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原题
海燕和华卫民的
“间谍案”
作者：刘海鸥
我姐姐海燕一辈子写日记，她去世后，我把她在新疆的日记输入电脑，编辑了一本纪念册《夕出阳关》。本文中海燕在新疆的遭遇均根据海燕的日记所写。
海燕的朋友很多，从小学到中学她的朋友络绎不绝地穿梭于我们家，朋友中只有华卫民和她保持了终生友谊。华卫民的祖父华南圭，江苏人，清朝末年被派遣到西方留学。在巴黎学习土木工程，学毕带波兰籍的妻子回到中国，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工程建设和建筑工程教育。1949年以后出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华的父亲华揽洪在北京出生长大，十六岁到巴黎上高中、大学。毕业后与法国女友结婚，两个人都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五十年代初，华揽洪夫妇带着12岁的儿子和6岁的华卫民远渡重洋回到中国投身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在北京建筑设计院任总建筑师。就是这样一个热爱中国人士，在1957年被打成建筑界两大右派之一。华的母亲在广播事业局和外文出版社等机构修改法文翻译稿。海燕和华卫民都在培元小学读书，从小要好，初中又同在女十二中上学，天天见面。高中上了不同的学校，仍来往密切。大概是“外国人”的天性，华卫民的思想很前卫，表现也很自由。天马行空又饱读外国小说的海燕欣赏她的性格。小时候海燕常带我们妹妹去无量大人胡同的华家玩耍，我记得院子里鲜花丛丛，中式建筑的房屋内是西式的摆设。她们曾打过一架，那可不是一般女孩子的斗嘴。小学五年级时华卫民参加了中法合拍的电影《风筝》，回到学校后有几个同学觉得她“骄傲”了，自发地组织了一个帮助会，嘴无遮拦的海燕冲着华卫民说：“你不就是个黄毛吗？”话没落音，一个大耳光糊在海燕的脸上，非常地“西式”，惊呆了大家。海燕捂着肿胀的脸大哭着回家，我一跳三尺高，发誓要为海燕报仇。“仇”还没报，海燕就与华卫民“和好”了。他们的友谊在1965年华卫民回法国，海燕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暂时中断。1961年小学同学聚会。二排右二海燕，右三华卫民
1967年初，“夺权”运动酿成全国各地的大分裂——“造反”和“保皇”两大派。两派观点的对立很快就演变成暴力斗争。到了1967年四五月份，武斗越演越烈，每天都有各地“告急”的消息十万火急地传到北京，新疆是武斗最严酷的省份之一。全家人日夜为海燕担心。即使她不向家里人汇报，她的表现我们也能猜出几分。妈妈早就概括了她的性格——“黑李逵加傻大姐”。兽性泛滥的时代，这样的人能生存吗？海燕已经逃离她工作所在的园林队，她不是什么头目，但她是对立派的眼中钉。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场“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的运动……。海燕在园林队是出名的炮筒子，眼睛里不揉沙子，对一切不正之风管你是领导还是什么人，直通通就放大炮。中国虽大，有什么地方能容这样的人呢？领导痛恨，群众厌烦。对立派扬言：“抓到刘海燕，打断她的狗腿，砸烂她的狗头。”1967年的8月，听说新疆的武斗已经升为全国之冠，我决定去新疆，一是因为我对“武斗”充满好奇，更重要的原因是海燕在那里，家人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到她了。爸爸非常支持我去，他希望我把海燕找回来。他还写了一封信召海燕回家。信中谎称他得了肺癌晚期，希望能够再见海燕一面，让她立即请假回京。8月18日的黄昏，我到了乌鲁木齐，到处是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周年的标语和广播。我写信告诉海燕，我在乌鲁木齐，不久将到伊犁去找她。事实上因为混乱她并没收到我的这封信，但是有一天海燕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是乌鲁木齐的一个朋友把她带来的。一见到我她就放声大哭，掏出一封信，说：“爸爸得了癌症！”我又惊又喜，告诉她这消息是假的，是人们糊弄领导的惯常手法。凭着这封信，海燕拿到了通行证。已经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她卖了二百毫升的血，四十元，才凑够了盘缠。