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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坛丨阙蕾：“江姐”就在我身边
阙蕾，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和七十二中学读中小学，在房山插队当知青，返城后在东城饮食管理处、北京医用冷藏设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毕业，退休前供职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作者：阙蕾
文革期间，于蓝在干校劳动时不幸从房上摔下来，右侧脸部严重受伤，眼睛出血，当时就昏了过去。由于右脸落下了神经麻痹症，这位曾在《革命家庭》中饰演母亲周莲，并在1961年获得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表演艺术家，只得告别银幕。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真的是太残酷了，但于蓝没有沉浸在痛苦中，她及时转换角色，向新的目标出发。
于蓝与本文作者
童影建立历经磨难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既认真演戏又认真做人的于蓝出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及艺术指导，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儿童电影的事业中。
可当时的童影厂既没钱也没房，更没地,，只有她一个人。这年她已60岁，换句话说，这已是绝大部分职业妇女退休的年龄了，可于蓝带着对党的忠诚，带着对建立童影的信念，带着癌症手术后留下的疤痕，又开始了新的出征。
建立童影厂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全国儿童能看上电影，所以一建厂于蓝首先成立摄制组，第一笔资金是她从全国妇联跑下来的，摄影机也是向厂家租借的，建厂后的第一个春节她是到云南边陲同摄制组一起度过的。在她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居然仅用10万元拍摄了《敞开的窗户》和《林飞与马加》两部故事片，并如期同小观众见了面。由于时间紧，于蓝一方面组织拍片，一方面为童影厂的“出生证”而奔波。
人们常把执著为事业奔波的妇女干部形容为“铜头、铁嘴、飞毛腿”。童影创业时大家也有自喻：“兔子腿、八哥嘴、蛤蟆肚、橡皮脑袋”，意思是跑得快，会讲话，气量大，能忍受，不怕碰。
听同事说，每天晚上只要于蓝不上床，其他人也别想睡好觉，不定什么时候电话就追到家里。还有人说大庆有个“王铁人”，童影有个“于铁人”。人们实在难以想象平日披着一件快拖到地的旧军大衣的纤弱老太太，工作起来竟有那么大的精神。
北京地皮紧张，不跑不争取不行。负责基建的同志到部里为地皮的事情气得掉眼泪，不是说主管部长出差，就是被秘书挡驾。于蓝宽厚地劝慰她，“需要我怎么干你们说。”信息反馈回来了，主管部长正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开会，于蓝二话没说，直接前往，守在餐厅门口儿，“堵”住了那位刚巧在吃晚饭的主管部长。
后来文件终于批下来了，具体部门却迟迟未见落实，追根寻底方知对方想用解决子女工作作为交换条件。单纯的于蓝万万没有想到，关键时刻会这样。她失眠了，半夜痛哭了一场：“我们的干部怎么能这样啊？”
旧病未愈再添新伤
童影初创时条件极其艰苦，人们倚在北影的墙根，用芦苇、油粘和砖头在临时搭起的工棚里上班。
1983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于蓝照例早早来上班，开门时不小心被弹回的门狠狠夹了一下手。由于反弹力过猛，于蓝的右手没有及时抽出，结果一节断指留在门板上。于蓝当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随后，她用手绢儿包好那一截儿留在门缝上的断指，匆匆赶往医院。
医生打开她捂住伤口的毛巾，只见连着那截儿断指的只是一根儿细细的白生生的筋。医生告诉她，断指要接上，得做手部大手术，康复需要20天。当时厂里工作千头万绪，于蓝说：“又不弹钢琴，直接缝上就行了”，毫不犹豫地把那节手指扔掉了。医生非常感慨，他说：“十指连心，没想到她在生活中这么坚强，真是江姐呀！”
