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 | 郭德茂：11岁边疆少年，成了红卫兵的小尾巴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郭德茂，1955年生。新疆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现已退休。

原题

红卫兵的小尾巴

作者：郭德茂

3月8号，公众号“新三届”的“拾年”栏目”，刊载了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广东湛江人黎劲风的文章《11岁小学生的革命大串联》。黎劲风先生是1955年人，文革开始时11岁，他写了他大串联的故事，多有思考。

我也是1955年人，当时年纪小，可也有串联的故事，今天我写写这段故事。

通往布尔津的山路。作者摄

1966年文革开始，11岁的我最先感到新奇。记忆清楚的是，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金沟河管理处要选举“文革小组”来领导运动。我跟着看，原处长也没打倒，但退居二线。选出来的“组长”是个有人望的，不到50岁，在我眼里那时他就是个老人，叫关效愚，北京人，满族，却说自己是汉族。我和他女儿是同学，所以了解。

关效愚组织大家学习，读报，讨论。这时，武汉支边青年赵润生提出宏论，“我们的国家应该叫公社，这是马克思肯定的，倡导的！”还写成大字报，引得有人笑，有人骂。

我家一直订有报纸，我看上面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文章，也看不懂。学校里突然斗老师了，我们的何老师站在讲台上低着头被人斗，后来斗争升级，他还曾被吊起来整得死去活来。女老师周鹤群，被剪去头发，脸上泼上墨汁。有学生打死了一条蛇，于是就叫她嘴里衔着死蛇，跪在大狼狗面前请罪，挨批斗。

十几岁的儿童不懂事，打起人来没轻重，带扣头的皮带，小鞭子不断落在老师的身上、头上。被斗的老师也只能挨着，不敢吭声，更不敢反抗。我说这样不对，还歪歪扭扭地写了一张大字报，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不能这样打老师，不能墙头草两面倒，老师教我们也没有这样对我们，我们不能这样对老师！”就这样我成了落后学生。

这时，几公里外“游斗”的队伍已经先行一步，一个哈萨克族老人被押着游斗到我们这里。八月天正热，给他戴上皮帽子，浑身披满绫罗绸缎，肩膀上甚至压着一床缎面被子。那老汉豆大的汗滴往下落，还让他用哈语自我坦白，旁边有人翻译，原来是个地主巴依。旁边的人还不断打他。

紧接着，前面的这个“文革小组”被打倒了，说是刘少奇的工作小组，那关效愚吃了大苦头。

我们单位把牛鬼蛇神集中起来，有20来个，一长串，天天围着家属院的一排排平房“游街”。有“我是地主婆黄玉萍儿”。山东老太太，小脚，一扭一扭，后面的萍字音向下，还带儿化。“我是破鞋王玉某。”她的脖子上铁丝勒进肉里，挂着一串破鞋子。“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某智”，这是厂长，被打倒了。关效愚的自报家门是“我是官迷，是刘少奇的工作组长。”

牛鬼蛇神男的头上还都戴着高帽子，这高帽子也不知是谁做的，铁丝一圈圈箍成，里面塞上铁疙瘩，烂炉条，足有十几斤重，外面纸糊上，黑墨写上罪名，姓名打上红叉。还要让被斗者保护好高帽子，不得破损！

这时打人很厉害，我注意到游街时有些妇女和少年打人最突出最频繁。我妈对我说，“打人不好，你千万不要打！”我本来就胆小，又落后，或者也善良，我没打过一个人。

那时候，我们被组织成一个个小组，三五人一组，像是儿童团，拿着个小黑板，站在各个路口，过来的人，必须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让通过。如果不会背，就让他读小黑板上的语录。如果不识字，我们就读一句，让他或她跟读一句，读完了才让通过。这就叫宣传毛泽东思想。

插一句，大概是两年后，毛主席最新指示来了，“一个人有动脉静脉……”一群人站在大黑板前，让我读给大家。我学着广播里的声调但第一次看到这最新指示，“一个人有动永静永，”这时旁边武汉知青刘执中小声对我说，是动脉静脉，我一下明白了，臊得恨不能钻到地缝里。

