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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李晨声,1940年出生于上海,中国内地摄影师、导演、编剧,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曾担任电影《海霞》《大河奔流》等摄影师。1983年电影《哦,香雪》获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童牛奖优秀摄影奖。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原题
(外一篇)
王拓、张枬夫妇
大姨张枬和姨夫王拓,前排左起我大姐陈好望、表姐王好为、表哥王好立
前面登载的是我表姐夫李晨声回忆他的岳母也就是我大姨的文字。大姨已经去世20多年了,我早就想写写她,只是不知从何下笔。李晨声的这篇文章中,既有我熟悉的生活场景,也有我不太清楚的往事,它引起了我很多温暖的回忆。
他文中第一部分写的是1967年夏天,我们从重庆到北京住在大姨家的事情。不过我们去北京的原因并不如他所说是父母被揪出,而是因为重庆两派大规模武斗在即,母亲所在的重庆话剧团里,许多人都把孩子送到外地的亲戚家暂避。至于他说的大姨在亲友中一直享有乐于助人、济贫解困的好名声,那是一点也不假的,她不但有这样的好名声,还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
我家1965年搬到重庆前一直在北京,那时总是和大姨家一起过周末的,两家人来往很密切。从小我就觉得大姨很严肃,但并不怕她,因为她对自己特别严格,对别人则很宽容。当然这并不妨碍她对我们家人(含我妈)的“娇气”和“贪图舒适”持反对态度。那时我妈因为常常生病,养成了一种本事,就是不管到哪儿都能利用现有条件把自己弄得很舒服。比如去北海划船,她会用船板和书包给自己弄一个舒舒服服的座榻;提着东西坐公共汽车,也会研究出怎么省劲儿的方法,同时还不厌其烦地传授她的各种相关经验和窍门。这种行径在大姨那儿总是遭到抵制:“就知道舒服!”“干嘛老想着省劲儿?我练劲儿!”
大姨对我的贪玩儿也很看不上。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妈让我去积水潭医院跟大姨碰面看病,我到了指定地点没有见到她,就一边扔着“跳房子”用的小沙包一边进进出出,很快就和她在一个院子里相遇了。可是接下来,不管我怎么解释,大姨却始终认定我在那儿专心地“跳房子”,说我“什么时候都忘不了玩儿”,还向我妈告状呢(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被工作和孩子弄得焦头烂额之际,每每大姨见了我还是忘不了问一声:“你现在还玩儿吗?”可见在她的心目中,我是多么爱玩儿的一个人了)!
等到大姨的女婿李晨声加入了这个大家庭,我们就更不怕她了。
李晨声很会耍贫嘴,我们到了北京立刻和他打成了一片。那时他们夫妻俩刚从电影学院毕业了两三年,还没有拍过什么戏就赶上了文革,经过运动初期的洗礼以后,都选择在家里当“逍遥派”,对北影厂和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抱以旁观态度。于是我们跟着他们学会了吃喝玩乐:上公园划船游泳、上菜市场排队买菜、进厨房大张旗鼓地做饭、把房间弄成暗房冲洗照片等等,玩儿得不亦乐乎。
那时大姨和大姨夫在单位也受到冲击,有时被集中在那里不能回家,所以我们有时在外面玩儿晚了还下馆子吃饭。记得有一次卖废品得了两块多钱,表姐好为很痛快地决定:“好嘿!吃了它!”
