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维开，1950年出生，曾务农十年。1977年考入宁波师专中文专业，1984年起又专修浙师大政教专业。在职任教33年，历任过班主任、教导主任，中学校长，教师进修学校教务主任。退休后写有系列反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的纪实作品。
原题
票证岁月，
我与时代的对话
我国在上世纪50至90年代，生活资料大多凭票供应。票证岁月最困难的，当数60年代，那时票证繁多，粮票是大哥大，布票是大姐大。没有这两种票，简直无法生存。
01
粮票篇
当年，国家对城镇户发粮票，而农民因土里刨食，自给自足，所以国家不发给粮票，如进城去饭店吃饭，可以带米兑。于是，社会就形成了一条鄙视链：用全国粮票的看不起用地方粮票的；用地方粮票的看不起用米兑饭的，农民处于这条鄙视链的低端。当年我正务农，有几件饭店吃饭的事，至今仍痛定思痛：时代说：光有钞票而没有粮票或米，不能吃饭
那是六十年代末某年除夕的前几天，我凌晨起身，担起百十斤芋艿，去离家十五里的五乡赶集。开门一看，白茫茫一片，原来夜里静悄悄下了场大雪，好在已停，于是硬着头皮挑起芋艿往五乡赶。往五乡得先走山路，路面白晃晃的盖满了雪，远处偶有豺狗嚎叫声。我深一脚浅一脚，忽一脚踩空，箩筐侧翻，芋艿滾了一地。亏得地面上有白雪，滾散在上面的芋艿很容易辨认，拣得很快——远处豺狗嚎声似乎在靠近，我毛骨悚然，赶紧拣完芋艿，挑起担子，逃离这个危险之地。数小时后热汗涔涔地到了五乡，已有赶早市的农民到来，听邻旁的两个人在议论，说近几天宁波城里芋艿很行俏（即价高易销），我支起耳朵，听了一会，想，今天有雪，行路不便，宁波城内芋艿肯定更少，何不到宁波去卖。想到这里当机立断，挑起芋艿，向离五乡还有三十多里的宁波城赶去。沿着公路，路面上砂石与雪混在一起，踩上去很硌脚，但有好价吸引，走一步只会近一步，坚持三小时就到。雪后风虽凛冽，然而有担在肩，身上正冒汗，两下抵消，倒也不觉冷。天色亮了起来，行人渐多，路面的雪踩的人一多，开始化成水，溅得两只裤管湿漉漉的。九点之前终于到了宁波''大世界''旁农贸市场，提着空篮子的市民一下子围上来，——果然不出所料，因为下雪天，农民们大多不来卖货，今天终于被我赶上个好时机。于是，在里三层外三层争购中，百十余斤芋艿比平时贵二分之一价，很快卖完了。这时肚子的饥饿感提醒了我，凌晨急匆匆出门没有吃过任何东西，本想在五乡卖掉后就回家，但又一鼓作气，挑着百十来斤担子多赶了三十多里路，居然身处宁波了。现在芋艿虽然变成了钞票，但肚子却''咕咕''地叫起来。但我一无粮票二无米，芋艿价格卖得好，我抱着侥幸心理，硬着头皮，去问了几家饭店：饭店：''不能。你带米了么？有米就可以。''服务台内的人回答。饭店：''不行！''拒绝得很干脆，听出明显的不耐烦。饭店正在吃饭我人们，瞬间把目光聚焦在我身上，他们肯定都因我的窘境而在暗涨着幸福感，我赶紧知趣地退了出来……这是五十年前，二十岁的我，凌晨三点空着肚子，挑着百十斤芋艿，赶了近五十里路，在饥肠辘辘中与几家饭店的对话。——不，这是农民与时代的对话。营业员代表着时代，而我，代表的是农民——因为，当年农民处境都一样，国家不发粮票，进城自己带米，如果连米都没带，就不能吃饭，这样的故事，具有全国性！当时没有任何办法，饿了一天的我，只能忍住饥饿，再走五十里路回家去……路上，我满脑子想的，是''粮票……米……粮票……米''，而忘记了揣在口袋里还有卖了芋艿的钱。因为，光有钱，不能吃饭，芋艿卖得顺利的好心情，全被饥饿感取代了。时代说：带了米，也不一定能吃饭
