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胡道轨,1946年生,1965年上海徐汇中学高中毕业,1966年参加工作。期间曾带领小组获“上海劳动模范集体”称号。198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分校管理工程系,毕业回厂后担任厂领导工作。
原题
我们60年代的中学生活
(之2)
作者:胡道轨
当年班级跳舞最好的团支部文娱委员刘莲英同学
1960年代的中学校园生活,与现在相比,有着许许多多的不同。我们高中六五届,学生的经济普遍不富裕;学习却是没有现在那么的紧张;军训和下农村劳动在当时是“必修课”。学校里,同学团结友爱,师生情意浓浓。洋溢着教书育人的和谐气氛。然而,高三第二学期,开展了对学生的政审。“政审材料”给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戴上了无形的枷锁,把他们打入另册。他们在升学等等方面,受到了种种限制和不公正待遇。
高二,我刚从虹口中学转学到徐汇中学。同学中间,史顺英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本地口音浓重,讲起话来干脆、响亮。后来,听说她自己卖菜筹学费,我不由得肃然起敬。1964年,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老百姓的生活不富裕。上海郊县的农民,也只有种地一条路,而且收获的粮食和蔬菜(除了自留地种的自己吃以外)全部是统购统销。如果有人拿了农副产品去市场上卖,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会被“割掉”,因此农民富裕不起来,手头缺少现钱。那时的漕河泾属于上海县,史顺英家住在漕河泾,是农业户口。吃穿倒是不用愁,但要付学费,就有困难了。也就是这个原因,史顺英读书比一般同学足足迟了五年。稍稍长大后,她就把家里种的蔬菜拿出去卖,得来的钱交学费。一个女学生,每天早上要在上课前把菜卖掉,自然是十分辛苦。为了蔬菜新鲜好卖,清早,天蒙蒙亮,史同学就到自留地里摘菜。接着,用自行车把菜运到徐家汇老街,老街离家有二公里多,在全市小有名气(现在已经拆除,改造成徐家汇商圈),集聚了许多小商店,又地处徐家汇中心,人气很旺。它离徐汇中学近在咫尺,这就成了史顺英同学卖菜的首选之地。她认识一家商店的负责人,可以每天把菜筺放在店门口边上卖。这时,就会有几个阿姨围上来,她们一边嘴里说:“小姑娘,今天带来几种菜?是老价钱吧?”一边抓菜往篮子里放。还有的阿姨不问价钱,就开始装菜。都是老顾客了。由于史顺英卖的蔬菜新鲜、质量好,而且价格公道,所以顾客越来越多。一会儿就卖完了。慢来一步的阿姨有些懊恼,大声说:“小姑娘,明天多挑一些来噢!”史顺英一边应承,一边心里想:“我何尝不想多卖呢?只是要抓紧时间去学校啊!”卖完菜,她把秤和箩筐等工具放在商店的柜台下面,赶紧去上学。放学后,再把这些东西取出来,带回家。就这样一天又一天重复着。
班级团支部书记史顺英同学
闵行离漕河泾很远,星期天,史顺英用自行车把芹菜运到闵行去卖。大热天,在太阳下骑好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即使戴着草帽,面孔也被阳光灼得通红,身上全是汗水。我曾经很纳闷,问她为什么要去闵行卖呢?闵行也是农村呀!她看我滿脸疑惑,就笑了笑告诉我:“闵行多是水稻田,基本不种芹菜,闵行的芹菜比漕河泾贵上几分钱(那时,几分钱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数目)一斤。”我这才明白过来。她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读书的机会,因此十分珍惜它,学习非常刻苦。每天中午,大家都休息了,她赶紧做作业,回家就没空了。有一天,我情不自禁地问:“天天这样,你不觉得累吗?”“只要有书读,一点不觉得累。”听了她的回答,我被感动了。大家在敬佩之余,都尊称她为史大姐。卖菜一直坚持到高考前。她的行为也深深地感动了班主任奚老师。为了让史顺英好好复习迎考,节省路上耗费的时间,奚老师经过努力,给史顺英和刘莲英争取到了免费住宿舍的机会。所以即使是现在,一谈到奚老师,史顺英的眼里充满了感激之情。那是浓浓的师生情意。那年,她考进了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1960年代,徐汇中学高中同学,都要参加一次军训。时间一般安排在高二的暑假里。虽然是酷热的夏天,同学们参加军训的积极性还是很高。