话说回来。也有不知哪里来的红卫兵，几个人十来个人摇着红旗排着队走过我们单位，也喊口号，也散传单和卡片。我们也抢，拿来看，拿来玩。记得内容有“毒草电影五十部”“资产阶级司令部”“钞票上的反动秘密”之类的内容。后来内地的红卫兵坐火车全国各地去串联，可是我们年纪小，不敢去内地，但是我们也想去串联，去见世面。

1967年1月初，我们终于跟着何老师去串联了。何老师是个青年教师，他想去串联，一个人不好申请，于是要求带学生去经风雨，见世面，单位领导答应了。只有六七个小学生，还是家里出得起路费的。我不知道我父母怎么放心让我去“经风雨见世面”。不过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在我的一生中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有着那个时代难得的经历。后来我觉得当然无法与司马迁父亲让他探禹穴，走千里相比，但意义上是大同小异。

我妈给我准备好行装，棉衣棉裤，罩衣罩裤，棉帽棉手套。黑色的棉胶鞋，里面还有毡袜。我爸把钱交给何老师，多少钱我不知道。从沙湾到乌鲁木齐的车费是4.8元，何老师给我们每人买了票我是知道的。

一月份，正冬天，天气很冷。长途班车的窗上满是雪花，像是在闷罐车中，啥都看不见。脚冻麻了，没有知觉了，我和大家一样直跺脚，可是依然很冷。经过四个多小时，来到乌鲁木齐。这是我第一次小小年纪来到乌鲁木齐。我后来在这个城市上大学，才知道来到的这里是红旗剧场一带，是兵团司令部的“地界”，离北门不远。我们来到设在这里的“红卫兵接待站”。

内地来的红卫兵打地铺躺在二楼的地板上。我们也被安排在走廊里打地铺，和他们睡在一起。吃饭是不要钱的，有白面馍、白菜汤，下一顿可能就是窝窝头、萝卜汤，交替着。白天干什么呢？跟着大哥哥排着队，摇着旗，散传单，喊口号，看他们在街心扎姿势跳革命舞，“打打打，打倒某某某，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表演完就散了。这时不到吃饭时间，我们就三三两两跟着大哥哥转从剧场到北门那个斜斜的街市。晚上天黑的早，大家就躺在地板自己的“床位上”分析形势或说故事讲笑话。

我可能小，不懂事，又像“小兵张嘎”一样充大人，说话引得内地来的大哥哥笑。他们就逗我，让我说，说了他们就开心地笑；我看出他们笑我好玩，我就不说了。他们都很喜欢我，白天手拉上我到处走，说我是“红卫兵的小尾巴”。

我参加了他们的两次批斗会，或许叫请愿或协调会更恰当。没有过激的行动，只是分别叫两个穿中山装的干部站在会议室中间的桌前。“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串联来的红卫兵吗？”“我们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不是来逃难来要饭的！”“我们的同学病了，你说怎么办吧！要是有个好歹，你能负得起责任吗？！”第二次还拍了桌子，啪地一声，“你给老子说！你到底答应不答应我们的革命要求！不要装死狗！”

后来想，那两个人还不是被打倒的，大概还是能解决问题的干部。红卫兵只是提要求，那两个人好像很无奈，很无解，很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不时地擦汗，支支吾吾地说一定解决，一定解决。

记忆很恐怖的是一天下午，已经接近傍晚，一个红卫兵大哥哥带我们进了一个大礼堂，礼堂里大窗帘都是拉下来的，没有灯，里面黑乎乎的，只有大窗帘没有遮住透进来的一丝丝光。是刚举办过什么人的追悼会，舞台上有不少花圈，还挂着遗像。我跟在后面走得慢，他们都出去了，门哐当一下关住了。我距离他们十几米，门外的阳光没有了！我吓坏了，赶紧撵上去，拉开重重的门，回到了阳光里。幸亏赶上了拉开了门呀！

何老师想向内地进发，那时乘火车不要票。可是我们太小，带的钱太少，何老师打电话回去，家长也不同意。何老师计划再呆十来天我们就打道回府。

正在这时，石河子“1·26事件”爆发了。这是1967年1月26日发生在石河子的事，具体怎么回事，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反正也不想也没有弄清楚。反正是全国武斗打响的第一枪，反正死了大概十来个人，反正还和我们单位大有关系。