我们生产队队长姓胡名志良，很黑，绰号''黑炭''。村里叫绰号叫顺了口，叫他名字反而显得生分。那一年生产队养了几十只鹅，决定拉到宁波去卖，黑炭亲自带队并点将，我也去。一行四人，半夜动身，天亮拉到了宁波老江桥西''大世界''旁农贸市场。鹅很行俏，卖了好价。黑炭队长很开心，建议中午大家''到体面些的饭店去开次洋荤''。黑炭队长既是生产队长，又是青年中的自然领袖，今天他这样建议，是想犒赏一下大家，大家自然响应，况且回去可以在年轻人侃大山时吹一吹。他提着一袋米——今天四个人吃饭，米由黑炭队长带来，回去结算——当年的饭店，服务台上都有一台小磅秤，用来秤农民的米，这是大众型饭店的标配。去''找家体面点的饭店开洋荤''，大家很开心。沿着江厦路，到东门口左转，沿着中山路，向西寻去。找到了家门面较豪华的饭店，欣欣然走了进去。''出去出去，这里不是你们吃饭的地方！''大厅里一个穿白色衣服的人，在瞬间判断出了我们是以米兑饭的农民，老远就不友善地逐起客来。''有米还、还不能吃饭？''黑炭队长情急时往往会有点结巴，他举了举米袋子，向白衣者示意。''不能，这里是高档饭店，只接待用粮票的。''穿白衣者不屑地说，并抬手用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下，打出粮票宽度的样子，重复强调，''有粮票么？''——两手指宽的粮票，当年的农民的确没有，白衣人当然知道，他明显有嘲讽和鄙视我们的味道。服务台内，几个姑娘瞅着我们在窃窃私语，神气中满是对乡下人的看不起。台面上也确实没有小磅秤，看来的确没有收米兑饭的业务。进进出出的人们，衣着体面，纷纷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们。原来带了米，并不是所有饭店能吃饭。''高档饭店''拒收米，只收粮票，等于拒绝农民吃饭——这倒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原来豪华饭店不属于农民。''有米也不能吃、吃、吃饭？'' 黑炭队长有点懵，也有点恼，提着米袋怔住了。''到体面点的饭店开次洋荤''是他的建议，现在居然饭店不给他''体面''。他的黑脸忍不住红了起来，这是他动情绪的前奏，日常和社员口角前，他有两个特征，一是黑脸转红，二是讲话结巴。我赶紧拉拉他的衣角，小声地劝他：''换一家，换一家吧，这家菜太贵。''''菜太贵''，倒是很值得考虑的理由，黑炭队长逼自己冷静下来了。农民吃饭，菜太贵就不舍得，这符合思维习惯和生活法则。黑炭队长也清楚，这里毕竟是宁波，不是以他为领袖的生产队，于是，领着我们出来了。——其实，他的''找体面点的饭店开次洋荤''与''菜太贵''就不吃，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到体面点的饭店吃''，自然不能嫌''菜太贵''，但正因为''菜太贵''，所以''体面点的饭店''本来与农民是无缘的——但鹅卖得特行俏，仍支撑着黑炭队长带大家''开洋荤''的兴头。于是，我们一行人继续向西，找''体面点''的，但又不''菜太贵''的饭店。这次有了点经验，先由我到每家的店门口''侦探''一下，看看服务台上有没有用来秤米的小磅秤，免得又被人家喊''出去出去''，自找尴尬。终于找到了一家门面算得上''豪华''，符合''体面点''要求的，服务台上也有小磅秤。进了店，黑炭队长解开袋，刚要往盘上倒米，柜内的一个男服务员快速走过来，要过米袋，伸手抓了一把出来，先是闻了闻，又仔细地看了看，皱起眉头说：''这米太糙，这里不收。''昔日农村，农家为了提高出米率，在轧米时，总会嘱咐轧米机师傅放松轧口，使米少碾掉些米衣，从而每百斤谷提高了二三斤出米量，但米会有点黄，看上去也有点糙。——农民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吃糙米已成习惯。糙米是黑炭队长从家里带出来的，他急了：''这米、米、米糙么？糙米饭更香、香、香哩……'' 结巴话还未说完，柜内人抓过一把从别人处收过来的米，给我们比较。两个手心里的米，我们的，确实逊色不少……糙米烧出来的饭，比精米的更香，倒也实在，且有人说，米衣含的营养，远比米核丰富（这也许是主张吃糙米者自编的说辞），但饭店要的是米白，不要米衣的营养。精米烧的饭，也是香的。客人总喜欢又白又香的饭，于是，饭店对农民的米，就挑剔起来，这是商家之道。柜内人又指了指小磅秤旁边，说：''不收糙米，是店里规定的！''我们仔细一看，小磅秤旁确实立着一块小告示，上写着：谢绝糙米。因米糙而不能吃饭，与第一家拒收米没有粮票不能吃饭，实质是一样的。