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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0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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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凖与北影的往事
作者：汪林立 李凖共为北影厂写了四个电影剧本，从六十年代的《耕云播雨》《龙马精神》到文革后的《大河奔流》《双雄会》。他和北影的成功合作，被父亲戏称做“缘分”。
李凖和父亲汪洋确实有着很深的缘分。
当时，电影界流传着“南徐北汪”的说法，即，在中国，南方有上影厂的徐桑楚厂长，北方有北影厂的汪洋。他们两位都是李凖的好朋友，李準为这两个厂连写带改共搞了近二十个电影剧本，可以称为多产作家。
父亲早在五十年代就认识了李凖，他告诉父亲，他写作上的恩师是邵荃麟，而真正引导他写电影剧本的是上海电影厂的导演沈浮。
李凖与父亲的频繁接触，还是在开文代会、电影会议或一些文艺界集会期间。父亲大嗓门能侃，直爽，开朗，豪放，无拘无束，与李凖性格十分投缘。
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只要一聚到我家讨论剧本，客厅里总是烟雾弥漫。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分清满屋子人里究竟坐了哪几位，父亲和李準却总能凭借他们高亢的声音，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每当他们谈到激动之处，客厅还会传出争论声和大笑声。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几个孩子根本没办法写作业，也没法休息，我会好奇地走进去观看，并把这当成一种乐趣，结果总是被大人们轰出来。
父亲汪洋爱交朋友人尽皆知，尤其难得，他还是个美食家。李凖每次到北影都要和父亲一起吃饭，他开玩笑说：“这吃，可全是跟汪洋学会的。”
研究剧本，给某人接风，给某人送行……都会成为父亲自掏腰包请人吃饭的理由，李凖自从给北影写本子起，就顺理成章地跟着父亲到处吃喝，北影的几个摄影大师、导演大帅当然也都在此行列之中。为此，他常这样形容父亲：“坐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
李凖为上海电影厂写的《老兵新传》上演后，在社会上反应强烈，除了崔嵬演得好，剧本精彩更是其中关键。
一次开会，父亲见到李凖，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和你这么熟，你怎么没给我们北影写几个本子呀？”
李凖也是个爽快人，他毫不推托，反问道：“你想要哪方面的？农村的，还是人物传记？”
父亲想了想，说：“还是写你最熟悉的农村吧！”
那时，正是“大跃进”时期，什么都讲一个“快”字，一个星期后，父亲就拿到了李凖写的剧本《耕云播雨》。一个星期，真的只用了一个星期，父亲觉得神了！阅读完本子后，他更加高兴，觉得体裁新，有时代感。
几天后，他就和艺委会研究决定拍这部片子，并很快就组成了摄制组，让刚演完《红旗谱》的女演员俞平来演该片的女主角。李凖这个剧本的手稿现在还收藏在北影资料室。
在家时，常听父亲这样夸赞李準：“李凖一辈子都在写工农兵，因为他熟悉这些人，所以写得生动。”
李凖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写作技巧也把握得特别好，他和父亲坐在一起聊天时，常说：“我早就应该和北影厂合作，在这里我痛快，你是个肩膀宽，能识货的人，有你和田方这对黄金搭档，谁都愿意在你们手下干活！”
1963年，李凖又给北影写了《龙马精神》，这是根据他的话剧《槽头兴旺》改编的。当时，北影厂已经开始整风，本来这部片子是由谢添来执导，然而，那时要讲出身，讲成分，电影开拍前临阵换将，改成石一夫导演。
当时，上面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像我父亲这样的干部也不得不在夹缝中生存。他明知李凖的剧本好，内容是写公私矛盾，为了不放弃这个剧本，他不得不劝李凖，一定要加上阶级斗争的内容，还要真实可信，还要观众爱看。李凖艰难地进行了五次修改，剧本才最终通过审查。
李凖对我们回忆这段时光时，说：“当时的创作真是举步维艰啊！唯一使我快乐的，就是演员陈裕德，在讨论剧本时，陈裕德总是把大家逗乐，缓解了紧张的气氛。”
记得看样片时，我也在场。李凖总是和父亲嚷：“你让我改的这个片子，现在已经不伦不类了，和舞台剧完全不一样。”
父亲也是一脸无奈。
