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边丨叶卫华：​那些年，我在新疆兵团当教师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叶卫华：1944年生，1965年虹口中学高中毕业。高考后接市高教局通知，去新疆建设兵团当行政干部。先后在农五师八十二团子校小学、中学任教、八三年在农八师的独立团中学教高中，直至退休。1979年，因物理教学成绩突出，受新疆《博尔塔拉报》表扬并介绍经验，2011年回沪。

原题

那些年, 我在新疆当教师

作者：叶卫华

我是上海虹口中学六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发榜，别人收到的是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却收到了上海高教局的通知：去新疆当行政干部。同年10月9日，我怀着感恩母校，感恩政府的心情，奔赴新疆。进疆后，我被分配当了一名教师。

从此，我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新疆的教育事业。一直到退休。这其中，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经历了建校的艰辛和坚持不懈的自学；收获了教育的成果；结下了难分难舍的师生情缘。

“文化大革命”中的磨难

进疆后，先分到乌市西山三分校任教，三个月后，又被调到农五师精河农场82团子女校。没想到，第二年新疆和全国一样，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一时，派性泛滥，掀起了群众斗群众的恶浪，连续三年“停课闹革命”。

当时，有个派性组织：“红野红卫兵”。他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有一个头头提出来：“为了扩大我们这个组织的影响，必须搞几个有声势的动作。”与会的人都表示赞同。于是乎，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出来好几个办法。其中一个人发言说：“上海来的那批老师中，有几个是黑五类子女，游街批斗他们一下。”有人反对：“这样做，恐怕不妥当。”那个傢伙一定要坚持，并且拟定了一份名单。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原因是我在毕业时，被四清工作组定为”隐性家庭问题”。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想：自己虽然生在旧社会，但是长在红旗下。从小学到中学都是班干部，校干部。我响应号召，服从分配，奔赴新疆建设边陲。现在却要遭游街批斗？心里既害怕，又羞恼，怎么也想不通……

同时，这个消息也让团参谋长林景胜知道了。他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错误做法后果的严重性。赶紧找到那些头头，言正词严地指出：“表现这么好的上海老师，你们凭什么要批斗？不能批斗……”在正气凛然的团参谋长面前，派性头头们不得不收起了那荒唐的一套，取消了对上海老师的游街批斗。

听到这一切，内心非常感激，感激林景胜参谋长的挺身而出，帮我们渡过了劫难；心里很是欣慰，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

折腾了三年，终于复课了。复课以后，那一派为了进一步对我们的打压，说是为了肃清我们的“舆论”流毒，把我和丈夫（当时我已结婚怀孕）“流放”到离团子女校十五公里以外的农一连去办学。

刚去时，那里根本就没有学校专用的房子。白天把连队的俱乐部当教室，晚上，还给连队开大会，搞活动用。

开学，连课桌、凳子都没有。连部只是给了一些木板，作课桌的台面，课桌二端的脚和坐的凳子，都要现做土块来代替。

我们发动大一点的学生，为做课桌、凳子打土块。连队的孩子吃得起苦，特能干。大热天，他们运泥土，夯土块，干得汗流浃背，个个干劲十足。我因为有了身孕，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把学生们夯实的土块整理得方方正正，表面平整光滑为止。

在休息的时候，我看着这一张张朴实、天真的小脸，心疼地问：“吃力不吃力？”他们张大了眼睛看着我，大声说：“想想我们有书念了，就不感到吃力了。”

虽说是连队的一个学校，却要开课五个年级。（当年，小学五年制）学生不多，但是教师员工就只有我和丈夫二个人。什么课都得教，什么杂活都由我们二人来干。虽然累点苦点，但是看到小朋友们的成长进步，心里觉得值了。

正当我们努力工作，平静生活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个別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人，见不得我们好。把我的出身（家庭成分）故意告诉给了幼稚的小学生，鼓动他们和我顶牛，对着干。有个小学生，犯了纪律，我对他进行帮助教育。他却反过来教训起我来了，说：“你是地富反坏右子女，我是贫下中农孩子，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我想不到他会说这样的话，一时被他的言语搞蒙了。我迅速冷静下来，忍着性子对他说：“毛主席要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尊敬老师。他老人家还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接下来我又对他说：“我是你的老师，有责任教你进步。记住：对老师要尊重，纪律你一定要遵守……”经过我耐心的说服，这种现象渐渐的消失了。

“文革”中的磨难，也是对我的磨练。一次次克服困难，一次次迈向前进。

砥砺前行当好教师

三年后，我被调回总校，分配到四连学校任教。那里设有完整的初中，我任初二化学、物理和初一图画。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我们等来了教育的春天。也让我们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

