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 | 郭德茂：几个同龄人的时代悲剧

作者简历

作者近影

郭德茂，1955年生。新疆大学中文系77级，陕西师大中文系硕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现已退休。

原题

记几个年轻人

作者：郭德茂

一，赵润生

赵润生，是武汉支边青年。武汉支边青年在新疆的不多，可我们单位就分来了三个。他爸爸是武汉设计院的工程师，看来家境不错。

这三个武汉支边青年各有特点，一个外号叫“猴子”，长得又细又长，但人很机灵。一个长得白净，有个百宝箱，装着他的很多收藏，比如各种老电影画报、明信片、旧小说。他只给他信任的喜欢的人看，我就是在他那里知道了加加林，知道了莎士比亚。他小提琴拉得好，他是我的启蒙者，我跟他学拉琴，只是拉得不好，没学成。后来他当了老师。再一个就是赵润生，他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但长得黑黑壮壮，倒像是出自工人家庭。

他的第一次亮相是刚来的时候，单位开大会组织唱歌，以前都是一个教师指挥，可那人病了，谁来指挥？他说我来！然后他起了一个头，大声说“预备，唱——”然后两只胳膊交叉，握着拳头，就这样握着拳头交叉着胳膊开始指挥了。大家一看，都笑了，没人唱了。还是领导说话，说大家少见多怪，才让他指挥着把歌唱完。

他的第二次亮相是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很多，别的大家都忘了没记住，记住的是他提出，我们应该改国名，叫中华人民公社！他说公社是秉承巴黎公社的传统，是马克思赞赏的！很多年后，我知道张春桥在上海上台，就搞了“上海人民公社”，我心想，赵润生在我们这小地方，没人赏识，大家笑笑也就过去了，如果在大地方，被大人物赏识，不知会成为怎样的著名人物呢！

他的第三次出场最震撼。两派武斗，他被得胜的一方打成了反革命，他跑了，跑回武汉了。一年多后被抓回来了！怎么抓回来的？不是我们单位的人把他抓回来的，是上头的公安局把他抓回来的。他跑到了东北，带着地图，上海表，一把匕首，当然还有干粮和保暖的衣装。他要跑去苏联！跑到当时我们中国的头号敌人一一苏修那里去！他的俄语不错，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跑苏联，这不是汉奸，叛徒卖国贼又是什么？

那时正是反修的高潮期，大城市的友好商场都改名叫反修商场了，友好路也改成叫反修路了。毛主席那时候还发布了最新指示，“中国的最大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那时我们天天练枪，挖地道，还做干粮袋，就是抗战时游击队斜背在肩上的那种。这家伙居然在这个时候往苏联跑，你能说不是卖国贼、叛国者？还能说是什么呢？

据说是大冬天，他穿过大片的杉树林，白桦林，越过一道道河流，又走过一条冰冻的小河，觉得离中国已经很远了。他也累了，坐下来，打开地图，啃着冰馍馍。他看到远处有两个人背着枪走来，以为是俄国人，远远地就用俄语打招呼，可走近了一看，是两个民兵。他就这样被我们的民兵活捉了。

这能有他的好果子吃吗？他被押回到石河子的大牢里。人们听到了消息，有人恨得咬牙切齿，有人高兴地拍巴掌。这小子有罪受了，有戏看了。当然更多的人是感到吃惊、意外。

不断地有消息传来，说他自杀了，有说已经枪毙了，还有离奇地说他越狱逃跑了。这一次的消息才是真实的，是让大家讨论，看该怎样惩治这个反革命！人民战争，发动群众，相信群众，由群众来决定！先是开会，领导讲话，然后群众揭批，最后再每人发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姓名：赵润生，犯罪：叛国罪，惩治选项有三个：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15年。我不知道人们怎样选项，估计选死刑的不少，因为接下来喊口号的声音很大。