军训的第一天,解放军教官先给我们上了一课:“军训就是要培养同学们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思想品质和战斗技能,就是要培养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他还给我们讲解了军训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军训在学校的大操场(足球场)进行。记得当时有三个训练项目:队列操练;步槍瞄准和投手榴弹练习。队列操练,比体育课,严格多了。教官对同学们的每个动作都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在教官的口令下,同学们一边又一边精神抖擞地操练。尤其是周茂生同学,特别认真,动作非常到位。然而,这次军训也出现了令人揪心的事情。为了让军训更接近实战,虽然没有装上子弹,但都是真实的步槍。手榴弹是仿制的,里面装了少量鞭炮用的炸药。这样,投掷出去后,有炸响的效果。只要离开它一定距离,爆炸是没有危险的。当大家集中注意力,进行训练的时候,突然,在李德岳同学面前,出现了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在地上嗞嗞地冒着烟。只见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拾起手榴弹,正要向前扔,却听见“呯”地一声,手榴弹在他的手中炸开了。虽然是仿制的手榴弹,但毕竟是装了炸药的。鲜血从他的手中流了下来。教官见状,立即叫停训练。简单处理后,王东康等同学主动护送李德岳去中山医院。医生诊断:炸破了皮肤,没有伤及骨头,无大碍。缝了针,上了药,就回来了。由于事情发生在一刹那,看到整个过程的同学不多。休息时间,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李德岳见义勇为,关键时刻,把危险留给自己。”还有的同学提出了另外的看法,认为:“这要看手榴弹是谁滑下去的,如果是他自己滑下去的,首先是他训练不够认真。”于是,大家都开始查问手榴弹是谁滑下去的。这时,邹纪根同学说:“我就在边上,看得很清楚,手榴弹是从李德岳手里滑下去的。”他的话,澄清了事实。班主任和学校知道这件事情后,对学生们进行了进一步教育,使同学们对军训更加集中注意力,更加重视和认真。步槍射击有站姿,跪姿和卧姿。那时的大操场是沙土地,趴在地上,身上会滿是尘土。巧的是训练的头天晚上,下了一场雨。第二天训练时,在刘莲英、史顺英和杨桂芳这些女同学的列队前,有些似干非干的浅凹陷。教官的“卧倒”口令一下,她们完全没有顾及地面的情况,齐唰唰毫不犹豫地卧倒在地上,立即按照要领操练起来。当训练完毕,站起来的时候,大家看到她们的衣上沾滿了泥巴,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感动的,教官也没例外。短短一星期的军训结束了,同学们稚嫩的脸庞变黑了,吃了不少苦,但是,思想有了提高,还掌握了队列操,步槍射击和投手榴弹的技能。总结的时候,教官除了对李德岳意外受伤表示遗憾外,其余都十分满意,给了很高评价。
我们念高中的时候,上海的高一高二学生都会去农村,参加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高二那年秋天,全班同学去一个生产队劳动锻炼,地点在上海县的七宝镇附近。(那个时候七宝附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郊区农村。)这次下乡劳动的食堂在一个大院子里。我们小组的男生有六七个人,住在离食堂不远的一间瓦房里。瓦房一层楼,长约四米,宽有三米。沿着四米的墙,已经铺上了一层二米宽,厚厚的干稻草。我们在稻草上铺好各自家里带来的床垫,这就成了一个大通铺了。铺好床,大家在床上蹦呀跳呀闹腾了一番。虽然都是十七八岁的人了,还是童心未泯,毕竟能这样聚在一起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有个男生蓦然一回头,发现门口站着几个来看热闹的女生,男生们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一个个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
班长周茂生,65届徐汇中学高中毕业,1965一7190年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学员。1970一1984年新疆核试验基地参谋。2006年退休前为上海市人事局处长
