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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丨陈好林：在二姨张瑞芳家的日子
作者： 陈好林
陈好梅注：
关于二姨张瑞芳的记忆以前写过几篇，这次要回忆的是我们的二姨父严励。
先转发我二姐陈好林写的回忆文章。她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多次去上海，与二姨一家朝夕相处，感情很深。
二姨张瑞芳剧照
我的二姨是张瑞芳，二姨父是严励。前者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后者他们或是不知道，或是等同于不知道。因为他跟二姨不一样，不是大众视野中的公众人物。
但是在我心里，二姨和二姨父都是可亲的长辈，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都令我难忘。
说起来我的名字还是二姨给取的——我刚生下来没有起名字，户口本上随便写上了个“陈毛毛”。二姨来北京出差时听说了这件事，就建议说，斯大林刚刚逝世，这孩子就叫“好林”吧。“好”字是我的表姐表哥以及我的大姐名字中间的共同用字，这原是大姨父家的字辈排行，因为我妈觉得不错，所以我家几姐妹也跟着用上了。
名字有了，却没人去派出所更改，直到我妈带我报名上小学时才发现大事不妙。她情急之下掏出笔来，把户口本上的“陈毛毛”一笔勾销，写上我的大名。后来在户籍检查时，民警批评我妈说：“你怎么能自己改户口本？无组织无纪律！”
我第一次对二姨和二姨父有印象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那时他们来北京开会。一天他们突发奇想，带我去景山公园爬山。
六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还依稀记得，那天阳光灿烂，太阳照得我睁不开眼，湛蓝的天空，翠绿茂盛的树，二姨父抱着我，和二姨一前一后，慢慢地往山上走。回家的路上，二姨抱着我坐在公共汽车上，太阳依然灿烂地照在我脸上，我睡着了。
按说三四岁的小孩子还没有记忆，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我妈会偶尔提及：“他们俩那会儿还没有孩子，不会带，把你晒得差点儿中了暑。也不知道拿什么东西遮住点儿，就那么仰脸朝天地晒！”
“文革”前，我家和大姨家住在北京，二姨家住在上海。二姨常来北京开会出差，二姨父来得少一些。记忆中的二姨父长得清秀文雅，戴黑框眼镜，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他说的是带上海味儿的普通话，跟我爸轻言细语地聊天。我一见他便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像个野孩子。
1969年3月，我被重庆市“一锅端”的政策弄到农村插队。那是贫困的武陵山区，在四川省东南角，与湖南湖北交界（现在划归重庆）。我当时还不到十七岁，对插队生活懵懵懂懂糊里糊涂。我听不懂老乡的湖南话，老乡也听不懂我的普通话，跟重庆同学也不熟，除了瞎混就是捅娄子。
而且，我既不会干农活也不会做饭挑水打柴，更不会照顾自己，下乡第二年就得了严重的关节炎。每天24小时，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尤以腰腿为甚，有时早上起不来床还得让同学把我拽起来。本来还不想告诉我妈，到了1970年夏天我妹妹好梅下乡来看我，才知道我已不能出工了，这才写信给我妈，她令我们马上一起回家。
回到重庆到处看病，先是怀疑得了类风湿，后来经市骨科医院诊断为先天性骶椎腰化。通俗地说，就是比人家多长了一块骨头（这应该是遗传的，我大姨和好梅的儿子也是这样），加上北方孩子不适应南方潮湿的天气，关节炎也很严重。