大概又过了半个月，他被大卡车押回来批斗了。人们都去看，开斗争会了你不想看也得看：两年不见，赵润生好像更胖了，黑里透红，发亮了。人们说，那是虚肿，是死期将近的样子。大会的气氛肃杀，会场周围是手持钢枪的军人，我们坐在会场中心，也是手持钢枪，会议要求我们军垦战士虽然没有领章帽徽，也要持枪上阵，以威慑反革命！我偷偷往后看，看他的两个同学怎样反应，只见他们头低得很低，有气无力地随着口号声举拳头。我当时想，他们的觉悟真不高，又想，他们能为曾经的一起来新疆的同学这样，也还不错。

人们说赵润生很快就要枪毙了，单位的大字报栏旧内容都被撕去了，准备贴打着大红勾的布告。那时候枪毙犯人，都有血红的打着大红勾的布告。人们等待着。可是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动静。一直没有动静就先急后缓，渐渐地竟然把他扔在脑后了。

再一次见到赵润生，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了，他从监狱里放出来。我和几个知青想去看看他现在啥模样，但有人说，看啥？倒霉鬼，有啥好看的！后来我和一个胆大的还是去看了，他正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写什么。我问，你当时为什么往苏联跑？他说，“我想看看苏联到底是不是修正主义。”

他最后一次出场只住了十几天，就在这十几天里原来最革命的革委会主任郑学会把他的侄女嫁给了他，因为他时来运转，还有补偿的一大笔钱。赵润生带着他刚到手的妻子回武汉了，后面就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我想，这家伙应该算是一个朱学勤所说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吧！

二，柳雨亭

他家里大概是有文化的，不然不会给他取这样一个名字，可是他没有文化，是个大老粗。

他为什么没有文化？因为家里成分不好，是地主。等到他该上学的时候，遇上三年灾害，父母都死了。他在一个亲戚家里“混大”，他常这样说。怎么混大的？不知道，能长大就不错，读书识字哪里谈得上？

终于长大了，他从河南跑到新疆，混成了一名农工。虽然拿工资，可一个月二十三块钱，只够吃饭，穷得叮叮当当。他爱唱几句河南梆子，什么“打一杆帅字旗，飘飘荡荡竖在、帅字旗竖在了空，浑天侯哇哇哇，此一去我要把那安王贼平。”一直唱到“穆氏桂英，穆桂英五十三岁又领兵呐，哇哇哇！”

文革那阵，单位里要凑够“地富反坏右”，让他们挂上黑牌子，每天晚饭时排着队绕单位一圈“游街”。不知道他得罪了哪个头头，给他安了个“坏分子”的名，理由说得出的是，一，地主崽子，二，宣扬四旧，也就是唱旧时代的河南梆子。他是游街队里最年轻的一个，有人调皮地让他唱，他不敢不唱两句，但唱得比哭还难听，全没有曾经的精神气。

就这，他也挺过来了。

等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这种批斗游街渐渐停止了，但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又一名称叫“老牛班”，他是老牛班里的小牛。他对那些老牛很照顾，有个“走资派”（干部）每天400块土坯的任务完不成，他凭着自己年轻，多打100块，给那走资派。

我们学生，接受再教育，和他们不是一类人。虽然在一个单位，但没有什么交往。

大概两年后，当我们从值班连军训回来，听说柳雨亭死了！我们感到很惊奇，他年轻，身体不错，怎么就死了呢？

听人说，他看到一个小妹妹，亲了她的脸，说“你真像我的妹妹！”据说让人看见了，说他猥亵小姑娘。这可是重罪，而且是见不得人的说不清的重罪呀！

他就跳河死了。死后用一张席子一卷，埋在一片不长庄稼的草地里。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息地消失了。他死时大概二十三四岁，可能还没有恋爱过。他是拿生命拒绝污水，然而也没人去证实他的清白。死了就一了百了，谁还为他去找事呢？