不敢让海燕在乌鲁木齐久留，当晚我就弄了一张火车票，让她先回北京。看她离开了这个鬼地方，我长长松了一口气，不知道后来还有更多的苦难在等着她。1967年9月底，海燕从新疆回到她苦苦思念的北京。全家人都为海燕的来归庆幸，谁知道回家又是一场灾难，她一点都没有变，置身于惊涛恶浪，依然我行我素。在北京她和老朋友们联系上了，找得最多的就是华卫民。这是家里人最担心的，因为那时“外国人”就是洪水猛兽的同义词。华卫民上大学后到法国念书，1966年她感到自己远离“伟大的、轰轰烈烈的”中国XX大革命非常遗憾，便回到了北京。华卫民也有一颗狂热的追求革命的心，她渴望了解和理解每天所发生的事态，说话又口无遮拦，社会关系又广泛，不仅有大量中国朋友，还有在北京生活的洋人。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具有外国人特征的中国人都被严密监控着……。华卫民当然不例外，她早已经在公安局的监视之下, 自己并不知道。海燕更是不知死活，毫无顾忌地出入于华的家中和外国人公寓。家人的担心是没有错，1968年8月的一天，海燕从华卫民家回来，紧张地说：“华卫民被捕了！”在那个年代的政治空气下，“阶级敌人”多如大瘟疫时期的病菌，可以传播，可以传染。虽然觉得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我们还是很震惊。海燕说好像是因为用一张带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包了用过的卫生纸（当时的报纸天天都有毛主席照片，正面反面都有，不知多少人因为报纸而罹罪）。后来知道，先是广播事业局“造反派”群众拘捕了华卫民，逼供信后交由公安局处理。她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国间谍分子”的罪名判监三年外加劳教三年。爸爸妈妈知道海燕整天出入华家，必定难脱干系。又赶上正是清理阶级队伍最紧张的时刻，街道死盯着海燕不放，说没有户口的非本市人员，必须回原单位“闹革命”，不得留在北京。海燕说什么也不肯回新疆，北京又不能再呆，爸爸只好和他的一个在东北佳木斯桦南林场当林业工人的表弟余运海联系，让海燕到那里躲躲风头。后来我们才知道，海燕确实已在公安局挂了号，她出入华家的行踪全被记录在案，列在受监视和审查的黑名单中。他们怀疑海燕是华卫民在中国的“联络员”，已经去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海燕的情况，并向兵团通报海燕在北京的“非法”活动。海燕的噩梦从此又添加了政治色彩，愈演愈烈。运海表叔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对海燕悉心照顾，但是海燕从来就不是省油的灯。表叔来信表示了他们的忧虑，比如海燕到处乱走，上山读小说采蘑菇捡榛子，引起场里人的怀疑。更令表叔不解的是海燕去卖血，不缺她的吃喝，为什么还要卖血呢？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海燕的卖血是在新疆开始的。她曾跟我说过，二百毫升血，四十元，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园林队欠发工资，只能自己喝自己的血。不过卖血对身体一点妨害都没有，人都应该定期放放血。海燕认定的事，别人是无法说服她的。妈妈为此事已经和她大闹过，她回北京期间没有卖过血，但是到了桦南，又开始了。父母知道海燕迟早要出事的，鞭长莫及，只能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果然不久海燕被林场驱逐回疆，原因是她上山采蘑菇，闯入军事禁区，被解放军扣留。其实林场的军管会早已密切注意这个从北京来的形迹可疑的人了。整个中国就是一张天罗地网，任何地方多出一个人，都会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性。林场军管会向北京和新疆方面调查，方知这人是有“间谍”嫌疑的，公安局都挂了号。军管会立即按兵团的要求将海燕押解回新疆。没出过远门的押解人不愿意大冬天千里迢迢地跑到新疆，把海燕押送到了火车站就回家大吉。海燕提着大行李包独自上了火车。她怎么能知道，这一去，一路风险在等待着她。途中经过吉林换车时海燕被抢劫团伙盯上，幸而有贵人相助，有惊无险。这件事还是让海燕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来说吧：“近三十年过去了，这件事在我心里一如昨日般清晰，令人寒心扼腕的事耳闻目睹得越多，这件事就越发清晰明朗。