二姨得知消息后，来信说上影厂正在筹拍一部关于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她在体验生活时认识了一些好大夫；还说上海某个医院试制了一种药酒，对风湿和类风湿都有疗效，让我去上海治病。
我妈托重庆话剧团的同事弄到了去上海的船票，那年头没后门简直别想坐船。记得出发那天的清晨五点，天还没大亮，我妈送我到朝天门码头上船。我站在船上，远远地看我妈孤零零地立在码头上，小小的身影，第一次心中感到酸楚和不舍。此前，我一直是大大咧咧没心没肺，插队时也没想过家。听说有的男生想家想得直哭，心里还对他们充满了轻蔑。
船行五天，快到上海时遇到了台风。江上狂风大作暴雨滂沱，放眼望去到处是白茫茫一片，两岸停满了进港避风的各种船舶。唯独我们这条船不怕死，顶风破浪往前冲，乘客们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又兴奋又害怕地乱说乱窜（我曾在公社小学教书，一个学生的作文曾经这样写道：“国庆节倒（到）来了，人人高兴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只着急二姨的儿子严佳是不是会来码头接我，根本顾不上害怕。
船到岸后，果然没人接我。我找到一个穿码头工作服的人，问他衡山路怎么走，他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上海话，还一直比划着，弄得我一头雾水。旁边一个阿姨看不下去了，说她正好要到那边去看朋友，让我跟她走。
我和那个阿姨一起坐上空空荡荡的公共汽车。这时狂风依旧而大雨不再，路上的商店却都灯火通明地开门营业，街上虽不算熙熙攘攘，但也是人来人往。我心里纳闷，这些人怎么不避台风呢？还有，这个阿姨在这种天气还要去看朋友，也很奇怪。
阿姨带我到了她朋友家，她们伊里哇啦说了一堆上海话，然后用普通话对我说，让她朋友的丈夫送我去二姨家。然后一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叔叔推上自行车，把我的手提包放在车后架上，我们一起走了不到十分钟就到了。
敲开了门，屋里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屋里有一个十五岁的大男孩，这是我的表弟严佳，我们以前从未见过面。他小时候的照片我见过，小卷毛大眼睛，胖乎乎的像个洋娃娃。可是现在的他瘦了吧唧蔫头耷脑，跟这个年龄段的大男孩一样，像个没换毛的半大公鸡。另外还有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带着一个大头大眼睛细脖子的小男孩。我知道这是二姨父的姐姐（后来我随严佳一样叫她姑妈）及其外孙，老太太是来照顾严佳的，因为那时二姨和二姨夫都在干校。
他们完全没想到我会出现。我问严佳：“你这个接人的怎么在家呆着？”严佳说他打听过了，码头上的人认为这两天不会有船进港，让他们后天再去打听。我连忙介绍送我来的叔叔，叔叔见我们接上了头，确定我没遇到骗子，这才告辞离去。严佳和姑妈不停感慨，说这样的“雷锋”现在很少了。
自此，我开始了与二姨一家的朝夕相处。
那时二姨和二姨父在城里和乡下两头跑，有时在干校，有时又下乡住在老乡家。两人虽说都是在电影局系统，也不能经常见面，只能在工宣队的指挥棒下自顾自。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有时能回家过节假日，有时也能在家住上一段时间。不过就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更弄不清楚了。
过了不久，姑妈家里有事要离开，她怕我和严佳吃不上饭，想带我们一块儿去她家住。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时，看见严佳在姑妈身后挤眉弄眼地表示不愿去，就连忙夸下海口，说我完全可以领导严佳，让姑妈放心回去。
那时严佳正在上中学，但姑妈一走，他就开始大张旗鼓地逃学，基本上天天都在家呆着。偶尔说今天得去学校一趟，我听了都觉得耳生。他还常常让我帮他写请假条，下面落上姑妈的大名。奇怪的是二姨和二姨父回来也不管他，由他爱干嘛干嘛，好像不知道他是个学生。