深秋,地里的棉花都已採摘完了。晚稻也已经收割完成。干干的稻田,遍地露出矮矮的,收割后的稻根。为了明年有个好收成,要给收割后的稻田施肥。最好的有机肥料就是猪塮(粪)牛塮。平时,生产队把塮挨家挨户地收集起来,堆放在一个地方。稻子收割完以后,再把它撒到田里去。我们班的这次劳动:男同学用扁担和簸萁,把塮均衡地运到田里。女同学,把塮弄散,均匀地撒开。同学的到来,寂静了多时的田里热闹起来。运塮的同学,担着二只簸萁,来来回回地在田里穿梭。田中央,一大群人围成一堆,一个老农在给女生们做示范:他拾起一块塮(一般都是半干的),用手把它撕成小块,均匀地撒在田里。看了这样的动作,同学们稍微有点犹豫。实在是没有想到,需要用手去撕塮。史顺英对这样的动作习以为常,带头干了起来。她的好朋友刘莲英,二话不说也干了起来。一下子,同学们都跟了上来。把塮装到簸萁里的是一个农民大爷。开始,大爷看我们是一些乳毛未干的小孩子,给每个簸萁都装二铲塮。每铲塮的多少,由大爷看同学的高矮而定。没想到个子矮小的周茂生同学,向大爷提出每个簸萁要装三铲。大爷开始劝阻,后来拗不过他,照着做了。我和王小龙、邹纪根等同学见了,自然不甘落后,同样装了三铲。个子稍高的王东康,硬是要每个簸萁装四铲……就这样你追我赶,劳动效率一下提高了很多。有一次,我在挑塮的时候,不小心被稻根拌了一下,跌倒了。衣服沾上了不少塮。由于离得近,一呼吸,把塮的臭味吸进了肚子里里。虽然经过清洗,但当时的臭味和场景总是挥之不去。 开饭时,和往常一样,几个好朋友围在一起吃。我扒了几口饭,再也吃不下了。王小龙问我:“你怎么了,饭只吃这么少?”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借口说:“好像胃不舒服。”饭后不久,班主任来找我:“胡道轨,胃不舒服吗?是冷了还是吃了不消化的东西?”我回答说:“我也不太清楚。”班主任关心地说:“现在开始,你吃病号餐吧!我安排好了。”我正想说:“不用了。”他已经转身忙去了。 我的心里一阵暖暖的。想;“不知是哪位同学:告诉老师的。同学和老师真的很关心班级的每一个成员。” 晚饭,吃病号餐的除我之外,还有三个同学。说是病号餐,实际上是把米饭换成两个馒头。馒头易消化,有馒头吃,在哪个时候,已经算不错了。一般同学常吃的是:糙米饭加一碗肉片炒卷心菜,另加一小碗菜汤。卷心菜里,只有小小薄薄的两三片猪肉。吃过晚饭,我去和“伙夫”商量,胃病好多了,无需再给我准备病号餐。因为我已经克服了心理障碍,决心和大家一样经受锻炼。大多数同学都是在城里长大,对农村充满新鲜感。一天,中午休息,王东康和另外二个同学到田头溜达溜达。他们沿着田埂走。田埂的一边是收割后的稻田,另一边是一条灌溉用的水渠。水渠很长,有一米左右宽。由于是深秋,渠底只有尺把深的水和少许杂草。王东康眼尖,看到水里有二条手掌大小的鲫鱼。他把鱼指给两个同学看。一个同学说:“把它捉上来,可以改善大家的伙食。”王东康脱掉了鞋子,跳到水渠里。深秋的水,已是冰凉冰凉的了。二条鱼受惊后猛的向前串。好在前面不远,渠已经到了头。鱼躲在水草丛中不动了。他用双手捉起一条,让岸上同学接着,捉到第二条,交给另一个同学。
左起王小龙、胡道轨、邹纪根
王东康上岸穿了袜、鞋。三个人高高兴兴地向食堂走去。他们边走边开心的聊上了。一个说:“回去洗洗,可以烧一锅鲫鱼汤,让同学们改善改善伙食。”另一个说:“加上豆腐”更好吃。总之,想得美美的,说得美美的。水渠离食堂没几步路,碰巧老师正在食堂检查工作,同学们赶紧把鱼交给老师,并提了烧鱼汤的建议。但是,令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老师把鱼放到了池塘里。直到现在,时间过去了五十七年,同学们还是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老师会有自己的考虑,只是没有告诉同学们罢了。下乡劳动,也出现过小插曲:个别调皮的男同学,傍晚时辰,乘老师不在,去掏鸟窝。捉到了好几只麻雀。理所当然的受到了批评;学校规定:下乡期间,不得私自购物,还是有人私下犯规,他们悄悄的,没让老师发现……下农村劳动结束了,同学们离开生产队的时候,对朴实厚道的老农,对热热闹闹的集体生活,真还有些依依不舍。1965年上半年,也就是我们的高三第二学期。临近高考,班主任老师布置了一个任务:每个毕业生要写一份回忆录,重点是写父母解放前后的工作。其实,这就是对毕业生家庭成分摸底和调查的开始。这个调查,将决定每个同学的前途和命运。原本充满师生情同学情,教书育人的学校掀起了漪涟。渐渐的,同学们也开始意识到家庭成分的重要性。高考结束,大学录取在我们这一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一批一向成绩优秀的同学落榜了。过了很久才知道,他们是“黑五类”的子女。大学把他们拒之了门外。其实,我们这一届学生,即使出生不好,同样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只想老老实实做人,好好报效祖国,哪还有多少人会去为旧社会殉葬?这种极左做法,且不说埋没了多少人才,更重要的是伤害了多少人的心呀! 上海虹口中学六五届高三(6)班,有一位个子不高,长得眉清目秀的女生,名字叫叶卫华。她为人谦和大度,勤奋好学,积极进取,受到了大家的尊敬。但是,她高考以后的遭遇着实让人唏嘘不已,也让人感慨万分。