1968年的冬天，我和一个在火车上邂逅的山东女孩呆坐在吉林市的火车站里，商量着到底该不该在凌晨四点钟出站去找她姑姑。最后她说服了我，俩人各提着两个大提包，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摸上了环行公交车。
一位三四十岁的女售票员不经意中悄悄地站到了我身边。我赶忙问路，她撕着票既不回答我也不看我，但我清清楚楚听见她小声说，下站就下，有人盯上你们了。我不敢东张西望，借着昏暗的车灯瞄一眼手表，四点一刻。紧抓提包的手沁出了汗。
车停了，我和女孩大包小包连滚带爬从前门下了车。慌乱中感觉几个男人也随同下了车。我茫然不知所措沿车身站着。忽然车后门开了，探出了女售票员的上身和一只手，快，快上车！
我来不及多想，如行将灭顶的人抓住了救生圈，在那只手的拉拽下拥着女孩又连滚带爬地上了后门，脚还没站稳，车就启动了。
女售票员气喘未定，就是他们！车下四个身穿棉猴大衣带大口罩的男人刚刚反应过来，悻悻地望着开走的汽车。
那山东女孩全身发抖，说不出一句话。女售票员大声对司机说，截一下前面的回头车，把这两个姑娘送回吉林站。她转身嗔怪道，你们也太大胆了，大包小包，手表明晃晃的，这帮人早就盯上你们了。前两天河沿儿就有一具无名女尸。这伙人专整外地人，尤其是女的。有乘客搭了腔，你俩算捡了条命，可这辆车明天怕是要倒霉了，他们能不恨不报复？到手的货泡了汤。这位大姐是冒死相救啊！
我拉过女孩对女售票员深深地鞠了一躬。
司机截住了开往火车站的车，女售票员再三叮嘱，人生地不熟又黑灯瞎火可别再乱跑了，乖乖地等在车站，天大亮了再走，听见了没？
这辆不知牌号的汽车载着不知姓名的好人在我的视线中远去了，模糊了……
在那场人性泯灭的浩劫中，每当我心灰意冷沮丧绝望时，只要想起这位女售票员，我就像看到了污泥中的白莲。这白莲给我慰藉和温暖，支撑着我活下去的希望……”
海燕一回到北京，家里就很惊慌，桦南军管会那边早已经给街道发了电函，监督刘海燕立即返疆，街道三天两头来检查，得知海燕回来了，勒令她马上回疆。爸妈也劝她赶紧回兵团。爸妈并不十分清楚她在兵团的处境，天真地认为只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再回到兵团对海燕来说无异于再下一次地狱。革命派“打断刘海燕的狗腿，砸烂刘海燕的狗头”的叫嚣言犹在耳。到家的当天海燕突然离家出走。谁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直到一个朋友的家人来报信，原来她藏在朋友家躲风头。这个朋友当时也在新疆，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没有考上北京的大学。那年新疆大学正需要一些人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就从北京招了一批够大学分数线又因出身“不好”不被录取的学生。她就被招到新疆大学学习维语，海燕在新疆时曾经去找过她。这个朋友家的情况并不乐观，她母亲虽然早已经和父亲离了婚，但一直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海燕的到来如同往人家里扔了一颗炸弹。朋友的母亲“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极力劝说海燕返回新疆，同时着家人通知我妈妈将她领回。海燕为此一辈子都不能原谅她们。我倒觉得朋友母亲的做法可以理解，当时的境况下绝大多数人只能这么做。他们为什么要为这么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冒窝藏“罪犯”的风险呢？何况在十几年的政治浑汤里浸淫的知识分子都已经明白并实践着把明哲保身作为生存第一要义，怎么能期望他们有海燕自己奉行的两肋插刀的幼稚之举？海燕回家的当天就被街道军管会赶回了新疆，连一晚上都不让多待。她是哭哭啼啼地走的。走时只有一个妹妹去送她，令她感动得不得了。遭到万人唾弃，只有家人送以温情。可是实际上她的离去让全家人长长松了一口气，也难怪呀，那时候大家已经被她一件又一件的出格行为折腾得无计可施，真的希望她快快离开。我呢，住在郊区教书的学校，对海燕的归来离去甚至没有印象。我也觉得她长期呆在北京是不对的，觉得她越早回去，越能减轻一些她的“罪责”。有错误，改了就好了。海燕走了，但并没有返回兵团，在新疆各地流浪了将近一年。海燕走后不久，北京的家散了。爸爸妈妈去了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两个妹妹分别到山西和内蒙古插队，我虽然在北京，也是在郊区，一周回“家”一次。