后来我知道，“文革”初期二姨和二姨父都被关了起来，严佳那时才十岁，曾经流落街头，在学校也被人欺负，所以他对学校和同学都没有感情。我在文革初期与他情况相似，完全可以理解他，觉得这学校不去也罢。
这时的我已经和二姨全家混得烂熟，可以随意发表意见，跟每个人都能瞎聊半天。我跟二姨学会了不少做饭洗衣的小窍门，她的能干是我妈和大姨远不能及的；跟严佳可以聊老电影、中外小说，还有北京上海重庆的生活；跟二姨父则常常打听他的经历。
二姨父是1938年的老党员，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参加了新四军的文工团。他是个多面手，琴棋书画吹拉弹唱上台演戏后台张罗无所不能，而且都干得风生水起有模有样。
解放后他们文工团集体转业到上影厂，他在拍摄《南征北战》时与我二姨相识，经战友和同事撮合，两人组成家庭。正因为此，《南征北战》也成为我百看不厌的电影，里面不但有年轻的二姨，还有年轻的二姨父（他坐在解放军的师部开会呢）；另外片中师政委的扮演者是我爱人的叔叔汤化达。看一个电影能见到三位家里的老人，不亦乐乎？
记得那时我曾很八卦地问二姨父：“你认识我二姨的时候年龄不小了，怎么还是光杆司令？”他回答说年轻时也有过女朋友，因工作性质东奔西跑错过了。他还说：“认识你二姨的时候，她的眼睛像黑丝绒一样，漂亮得一塌糊涂，我一下子看中了，每天给她写一封信！”“写什么呢？说出来听听。”“没啥，就是我的经历呀、工作呀、我今天做了什么呀，没啥。就是随便写写，就是想跟她说说话。”这话我信。我认为爱情的最高境界就是想跟对方说说心里话。
那年头政治虽然挂着帅，普通百姓的追星心态却依然不改。常有人拉关系托门路寻到二姨家，什么也不为，就是想看看大明星。有一天，二姨父在街上偶遇一个老战友，那人主动申请要拖家带口上二姨家吃饭。二姨父说家里没什么小菜，人家说下面条也行；二姨父说面条也没有，人家说稀饭咸菜也行，大概心想谁家也不能没有米。二姨父被逼到墙根底下没有办法，就说你们吃过晚饭再来吧，饭嘛实在变不出。结果人家果然吃完饭来了，大队人马把家里挤得满满当当的。
当时二姨家只住着一个套间，原先的大房子被换掉了。套间外面是客厅兼餐厅，严佳睡沙发，我在壁橱后头搭个床。里面是二姨和二姨夫的卧室，放一张大床一个衣柜就没有别的地方了；里外用厚厚的帘子分隔开来，像舞台上的幕布；另有一厨（两平米）、一卫（三平米）、一阳台。所以，如果家里来了我们不认识的人，我和严佳就躲在帘子后头，不敢吱声。
一天晚上十点来钟，我们听到有人敲门，来了不速之客。为首的老太太是二姨的中学同学，现在是福建医学院的专家。两个中年人是老太太的同事，是男大夫。老太太说实在是走投无路，他们来上海参加学术会议，由于火车票不容易搞到，提前一天到了上海。谁知各个宾馆招待所都不接待他们，或者客满或者说他们没预约不予登记，没法子只好来找二姨想想办法。
二姨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住在家里。老太太跟二姨睡大床，俩男大夫打地铺。由于严佳已经在沙发上呼呼大睡，叫醒他难度较大，因此只能让我和二姨父上徐伯伯家借宿。
徐伯伯是二姨父的老战友，住的地方离二姨家不远。他们两家人常来常往，文革期间也不间断。徐伯伯的两个女儿都是舞蹈演员，比我大几岁。大女儿小芳是主要演员，演出任务多；小女儿小萌没那么主要，常常来二姨家串门。两家人的敲门暗号是每次敲四下，几秒钟以后再敲四下（这个暗号后来我们也都学会了使用，并一直使用到文革结束后，因为严佳被运动初期经常来抄家的各路红卫兵吓着了，一听到不对的敲门声就心动过速）。
每次小萌来了，二姨父就笑眯眯地搬一把椅子坐到圆茶几前，我们四个人（严佳、小萌、我、二姨父）打扑克牌。我一定得跟二姨父一头儿，这样我可以不用动脑子，无论手上的牌多臭都基本不会输，因为二姨父有各种明示或暗示，加上分析和指导，只要我不傻，就能顺利完成任务（所以我直到现在也不会打牌，都是让二姨父把我惯的）。严佳和小萌对此很不满，常常指责二姨父，二姨父就各种狡辩，他们说的上海话我反正也听不懂......