后来那个走资派平反了，在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还提起他，说如果当时我在任，或者当时我在，我绝不让这样的事发生！说着还流了泪。

说是要给柳雨亭迁葬，可我们知青都离开了。后来的事就不知道了，后来还能有什么事呢？谁还知道他呢？他有没有家人？有没有小妹妹或小妹妹在哪里？无人知晓，也无人找麻烦！

作者曾在这个轮窑接受再教育

三，李海丽

“上海鸭子呱呱叫，来到新疆没人要！”这是在新疆广为流传的两句儿歌，就只有这么两句，没有下文。这“上海鸭子”明显是指上海支边青年，不过这两句儿歌又是表达什么意思呢？是奚落，是嫉妒，是瞧不上？反正这“上海鸭子”不是赞美的意思！不过那也说不准，说不定这“呱呱叫”就是说他们在某个方面很有优势，比如有文化？爱干净？漂亮！或者这“呱呱叫”也并不是什么赞扬或批评，只是觉得他们说话叽叽呱呱的，语速很快，当地人听不懂而已。

小孩子们不懂事，见到上海人，有什么自己不满意的了，或者就仅仅想寻个乐子，远远地喊，“上海鸭子呱呱叫，来到新疆没人要——”大人听到了，有时候会喝止：瞎喊什么！有时还捎带上两句：没人要？怕还要不上呢！

李海丽，就是我们单位唯一的“上海鸭子”，这成了她的代名，人们说上海鸭子如何如何，都知道说的就是她李海丽。上海支边青年到新疆，往往是成建制的，到某地一来一个连，一个排或一个班，但到我们单位的独独就她一个！那是个夏天，听说单位里要分来上海知青，大家都很期待。上海，中国最先进最文明的大城市呀！那里来的人啥样？大家都想看看。消息已经传出有半个月，可是不见动静，人们有些急不可耐，甚至有些泄气。

这一天，终于得到消息，来了来了，今天就来了！单位领导叫老师把学生们召集起来，手拿着沙枣花，在接近厂的大门外列队欢迎。老大娘小媳妇，抱着孙子的，牵着儿女的，都出来了。更不要说那些职工，也都放下手中的活，全来欢迎。一辆绿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开过来，从车的驾驶室里下来一个姑娘，穿着绿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她脸很白，眼睛又大又亮，腰身很好看。人们说，咋就一个？意思是太少了，就一个人，可人群里有人悄声议论：这一个就够了，就值，足足抵得上一个排！

李海丽长得漂亮，嘴也甜，见人就“大爷、大娘、叔叔、阿姨”叫个没完，所以她很讨人喜欢。她干活不行，不会干，但很主动，人们都乐意教她帮她。她很快就在厂里站稳了脚跟，很快就让她做了话务员兼广播员。话务员又叫接线员，简称总机，是守着一排排有小洞洞的机器，接线插线，作为各个分机的接转枢纽。这工作现在早已经没有了，在当时是个好工作，往往是长得漂亮的或领导的亲戚才能干得上。每天傍晚，李海丽要给大家广播，内容多是转播电台的，但厂里的事、文件的传达，就由她来广播，大家都爱听。

我们这单位在工农交叉点上，生产劳动工具并管理一条总灌渠，上下几十公里，有十几个分水闸门。洪水期是很忙的呢，所以各部门各个水闸都配置有电话。有小伙子没事就往总机打电话，就想听她那声“喂，你好！请问你要哪里？”对方若不说话，她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把线拔了就是了。傍晚是她最忙的时候，又要管总机，又要广播，顾上这头顾不上那头。有小伙子开玩笑，故意在她广播的时候打电话，然后就在众人面前显摆，这也是在无聊中讨一点乐子。

李海丽长得漂亮，小伙子们敢想但不敢追求，都看她将来会找个怎样的对象。更多的人想，她可能在这里呆不长，要么会回上海，要么被上级单位的什么人看中，娶了这个美人。但没想到，她就在这个单位沉淀了下来，一直和学校的董勤老师住一个宿舍，转眼过了三年。

