,明天要不要在济南玩一下再回去,随即又摇摇头。下次,下次来做好准备,看看这霉运会不会再找上我。
说回大串联的济南。车上拥挤的程度超过了我们来济南的那趟车,不过,挤,我已经不在乎了。只要上了车,只要能回家就好。又过了足足一个小时,车终于开了。
车一开,大家把车窗都关了,车厢里就闷热起来,各种异味蒸腾弥漫。我知道有个好地方。我向后挪到车尾,走上小平台,顿觉神清气爽。但是呆不了一分钟,就撤退了,因为这里太冷了。我发觉,从小平台到车厢底部的过道中间,温度是最适宜的,而且人也不多。
我就在这里待了下来,一待就是将近40个小时。我想坐就坐,想站就站,热了就朝小平台方向挪一挪,冷了就往里走一步,或者转个身,把热面和冷面交换一下,就解决问题。
临出发,小学校发了干粮,每人两个馍、一块大头菜和两个苹果。40小时里,我就吃了两个苹果、半块大头菜和半个馍。馍已经铁硬的,太难吃了,但是没有饿的感觉。也不渴,甚至没有要排泄的欲望。那40个小时,恐怕是我人生中新陈代谢最少最缓慢的时段。脑子昏昏沉沉的,什么也不想,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回家。”
回到家里,妈妈见到我惊呆了,“哎呀,哪能弄得迭能样子啦。”她没有经验,把我换下的衣服,按正常的程序洗了,不知道那上面生活着数不清的顽强的小动物。
过了一个月,家里的“老白虱”已经泛滥成灾了,暴晒、开水烫,甚至用大锅煮,都不能把它们消灭干净,最后妈妈束手无策,全家体验了一把“虱多不痒”。临睡前,每人都参加一个节目:抓虱子,“吧嗒、吧嗒”,虱子被挤得肚开肉裂的声音此起彼伏。
不光我们家,所有有小孩出去串联的家庭都一样,深受虱子的荼毒。甚至有些富贵人家,没有人出去串联,只是一开始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的时候借出去几条被子,还回来,就迎来一场生物大爆发。嘿嘿,你们这些瞧不起人的上海人,也尝尝这个味道。
家里闹成这样,可我还想出去。那时,大连海运学院的红卫兵徒步长征到北京,点燃步行串联的火把。周总理说:长征式的步行串联,好得很!毛主席支持你们。……广泛地接触社会各个方面,学习工农的优良品质,磨练革命意志,好处真是多得很。我倒是没往这方面想,只是觉得上次意犹未尽,遗憾多多。这次一定要做好准备,好好地玩一玩。
上哪儿呢,北方肯定不能去,太冷了,而且我也有点怕。那就沿着沪杭线走,到杭州这个天堂去开开眼。
和几个同学,开了介绍信,还领了雨衣什么的。第二天,就一口气走到了枫泾。枫泾离上海市中心69公里,到了接待站,人疲劳到了极点,躺在床上一点也不想动。心想,天哪,还要走两三天,这还得了,到杭州还不瘫啦?我们一伙里,有一个非常正统,就是他在路上一直鼓动我们不要休息,坚持走下去。我们在途中只是午饭时候坐了一会儿,其余时间都在赶路。这会,他也躺床上不动,不说话,不去吃饭。
是啊,车开得再慢,也比走路舒服,谁让你不想走了呢。
货车车厢是空的。我们席地靠车厢壁坐下,两条腿伸得直直的,像走了七八十里路似的。也不见昨天最积极的那个人说些什么,他现在应该有变节背叛的感觉吧。我没有,我本来就没有要在这看不懂的世界里当一个积极分子(这是现在概括的,当时的想法没有这么清晰),我只是要去杭州,现在就是去杭州。
一路上,被铁路工人赶下来两次,又换车。到嘉兴,我们自己下车,到南湖玩了一下。晚上到了杭州七星站(好像是,现在大概没有这个站名了),有铁路工人一路拿榔头敲车厢一路喊:“杭州到了!”我们就下了车。正琢磨怎么走,看到好多好多人影从各个车厢里跳下来。哇,竟有这么多“长征”的同道啊。
我买了一张杭州地图,熟悉杭州的景点和交通。我在虎跑像大人一样泡了一杯茶尝尝,在龙井买了二两龙井,在孤山旁边的西泠印社外面吃了一碗桂花藕粉……我觉得孤山一带是杭州最令人陶醉的地方,明镜似的西湖可以尽收眼底,曲径通幽的园林布局令童心灿然复活,西泠印社周围的文风雅气又让人忘记了外面现在是什么年代。
来杭州的经费还是比较充足的,我在奶奶、外婆那里讨要了十几元,加上这次要交给接待站的伙食费,我们都申请借用了,只要拿介绍信和学生证登记就可以了。所以,我在杭州尽情地玩了六天,能去的地方都去了,临走还买了一些杭州的特产。
有的同伴还要去别的地方串联,往江西庐山、井冈山走,我却想回去了。我琢磨,回去休整一下,再出来。
回到上海,中央文革的文件就下来了,说天气冷了,好多串联的同学都没有带冬衣,容易生病。号召大家赶快回到学校,就地闹革命。到明年四月,气温升高了,再出来串联交流。我想也是的,这么冷,出去也受罪,要么到广州、海南岛去。可我刚回来,熟识的同学还路上呢,还是再等等。
这么一等,就等到了来年四月,我兴冲冲的,正等着中央文革发布重新启动串联的号召。可左等右等,快到五月,天气这么热了,都没有任何动静,才恍然被骗了。中央也说话不算话?我的心被拉开第一道伤口。
好消息是,家里肆虐已久的虱子灾难,在初夏一下子消失了,一个都没有了,来年也没有再现。
姗姗来迟的一个关于串联的坏消息是,隔年,我在杭州接待站欠下的伙食费,和出发前在学校领的一件雨衣,都汇总到了父亲的单位,要父亲还钱。父亲气得要打我,在父亲的呵斥声中,我心里浮现一个词,“反攻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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