还有一次,大姨从单位回来,李晨声告诉她,我们有一天出去游泳以前煮了一锅鸭汤,回来后一顿就喝光了。大姨听了很不屑地“哼”了一声——这是她习惯的表达方式,表面听起来是不满,内里却透着一种亲切。
说到吃,大姨是很不重视的,也不爱做饭,她觉得太爱吃的人都属于没出息。文革前他们家天天吃食堂,星期天则只吃两顿饭,她负责做一顿,第二顿归大姨夫做。到了文革时期,一大家人吃饭,常常是我们小辈人自己操持的。记得李晨声那时特别热衷于买菜做饭,常常带着我们骑车去朝内菜市场排队采购,还宣称他因此切身体会到了家庭妇女的心理云云。
跟我妈那种好为人师处处挑眼儿的作风不同,只要有人下厨做饭或者做家务,大姨从不挑眼儿,只感谢有人帮她分担。我们那两年在大姨家学会了不少家务活儿,很大部分应该归功于大姨的这种态度。
不过大姨对我做家务时的粗枝大叶作风还是颇有微词的。我说过的一句话被她时时引用,叫做“差不离儿得了”。每次引用之后都会接着抨击道:“还没学会做事儿就先学着凑合!”有一次我没有把菠菜洗净,炒菜时可以听到沙子在锅底的声音,大姨就说:“炒这菜我还能听到伴奏声呢!”
那时李晨声闲着没事,在家里发掘出了好多乐子。他给我们分别起了外号,还常常配之以漫画加以取笑;同时也给大姨偷偷起了个外号,叫“全国省”。因为大姨居家过日子处处节约,尤其是水电和粮食,绝不浪费。有一天大姨从朋友处得到一个省水的妙招,回来宣讲给我们听,李晨声和好为就悄悄笑道:“全国省”又到“全省省”那儿取经去了!
这个外号的出处是一个小段子,说是几个人开展节约比赛,有个人说,他请客时只给人画了一张大饼,另一个人嫌他浪费了纸,说用手比划一张饼不就行了?最后一个人还嫌浪费,说只比划半张饼就够了!于是他们分别得到了“全县省”“全省省”和“全国省”的称号。
大姨的节约是我们找乐的话题之一。现在我什么具体内容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如果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吃饭,她就一切从简,说自己“敛巴敛巴就是一顿”。
不过大姨再节约,也不会限制我们的吃穿用度,有时候表哥劝我少吃点儿,她还不干呢——我那时正处于“努力加餐饭”的状态,除了一日三餐,每天晚上睡觉前还要去厨房找吃的。此行动被表兄姐们命名为“吃夜草”,说是马无夜草不肥。
另外,大姨对小猫的宠爱跟我们很一致。记得她管小咪叫“丫头”,跟对女儿的称呼一样。每当小咪从她身旁经过,她就这样一脸慈祥地叫它。而且,她还常常跟我们坐在一起说小咪的各种表现和趣事,一说就要说上半天。
那时候大姨常常对我们的不“念书”表示不满。但是毕竟我们还小,她说说也就算了。
在回忆文章的第二部分里,李晨声回忆了跟大姨一起读书的经历。不过那段时间我们不在北京,没有亲眼得见。
1967年夏天,我们在大姨家住了一阵子之后回重庆,结果却跟数十万重庆人一起经历了一个多月躲避武斗的逃难生活;之后终于又回到北京,跟被“揪回”的母亲一起住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黑帮屋;两年以后的1969年秋天,才与被“解放”的母亲一起再次回到重庆(那两年的生活我记载在我的博文《黑帮屋往事》里了,很有可读性哦,可惜被删得七七八八了)。
从那时到1978年全家搬回北京,在这八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回过三次北京,每次都在大姨家住上一两个月(那些年上海二姨家和银川舅舅家的孩子们也都来过北京,全都以大姨家为根据地,所以大姨家常常是人满为患,表哥好立也总是被挤到不同的角落搭行军床过夜,被我妈任命为“无任所大使”)。
第一次回京是在1971年夏天,我在重庆混了两年中学后终于“毕业”了。除了极个别人可以升上高中以外,其他人都处于毫无悬念的待业状态(其实是等待下乡。估计乡下一下子接受我们这三届无业游民也有困难,所以我们等了半年多才得以出发)。毕业前我接到了表哥的信,邀请我回北京住一段时间。
接到信我高兴极了,那时候真是想念北京啊!现在想来,其实我更想念的是在大姨家的生活——除了大家庭成员在一起吃喝玩乐其乐融融以外,更吸引我的是有趣和丰富的精神生活。
那时文化生活极为贫乏,所以人们只好想方设法地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除了到处找书看以外,表兄姐们有时候还会找一些老唱片偷偷地播放,大都是国外的著名交响乐。大姨和大姨夫也喜欢听,常常陶醉地摇着头感叹:真好听啊!