那天二姨父带上我出发，走了十分钟就到了徐伯伯家。看上去他不止一次来此借宿，一进门就边说边在客厅搭行军床，让我住到小萌屋里厢。小芳的屋子很小，原先是她们的哥哥住，现在哥哥搬到单位宿舍去了；小萌屋子大一点，有两张单人床，以前是和小芳合住。我跟小萌躺床上聊天，听她讲舞蹈演员们谈恋爱的八卦。
徐伯伯的爱人方阿姨烧得一手好菜，严佳说她是上海第一大师傅。他们两家人那时经常偷偷地在一块儿聚餐，二姨家地方太小，只能在徐家办。孩子们由小萌领导，天不亮就去小菜场采购。小芳、我、严佳每人排一个队，基本上是鱼队肉队豆腐队，小萌各处打探和制定菜谱。我们不管是谁快排到了就大叫：“小萌！”她就过来决定买什么和买多少。然后我们拎着菜篮子打道回府，往方阿姨手上一交，就坐下来或是打扑克，或是看姐俩练功，等着吃饭。
有一次我们买到了荠菜，方阿姨决定包荠菜馄饨，我那时头一回知道世上有荠菜这样的东西。馅调好了，大家都动手包馄饨，只有我不会包。于是二姨和二姨父就抢着教我，可是不到五分钟他俩就吵起来了，互相指责对方教得不对，自己的方法怎么怎么好，对方的方法怎么怎么不好。我让他们搅得头昏脑胀，只得用这个人的方法包一个，再用那个人的方法包一个。结果发现，他们俩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表达得不一样！
二姨父是个多才多艺兴趣广泛的人。他口琴吹得很好，还能用钢锯和胡琴弓拉出美妙的乐曲，后来我在电视上见到过，美其名曰“锯琴”；他的国画和书法也都很不错，得过全国老干部画展的大奖；他对各种体育项目的规则门道也全都门儿清，好多玩意儿我都是在他那儿才听说，比如台球保龄球什么的。
二姨父做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书记兼副厂长，后来又做编剧，都有成果。文革前上影厂根据他写的剧本拍摄了电影《飞刀华》，公演后全国轰动。记得那时孩子们全都耍上了飞刀，我的小学男同学人人手持小刀，没事儿就往树上或门板上扔。后来教育部门提了抗议，害得这部电影被禁。文革后期他又写了电影剧本《难忘的战斗》。那时我还在乡下插队，站在公社小学的操场上看了这部电影，旁边的老乡们都赞叹道：“好看得不得了极！”我听了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不过我在上海的时候还是文革时期，除了唱样板戏，人们别的什么也干不了，“锯琴”二姨父也只给我偷偷表演了一回。所以除了打扑克，我们只好唱样板戏玩儿。
严佳拥有天生的好耳朵和好嗓子，虽然不认识五线谱和简谱，但是全凭模仿，他就能跟收音机里唱得一模一样不差分毫。而且他会的戏也很多，我那时还没见过有人会唱《奇袭白虎团》的，甚至连沪剧《红灯记》他也会。后来严佳还在工厂领唱过《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那是个很大的工厂呢。
二姨是女中音，有话剧演员受过专业训练的大嗓门。平时她想唱就唱，不屑与他人合唱，人家一唱她就闭嘴。严佳对妈妈的评价不怎么高，说她不是唱而是“吼”。
二姨父相形之下比较落后，音色音量都不占优势，但他依然自得其乐，自我感觉唱得比较有韵味。我一去，好极了，他不用垫底了，这大大地调动了他的积极性。
我从小是个门里虎屋里横，在生人面前一声不吭，在熟人面前不管不顾。我在任何时候都张不开嘴大声唱，只能自己哼哼，但我也有优势，我的音准好着呢。我的小学音乐教师是特级教师，有一回他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试唱两句，我怎么也张不开嘴，把他气得够呛。从此以后全校合唱比赛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全班同学站在台上唱歌，只有我一个人在底下坐着看，跟领导似的。
