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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 | 张瑞芳姐姐张枬:电影《海霞》挨批的一段记忆

李晨声、​陈好梅 新三届 2022-05-15


作者简历

李晨声


李晨声,1940年出生于上海,中国内地摄影师、导演、编剧,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曾担任电影《海霞》《大河奔流》等摄影师。1983年电影《哦,香雪》获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童牛奖优秀摄影奖。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原题

张枬同志二三事

(外一篇)





作者:李晨声



王拓、张枬夫妇

 

01


我父母在天津,我婚后由北影厂的单身集体宿舍搬到岳母家,在红旗杂志社和中宣部机关大院。我爱猫,可家里人都不喜欢,又值文革的特定氛围,想在家中养只猫完全是不可能的。

文革高潮中,家里来了两个小难民——三姨的两个小女儿好林和好梅。她们的父母陈荒煤和张昕都被“揪出”,只好千里迢迢来京投亲。没想到她们投靠的大姨、大姨夫也早已被“揪出”了。

虽然都处困境,岳母还是决定留下两个孩子。难怪她在亲友中一直享有乐于助人、济贫解困的好名声。

两个妹妹很懂事,悄悄的,从无过分要求。但毕竟是孩子,一天,好梅从她的小伙伴家里抱来一只小白猫,蓝眼睛,很可爱,没敢说收养,只说是借来玩玩。两姐妹争着爱抚它,小猫畏畏缩缩的。好梅伸着双手柔声地“可怜的,找姐姐来吧。”小猫迎着,蹒跚地走来。

久违了的欢笑声打破了家里沉滞的空气,岳母做出了惊人的决定:留下这只小猫,承认它“家庭成员”的合法地位。这引起的自然是两个小姑娘的欢呼和我心中的狂喜。

意识到周围的善意,小咪渐渐胆大起来。是谁在一旁剪指甲,电镀的指甲刀在墙上反射出一片灵动的小光斑,小咪兴奋了,东蹿西跳,徒劳地追扑这片小灵光。两个小表妹笑出了眼泪,大家也都忍俊不住,连一贯严肃并拒猫的岳母也有了一丝笑意。

小咪留下后,矛盾也渐渐产生了。岳母嫌两个小姑娘老玩猫不唸书,对我们仨经常偷偷用饭桌上难得出现的荤菜喂猫更是不满,认为是浪费,“对猫也不好”,远不如她老人家每天用点儿剩菜拌饭“让猫吃得匀乎”。

小咪的胆子与活动半径与日俱增,开始关注窗外的世界。它站在阳台上俯视涌入机关大院的造反者,紧张地做捕捉状。据有识者说,猫不懂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以为楼下的躁动人群是不堪一击的“宵小鼠辈”。

小咪更关注夜阑人静后楼下游走的野猫,总俯在窗台上全神贯注地窥测同类的动静。终于它开始行动了,每天夜里跑出去寻找游伴,天蒙蒙亮才回来,吃点东西,找个角落,团起身子呼呼大睡。

有一次,小咪两天没回来,我们着急了。岳母说它可能是玩儿得昏了头,错过了归来的最佳时刻,白天不敢穿过院子,只好滞留在院里僻静处伺机归来。我们愿意相信。但到了第三天,还是不见它的踪影,大家焦急地到院子各个角落寻找。

我终于发现院内教育楼阁楼山墙的破洞被修葺过了,墙后隐约传来微弱的猫叫声,两个小姑娘坚信就是小咪在呼救。紧接着的问题就是,面对臂带红箍的机关造反派,岳母是被他们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找他们帮忙拆墙救猫简直不可想象。

当时在我和我的爱人王好为所在的北影厂内,三十年代著名影星赵慧琛就是因为养猫,被造反派百般凌辱后上吊自杀的。我虽然焦虑万分,也没敢向岳母提这个非分的要求。万万没想到岳母解下做饭的围裙,毅然决定带我下楼去机关找人救猫。我惴惴不安地跟着她,为可能发生的不测忧心忡忡。

我们找到了板着面孔的造反派头头,他听到岳母的申诉大为惊讶。在文革中,一个被揪出来“黑帮份子”竟敢要求上房拆开刚修补好的墙壁救一只猫!看他那副愤然不解的表情,我深为岳母担忧,这分明是自取其辱。可岳母却态度平和而执着,她说若不及时抢救,猫一定会死在里面,这是一条生命,不能见死不救,何况对卫生也会有碍。