李晨声特别话多,每天早上起来喜欢痴人说梦。听了这些交响乐之后,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梦:一只穿着燕尾服的猫站在交响乐队的舞台上发问:“这是个好猫吗?”然后人们齐声唱道:“是个好猫是个宝猫!”
接下来的很长日子里,我们就老得听他引吭高歌“好猫宝猫”的段子了,很烦人(他那时又养了一只三花猫,本来是很蔫儿的一只猫,后来被他坚持不懈地逗得特别疯,遂起名曰“李疯”,又名“皮李疯”。他也为“皮李疯”编了相应的歌谣,内容我不记得了,只知道最后一句是“骨肉皮里封”)。
李晨声还特别擅长于讲书。有时候我们一起在暗房里冲洗照片,他就开始讲述那些文学名著。他的讲述不仅限于复述故事情节,还描绘人物活动的场景和心理以及作者的描写手法,真正做到了绘声绘色。听了之后,你如果有机会看到原著,就会发现他的讲述和原文几乎没有出入,给人的印象甚至比读原文更加清晰(后来我也学会了同样的本事,除了有时用在课堂上,也用于跟我家领导说废话方面。他也常常说,听了我的讲述再去看原著,觉得好像已经看过了一样)。
表哥那时有自己的类似于文化沙龙的小圈子,他们独来独往,侧重于阅读艰深的理论书籍,当然也读文学作品,并常常聚在一起慷慨激昂高谈阔论(好像他们的这种聚会还引起过居委会的警觉),有时大姨听到了,就不知是褒还是贬地叹道:“又说上啦!”后来表哥在失学多年后(从上完初二起他就因病退学在家,后来当了工人)直接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应该跟这段读书经历有关。
我那时最闲——小学同学都去了黑龙江内蒙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剩下一个留在北京的也要上班,只能利用倒班休息的时间跟我去公园玩儿。所以我有大量的时间读小说,大姨家的藏书也正好可以填补我的空白,为此连一度十分热衷的家务活儿我都不爱干了。
大姨仍然对我的粗枝大叶很不满。起因是,我临出发的前两天,仔细地用报纸包了两双鞋放在床底下,一双是要带到北京穿的,另一包里面是两只不同的鞋,打算送去修理。结果临走时拿错了,到了北京才发现。大姨为此气愤了好几天,随时想起来就要说一声:“太不像话了!”
不过她最反对的还是我对于读小说的热衷。之前在北京住黑帮屋的那两年,她就一直不满意我们的“不念书”。她说的念书不是读小说,而是做功课,比如钻研数理化,或者学点儿别的什么能用得上的东西。可是在那个时候,全国的学校都一会儿停课一会儿复课地闹着革命,复课回校的学生都没有几个念书的,何况我们远离重庆远离学校的黑帮子女呢。
到了1971年在京时,我又处于准备下乡阶段了,更是不明白“念书”干嘛,再加上她家放着那么多好看的世界名著呢!你想想,这就像在一只猫的身旁放了好多条鱼,却谆谆教诲它不许吃一样,怎么可能成功呢?
再说,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念”什么“书”,怎样去“念”,更看不出“念书”有什么用。记得好为在她妈唠叨我们时,一边打毛线一边说:念什么书啊,我以前念了那么多,一点儿用也没有!