二姨父却不信邪，他认定世界上没有不敢张嘴的人。他对我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说是不唱不行，而且要大家一起唱。然后他鼓动并时时发起我们几个人一块儿排练《沙家浜》中的“智斗”一场。我当然是唱阿庆嫂，他和严佳则不大好办——因为严佳从来不服从分配，甭管让他唱什么，只要他爸一张嘴，他就马上跟进，胡传魁刁德一他全包了，就看他爸忍不忍。于是我们形成一对二的局面，我用蚊子似的小声哼完阿庆嫂，他俩合唱胡传魁或者刁德一。
每当我唱完一段，二姨父总会笑眯眯地鼓励我：“好极了好极了”，并制定了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唱给方阿姨听，她总归会满意得不得了。”这倒是真的，方阿姨每回都夸我们：“蛮好蛮好”。
日子一长，我发现了二姨父的毛病，挺严重的，那就是他爱犯糊涂，记性也不咋地。
有一次父子俩正在唱戏，突然二姨父若有所思地用上海话问严佳：“大姨父是王拓，我是二姨父，那么三姨父是啥人呐？”严佳正唱得声情并茂，听他老爸有此一问，不免先偷偷看我一眼，见我表情错愕，他有些尴尬，也用上海话答道：“三姨父是好林的爸呀！”二姨父依然困惑：“好林的爸是啥人呐？”严佳恼火了：“是陈荒煤呀！”二姨父这才如梦初醒：“哦——对咯对咯！”这才又摇头晃脑地唱下去。
过了几天，家里来了一位叔叔，看上去也是位老干部。二姨父高兴得要命，俩人相互问候：“侬解放了？”“那么侬呐？”一听就知道都“解放”了。这位叔叔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他来家中一是报喜，二是问责。
叔叔刚一落座就问二姨父：“你介绍我入了党，却对专案组说不记得了，那么好，我成假党员了！你怎么会不记得？我对专案组说，我和老严单线联系，除了他，我找不到证明人。真是要命——侬哪能把这么重要的事体忘记脱！”
二姨关切地问：“那你后来怎么解放的？”叔叔说，专案组把他查了个底儿掉，说他的经历出身工作都没什么大问题，不可能是假党员，这才“解放”了他。
二姨父一脸歉疚，但说出来的话更加气人：“我直到现在还是不记得什么时间介绍你入党，但是我记得咱们一起做过许多工作。我经常去你家找你，有时谈工作有时白相，侬姆妈还烧小菜给我吃，她烧的狮子头老好吃了。我倒是能证明你是党员，一些事体不可能是别人来做。但你真是我介绍入党的吗？我怎么一些些印象也没？”
还有更精彩的一幕，是二姨父自己当乐子说出来的。他说在干校时，有一次上公共厕所，完事后发现没带手纸，蹲在那儿干着急。这时进来一个助人为乐的同事，把自己的手纸先给他用，并再三叮嘱：“侬出门就给我拿手纸去，千万不要忘记脱！”
可是二姨父出了厕所门没走几步，便遇到赵丹正要去卫生室看病。见他脸色不好，二姨父不放心，就陪着赵丹去看病了。那人在厕所蹲了交关辰光（很长时间），直到来了个记性好的同事才得以解脱。他一出来就四处寻找二姨父，将他大骂一顿。
后来我多次去上海，有时住个把月有时住几天，有时出差有时休假。上海的商品供应比北京好，我在工作之余的要事就是逛商店，每天逛得筋疲力尽，第二天也不能休息。二姨一看我在家呆着就往外轰我：“来上海就是要逛街的，还有哪儿哪儿没去呢吧？”每当我有了成果就拿出来展示给大家看，二姨父总归是满意的。有一次二姨送给我一件毛衣，二姨父称赞道：“蛮好蛮好，穿上像马戏团！”气得二姨使劲儿瞪他：“你怎么这么夸人？哪里像马戏团啦？”
有一天严佳陪我去城隍庙和四川北路，到了中午仍无斩获，我们决定中午在街上吃点东西，下午接着逛。要说真得给上海点个赞，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电讯服务已经全覆盖了。严佳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又打街道上的传呼电话，让人家转告他爸，我们不回去吃午饭了。
我们俩下午回到家，一进门就看到二姨父一脸困惑，看上去已经有一阵子了。他说：“中午传呼阿姨对我说，一个姓严的给我打来电话，说不回家吃饭。我知道是你们打的，可是咱们家除了我姓严，还有啥人姓严啦？”严佳大为光火，冲他爸翻白眼：“我也姓严好不啦！”二姨父解除了长时间的困惑：“对咯对咯，侬也姓严。”