不管怎样，他俩对这电影中几位演员的表现都非常满意，正是这部戏，把喜剧演员陈裕德推出来了。
公映后，观众反应相当不错，认为这部影片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市委领导林默寒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江青看完电影后却说：“李凖就会写中间人物。”
就这样，文革期间，李凖因为江青的这句话被揪了出来。他很不服气，一次，在周总理接见文艺工作者时，曾委屈地向总理抱怨道：“我三十六岁就开始写工农兵，为什么到如今，却成了什么反动权威？”总理幽默地说：“现在连炊事员都是反动权威，把问题想开一些吧。”
文革后期，父亲汪洋和李凖的交往就更多了。
1974年，父亲重回北影厂领导生产。
当时，缺乏优秀剧本是个严重问题，各厂都在抓剧本。为了解决剧本的急需，北影除了开办剧本写作班，同时还将一批较有名望的，已被解放出来的作家请到北影厂招待所写剧本，李凖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他正在改《大河奔流》，父亲特别想把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也改为电影剧本，并希望他来亲自执笔。
李凖和父亲熟不拘礼，便提出：“住在招待所，来人多，精力不集中，—天也写不出多少字来，手里同时写两个本子，必须有个安静的地方才行。”
父亲是个实在人，他竟然当场决定，把我们位于西四四条五号的家让给李凖写剧本。
我家小院是我们从小到大生活成长的地方，院子分为三进，前院有一个长长的带玻璃的暖廊连接着所有房子，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这里也温暖如春。爸爸妈妈的卧室在第二进院子里，那是一个带厨房的独门独院，院里有一棵大槐树。屋子上面有很高的天窗，很敞亮，后来，这里就成了李凖起居工作的地方。后院有锅炉房，仓库，那里摆放着我们儿时的玩具和冰鞋，庭院里有几棵枣树。
父亲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一起说：“李凖叔叔要在咱们家改本子，我住厂办公室，你们几个孩子去西山八大处妈妈部队里住，熊熊（指我弟弟）在西四负责照顾李凖叔叔的生活。”
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只有347路汽车通往八大处，父亲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李凖在我们家西四小院一住就是两年多，父亲很关心他，却因为自己也工作忙，加上文革期间，家中电话也撤了，联系很不方便，就让弟弟来做通讯员。后来，李凖的夫人、孩子也都来到北京，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都是弟弟主动帮助解决。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我的大弟弟“文革”前，就去新疆建设兵团支边，他并不知道家中的变化。当他回京探亲时，一进家门就愣住了，只见大作家李凖正在院里忙活，他以为自己走错了门。李凖向他述说了情况，他感到难以置信，小弟弟回来，才解开了一场误会。
作为家中大姐，我也不时过去看看李準叔叔，我觉得他很会生活，把这个新家布置得既简朴，又很有书香气。平时，除了写作，他还练习书法、看书，累了就到平安里的二手家具店逛逛。当时，正赶上机关单位上五七干校，卖家具的人特别多，而买家具的人却很少，硬木家具摆满了店堂，李凖就抓住这个机会买了不少硬木家具。
今天去，他会给你看他新买的硬木椅子，下次去，他又拿出一只雕花架子显摆。有趣的是，当他津津乐道于自己新买来的古董家具之时，并不知道它们都来自同一位主人。十几年后，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的儿子找到了李凖，并告诉他：这些硬木家具都是当年迫不得已卖的，现在希望能收回来。李凖是个重情义的人，又将这些家具都还给了裘家。
李凖居住在这个小院中，心情非常愉快，写起东西自然也很轻松。他形容在这个小院中的生活是“老树无语看人忙”。
在这个小院中招待客人是李準的另一个爱好，只要一来人，他就会放下书稿海阔天空地和他们聊天。李凖知识渊博，古今中外什么书都看，他和我弟弟特别聊得来，要求我弟弟每天阅读一篇《古文观止》，大部分文章都要求全文背诵。他说：“从古代皇帝到毛泽东都在读这本书，这本书你要是看透了，不但解决起社会问题来游刃有余，还能受益终生。”
李準喜欢谈天说地，却不曾耽误手头的工作。这段时间，他同时驾驭，完成了多部电影剧本和小说作品，诸如《大河奔流》《双雄会》《李双双小传》和《春笋集》等。
这也着实令人称绝！
多年后，他曾这样向我表达过对我父亲的谢意：“那个时期，是我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感谢汪厂长给了我那样难得的创作空间。”