叶卫华
事情经过还得从她小时候说起。她出生在广东电白,十个月的时候母亲就病逝了;三岁那年,家乡刚解放,父亲说:“要到外埠找工作”,从此一去再无音讯。无奈,只能由老祖母带着她。后来,听老人们说起,叶卫华的父亲在旧社会的税务局当过科长。六岁那年,失散多年的姑妈找到了她们,把她们接到上海共同生活。那时,姑父已经过世,一家人全靠姑妈一个人工资生活。她在向明中学当电话接线员,虽然工资不高,但也能维持生计。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穷人的孩子还往往早懂事。家境艰辛,叶卫华从小十分乖巧懂事,不但主动做事,而且读书十分刻苦努力。小学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初中考进虹口中学,当上了大队委员。初中毕业,有一天,老祖母对她说:“卫华呀,读高中要不少学费和生活费,你姑妈一个人工作,养一家老小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家看来是负担不起了。你找一份工作吧!別上高中了。”叶卫华是要上进的人,很想读高中,可是家庭经济的确不允许,正在犹豫。姑妈看出了卫华的心思,就对祖母说:“卫华喜欢读书,让她去考吧!考完了再作打祘。” 见姑妈这么说,祖母也不再阻拦了。结果,卫华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虹口中学。后来,学校了解到叶卫华家里的经济情况,给她学费全免,还发给她每个月10.5元的助学金(生活费)。这让她对学校感激涕零,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知恩图报,现在刻苦念书,长大后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报答学校对自己的关怀。高中,由于她的优异表现,曾当选为学校的团委组织委员。三年高中很快结束了,进入了复习迎考阶段。在填报高考的志愿表中,有一栏:愿不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叶卫华同学毫不犹豫地填上了“坚决服从组织分配”。高考的政治考卷中,她又一次表明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决心。在叶卫华的心里,满是感激:是政府和虹口中学给了她读高中的机会,所以报效祖国,服从分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高考揭榜,班里,其他同学接到的是大学录取通知书,而叶卫华一个人却接到了“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干部的录取通知书”。她非常纳闷:“即使在过去,这也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当时,叶卫华还是往好处想:“既然录取当干部,那是对我的培养。”我一定积极服从。她把这个消息带回家里,家里没一个人赞成的。老祖母从小宠爱卫华,首先不同意,她拉着叶卫华的手说:“你一个体弱多病囡仔(广东话),去那么远的地方,我怎么放心得下。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上海。如果哪一天,你爸爸回来,问我要人怎么办?”说着,她流下了心酸的眼泪。一向很疼爱她的叔叔也不同意,说:“你是不是想独立过日子?所以去那么远的地方?”姑妈也委婉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面对亲人的反对和误解,叶卫华虽然心存不舍,但并没有退缩。她一心想的是:好好工作,报效祖国。她还想到了:有工作就能养活自己。有多余的钱,可以孝敬辛辛苦苦抚养她的姑妈和老祖母。于是,她一边积极协助校领导和老师做长辈的思想工作,一边做好了入疆的一切准备工作。 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上海市内,本届毕业生中招了二十四名干部。叶卫华是其中一名。二十四名进疆干部和金山二十六名赴疆建设知青组成了一个小分队,叶卫华被任命为副分队长。1965年10月9日,叶卫华和四十九位进疆人员乘坐的绿皮火车,缓缓地开出了上海站,然后,向新疆奔驰而去。此时,坐在火车上的叶卫华,心里有点忐忑,因为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人,没有离开过年迈的老祖母。今后,还不知道怎么生活。正想着想着,兵团的带队工作人员叫她按名册点名。打开了分队名册粗阅,她惊呆了,发现,这些人和自己的家庭出身一栏中填写的大都是“黑五类”。