我们单位是个管水的水利单位，在沙湾县，叫金沟河管理处，它的上级单位是石河子基建处。基建处有值班营值班连，是荷枪实弹的从部队转业的军人。

事件中的几个关键人物都和我们单位有缘分。据说这一天两派发生争斗，团部（基建处）当时的一把手政委杨健，叫来值班营长高砥平说，反革命分子发生暴-乱，你带部队去，该镇-压就不要手软！高砥平立即带上值班队伍出发……。这时枪声已经响起，继而枪声大作，高砥平命令开枪。其中杨洛翩是南京军区比武的神枪手，还夸口说撂倒了一个。其中打死的一个高中生就是我的同学罗金卫的哥哥，石河子一中的高中生，名叫罗金堂，他爸爸叫罗熹，就是我们金沟河人。

后来杨洛翩随这支值班连来到我们金沟河，运动中期就被抓起来关了一两年。这让他得了便宜，出狱后依然做工人，直到退休，有退休金。高砥平就没有这运气了。他先到金沟河做二把手，后来做一把手，十年动乱结束后逮捕判了几年。等到他出狱，政策变化了，刑满释放不安排工作。他没有工作，没有退休金，在石河子靠做小买卖维持生活，据说过得艰难。当年很威风的杨健后来被从老家叫回石河子说清楚，具体怎样我就不知道了。

石河子的事发生了，我们的家长很着急，何老师电话打回去，家长叫立即带孩子回来。到沙湾的车票买不上，何老师和我们也想看看石河子怎样了，于是我们30号买票先回到石河子。

石河子大街上白雪皑皑，街上还散落着东一只西一只的鞋子，还有破烂衣裳和小包包之类，没人捡拾。这时怎么就有了展览室，里面摆着步枪手枪手榴弹，有血衣，墙上有死者的大幅照片，还有一些武斗对方楼体坑道的照片。一个女解说员手里拿着个长杆，义愤填膺或声音悲切地控诉着敌人的罪行。

我们参观了展览，在农八师招待所住一晚。住宿是八毛钱，可能对我们会有优惠吧。我们住的是一个很大的大房间，可以做会议室那种，里面有二十来张床。床单被子枕头都是白色的。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住“宾馆”，感觉挺高级的。第二天早上的早餐是馒头、稀饭、咸菜，好像是两毛钱。然后我们就又从石河子买票乘车回沙湾，票价是九毛钱。

这就是我的串联故事，感觉也算是小小年纪就“经风雨，见世面”了。感觉像是一场梦，谈不上好梦坏梦，只是离奇，少许怪诞。

再补充一个细节。石河子发生这件事，当时我们单位的李处长正在石河子。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女老师是一个派别的积极分子，也在石河子。这女老师姓董，叫董玉红。董老师是上海支边青年，长得又胖又大。她不会滑冰，叫两个女生搀扶着学滑冰，刚穿上冰鞋上冰场，就仰面摔了一大跤，咔嚓嚓嚓嚓一一冰面裂开长长的口子，我们都忍不住笑。

“1·26事件”后，李处长先回来，董老师怎么没有回来？人们问。李处长按照他在石河子另一派那里听到的消息说，“谁知道呢！谁知道她在哪里？好家伙，说她裤裆里藏着一个手榴弹！”过了几天，董老师回来了，她很气愤，脸红脖子粗地到处找李处长，要质问、对质！吓得李处长四处躲，不敢见她……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滑稽、荒诞。

写于2022.3.17.

（作者注：关效愚、赵润生、高砥平、杨洛翩、周鹤群、何老师等人的故事，我都写有专篇。同单位的人看了都说我记性好。）

作者近影

郭德茂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大串联记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经历  上山下乡当兵岁月  青工光阴  高考之路校园回望  浪漫故事  菁英人物职业生涯  学术履迹  家国春秋……40后、50后、60后的光阴故事这一代人的苦难辉煌与现实关怀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e-mail]

☟点击分享赞在看，是对我们最佳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