《大河奔流》是“文革”后北影拍的一部重点片，分上、下集，由著名导演谢铁骊、陈怀皑导演，著名的摄影师钱江和李辰生拍摄。
这部片子筹备之初，是由赵丹来扮演周总理，这也是父亲汪洋的愿望。当时，赵丹为能演周总理一角非常激动，试妆从上午九点进行到下午三点，父亲开玩笑的说：“这部片子由赵丹、张瑞芳来演，真是把上影厂半边河山抢过来了。”
然而，就在影片即将开机之际，一位领导夫人说：“赵丹怎么能演周总理呢？他演齐白石，李自成更合适。”
这使父亲颇感为难。他和赵丹是好朋友，知道赵丹其人自尊心极强，很担心此事伤了他的心。父亲就拉着李凖去和赵丹谈，谈得十分婉转，最终换成了王铁成，他不负重望，将周总理演得出神入化。
这部影片是第一次将毛泽东、周恩来的形象搬上银幕，第一次使用大特技，用自制蓄水池来拍滚滚黄河，影片上演后反响不错。
李凖一向反对写高、大、全的人物，他笔下的人物性格都很鲜明。他常在西四小院中和我们说：“写人要可信，要有血有肉，这才是人。”
电影剧本《大河奔流》中的人物刻画历来为人称道，经张瑞芳、王铁成、李秀明等演员的精湛表演，又使影片增色不少。
《双雄会》是陈怀皑导演的一部大片，李準从人物出发，把这个农民领袖写得有声有色。记得当年李凖多次提道：“我写李自成，是写一个农民领袖，他身上充满了农民的意识，农民的感情，农民的思想，农民的语言，他之所以起义不成功，就在于他是这样一个人！”
为了工作调动问题，有一阵子李凖情绪比较低，他希望能留在北京。我父亲知道他在北京没住处，就亲自出面找国务院事务管理局，请他们到北影来看拍电影，力图把关系搞好后，再提起李凖的住房问题。
当时，我正好在房管局工作，和局领导都很熟，父亲就让我来落实一些具体的事情。
我和局领导商量过后，给李準叔叔打电话，说要过两天带他去找房管局领导。得到这个消息后，他想必十分兴奋，竟然不知从哪儿弄到一辆军用吉普车。
那天，司机开车带着我们，威风凛凛地来到房管局负责人康绍庭家。我把情况详细说了一下，康绍庭碰巧是个电影迷，对《李双双》《耕云播雨》《老兵新传》等李凖的影片都很熟悉，也很佩服李凖，就很痛快地给解决了房子问题，将他安排到前三门的高层。
在那个年代，前三门就是好房子了，李凖为了感谢我们，送我们每人一本《黄河东流去》的小说，并亲笔题字作为纪念。那是1980年1月29日的事。
1985年父亲从第一线退了下来，和李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许多，但是我知道父亲对李凖写的电影剧本很欣赏，当上影厂导演谢晋满世界寻找好小说，想要改成电影剧本时，父亲就向谢导演推荐：“你去找李凖，不会错的。”
后来，《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清凉寺钟声》等脍炙人口的影片相继问世，这些剧本都是出自李凖之手。
父亲常和电影界人说：“要说写剧本，一个是海默，一个是李凖！他们懂电影，懂人物，懂怎么样写电影文学剧本。”这也是父亲和李凖共同合作所得出的结论。
最后一次见到李凖，是在1998年4月24日。
当时，北影准备为父亲出一本传记，我采访了许多熟悉和了解父亲的朋友、同事、同行，也采访了李凖。
对于相隔十多年后再见到我和弟弟，李準表现出特别的兴奋。我们一起回忆起，他在北影工作的情况，畅谈他和父亲之间的友谊，还聊到了我家位于西四的小院。他一直很留恋那个小院，搬走后，还深入调查过这座小院的历史，并在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北京胡同》一书中发表了一篇文章，专写对这个小院的特殊情愫。
在采访中李凖谈到他想写李白、杜甫、齐白石，他说：“我脑子里故事太多了，都想写出来，可身体不争气。”
他还不无感慨地说：“我李凖一辈子没说过假话，第一是真，第二是真，第三还是真！”
夜幕降临了，他仍拉着我和弟弟，苍老的面庞上浮现出依依不舍之情。我们提出请他吃饭，他叹了口气说：“岁数大了，晚上能不出去吃，就不出去了。”
或许是怕我和弟弟失望，他拿起书桌上的毛笔，饱蘸墨汁，即兴为我们各写一个条幅。他还用微微发颤的双手捧出一块亲自雕刻的黄河石，硬是要送给我留作纪念。我看到，那块石头上面赫然镌着“月是故乡明”五个苍劲有力的字。
他风趣地说：“这算是给你们家几年来补交的房费吧！”
我们告辞要走，他披了件衣将我们送至门口。不成想，自此一别，竟成永诀。
李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对中国电影事业贡献颇丰，虽身为名人，但与人交往亲切率真。和李凖在一起，我从未把他看成名人，只当他是家里的一个长辈。
我想怀念他，他与父亲的情缘长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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