那时走资派已经被打倒了，革委会主任是郑学会，多次想占李海丽的便宜，多次不能得手，又不敢让外人知道，怕影响他的“革命事业”。他心生怨气，不能公开地收拾她，就暗地里派出外调去上海从李海丽家庭找把柄。

单位里有个转业军人，甘肃人，名杨武掖，就因为他父母亲是武威张掖人，所以叫了这么个名字。这人长得矮矮粗粗，参加过中印边界战，一只眼睛被打瞎了。他在我们单位当警卫，白天休息，晚上巡更，这在当时也是个好差事。大概是1968、69年学毛选高潮的时候，他成了我们厂树起来的学毛选积极分子。

最突出的先进事迹是，一天晚上农村的一个维吾尔族老乡赶着毛驴车路过，看见瓜地没人，摘了几个西瓜，被杨武掖抓住了。郑学会本想狠狠整那人，但一拷问，观点竟和自己是一派的，于是悄悄把他放了，对外说是把他押送到武装部了。这郑学会和杨武掖都是转业军人，又都是同一派别，杨武掖还是郑学会的铁杆队员，郑学会就趁势把杨武掖好好地“包装”起来。什么阶级敌人搞破坏，不但偷西瓜，还从他的驴车上搜出了手榴弹！幸亏警惕性高，发现了，不然谁知道那坏蛋会干什么，会造成多大的危害！——杨武掖就这样成了我们厂的英雄！

可杨武掖三十了，还是个光棍。

一天， 郑学会把杨武掖叫到办公室，说要给他介绍个对象。

“真的？是哪儿的？”

“就是咱们单位的，李海丽怎么样？”

“那怎么成？您别取笑我，人家一个上海的学生，会看上我？愿意嫁给我？”

“你就说你想不想吧？”

“谁不想？当然想啦！”

“好吧，你就回去等好事吧。”

把“上海鸭子”塞给杨武掖，是郑学会一箭多雕的事，一是出了恶气，二是成全了属下杨武掖的好事，三还给自己留有机会。

郑学会找李海丽，谈了几次，李海丽当然不答应。杨武掖本来想都不敢想这事，但有革委会主任郑学会的支持，也就有了动力，开始向李海丽献殷勤。李海丽根本不为所动。

郑学会最后找李海丽谈话，向她摊牌了——

“亲不亲，阶级分。人长得怎么样不要紧，关键要看他的心红不红。杨武掖哪点不好？是党员，身体健康。人家是战场上抗印的英雄，是为了我们才丢了一只眼。你是要求进步的青年，要听党的话，要向组织靠拢，你不能和党离心离德！"

郑学会停了一下，继续说："我们组织也调查了，你也是苦出身。你母亲受尽了苦，从良后有了你不容易。这个事咋说呢？要说你出身贫苦也可以，要说你思想意识不好，是有来源的，那也可以！全看你往哪边靠了！我这次找你谈话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看你究竟要什么！看你愿意让我们把这事给你兜住，还是给你说出去！让大家教育你！”

李海丽脸色煞白，浑身哆嗦。

就这样，后来李海丽嫁给了杨武掖。单位里人都说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但对她为啥能跟了杨瞎子百思不得其解。

婚后他们的日子能过得好吗？当然不能。

杨武掖对郑学会感激不尽，先是心更铁了更听话。可是不久就和郑学会闹翻，骂他真不是东西！单位人人都能猜想是咋回事，但摄于“革委会主任”的威严，没人敢多说。

李海丽整天泡在苦水里，人越来越瘦。杨武掖经常往农村跑，给她买老母鸡补身子，可还是不见效。家里经常传出摔碟子摔碗的声音。

李海丽要回上海探亲，杨武掖要跟着去，怕她回去了不再来。李海丽坚决不同意，自己一个人走了。人们都说李海丽不会回来了，甚至还有人为此打赌。可过了两三个月，她又回来了。原来，她的确是为了离开这里才回去的，可她母亲已经去世，她在上海呆不住，她没户口，没工作，没钱没粮票，她在上海没法生活。她不能不回来。