我们因鹅卖了好价而''到体面点的饭店开洋荤''的兴致，被浇灭了大半。我们又被变相地赶了出来，黑炭队长感到对不起我们，很抱歉地结巴着说，他带米时，没有仔细想过米糙不糙这个问题，想不到现在却成了问题。饭总是要吃的，继续往前走，这一次更有经验了，不但要''侦探''有没有磅秤，还要''侦探''磅秤旁有没有''谢绝糙米''的告示。这样我又探头探脑看了三五家，家家都有这种告示。甚至也看到有些提着米袋的农民，因被嫌''米太碎''，饭店也不肯兑给饭。这些人，也只得无助地徘徊在饭店门口……''只收粮票不收米''和因''米太糙或太碎''而拒绝兑饭，使我们完全处于被动。眼看着中午将过，肚子咕咕叫得越来越频繁，黑炭队长提着米袋，脸色黑里越发透红，我们走在街上，不知所措，耳边萦绕的，都是刚才被饭店拒绝的话：饭店一：''出去出去，这里只收粮票不收米……'' ——带了米不能吃饭！饭店二：''你们的米太糙，店里规定不能收……'' ——带了米仍不能吃饭！这无疑又是时代在向农民喊话：你们进城，带了米也不一定能吃饭！就这样，肚子咕咕叫着的我们，为了安慰黑炭队长，对''开洋荤''都装得无所谓起来，但心里都不是滋味：妈妈的，米是农民种出来的，豪华饭店却因农民没有粮票不准进去，难道粮票所代表的不是米？米糙些，难道不是米，有标准么？还有那边几个，米碎些，可能是轧米机之故，但惩罚的却是他们的肚皮，一切由饭店说了算，农民能奈何？最终，我们吃了些街头小摊上的烤番薯，填填肚子回来了。路上，大家都郁郁寡欢，议论纷纷：''米太糙了，下一次一定轧白点，也不能太碎……'' ''不！'' 终于有人打开了思路，''应该尽量搞些粮票，看来，有它最省心。''是的，大家公认，那家只收粮票的豪华饭店白衣人用食指和拇指比划的''仅两指宽的粮票''，才是解决上城市吃饭的最好方案。——''仅两指宽的粮票''，您在哪里？农民太需要您了！从这次以后，黑炭队长家去轧米时，再也不要求''糙''一点了，不仅如此，我们各家各户还把原来给小孩吃的鸡蛋，省下来，每个月拿到供应户家兑成粮票，以免下一次上宁波，重演有米也不能吃饭的尴尬。02
布票篇
票证岁月粮票是大哥大，布票是大姐大。上一篇讲了粮票，这一篇来讲讲布票。有人说，票证年代国家发布票，城乡一样，最困难时期人均三尺，没有城乡差别。朋友，请听我慢慢道来，尽管那时城乡人均都是三尺布票，但有一个巨大的隐性差别：城里很多人实际能享受到的穿衣资源，远比农民多。时代说：人均虽只''三尺布''，但发工作服天经地义
在最困难的60年代初，全国城乡每人只三尺布票，但城市职工，很多工种有工作服。一套工作服，需要多少布？在人均只供应三尺布的非常时期，拥有每年一套或数套工作服，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也许有人斥我荒谬，认为工人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得到工作服或制服，是天经地义，把它归为城乡差别，是无聊之议，应嗤之以鼻。且慢嗤，如果在生活资料相对充裕的今天，我的立意确实荒诞，连我自己都认为无聊之极。但不要忘了，在六十年代初人均只供应三尺布的非常岁月，问题就不是这样了。试问：在当时，一个家庭中只要一人或几人每年能拥有一套或几套工作服，等于他（或她）先有了几个''三尺''？这在家家户户衣料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对家庭成员解决穿衣问题，作用大不大？我绝对没有平均主义思想，工人，工商税务机关等公务人员，工作中的劳动保护或执法的严肃性，穿工作服（或制服）无可厚非。我之所以例举这个看似荒谬的例子，意在说明当年穿衣，城乡虽都有困难，但城里的工人或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尚有工作服或制服可发，客观上穿衣条件比农民好得多——如果说城市人穿衣难，那农民是难的N次方了。