有一天，学校党支部聂宗仁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待我坐定，他一边给我倒茶，一边问我：“你当老师几年了？”“从进疆算起，有十年了。”我回答。“喔，老教师了。”他坐到位子上说：“一直以来，你的表现都很好，教书的业绩也不错。学校党支部考虑再三，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也是对你的考验！”我一点没有犹豫，说：“书记你说吧！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任务。”书记见我决心很大，就说：“叫你去担任初二（1）班的班主任，教语文及图画。说完，他殷切地看着我。

初二（1）班，那是我们学校有名的乱班、差班。这个班有五六个学生，屡次在校外打架斗殴，还偷东西，被派出所几次拘留过。他们上课不好好听讲，随便说话，调皮捣蛋，使得任课老师无法上课。很多老师都不敢接这个班。一听书记叫我去接这个班，我的脑子嗡的一下，犯怵起来。但是再一想，自己已经表过态：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接了下来。

接到任务，还在假期里，就开始做准备工作。我挨家挨户地进行家访，调查找寻造成乱班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多次听到班里学生告诉我：“在这些捣蛋的同学中，有个领头的叫陈建新。顽皮的同学都很听他的话。”无论在课内还是课外，他都很有影响力。

一开学，经仔细观察，发现他虽然也做过一些捣蛋的事，但有一定的分寸。他的本质不坏，也有不少优点：对学习理解力强，成绩不错；还讲义气，爱帮助人；分配给他工作，能乐意完成。我觉得，这样的学生有进步的潜质。有心让他当班长，来带动一批人。于是我找他深谈了一次。在交谈中，我严肃地指出了他身上的错误和缺点，表扬了他的优点。希望他改正错误缺点，鼓励他发扬优点，做一个好学生。他表示接受我的意见。我还对他提出了要求：“你要约束好周围的几个同学，不让他们继续调皮捣蛋，带着他们一起进步。”他爽快地答应了，说：“叶老师，你看我的行动吧！”。我相信他，并提议他当了班长。

与此同时，我还一个一个的找曾经捣蛋的学生谈心，鼓励他们进步。

我的这一做法，在班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有一天，放学后，一些原来调皮捣蛋的学生和陈建新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有的说：“你当了班长要照顾我们这些小兄弟。”还有的说：“叶老师让陈哥当班长，说明没有把我们这帮人看死，我们都要改正错误，好好进步。”陈建新接着说：“叶老师这样关心我们，我们都不能辜负了她的希望，要改正缺点，做一名好学生。”大家都表示附和。在陈建新的帮助督促下，这些学生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在想方设法帮助后进学生的同时，也想方设法调动班里其他学生的积极性。做法是：把班里大小事情落实到每人身上，让他们在工作的同时，感觉到自己也被老师重视的。比如，让有书画天赋的王平同学负责墙报，专门派了王新军等同学协助，在他们的努力下，墙报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作用；除了卫生委员张剑英外，专门派人协助搞好环境卫生，教室做到窗明桌净。把学校的《清洁流动红旗》一直保留了下来；在劳动委员曹建忠的带领下，全班同学挖水渠，挖药材，拾麦穗，出色地完成了学校交给的勤工俭学任务……

卫生委员张剑英

我还制订了“严明课堂纪律”等六项措施，班级团支部书记聂凤珍和其他班干部带头严格遵守，带动了全班同学。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班级正气树立，进步成风；上课纪律严明，成绩稳步上升。各项工作，都名列学校的前茅。一个人人见了头痛的差班乱班，一跃成为人见人夸的先进典型。

学生时代的团支部书记聂凤珍（左）以及董爱梅

1977年初三毕业时，我们班级的统考成绩和升学率，在学校都处于领先的位子。我也为此受到了团部的褒奖。

送走了这届初三（1）班，暑假里，聂书记又给了我一个新的任务。要我到奎屯教师进修师范学院参加物理培训班。学完后回学校任物理老师。这时，我已经是二个小孩的母亲了。摆在面前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又一次，勇敢的接下了这个任务。

我深知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要有一桶滿滿的优质水。在上培训班前，去书店购买了大学物理课本，开始钻研大学物理。由于我事先作了准备，带着问题参加培训班，主动向老师讨教，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回学校后，开始任教初中物理。

为了让学生在学习中对课本内容有直观的认识，从而提高教育质量，我根据课本内容，向同学们展示了实验室所备实验教具之外，还自制了一些教具演示，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为此，1979年底，新疆的《博尔塔拉报》以《自制教具   直观教学》为题，介绍了我的物理教学经验和先进事迹。