回来后消停了一段时间，就又生故事了。单位上调来一个转业军人，叫陈培浩，河北人，人长得精神，还吹拉弹唱样样拿得起。那时盛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组织一班人表演节目，在本单位演，也到别的单位和乡村去演。陈培浩负责宣传队，是头儿，李海丽积极参加，两个人对上眼了。后来人们回忆，那一段时间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正是暗波汹涌的时候。李海丽看上去好像活过来了，重新焕发出生命的光彩。李铁梅的唱段，阿庆嫂的唱段都由她来唱，她的脸上常现出一种桃花红。

事情的败露是，他俩有一次在远离单位的红柳林里偷情，以为不会被人发现，没想到农村里的放羊娃看见了，说得绘声绘色。消息传到郑学会那里，问放羊娃是怎样的两个人，放羊娃说就是唱李铁梅和李玉和的两个。这不就很清楚了嘛！

郑学会又去找李海丽了！不知道具体对她说了什么，只是第二天下午，李海丽就在自家的房里上吊自杀了！

“上海鸭子呱呱叫，来到新疆没人要！”——后来只要是有儿童这样无目标地乱喊，单位里的人听了，就会长长地叹气，他们说，“唉！是抢着要呀！是要不上啊！可怜啊！”——他们心中的“上海鸭子”就只有一个，死了，那就是李海丽。

四，李钰树

李钰树，金水河的孩子，现在大概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家是东北人，从下野地调来的。金水河单位小，来了新人，人们愿意打听，李钰树那时小，他妈也没有文化，老实人，于是人们渐渐知根知底，知道了他家的故事。

他叫李钰树，是因为取名的算命先生说，这孩子缺金缺木，就叫钰树吧，补金补木。后来语文老师说，这名字不错，叫玉树，玉树临风已经很好了，但太直白，不如钰树，既大气，还不酸腐，很好的名字。

他爸1949年前是汽车兵，开汽车的，我们把他叫作国民党的汽车兵，解放后他不知怎么，运气越来越差，从东北来到新疆。最后到了金水河，连汽车也没得开，开拖拉机，但开拖拉机在单位也是个好活，受人尊敬的。

他爸人很厚道，见谁都笑呵呵的，谁要他帮忙，只要他能帮，从不推辞，所以文革居然没有挨整。不过他家孩子多，大大小小六个，工资不高，家里生活困难。

李钰树上小学，学费并不多，才两块钱，可他家拿不出，给哥哥姐姐交了学费，就没他的了。妈妈拉着他的手，来到老师跟前。”咱这孩子好着呢！不傻，聪明着呢，咱这会儿交不起学费，没交学费，咱记着呢，等有了咱就交上，不会不交的。”

那时李钰树读三年级，十岁了，懂事了。旁边一圈的男生女生都在看，有人笑，还有人指着李钰树露出脚趾的烂鞋子。李钰树只能掉眼泪，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多年后他当了总经理，在招待我的酒桌上说：苦啊！我一直忘不了。你知道的，我从不给别人说，我做大经理，怎么能给别人说呢？

他家有六个孩子，他爸还把另外的两个送了别人，一男一女，一个是送给了本家叔伯兄弟，一个送给了不生育但家庭条件好的人家。

李钰树人很好，他有钱后很照顾他的兄弟姐妹，连那两个送了人的弟妹也没有忘记，千方百计打听他们的下落，把他们找来团聚。但毕竟离开多年，人情世故都有很大变化，你同情关怀，他们还埋怨，说父母为啥把我送人，把你们留下！你们现在过得这么好，怎么不早点找我们！李钰树看这两个弟妹不懂道理，人已定型，无法更改，心里就凉了。他给这两个弟妹各给了八万元，让他们好好生活。