1980年代末严佳出国定居，二姨和二姨父在家总是互不相让地拌嘴，我一去上海他俩就互相告状。我只能尽量抹稀泥，适当地对双方进行批评教育。总的说来，二姨嫌二姨父爱去亲戚家打牌，她自己社会活动很多，忙得团团转，回到家却见不着人。她说二姨父的国画和书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他偏偏到此为止，也不好好练习。二姨父说打牌没什么不好，你忙得不着家我还不能找人说说话？我们又没赌钱，谁赢谁买东西给大家吃，非要像你那样忙得唻——四脚朝天！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吵的，偏偏他俩要认认真真逐步升级的吵，让我很闹心。
一次二姨父悄悄向我投诉，说二姨脾气大，嘴不饶人。二姨进屋拿东西正好听到，马上瞪眼：“我还算脾气大，你真不知足！你要是碰上我姐姐、我妹妹，还不知道怎么好好地收拾你呢！”（二姨的姐姐是我大姨，脾气挺倔；她的妹妹是我妈，很难对付，学生给她的外号是“常有理”）
二姨这话连我都听不下去：“我二姨父怎么那么倒霉？碰不上你就得碰上你姐姐你妹妹，除了你们张家姐妹就不能碰上个别人？”二姨父听了这话十分受用，狐假虎威地看着二姨。二姨瞪我一眼，回厨房做饭去了。
另有一次，他俩又为鸡毛蒜皮的事吵嘴，我劝了半天也没用，一着急就哭了起来。第二天我就要回北京了，在上海呆了一星期，看他们吵了好几回。我边哭边说：“严佳出国了，你们老拌嘴，我没法放心地回北京，你们别吵了，别吵了！”老两口看我哭了，都老实地闭了嘴。
回到北京后，我先后接到他俩分别给我写的信，不约而同地做了自我批评，说今后保证改正缺点和平相处并随时向我汇报。二姨说自己过分较真毫无意义，也没什么原则问题。二姨父说二姨在外面工作又忙又累，脾气大点也正常，自己不顶嘴就吵不起来。他写道：“你这一哭，让我特别感动，不是女儿胜似女儿。”
再去上海时，一进门我就和二姨二姨父热烈拥抱，二姨父高兴地说：“女儿来了女儿来了！”还让二姨马上安排，咱们吃西餐去，吃城隍庙小吃去，买大闸蟹去......
几十年过去了，我已经当上奶奶，二姨二姨父早已离我而去，严佳在国外多年不见。我曾想，如果有一天我和他们在天堂相遇，他们还能认识我吗？二姨父一定会困惑地看着我这个小老太太：“侬啥人啊？”
想到此，我的眼眶湿润了......
严励、张瑞芳夫妇
陈好梅补录：
我二姐的回忆文章转载完了，以下是我的零散回忆。
二姐文章开始时说的二姨和二姨父带她去景山的事情甚至连我都有印象，好像那天他们回来的时候引起一片惊呼，说把孩子晒坏了。同时也依稀记得，那时候二姨父好像住在我家，说是刚刚动了胃切除手术。
二姐是1971年去上海养病的，在二姨家呆了很久。过了几年，好像是1974年初夏，我也去了上海。那时因为我在插队回城的路上（走了十天，每天住简陋的旅社）传染了甲型肝炎，所以春节后没有回农村，一直在重庆治病养病，记得当时用的药都是二姨从上海寄来的。
后来因为我舅舅去上海住院看病，舅母也在那里照顾他，所以他们兄妹四人决定在上海见面。于是我大姨和表哥从北京、我妈和我从重庆汇集到了上海。
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那时二姨家已经搬到淮海中路一室一厅的老式公寓，比以前大了很多。平时严佳住在那一室里，那个长厅仍然被分为里外两部分，外面是客厅兼书房和饭厅，里面是二姨和二姨父的卧室，中间还是用厚厚的帘子隔开。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住了进去，都不记得是怎么安排的了。
那次因为人多，也因为我们一大家人还去了杭州玩儿（二姨父和严佳要上班没有参加），所以没有单独与二姨父接触的印象，只觉得他是个好脾气的先生，在我二姨的指挥棒下团团转，一会儿去买车票，一会儿又去定出租车送站。记得我舅舅和舅母临别时去火车站的时候，二姨父出门跑了好几趟，好不容易才订上了出租车，二姨这才松了口气说：“家里还是得有男的才行啊！”