我这里成了天南地北家人的联络站，把父母姐妹的信件转寄给姐妹父母。两个妹妹不需过多操心，除了偶然要家里寄一些必需品外，写信报来的消息基本是健康乐观的。她们年纪虽小，却很务实，顺应着命运的安排。只有海燕最让人揪心，她从北京被赶回新疆后，一直在外面流浪，走遍了南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和田……到处在朋友家借宿。我的同学张道林在新疆兵团工一师，1970年，他回京探亲到我家，告诉我了一些海燕在新疆的消息，说海燕找过他，之后又到阿克苏刘定华（我的小学同学，一家人被贬谪到新疆）家住了一段时间。他讲了很多海燕的事情，我已经记不住讲了些什么，我那天的日记没有详细的记载，只是写道：“听了张道林的讲述，我非常地绝望，叹道：完了，海燕完了。”我对她那时是哀其不幸，恨其不争，却从来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她想想。我不知道她的处境非常的糟糕，已经是常人不能忍受的了。直到三十年后，她给我讲起当年的流浪生活，苦不堪言。我后悔心痛得恨不得把自己的头发都揪下来。那一年海燕居无定所，身上又脏又臭，长了虱子，尝尽了人间冷暖，过去的“朋友”翻脸不认人，不敢收留这个兵团通缉的人。当她实在没钱的时候，就以卖血为生，最后，她被人设套遭到歹人强暴。三十多年后，海燕在墨尔本的一家小旅社里向我哭诉了这段可怕的经历，任何时候想起来我就像坠入黑色的悲哀，不能呼吸，我绝不愿再重复一次了。偌大个新疆，已经无路可走，万般无奈的海燕只好回到兵团。从那以后海燕不再积极，不再向上，不再抱负，不再理想，总之，对生活不再抱希望。兵团已经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刘海燕被高度怀疑为法国间谍华卫民在中国的联络员。虽然还没有找到证据，但阶级警惕性是不可放松的。刘海燕已经不是原来的刘海燕了，本来，刘海燕在领导的眼睛里还只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顶撞领导”“不谦虚，不谨慎，不驯服”“骄傲自满”……的货色，“华卫民事件”正好给了他们借题发挥的口实，她被划分到阶级敌人的阵营，行动受到限制。指导员公开宣称，“如果苏修来犯，刘海燕是第一个叛国投敌的。”三天一小批五天一大斗，歧视和侮辱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而来。唯一幸运的是，兵团此时已经回复了正常秩序，不存在“打断狗腿砸烂狗头”的威胁了。海燕并没意识到自己新的身份地位，她只知道，她被禁止去“100号”田劳作。她在日记里痛心地写道：“连收100号全不让我去，政治上算输尽了。” “100号”是鸦片的代号，各师团都有种植。种植鸦片是党交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的光荣任务，海燕当然没份。这只是一个政治信号，真正的“政治”来到眼前，才给了海燕沉重一击。1971年11月初的一天，全连职工都去场部听报告，只留下她和刑满一队的几个社改分子去扬场。晚上她从别人吞吞吐吐的话语中感到中国发生了大事，但是人家说绝对保密。第二天全连开会讨论，海燕傻呵呵地搬着椅子也去了，被指导员赶出了会场。“像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扒光了衣服，如此失望，如此丧失信心”，海燕跑回到宿舍，疯狂地弹起吉他，弹的是《黑龙江的波浪》，大声弹，拼命弹，让全园林队都听见！从心底流出来的泪水浸湿了吉他的琴面。接着她给我写信：“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对我封锁有什么意义？这只能使我更加对立，更加自暴自弃。你不必告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愿意你为了我犯错误。”什么狗屁事呀，不就是飞机掉下来那点事吗？收到信我立刻到革委会借了中央文件，和毛的《我的一点意见》，全部抄录，又根据回忆把事件写下来，统统寄给她。一次一次的打击，海燕完全失去了刚刚进疆时的豪情壮志，她不再关心外界的一切。在给我的信中，她说：“我再也提不起精神和勇气，更没有信心去走完我当初是那么坚定地选择的道路。”但是她需要温暖，像一只离群索居的大雁，孤独地寻找着雁群。当然不是在兵团寻找，她把无限的思念寄托在了北京朋友们的身上。在北京，海燕朋友无数，最为知心的，至少六七个。来新疆以后海燕一直和她们保持着通信联系。不解的是，突然之间，人全没了，陆蓓、胡兰兰、孙晓报、申力文……他们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给她来信？