如果说之前大姨举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我们的鼠目寸光,只能一遍遍地唠叨,说就是要做好准备等待机会等等,那么这次她却举出了好几个实例,说明做好准备是多么重要——比如有的人在动荡时期没有跟着社会一起“动荡”,而是被家长关在家里“念书”,还有的人刻苦自学外语,最后都抓住了突如其来的“机会”,被调到外交部门或什么地方去了。
所以这次大姨的唠叨也就更加猛烈,有一次甚至搬出了被关在监狱里的我父亲:“就算为了你爸你也得好好念书啊!”我听了还是有所触动的,不过仍然没有也不知道如何行动。而且我还暗暗地想到,就算有这样的机会,也会绕过我这样的人的(现在想来,大姨的话真是很对,一个国家怎么可能不需要“念书”人呢?可惜我们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后来大姨干脆写信给我妈告状,说我除了沉迷于看小说以外什么都不干。其结果是我妈写信召我回重庆,说是“勿自误”,好像我回到重庆住在话剧团里,整天鸡毛蒜皮的过活就不自误了似的。
那次我被唠叨够了,所以临走时,李晨声说到让我以后再来北京,我就回答说以后不来了。李晨声很奇怪:“我们怎么得罪你了?”大姨在旁边听见,不以为然地回答:“我老说她,她生气了呗!”
我的决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过了还不到两年,大姨一召唤,我们就又一次全家总动员了。
那是1972年底到1973年初,当时大姨听到了消息,说我们这样的黑帮家属可以申请探监。她立刻写信通知我妈,我妈立刻打电报到我插队的乡下,我立刻跟队长请了假(我告诉他我已经六年没有见到父亲了,他听了很震惊,虽然搞不清怎么回事,但还是立刻准了我的假),顺便借走了队长卖猪得到的15块钱,然后就长途跋涉回到重庆,跟我妈一起去北京了。我二姐那时在上海的二姨家养病,也从上海来北京跟我们汇合,只有大姐在贵州,因为探亲假用完了没有来。
那次我们在大姨家也是住了一两个月,除了像以前一样跟着表兄姐吃喝玩乐以外,还去看了父亲两次。后来专案组的那几个军人被我们一次次地申请见面给弄烦了,就问我们为什么还在北京呆着。我妈吓了一跳,想着要赶快离京。后来还是表姐做过梦来:“你们不再申请不就完了,他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重庆吗?”
这样我们就又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大家庭生活。
这次大姨好像没有太管我看小说的事,还跟我们一起苦读《基督山伯爵》。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大姨在读小说方面只有过这一次交集。那是她的朋友弄来的,还编写了简单的人物关系索引。为了快点儿还给人家,我们全家人接力阅读,盛况空前(也就是这次,我不止一次地听李晨声说过大姨热衷于读左拉哈代作品这件事。他说大姨的床头常常放着厚厚一摞左拉的作品,然后飞快地减少)。
在此期间二姨也从上海来了几天。她们三姐妹经过文革初期的冲击第一次团聚,有很多话要说。她们联系了小管阿姨(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的夫人,那时荣高棠也在监狱里)和小胡阿姨(大姨的大学同学),这几个抗战时期的老战友一起去什么公园逛了一次,回来后洗出照片,被大姨夫命名为“五老游园图”(那年大姨快60岁了)。
在回忆文章的第三部分,李晨声详细地讲述了文革中后期电影界发生的一件大事。
现在看来,一部电影竟然会惊动中央所有的高层领导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那个时代(包括文革前后的一段日子),这样的情况却并非罕见——有哪次政治运动不是先拿文艺界开刀的呢?