上大学以后，中间的几次暑假我都去南方穷游，每次都以二姨家为中转地休养生息（其间严佳也去过北京好几次），这才与二姨父更加熟悉和亲近起来，所以我也知道他的多才多艺，同时还知道他的兴趣时常转移。
我第一次去上海时，二姨父还在热衷于弹琴唱歌唱戏，隔了几年再去时发现他迷上了绘画和书法。那时客厅兼书房的写字台上总是摆着笔墨纸砚，墙上到处挂着他的作品。二姨父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一一介绍过这些作品，因为我不会欣赏而忘得精光了。
1986年我去上海学习时，我妈特意让我带了一块手掌心那么大的鹅卵石交给二姨父加工，他利用石头上的花纹和斑点，随便点上几笔，就形成了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画。接着他意犹未尽，画了好几幅画让我带回北京。给我的那张题字中称我为“好妹”，给我妈那张题字为“张昕小三妹留存”，还反复叮嘱说:“一定要裱起来挂上啊，一定不要丢掉啊！”（后来我妈那幅倒是挂了一阵子，我因为不满意我那幅画的题字，就不知道把它塞到哪里去了）。
关于二姨父的糊涂，我倒是印象不深，只记得二姨有一次把全家人的毛巾都煮沸消毒晒干，然后说：“好了好了，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分配了！”二姨父听了抱怨说：“又重新分配，上次我好不容易才搞清爽了，这下又搞不清爽了！”
不过我记忆最深的还是二姨父的幽默。跟大姨父不一样，他的幽默一般都非原创，而是四处捡来的，还有的属于自嘲自黑类。
我每次去上海，除了完成采购任务，还一定会光顾附近的菜市场，带一些布料去裁缝摊找人裁剪，然后回二姨家用缝纫机缝制起来。
有一次我做的是一件黑白细格子的连衣裙，准备下一站去杭州黄山时穿。二姨父看我抓紧一切时间赶制，不禁叹道：“这简直像赶嫁衣一样嘛！”做好后试穿，我对自己的身材非常不满，就告诉二姨父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腰。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因为对自己一贯高标准严要求，就永远感到失望。
二姨父捡到这话简直乐不可支，天天念叨不已，不管说什么都能绕到“没有腰”那儿去，哪怕我在街上遇见了一个多年未见的重庆同学，他知道以后也会说：“她没有问你吗？咦，好梅，你怎么没有腰了？”后来二姨总结说，不管什么乐子，让二姨父没完没了地引用和疲劳轰炸以后，“大家都不觉得好笑了，你还说起没完！”可他还是收不住口并乐此不疲。
还有“吃夜草”。这本来是大姨家的表兄姐对我某种行为的命名，二姨父也捡了去，而且跟我一起身体力行——我第一次去上海，就把这个习惯传染给了他们父子俩。每天晚上，我们仨都弄些剩汤剩饭，隆重而正式地开吃。
回到重庆后，我们接到二姨父的一封信，说我走后第二天晚上，他们父子俩还是热了冬瓜汤泡饭吃了，由于没有我的热情参与，他俩吃得索然无味。第三天晚上他们又去厨房寻剩饭剩菜，居然发现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以后只好不吃夜草了。
说到采购那事情就更多了，我妈他们四兄妹家共有十一个孩子，除了严佳常驻上海外，其他所有的表兄弟姐妹都去过上海，而且去了都是住在二姨家，也都带着繁重的为自己和他人采购（主要是衣服和皮鞋）的任务。为此二姨还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你们怎么来的我不管，但是回去的路费都由我出！”这样我们的经费就更加充足了。
不过采购时，除了钞票布票自备之外，二姨他们还常常得补贴上海独有的“工业券”。现在我也忘了都有哪些东西需要工业券了，只记得表姐好为最让二姨气不过，因为她跟我一样，对买到的东西稍不合意，就立刻转发给别人。虽然钞票布票可以收回，工业券就只能打水漂了。
可是气归气，不管我们谁去上海，或者只是写信托买东西，他们还是一定会尽量鼎力相助的。