就这样，我孜孜不倦的自学和不断的摸索教育经验，物理课从初二一直教到了高三。

1983年3月，我被石河子市独立团子校录用，调去教高中物理。1991年夏，石河子市物理教研室，对全市十八个农牧团场的物理老师讲课进行听课评估。我获得了第一名。

师生情谊深似海

我深深感觉到：要能教好书，必须育好人。热爱教育事业，不是一句空话，一定要落实到教育的全过程和每一位学生中去。

有个患过小儿麻痹症的男生，名字叫王平。因为患病脚跛了，有些自悲。我觉得他要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必须要有自己的一技之长。于是我想方设法激发他画画和剪纸的兴趣，手把手地教他画画和剪纸；让他担任墙报委员。后来，他用浓厚的兴趣和负责的态度，把墙报办得红红火火。自己的剪纸绘画技术也大有长进。

2021年4月18号，他用“”天山雪”的微信名，给我发来了微信说：“叶老师：还记得吗？你曾经手把手地教我剪纸、画画。毕业后我在连队当文教，后来又去造纸厂搞印刷版面设计。工厂领导特别重视我。”其实，他曾经完成了“乌苏啤酒”等多个品牌版面设计。看到他能有这样的成就，我的内心十分欣慰。

记得有一个叫史延军的男生，个子不算高，瘦瘦的，二只眼睛炯炯有神。他不是我当班主任的班级，我教他们物理。他物理成绩不错，当了物理课代表。平时也会同我说一些心里话。在谈心中，我了解到他家里靠母亲一个人工作，供养他和姐姐读书。母亲是个临时工，身体又不好，工资不高，家境窘迫。

有一次，我看他无精打采的来和我告別。说：“靠母亲一个人支撑不下去了，准备退学去打工补贴家用。”我听了十分着急，对他说：“你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将来还要考大学，有困难我帮你想办法。”我一边向学校反映他的情况，给他学费减免，一边不定期拿出一点自己的钱来支助他。他坚持下来了。后来他不但考上了大学，还很有出息。毕业后在北京发展，在北京买了房子，把母亲和姐姐接过去住。我和史延军的联系，一直保持到现在。

我关心学生们，学生们也非常关心我。

2017年，我和丈夫到北京看望表哥，史延军和他的母亲、姐姐赶到火车站来接我们。分别虽然已经三十多年，但是他在出站密集的人流中，一眼就认出了我。大声叫：“叶老师，我在这里！”当面对面站着的时候，我们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激动得热泪盈眶，久久地凝视着彼此……

还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年，学校让丈夫上烏市参加学习，我下午放学回家后，要改作业，要备课，还要带小孩，单挑做家务，很忙乎。到入睡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住校的一些学生，做完功课经常来串门或咨询难题，看到我家的情况后，陈建新、曹建忠、陈国强、张圣和等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开了个小会，有人提议：“叶老师太辛苦了，日子长了会累垮身体。我们做完功课，每天轮流去一两个人，帮叶老师做家务。”与会的人一致同意。以后他们天天輪流来我家帮忙。我心里又是感激，又是很不情愿。

学生时期的陈建新、王平、胡启华等（左起）

当年的张圣和（前排右一）及同学们

新疆冬天很冷。11月开始，各班陆续拾柴，准备冬天取暖。离学校很远的地方有个梧桐林，林子很大，枯枝也多。大家都会到那里去拾柴。有一次，我和大家一路拾柴，一路走到了梧桐林深处，收获到是不少。我在用斧头劈干树桩时，不慎，一根木刺插进左手拇指甲里，有三分之一多的指甲深。当时我心里有点害怕，离医院这么远，不知如何是好？只见胡启华揑住我那手指甲二侧，陈建新快速用手指拔出了木刺。还好，既没出血，也不怎么痛。只是在拇指甲盖下，留下一道永不消失的白色痕迹。几十年了，看到这白色的痕迹，就想起当年梧桐林深处的场景。永远无法忘怀。

那些年，我在新疆当老师，虽然不能说桃李满天下，但也教出了一批批国家有用的人才，经他们本人发奋努力：有当高级工程师的、有当名师或教授的、有当名医的、有当企业家的、有在电视台当记者的等等，如今一直有联系的很多，互相惦记着，互相关心着……我为他们骄傲！

每当想起在新疆当老师的日子里，虽然条件是那么的简陋，工作是那么的辛苦，也碰到了一些烦心事，但总的说来：是内心感到充实，感到无限的快乐，感到滿滿的幸福。

在新疆当老师的叶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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