手术做完后，于蓝戴了个像手套又不是手套的大棉罩，完全不顾伤痛，下午回来就开始处理厂里的各种事务。
于蓝和丈夫田方在莫斯科
拎着拷贝去见小观众
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童影每年辛辛苦苦拍出的影片常常只能卖出几十个甚至几个拷贝，许多看不上电影的小观众，都给这位平易近人的奶奶写信。
“于蓝奶奶，虽然我喜欢看电影，但是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去电影院，找不到合适我们小朋友看的电影！” “于蓝奶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只给大人拍电影儿，他们的电影里杀来杀去，到底为什么？为钱？为宝？为当官？我们的英雄呢？”“于蓝奶奶，我们每年六一都是和嘎子见面，影片里的对话我们都能背下来了”。
看了这些信，于蓝难过极了，她除了在政协会上提案，利用各种方式向全社会大声呼吁外，只能把工作做得更扎实了。她亲自带领大家拎着拷贝到各市、县直接与小观众见面，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记得那次是在鲁迅故乡绍兴，很多小朋友为把影片《霹雳贝贝》看完，顾不得上厕所竟尿湿了裤子，我们的创作人员大为感动。
一天晚上于蓝回家，发现有个黑影跟着他，上楼梯时只听见脚步不见人，刚反锁上房门儿，敲门声又响了，她的门上没有门禁，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门，只見是个高大的汉子，吓了她一跳，来者很快讲明原委，他是工人，写了一个剧本想请她过目，于蓝没有冷落这位冒失的作者，连夜审阅，并请编剧妥善处理。她告诉大家，“不能让任何一位热心儿童电影创作的人失望，我们太需要他们了！”
那些年，于蓝扶植了不少儿童电影剧本，并且为“童牛奖”拉赞助，辛辛苦苦却又未索分文，也要求职工这么做。我们在大港油田组织儿童影片评选，一天1块5的出差费，于蓝说不能拿，有的同志不理解，她说因为咱们干的是儿童电影事业只能讲奉献。
去外地参加活动，贵重礼品一律不许收，但当人家送棒子面、棒子碴，她就让我们扛回来。厂里一位摄影师对我说，装棒子面的外面口袋是化肥袋，一上飞机别人都看他，抱着特尴尬，真想把它扔下去。
还有一次，我陪于蓝还有著名作家颜一烟一起出差，接待的地方出产萝卜，临走时人家给了十几斤，放在一个大网兜里，我嫌难看说不好拿，于蓝说拿到办公室让大家尝尝，我只好拎着一大网兜萝卜上火车，在于蓝身边像这样的小事数不胜数。
在厂里于蓝就是大家长，谁家有人去世，她都去慰问；知道哪位同志生病了，她也要探望。我父亲临终时，于蓝把我叫到医院的小花园安慰我。她把延安的革命传统带到了厂里，让我们每个职工心里都觉得暖暖的。 在当今像她这种超然物欲干事业同时又关爱每一位同志的人，确实太少了。
延安时期的于蓝和战友
于蓝无疑是我见过最坚强、最有信念的女性，但她几乎从没和我谈过什么大道理。她不时和我回忆自己的少年、青年时代：母亲过早离世，父亲为了全家二十余人的生计成日到处奔波……她说她很小就自然地理解了自立、自强的含义和重要。住校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她就一本一本读世界名著。“其实，这些名著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讲爱心，宣扬真善美。”17岁那年，抗战爆发，她徒步数月，辗转千里，奔赴延安。
于蓝对我说，那时候每天都有上千青年奔赴延安，延安招待所连睡的地方都没有，她就睡在地上，那时候不是党员才上党课的，大家都要听，都思索着中国革命的问题，党课上讲了许多前辈不暴露组织不牵连同志，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事迹，加上自己受进步文艺、古典文学的影响，这一切都深深的感染了她，从而变成了她一生的行动。
周恩来和于蓝等艺术家在一起
“光有善良是不够的”
和我们这个年龄段在文革中失落太多的人一样，我平时虽努力工作，但也常常牢骚满腹，总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于蓝一批评我这种情绪，我就说，“咱不像您，党的阳光总是直射着。”因为在“文革”中我的家庭受到了巨大冲击，长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我养成我行我素的性格，觉得只要这辈子不坑人不害人，作个正直良民就行了。