因为从没遇见如此离奇的难题,这个头头抠着鼻子发愣。岳母腰板挺直,义正词严毫不让步,他终于勉强同意了。我攀上竹梯,把墙皮撬开一条小缝,救出了蒙难的小咪。

回家后表妹们欢笑成一团,对小咪争相抚慰。笑声中,岳母又换上围裙,开始指责两个小姑娘光玩不唸书,批评我惯着小咪,老偷着喂它好吃的,让它钻被窝……

这些唠叨今天回想起来似乎更加亲切和顺耳。
 
 02

岳母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红旗杂志社和马列主义研究院做编辑和人事工作期间遭遇文革,被打成“黑帮份子”,受到长期审查和迫害。我翻过她和王忍之同志合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厚厚的五大本精装书,这几乎是所有社科研究单位必备的工具书。所以我一直以为她专注于理论工作,完全没有想到她对文学名著也非常热爱熟知和颇有见地。

文革期间家里的一些藏书被我藏在了壁柜上方。当时的公共图书馆里,除了各种版式的“红宝书”及不多的几种书外,其它的一律封存停止借阅。一些胆大的年轻人常常破窗而入,在尘封的书架中“顺”一些想看的书,在朋友间广泛传阅。这些被传看得少皮没毛、破破烂烂的书成了我们重要的精神食粮。

没想到的是岳母对此也很关注。她最爱读的是左拉和哈代的作品,这一点与我不谋而合。因此我俩成了激烈的竞争者,总催着对方快看,盼着早点儿一睹为快。

岳母最热衷的是左拉的《卢贡·玛加尔家族史》。在她一再要求下,我使尽全身解数,找来了从《卢贡家族的家运》到《巴斯加医生》近二十种,以后又扩大到《三大名城》和《四福音书》中的某些作品。此举的最大收获是,既增加了我同她老人家的心灵沟通,又使我得以较系统地阅读了左拉的大部分作品。

岳母的阅读热情是空前的。她读得比我细,一度又产生了编制卢贡家族谱系图表的冲动。我告诉她不必费事,我似乎在一本旧书中见过这个东西。后来历尽周折,总算找到了这份图表,可她老人家已经不在了。

在读书的过程中,她总愿意跟我谈左拉,我就自己浅陋的所知给她介绍了一些当时的观点和材料。她很注意地听,并告诉我她年轻时只读过《萌芽》,当时许多进步青年都读此书,大多是从矿工受迫害进行罢工斗争的角度切入的,此次再读有些新的体会。对于把自然主义逐出现实主义体系的评价,她是不赞成的;对于左拉把遗传学、实验医学引进文学创作这种遭到普遍诟病的做法,她认为亦无不可,这些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另类的。这种对文学艺术的开放态度,使我颇为吃惊,我更愿意和她一起阅读和探讨了。这些探讨完全是平等的交心式的,更促进了我们的相互理解和感情交流。

岳母还喜欢读哈代。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系列,能找到的她全读了。《苔丝》《还乡》《卡斯特桥市长》等自不必说,连当时较为冷僻的《远离尘嚣》《林中居民》《蓝色的眼睛》等等也全给她找来了。她读得十分投入,书中人物命运的突兀变化和复杂的心路历程,常常使她激动不已。她不断要求我给她寻找哈代的其他作品,却没听她发表过什么议论。我猜想书中浓重的悲剧色彩,冥冥之中那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力量,似乎唤醒了她某种深层次的生活阅历或感情记忆,她不想也不愿和我谈。我尊重这种发自心灵深处的感应方式,因为我从来就认为,那种冷漠的甚至纯功利的阅读态度是很难达到什么境界的。

在读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时,她又成了一个天真的读者。她总是被书中曲折的情节所吸引,在每天繁忙的劳作安排中,挤出一切零星的时间读书,有时干脆迫不及待地要我立即告诉她后面的情节。每到此时,我总要卖点儿关子,劝她耐心地往下读,知道结局就没意思了。

时隔多年,这些事总是历历在目。忘不了和她一起读书的岁月,忘不了她发自肺腑的真诚谈吐。我说不清她的观点到底对不对、合不合潮流,但我要说,她是一个真正爱文学、懂文学,用整个身心和全部感情在接受、感应文学的真诚的读者。
 
03

1974年,我和王好为参加了电影《海霞》的创作。此片由谢铁骊根据黎汝清的小说改编,钱江(钱壮飞烈士之子)、陈怀皑(导演陈凯歌之父)、王好为联合导演,我是联合摄影之一。这是北影厂文革开始后的第一部故事片,拍得很顺利,可是在1975年初在审查中却翻了船。