文中提到的邓力群后来被人们称为“左王”。因为坚持左倾立场,他于1987年落选中委和中顾委常委,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是否先进与他的人品如何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且不论邓力群的政治观点如何,但是从这件事看,他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他在文革初期经过中央文件点名批判、停薪停职、批判揪斗、监督劳动等等冲击,1974年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就又遭遇了新的打击——在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中,他主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相提并论。
对此邓力群承揽了一切责任,当着清查人员的面,他在原稿的题目上画了一个圈,再一条直线画下来,签上自己的名字,说这篇文章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他自己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如果你经历过那个时代,就会知道这样的担当是多么难能可贵了。
文中讲的这场风波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但也仅仅知道一个大概。但是我还记得,在1976年4月前后的那段日子里,大姨在来信中透露了她深深的忧虑。
那年的清明节,北京爆发了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这一事件很快被定性为“四.五反革命事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对此进行批判。
我们虽然远在重庆,但也能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话剧团的形势也变得很尖锐很危险。
大姨对国家前途非常担忧,所以在信中说了她在天安门广场的一些见闻,虽然很隐晦,但仍然可以看出她的政治倾向——她对报纸所说的那些是不以为然的。
我那时警惕性特别高,知道这样的信件万一被人看到可不是好玩儿的(话剧团的信件都是随便扔在传达室的桌上任人自取的),所以回信时假装没看懂她的意思,还说我们这里正在批判“四五运动”,想以此引起她的警觉。
没想到大姨着急了,以为我们真的被宣传所蒙蔽。她马上写了回信,里面说得更加明显了(可惜我记不得具体内容——我说过,我的文革后遗症持续了好几年,其症状之一就是非常及时地销毁信件);我妈也着急了,不知怎样才能使她明白。最后还是我想出了办法,那就是暂时不回信。这样大姨可能会担心一阵子,但也就不会接着再来信了。
1977年夏天我第三次回北京,那时“四人帮”已经倒台。我忘了是否跟大姨再提此事了,倒是记得李晨声提到过邓力群,对他非常崇敬,说是见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铮铮铁骨云云。
那时我已经离开插队的地方,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当搬运工了,因为摔断了腕骨和肝炎复发,就没去上班,又一次跑到北京住在大姨家。
一天大姨回来,告诉我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要我准备参加,还让我立刻写信给重庆的二姐,让她也开始准备。那时这个消息还没有公布,二姐跟一个在学校做过几年招生工作的朋友说了,那个人表示不信——那些年大家都被史无前例的运动洗了脑,对这样天翻地覆般“恢复旧制度”的消息,“不信”应该是最直接的反应了。大姨知道了又不屑又气愤:有什么不信的呢?
我倒是对一切翻天覆地的事情都接受得很坦然——咱们这些年不就生活在不断的翻天覆地之中吗?不过,要不是大姨的态度,我对自己是一点儿信心也没有的,要知道我连高中都没有读过,初中也只是混了两年而已!
但是大姨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她不加分析不做解释不开展思想动员工作,只是下了个命令,对什么自信不自信的事儿一字不提,同时也一字不提她当初是多么有远见地整天劝我们“念书”和之前对我们“不念书”的不满。她这种笃定的态度使我感到,好像我真的可以考上似的。记得我也提出过没上高中的疑虑,但是大姨用一句话就打消了我的顾虑,她说考文科不用管数理化——我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还分什么文科理科。
另外,我要改变自身处境的“动力”也非常强,达到了迫切的程度——因为我的工作太差了。虽然本人从来就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属于拧在哪儿就愿意在哪儿发光的,可是在那样只需拼体力挣钱的单位却着实发不出光来。所以一旦觉得这样的机会可能与我有关,也就立刻决定赌上一把了。
那时已是十月上旬了,我也不知怎样准备,只是开始读表姐给我的两本厚厚的专业历史书。可是没过几天,就听说文科也要考数学。带来此消息的表姐说:“你呀,别乱。该怎么复习就怎么复习!”可是该怎么复习呢,我还是不知道。
此时恢复高考的消息终于公布,我决定回重庆去跟我二姐一起准备。送我去火车站的是表哥(大姨的儿子)和一个表妹(表舅的女儿)。临别时表妹给我打气:“你就想着你准能考上!”我表示不信:“怎么可能呢?肯定考不上啊!”
这时表哥的鼓励很给力,他说:“拿破仑说过,所谓命运,就是当机会到来的时候抓住它!”
感谢大姨一家的鼓励,我真的糊里糊涂地抓住了机会的尾巴,与十多年来积压的十三届考生共570万人一起奋斗了一回,也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陈好梅读本
文图由陈好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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