“一个人光正直善良是不够的，还要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自己， 咱们一起试试吧。”于蓝既诚恳又耐心地和我讲着，反倒弄得我没脾气，那就试试吧。
在她的脑海里，有不少幸福的回忆，1957年周恩来总理受邓颖超委托，在杭州陪同外宾时探望于蓝。总理一到杭州，马上请秘书打电话查找于蓝在哪个疗养院，可她却住在一位战友家。那天她从街上回来，见胡同里挤满了人，人们看见她时惊讶又羡慕地围过来说，“刚才总理来看你了！”
于蓝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普通演员的病痛，竟然惊动了总理。她激动地跑回去，发现总理给她留下一个条子，内容是：“请告诉我你休养情况如何？能否出来走走？如不能走动，务必照实告我，候复。” 那天晚上，于蓝和她的战友去宾馆见了周恩来、彭真、陈毅等。
是啊，我想，如果党的阳光有那么一次“直射”于我，我也会多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工作下去的。但当我和于蓝处久后，我才明白她也并不总是被阳光照射，而经常被风霜雨雪吹打。一次谈心，她向我讲了她的不幸遭遇。
丈夫和哥哥是她的挚爱
于蓝一生中最亲密的两个人是哥哥和丈夫。就是这两位她至亲的人的痛苦遭遇给于蓝带来了沉重打击。她的哥哥总是惦记着她，当年哥哥从地下工作转到延安时，把从事重体力劳动积攒下来的微薄报酬，全部给了瘦小的她，希望她买些营养品补养身体。于蓝在奔赴东北战场后又一次和哥哥相遇，哥哥特意给她送来了两个特别大的苹果，捧着苹果她哭了。
于蓝丈夫田方（《英雄儿女》王文清政委的扮演者）留给她的温馨更是一言难尽。延安时期他们的小家安在一孔新打的窑洞里，冬天全是野草刺，练功很不方便，过了几天她觉得平坦多了，后来才知为了让她练功不被扎着，田方竟用小剪刀把刺一根一根剪掉。
解放后，为了不耽误于蓝在苏联专家表演班的学习，儿子田壮壮得了猩红热，田方都没告诉她，而是坚持自己到医院探望接送，在一次聊天中于蓝无意中才知道的。三年自然灾害，田方偷偷藏下了自己的特殊供应卡不用，和人民共度难关。国家经济好转，他把从未动用过的供应卡又郑重地交给组织。
然而，“文革”中这两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又是于蓝最亲的人都受到了打击迫害。田方由于文革时期的长期误诊与世长辞，哥哥去世后竟又被人高挂在打铁场的高架上，做自杀假现场。不幸还未尽，在于蓝最沉痛时，医院又通知她患了子宫癌，乳腺癌，两次手术，甚至切除两个乳房……这简直要致于她死地了。“但是，我知道我还要走下去，不管多难。”于蓝在哽咽中讲着。
是无数的普通群众在艰苦的日子里给她温暖和鼓励。为田方开追悼会那天，北影厂只许一个车间去几个人，可那天实际开会时人多的出奇，就连会场外也站满了人，北影许多人默默乘公共汽车专程最后一次看望自己的老厂长。
于蓝是在长沙参加他哥哥追悼会的，当时那个工厂为限制工人到会，用花盆圈住礼堂的一半儿不许人过，于蓝亲眼看到工人师傅们冲破门卫阻挡拥进礼堂，楼上楼下全坐满了人，主持会的不许死者家属讲话，会开完人们就是不肯散去，于蓝非常感激，走到台的前口向大家深鞠三躬：深深感谢人们对于亚伦的爱。
和于蓝相比，我真的很惭愧，我总是用一种负面情绪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事情。“虽然我力挽不了狂澜，但是我还是从自己做起，你不用看别人，就看我于蓝变没变！”在我最困惑的时候于蓝曾这样鼓励我。
随着时代的变迁，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有的人变得实惠了，利己了，甚至与她格格不入，但她始终坚持表里如一。
《英雄儿女》剧照，田方饰演王文清政委
人们难忘“江姐”
有一次我陪她到山东参观一个工厂，刚走到院子中间，楼上的窗户一下子全打开了，工人们向他招手，江姐江姐的叫着，听着这些亲切的呼唤，于蓝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知道这绝不是单纯的感激，而是一种深深的理解和沟通。
时代变了，但人们追求真善美的心态没有变，于蓝做人的宗旨没有变。我庆幸自己曾经在于蓝身边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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