叶卫华被四清工作组定性为“隐性家庭成分,社会关系复杂”。看到这个内容,她的头脑“嗡”地一下炸开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给她的身心是沉重的打击。好在叶卫华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并没有被这个噩耗所击倒。她很快清醒过来,理清思绪。决定:一.为了不影响其他人,断了与同学、朋友的一切交往联系。二.为建设边疆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迎接人生新的开端。在以后日日夜夜里,叶卫华把她的芳华,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新疆。她用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四十五年里,作为老师,她辗转了农五师的多个团部子弟学校。在常人根本无法想像、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教书育人,成绩斐然。进疆两个月后,被分配到农五师82团子女小学当小学教师。“文革”结束后,又曾分配去连队建立小学两年余,在那里没有教室,只能占用连队的俱乐部。没有课桌和板凳,她就和大一点的学生一起自制泥砖,砌成课桌和板凳。虽然从小到大没有干过这样的重活累活,虽然干得挥汗如雨、腰酸背痛。但是,当她看到一排排幼稚脸庞的小朋友,坐在教室里的时候,一切疲劳,早已烟消云散。以后调回总校教中学。1983年3月考入石河子农八师独立团子校教高中物理。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叶卫华从语文、数学教到化学、物理;从小学一年级教到高三,她全部出色的完成任务,取得了非常好的教育效果。虽然经过一些培训,但这些任务主要是她边自学,边上课,在摸索中完成的。1979年年底,新疆《博尔塔拉》报,以《自制教具,直观教学》为题,介绍了叶卫华的物理教学经验和先进事跡。1974年,学校有一个初二乱班,一些同学不但不好好上课,还在校外打架,小偷小摸,入拘留所。没有老师敢接这个班。学校把这个班分配给叶卫华。接收这个乱班,她丝毫没有畏惧。积极采取了调整了班长,调动每个同学的积极性,严肃课堂纪律等六项措施,花了不太长的时间,改变了这个乱班的面目。使它一跃而起,成了先进班。初三毕业时,无论是团里统考,还是升学率,这个班都是名列前茅。叶卫华受到了学校的褒奖,也深深地感动了学生们的各位家长。
叶卫华和老伴
叶卫华的事跡还有许多许多。在她辛勤付出的同时,也收获了真爱,并于1969年5月结婚成家。也正是她的奋斗和多才多艺,她的书法成就,被记载在新疆石河子市的年鉴中。1990年代初,上海落实了知青政策,每个知青可以有一个子女落户上海。1992年初,经过亲戚的帮助和努力,叶卫华的大儿子先回到了上海落户。2011年叶卫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呕心沥血奋斗多年的新疆,和丈夫一起,带着小儿子也回到了上海。大儿子通过自己的奋斗,在上海买了房。小儿子虽落户在浙江嘉兴,但也在上海外滩工作。一家人和和美美,在上海享受着天伦之乐。每当叶卫华回忆往昔的时候,都会为自己的一生没有碌碌无为而骄傲,为自己在新疆的辛勤奋斗而骄傲。五十多年了,叶卫华对高考揭榜,自己为什么没有接到“高校录取通知书”,而是接到“新疆干部录取通知书”一事感到困惑不解。由于我和叶卫华有类似的家庭出身,有共同的奋斗经历,想法和观念也很接近,因此我们会交流一些思想和信息。有一天,我看到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校务委员、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葛剑雄先生的文章《我经历过的“学生政审”》(从“学生政审”看政治运动的无情),文章清晰地揭开了“家庭成分”怎么影响高考录取的这个秘密。我把这篇文章发给叶卫华同学,她看了以后回我说:“我纳闷当年高考自己为何入‘另册’,原来如此。”她终于明白了自己没有被大学录取,却录取到新疆当干部的真实原因:家庭出身问题,“使一些学生从毕业之日起被戴上了无形的枷锁,受到种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被打入‘另册’。”好在改革开放,打碎了強加在出生不好人身上无形的枷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让这部分人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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