我问：他们现在还来吗？李钰树说：还来。接着就沉默了，不说话了。我知道是啥意思，也就不再说这个话题。

我问你父母还健在吧。李钰树说：早过世了。我找回弟妹还是父母去世后的事呢。

酒桌上，我说你回想一下，小时候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给我说说。他想了想，说：那时我十六岁，刚参加工作，我想我童年生活的下野地，一次搭了个顺风车，我回到下野地。可回来的时候没有车，我一个人走。从下野地到金水河十八公里，我一个人走，没什么。可半道上下雪了，天黑了，白茫茫一片，连路都看不清。我哭了，可哭有什么用？风刮着，雪继续下着，哭着也要走！我一边走一边哭，一直走到家，哭到家……

我问你太太是谁？我认识吗？他笑了，说，“你应该认识，就是咱们处长马智科的女儿马晓丽呀！”一一马晓丽！我当然认识，我对她印象很好，甚至还暗恋过呢！

“能说说你太太吗？”我问。

”她呀，当年很多男孩子喜欢她，我不知道有没有你。”李钰树笑了，“当时我根本不敢想，她就像公主一样，高不可攀。后来她成了我太太。”

李钰树说，“我们是在接受再教育时在团场好上的。有一次她生病了，午饭过了好一阵了，也没见她来吃饭。我让炊事员做了一碗病号饭，也就是下了一碗挂面，里面打了一个荷包蛋。我给她端去。她哭了。一一后来我们接触就多起来。我的第一桶金，还是他爸补发的工资，给了我五百元，我南下去倒腾电子表，蛤蟆眼镜，录音机，这样发起来的。”

是呀，在困难孤独的时候，关心和爱护是最能打动人的。我心里想。

“现在她怎么样？你们在一起一定很幸福！”我说。

李钰树没立刻回答，他想了想说，“日子倒也不错。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我们一直没孩子。她身体也不是很好，你知道的，我这种身份，在外面应酬也多，身边漂亮的献媚的女人也不少。所以，我们的日子过得也一般。”

李钰树给我和他各斟满了酒，刚一碰杯，他就一股脑喝完了杯中的酒，然后吃了两口菜。他说，“不瞒你说，我们可能会离婚。”说完，他就不再说，只是吃菜。

我也喝了杯中的酒，陪他吃菜。“是她要离还是你要离？”我问。

李钰书抽出一块纸巾擦着鼻子说，“我想离，她似乎也没什么留恋。”

我无话可说。

“来，喝酒！”他又斟上了酒，我和他一起喝。好像酒越喝越没有滋味了，好像该说的话也说完了，我要告辞了，他还意犹未尽。酒还有半瓶，是好酒，国窖。于是他留下慢慢地自斟自饮。

五，何昌顺

滔滔滚滚的金水河，一泻千里。水流湍急，只要掉下去必死无疑。何昌顺站在河边，他想跳下去，一了百了。

何昌顺是金水河子弟学校的老师。他是河北人，24岁，四年前中专师范学校毕业，带着热情，带着浪漫的想象，报名支援新疆的教育事业，最后来到了金水河。

他积极热情，不但教学好，还成了厂里的文化骨干，拉手风琴，教大家唱歌，做宣传画，一时间在金水河风头很盛。

也是年轻气盛，容易得罪人。他和席朗教平行班，两个人暗暗使劲，看谁教的班级学生的学习成绩好。期中期末考试，有时席朗的班领先，有时何昌顺的班领先。席朗毕竟年纪大十来岁，有经验，能沉得住气，而何昌顺年轻，得失高低都形于色。席朗看在眼里，心想走着看，时间会教训何昌顺。