2012年我去上海参加二姨的骨灰下葬仪式，之后又一次去了淮海中路的二姨家。这个一室一厅的公寓因为多年无人居住显得破旧凌乱，想当年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快乐的时光……这次我拿回了大姨家和我家的人给二姨他们写的信，发现里面居然有很多内容都是让他们帮忙买东西的，描绘得那叫一个细，什么尺寸什么颜色什么样式什么要求……
说到这儿要引用一下其他人的回忆——我的这几篇回忆被我转发到我们“大家族”的微信群以后，引起了好几个家族成员的共鸣。我想这是因为，二姨父和大姨父一样，都是保有童心童趣的人，所以大家记住的不仅是他们对我们小辈人的关心爱护，更多的还是那些乐子。
据我表妹（我舅舅的女儿，那时也从银川去过好几次上海和北京）回忆，她十六岁的时候（应该是1973年左右）在二姨家住过十来天，其间跟二姨父去上影厂看了一部外国电影，出来后二姨父问她喜欢哪个角色，她说喜欢斯特凡大公，结果二姨父说：“我看你就蛮像斯特凡大公的！”从此就给她起了这个外号，并且一直这样叫她。他还说我表妹“走路蹬蹬的”，便送给她几个外国的木质玩偶，其中有一个大胡桃夹子，造型是一个士兵，穿着欧式军装，留着大胡子，可能他觉得表妹的风格跟这样的玩偶很搭吧。这样看来，虽然二姨父个子不高，人又瘦瘦的，但他与大姨父一样，也喜欢我们这样的北方大妞呢！
由此想起，二姨父对我的评价一贯是“神气！结棍！”后来他到北京出差时看到我的男朋友个子挺高，就立刻跟我表态说：“蛮好蛮好，像个排球运动员，我很满意，很同意！”
有一年我二姐去上海出差，还是住在二姨家。同去的老大姐是个热情分子，她听说二姨父还没见过我二姐的男朋友，就啰里啰唆地介绍起情况来。二姨父听得不得要领，打断她问道：“你满意吧？”“我很满意！”“那我更加满意，我相信侬！”
那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了，我们这群表兄弟姐妹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每个人都有一些成功或不成功的恋爱史或相亲史。这极大地激发了二姨父的老天真精神，他不但热衷于跟我们探讨和交流经验，还盼着我们之中最好有人能跟上海结缘，以便以后可以“走亲戚”（后来他和二姨知道上影厂的汤化达是我二姐夫的叔叔，很高兴地写信来说，他们一见面就互称“亲戚！”）。
记得那时我跟二姨父讨论说，一个人到了三十多岁，又谈过几次恋爱的话，就失去了激情云云，他听了立刻反对：“我认识你二姨的时候都三十八岁了，一天写一封信！有激情得很呢！”“那你以前肯定没有谈过什么恋爱！”“谁说的？我谈过几次的。就是谈了几年嘛吹掉了，又谈了几年嘛又吹掉了！”
虽然后来我们表兄妹中没有一个人嫁到上海或者娶了上海媳妇，但是我大姐的两个在湖南出生并长大的女儿大学毕业以后都在上海生活，也都在上影厂工作过（她俩一个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一个毕业于北师大影视编导专业）。她们在九十年代以后填补了我们这代人的空缺，在上海跟二姨姥和二爷爷过从甚密，感情很深。
我大姐的大女婿是上影厂的导演，他对同一个系统的“二爷爷”也很怀念。他们以前经常在深夜结伴看球，还偷偷地抽烟搓麻（他说有一次二姨父正躲在那“一室”内抽烟，二姨穿着软底鞋飘然而至，二姨父情急之下把烟攥在手心里按灭）……他还说，他一直以二爷爷作为他的人生偶像，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活得洒脱自在。
能被几代后人一起怀念，二姨父他们在天堂应该也是快乐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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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轶事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