海燕一封封地给她们写信，恳求她们回信，但是一天天过去了，没有一封回信。对于“朋友们”这种煞有介事的沉默，她先是疑惑，继而是不安，最后简直就是害怕了。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在生活中遭遇的挫折已经够受了，我每承受一个新的打击，生命和青春就离我远一分。如果我一向如此看重，一向如此寄予希望的友谊也背弃了我的话，我简直觉得生活太可怕了。”生活本来就是这么可怕，只不过她想象中的生活太美丽了。在她的日记本里有给这些人的信草，开头都是“XX，你把我这个老朋友忘记了吗？”继而是连篇累牍的激情回忆，读起来令人伤心。海燕啊，你是多么天真不懂人性。她哪里知道，因为“华卫民事件”，北京的“好朋友”全都远远地躲着她。甚至在公安局向她们调查华海二人关系时，有的竟添油加醋，落井下石。只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华新民一直和她通信，她是华卫民的妹妹。海燕根本不相信华卫民是什么间谍，她才不怕和华卫民的家人通信呢。她没想到当初那个洋娃娃一样的小姑娘新民，如今“单纯（并不意味着头脑简单）正直，思想感情健康，分析事物以及看法认识都有其独到之处，有那种坚韧的，无畏的精神和探索一切的好奇心。”新民的信给她带来了华卫民在狱中的消息，还给她带来了华卫民父母对海燕的关怀，这两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几年如一日地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注着海燕，对她的思想生活的点点滴滴无所不顾及。比起妈妈封封充斥着严厉教诲的信，他们的问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新民的语言幽默，讲起那件震惊中外的接班人事件，一个 “嗝屁着凉大海棠”就说完了，看到这个北京人才能玩味的哑谜，海燕的笑声惊动了左邻右舍前来查看——从来没有见过刘海燕如此开怀大笑。新民的一个消息更是给海燕带来一线希望——尼克松访华——这是一个信号，与西方的紧张关系该有所松动了吧？华卫民的问题可以解决了吧？我可以回家了吧？回家，是唯一支撑着海燕的，内心燃烧着的一团希望的烈火。不算从兵团逃出来的那一年，海燕进疆已经七年了，竟没有享受过一次探亲假。就算是地富反坏右，也该批了吧！每年她都一厢情愿地认为，年底一定会得到假期的。整整一年，她把全部心思和全部行动都放在了为回家做准备上——给全家人买葡萄干；晾制苹果干；请人给妹妹们做维族式的衣服和窗帘；甚至提前几个月就已经打好行李包，把精挑细选的新鲜苹果装进了行李袋。海燕寄来的每封信中都记载着她为回家探亲所做的周密准备，现在这些信摆在我眼前，我每读一遍，泪水都要涌出眼眶。但是每年都不批她探亲假，华卫民坐监，不批。华卫民劳教，不批。华卫民已经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还是不批。
海燕在制作苹果干，苹果干寄托了她对家庭的全部思念
打击接踵而至——在盼望和等待中海燕接到妈妈的来信，告知“组织上”给她做的政治结论以及处理结果。妈妈在文革中被强制带上“叛徒、混进党内的假党员……”等帽子，遭到开除出党、降级、停薪等等惩罚（妈妈真没必要给她写这样一封信！）。海燕根本不信这一切，她坚定不移地相信妈妈是一个忠于革命忠于党的真正共产党员。可是妈妈的信被人偷看了、汇报了、散播了（海燕信任任何人，她的日记信件都不收藏，她的多少次倒霉事件都是因为日记信件被偷看引起的啊！我敢肯定她的周围必有领导安插的耳目，监视她的一举一动）。一时间，园林队谣言四起，不堪入耳，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在这个人们无聊得身上长毛的地方，终于有了新的谈资，又是发生在这个鼻孔朝天清高自负为自己出身而骄傲的人身上，呵呵，她也有今天！为了捍卫自己的母亲，海燕跟人吵嘴打架，更是招人笑惹人恨。盼到了年底，盼来的是再一次刘海燕不得享受探亲假的通知。根据规定，历史反革命的子女不得享受探亲假。海燕哭了几天几夜，她不明白，为什么别人父母还在劳改或监督劳动他们都可以探亲，而她却不能？探亲本来是每个兵团成员每年享有的权利，在她却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等待，七年了！她的身心陷入冰冷的黑洞之中。海燕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沿，我知道如果再不去帮助她，可能一切难以挽救。