何昌顺看不起没文化不会教学却要“混在学校”的姚银山，他曾几次说姚银山是白字大王，顶多是小学程度。这话传到姚银山耳朵里，注定了他要吃苦头。

谁在工作中没有缺点呢？这就容易让人抓住把柄。比如，他严格要求学生，有时候心情急躁，出言不慎。他给学生讲一道复杂的四则运算题，讲了几遍，有些学生还是搞不明白。一个学生摇头晃脑地说，“奇怪，奇怪，真奇怪… …”何昌顺火冒了上来，顺嘴说“奇怪奇怪真奇怪，豁子嘴上少一块。”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连忙道歉，“对不起！我太冲动了。我说错了，说了错话，对不起！”可覆水难收，那个学生有兔唇的缺陷。这明显是做了一件错事！

还有学生作业没做完，或者成绩差，他把他们留在学校做作业，补课。这本来是为学生好，可是学生小，不懂事，记恨他。

姚银山上台了，首先就收拾一向看不起自己的何昌顺。我是转业军人，贫下中农，是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何昌顺是啥东西！你是走白专道路迫害革命小将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一姚银山拉拢几个学生，有刘新，有李千里，当然少不了那个有兔唇的学生。他们斗争何昌顺，拉他站在高凳上，低头，坐土飞机（两人在后扯住胳膊，让他九十度弯腰），拳打脚踢，用皮带，鞭子抽打。十二三岁的孩子懵懵懂懂，没有轻重，把何昌顺整得死去活来。姚银山在一边满意地笑：让你瞧不起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何昌顺受不了，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回河北老家了。姚银山心想，你跑到哪儿去，也没有好果子吃！你没有粮票没有工作，你在哪儿也混不下去！你不回来就去流浪吧，你回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被他说准了。那个时候，你没有身份，没有粮票布票和一切票证，你还不能做小买卖，打临工，你真的活不下去。半年后，没有办法，何昌顺又回到了金水河。

他下定了决心，什么苦我都要吃，什么罪，我都要受，我一定要挨过这一关。他很担心自己跑了半年，别人不要他了。

他回来了，没处去，晚上就睡在学校的墙根下。没吃的，就跑到很远的玉米地里啃嫩玉米，满嘴流浆。他一边啃，一边哭。他又擦去眼泪，决心熬过去！

白天，他要挨学生娃娃的批斗。姚银山坐镇指挥：你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一一姚银山十分快意，指挥学生准备了绳子，像斗争马智科一样也把何昌顺吊起来！想打的打，想掐的掐，想吐痰的吐痰到他头上……

他又受不了了，他跑到金水河边，想跳下去，一了百了。

耀眼的阳光，金水河的浑水泛着金光，滔滔滚滚… …

我的一生就这样完了… …就这样完了吗？会不会有人知道我的苦难？… …我的死是控诉！… …可是死都死了，控诉能奏效吗？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已经有几个投河的了，洪金水，柳雨亭，好像还有谁，日子还不是一样？日出日落，风来风去，山水依旧，岁月依旧，并无不同呀！

他抬起头来，正好看见两只美丽的鸟儿鸣叫着，追逐着，飞过去，转回来，转来转去。“我还没有恋爱，连这鸟儿都不如。我还没有体会过爱情呢！”

他又往远处望，远处大片的麦田，已经收割，有拖拉机在犁地，一绺金黄，一绺深褐。向日葵快要成熟，好大的朵盘。远处有维吾尔人赶着羊群，唱着歌。天真蓝，云真白，空气里飘来淡淡的香气，是什么香气？

他终于熬过来了，没有投河。有人看他可怜，给郑学会说，要给人一条活路，再不能把人逼死了！郑学会和何昌顺没有啥仇隙，他听从了劝告，又劝说姚银山，姚银山也觉得整得差不多了，于是也就答应了。

何昌顺就这样捡回一条命。

本科同班同学，看不出此时已五十多岁

郭德茂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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