那个年代真奇怪，工人们的工作服或公务机关的制服，除有特殊规定之外，大多数工作服演变成了两用服，人们除了在工作时穿，连休闲时也穿，看上去很顺眼，有人连走亲访友，社交聚会，相亲，都穿着工作服——那个年代，工作服就是变相的生活服，很有品位，甚至能彰显工人阶级身份，是铁饭碗的标志。那个岁月，穿工作服出现在公众面前，观感不逊于穿中山装，而且在有些人眼里，比穿中山装更有高贵感，因为他有稳定的职业，使人羡慕。所以那时连旧的工作服，也被大家当成宝。凡过来人，都有这种记忆。有些家庭，有人每年会发工作服，有了新的，旧的改一下给家人穿，或者送人。——工作服成了城里人独享的生活优势，客观上缓解了他们布票之乏，这是票证岁月中人们心照不宣的秘密。于是有人讲起俏皮话：工作服，工作服，是我们的两用服，工作生活两相宜；三尺布票不愁衣，因为我有工作服……试问，农民有这样的条件吗？老实说，那个时候的农民，看到穿工作服的工人，我真有自惭形秽的感觉。农民，人均三尺布票，穿衣极度困难，劳动中，就只能穿破衣烂衫，偶有城里亲朋送套旧工作服，会感恩戴德……经过以上分析比较，谁说非常时期城市人的工作服，体现不了城乡差别？当年我因缺衣受冻，至今仍刻骨铭心。南方的冬天，同样的零下，因为气候湿度低，感觉总比北方冷。在刺骨的寒风中干农活，衣服单薄得如今难以启齿的我，下身只穿两条单裤，外面一条稍微像样点，里头一条打满布丁；那时候也没有手套，干活时双手冻得麻木，十指生疼，不时把冻得红肿的手，凑到嘴边去呵，才能稍微恢复知觉。这时候，我多想上帝赐给我一套工作服，一副工作手套啊，——可惜上帝离我太遥远了。有一天，寒风凛冽中，旁边一个老农民，戴着一副纱手套——不知是谁送的——他见我冻得呲牙咧嘴，一副痛苦相，很理解，微笑着褪下一只递给我，我接过套上，疼痛的手指才渐渐恢复了知觉。当时，我感受到了什么叫雪中送炭……至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凛冽寒风中分享给我一只手套的老农微笑着的脸庞和手套的余温，常浮现在脑海中……因为当时太冷了，一只手套产生的暖，足以使我一辈子难忘。那个时候，我多想拥有城市人的工作服，以缓解母亲没有布票的一筹莫展。后来，我上海的姑姑和姑父，知道了我们的状况，把厂里发给他们的劳动手套，省出一些寄给我们，我才结束了冬天靠呵手干活的痛苦日子。——我在感恩姑姑和姑父的同时，一直憧憬着：工人真好，还有免费的工作服和手套。工厂或公务人员必须优先配足工作服或制服，这是天经地义，至于其他人，只能供应三尺布，那是国家有困难——时代这样回答我。时代说：买一切棉织品都需布票
乡村人只有三尺布票，但乡下的供销社，照样热闹着。
六七十年代乡镇供销社的格局，与现在的超市比，大相径庭。那时候，稍微大一点的百货店，都有一个收款中心。这个中心点位于店的中央或店的一侧，明显高于周边的售货柜台。收款人员坐在收款台上，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看到各柜台的买卖。中心与周边的各售货柜之间，连着一根绷紧着的铁丝（或钢丝），一只铁夹穿在铁丝（或钢丝）上。各柜台把营业售货单、票款等，用夹子夹住，用力一推，''嗖''地一声，夹子夹着售货单和票款，在店堂内人们的头上，滑向收款台。收款人快速核对后，把找回的票款及开好的发票，夹在夹子里，又''嗖''地原路返回柜台。营业员从头顶的夹子上取下找回的钞票，布票，连同顾客购买的东西，从柜台内递交给柜台外的买货者。
店内生意繁忙时，店堂内''嗖嗖''声接连不断，夹子夹着的钞票布票及货单，在人们头上飞来滑去。
百货柜台内站着的营业员，除了随时注意通向自己头顶上穿在铁丝（或钢丝）上的夹子外，还须耐心回答顾客的问询：
有一天，母亲想为我添置件新衣，带着我去供销社。母亲问：''买内衣需要布票吗？'' 回答：''要。'' ''买枕套呢？'' 回答：''要。'' ''被面呢？'' 回答：''要。'' ''床毯呢？''回答：''当然也要。''
''连买内衣、枕套、被面、床毯等都需要布票，唉，那三尺布票还怎么扯布做衣呀！''母亲叹息着，感到一筹莫展……
母亲与营业员的对话，其实就是我与时代的对话。母亲代表我，营业员代表时代。