1972年的夏天我和妹妹刘元到了海燕工作的农场，为海燕的事情和各级领导谈话。谈话的效果很好，师领导亲口告诉我海燕的问题是思想教育的问题，可以安排探亲假。让我震惊的是海燕连队的领导早就知道海燕的“联络员”问题已被证实不存在，但是他们故意隐而不发，继续以此作为整治海燕的理由。海燕终于得到了探亲假！海燕刚回到家就遇到华卫民的父亲意外到访，他并不知道海燕已经回京探亲，只因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海燕的信，出于亲人般的惦念，亲自上我们家问询。惊喜地看到海燕回家，华伯伯约请海燕去她家吃饭。1973年，海燕和华卫民各自的苦难走到了尽头。海燕获准离开兵团自谋生路。华卫民在劳教中感染肝炎，获得保外就医。两人终于在北京又见面了，互相交换日记，代替叙说这五年的凄风苦雨。我也阅读了华卫民的狱中日记，里面把小偷妓女的女犯写得活龙活现，记得描写一个女犯人连唱带作，“我是提篮桥的小兰花……”。华卫民在牢中最怕的就是自己的天真一定会牵连一些无辜的人。她出来后才知道，真正受到牵连的只有海燕一个人。她为此对海燕深表歉意，尽管这不是她的错，而海燕从来没有对她有所怀疑和失去信任。海燕不久在东北远亲的农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华卫民则飞回法国。1979年华卫民的“间谍案”平反，华卫民回到北京接受公安局的平反书，十一年的冤案终于了结。海燕则在这一年考上了内蒙古师院外国文学的研究生。海燕和华卫民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海燕弥留之际，华卫民专程飞来中国见她最后一面，在海燕的病榻前握着她的手泪流满面。她至今保留了海燕给她的所有信件，她给我扫描了一两封就再也不愿去触动，因为“一拿起海燕的信就突然坠到无法形容的沉痛中，为她难过，为自己难过，为很多很多人难过， 这种心情一旦上来就很久无法摆脱……”2012年海燕去世10周年，我为她做纪念集《夕出阳关》，在写到“间谍案”事件时，为了事实准确我给华卫民发电邮问她是否存在“招供”的事情，这封信深深地触动了她内心的伤疤，她回信写道：1967年我从巴黎回北京，是因为感到XX大革命一定是个轰轰烈烈的很有意义的运动，错过这样伟大的运动实在太遗憾。回来后，我对XX感兴趣，说话又口无遮拦，完全没想到广播局（我母亲那时在那里工作，我们也住在那里）的造反派盯住了我，想立一功。
1968年底他们把我拘留，逼供信两个多月，以极其恶劣的手段逼迫我，威胁我若不按照他们让我说的去“坦白”，就会把我父母和兄妹葬送掉。我当时已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脑海里想象着妹妹被送到农场，妈妈被停职，爸爸被调到外地……最后只得多少按照他们要我说的话去说。他们保证我“坦白”之后就可以回家。我决定一出了他们的手掌就去市革委会告他们。这样，我“承认”做了特务活动，即搜集了文革情报，拍了文革场面。
我当时何等天真啊！哪里想得到，第二天就把我转到公安局逮捕，说我承认的罪行足以被逮捕。当时的场面，当时那种感到的被欺骗被屈辱，我永远不会忘记，想高喊而喉咙仿佛被块石头塞住。那天我没发疯，但精神几乎崩溃。进监狱后，我猛然感到自己践踏自己的极大痛苦，全身剧疼。我在这种剧疼和眼泪中度过了几天，之后决心重新写“交代”。从此，我推翻了那些逼迫和欺骗之下所写的“交代”，还原了事实。
就这样过了三年，公安局又以反革命罪行判我三年劳教，说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还说我要是想争辩什么，那就继续呆在那里。劳教半年后我患了肝炎，保外就医（1973年）。在家期间，写信给公安局，请求不再去劳教，“进行自我改造”，公安局同意提前释放，这样，我1973年5月获得自由。之后请求归还我法国护照，要求去法国，公安局同意，于是1975年2月我离开中国。文革结束后我于1979年回北京，公安局向我们宣布我得到平反，并给了书面证明。我的“问题”至此告终。
这就是历史，无情的历史。这就是“解密”的历史。
我现在更感觉到， 我今后必须把过去的一切一步一步写下来， 我才能（也许）从那种沉痛中解放出来。
给你发去公安局给我的平反书。
华卫民 2013年1月13日
华归国后在巴黎大学和另一所大学教中文二十多年，退休后编辑出版中文教材，忙忙碌碌。一直未见她把过去的事情一步一步写下来。我先写下这一段历史，以志不忘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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