供销社的布柜台外，母亲徘徊不定，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陈列在布架上的一匹匹布。她在比较着布的门幅。
布的门幅，就是每匹布的宽度，它有一米的，一米二的。布票扯布是以门幅计的，门幅越阔越划算。
凡来扯布的，大多是各家各户在''集中布票办大事''。家里经过商议，把布票集中起来，今年我做，明年你做。家长总是给子女先做，亲朋好友往往把布票调剂给将要结婚的男女青年……所以，当年在布柜台前来扯布的，都是计划好了的，怀里揣着全家人十分有限的布票。
营业员的动作很有观赏性：扯布人选中了布，由营业员从立柜上取下，熟练地把整匹布放在柜台上翻滚了几下，松出一些来，拿起长尺，量足应扯的，再过头一寸（给扯布人的优惠），按边折好，捏住，用剪力在边上剪出个小口，然后双手捏住布边，猛地往两边发力一扯，''嘶''地一声，裂帛之音响过，扯下的布，被叠得方方正正，这些动作，一气呵成。随着头项铁丝（或钢丝）上的票夹子''嗖嗖''地一去一来，营业员从夹子上取下发票和找回的钱，放在叠得方方正正的布上，从柜台里递出来。扯布人接住，脸上漾溢着幸福。
这样很有观赏性的双手撕开式扯布，大多是经纬布，按纬线扯开，布边笔直。如果是针织布，不能用手扯，只能用剪刀裁。这道理，只有内行的才懂。
当年扯件衣料真的不容易，围在旁边看扯布的人们，脸上往往是满满的羡慕，当然内裹着看不出来的妒嫉——母亲终于为我扯了布，在人们的羡慕中离开了布柜，因为我在兄弟姐妹中是老大，家中优先……
时代说：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烂阿四；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
这是昔日乡村农家的穿衣谣，用在某些城市人家，也合适。
当年的农家，小孩添置一件衣服，往往要穿好多年。兄弟姐妹多的话，往往老二穿老大穿过的旧衣，老三穿老二穿过的破衣，老四穿老三穿过的烂衣，所以民间就有顺口溜：''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烂阿四''……
我兄妹四人，我是老大，下面先是妹妹，再是弟弟，所以兄弟俩相差四年。母亲给的添置新衣，往往第一年做得特别大，我先穿二至三年，再给弟弟穿。因此，第一年穿在身上的新衣，往往衣袖盖过手面，简直可以长袖善舞，衣服的肩缝线垂在肩膀两侧，新裤裤䘾拖在地上，如果不把衣袖裤䘾卷得牢一点，动不动就下垂，绊手绊脚的，特别麻烦，这成了我小时候''穿新衣的烦恼''。每次穿新衣服，我总会向母亲提抗议：
''妈妈，衣服太大了，穿着不舒服，为什么量了我的身，还要做得这么大？''
母亲说：''做件衣服不容易，小孩长个快，衣服要穿好几年，头一年必须要做大点，否则明年后年穿不了。''
我与母亲的对话，母亲代表了时代，而我，代表了农家的小孩。因为那个年代，农民家庭为小孩添置衣服，没有一家不这样做，这具有普遍性。
记得那些年我们小孩子，走亲访友的春节一结束，母亲就提着旧衣在后而追我们，强迫脱下新衣去锁进箱子里，明年春节再穿……
记得当年的大人，添置了一件新衣，头一年只在过年走亲访友时穿几天，然后脱下锁到箱子里去，以待来年再穿。这样至少三年。第四年起，衣服才''日常''起来，但干重活仍不舍得穿。第七年起，衣服破了，打满了布丁，于是就成了农民的''工作服''，至少再穿二三年。农民们说：穿这样的衣服干活，心里踏实。有人编了顺口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
以上记忆，永远在心头挥之不去，以至现在，我看到一家人挂满衣橱的服装，看到孙辈才穿了一年多的衣服，就被儿媳当成被淘汰的旧衣，打了包或送人或当成废物处理，总有种说不清的感慨，心里也会涌起自己儿时岁月的阵阵酸楚。
现在，票证岁月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吃饭穿衣中''我与时代的对话''也已被尘封，作为那个时候的过来人，抚今思昔，真的感慨万千。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