此时担任文化部领导的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认为,《海霞》采用的散文式结构背离了江青的“三突出”创作原则,是“文艺黑线回潮”的集中表现,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那一套。影片被形容为“头大、脖子长、身子短”的怪物。

当时谢铁骊因连拍四部样板戏电影有功,受江青赏识,被任命为“创办”领导成员兼北影厂核心领导小组的组长。他对于、浩、刘等电影外行当然不服,摄制组上下也认为审查意见太离谱,纷纷表示不满。

谢、钱当时都因病住院,只好由陈怀皑、王好为、李晨声、谢飞(北京电影学院在组实习教师)等对影片修改了一百多镜头,看过样片的同志都认为比原稿强。可是于、浩、刘重审后却因谢铁骊不服,决定影片退回原稿公映,供观众批判。摄制组不同意,他们就派人强行将影片重剪,退回原稿,并封存全部底片、样片和声音磁带,不准原摄制组染指。

谢铁骊认为这是于、浩、刘胡来,并非江青本意,曾先后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写信,恳请他们亲自审看双片,“主持公道”。这几封信和摄制组此前的文牍一样,均由我起草。

我怕自己的字不好,请岳母代抄。她读了信稿后,认为此事江青未必不知情,想请她解决问题恐难奏效,所以在同我和好为商量后作了删改,将央告变成了力争。当时,我真佩服她老人家的风骨。

此时,周总理、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先后调看了影片,反应不错,更惹恼了江青和于、浩、刘一伙。

不久,江青和张春桥先后有了回音,表示支持文化部即于、浩、刘等人的意见,但保留评论权,要坚决批判“行帮性的导演中心制”……两信在全厂宣读,干部逐个表态,并立即在全厂掀起批判《海霞》的高潮。谢、钱因住院得以暂避锋芒,我们几个“留守人员”则终日陷入焦头烂额之中。

刘庆棠认为申诉信的行文和字体同以前上递的文牍大不相同,怀疑“背后有更大的黑手操控”,决定拿我开刀作为突破口,立即召集北影厂科以上干部开“中型干部会”。

去会场的路上,遇见时任北影厂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的丁峤,他目视前方,口角不动地出了一声:“小心!今天可能要动你!”就匆匆进了会场。我很紧张,头脑里飞快地盘旋:“动我什么?怎么动?”

会上刘庆棠说了一大堆话,全然不得要领。讲着讲着,他突然猛拍桌子,叫我站起来,厉声地:“这告状信是不是你写的!”原来是这件事……我内心反而放松下来,回答:“不是。”

他看到自己精心构思的“突然袭击”没有奏效,生气地大声叱骂:“这也就怪了,谢、钱一个住同仁医院,一个在积水潭医院,却能同步行动,一再写信,不是你干的才怪!”我不吭声,也绝不承认。

他又猛回头,叫起了王好为,让她对谢铁骊写信的行为表态。好为平静地回答:“越级给领导写信,不违背党章宪法,无可指责。”

刘庆棠气得大喘气。浩亮跳起来,挥舞大蒲扇叫阵:“你们谁干的,有种的站出来较量较量!”他穿着短裤短衫,肉大身沉,一副打手模样。

会议卡壳,匆匆散会。刘、浩二人立即召集北影厂秘书科的老人开会核对笔迹,当然无果而终。从此,对我和好为的监督加了码。

此刻,医院中的谢、钱二位更是焦急万分。钱江亲自给周总理写了求助信,全组的希望都集中于此。然而罗青长同志却沉重地回答:“总理连续手术,实在不能打扰了。”并转达了邓大姐的八个字:“顾全大局,保重身体。”

一时乌云压顶,《海霞》组濒于绝望中。

一天,始终关心着《海霞》命运的岳母兴冲冲地回家说:“老邓被落实政策回来了,安排在小平同志的政研室工作。我把你们的困境全告诉他了,他很关心,邀你俩去谈谈。”

邓力群同志是岳母的老朋友老同事,但能解决多大问题,我们没抱什么希望。

在听取了我们详尽的汇报后,力群同志指出:“他们这么干是完全违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的。现在百花齐放没有了,好的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三突出’。为什么一定要‘三突出’?可不可以两突出,一突出?”

我俩一时全惊呆了。当时这种话不要说讲,就是听,也足够当反革命了。可看他严峻的信心满满的样子,又觉得这些话绝非空穴来风,肯定大有来头。最后,他建议我们据实给毛主席写信,他可以负责转交。

回到家已是深夜,只有岳母在焦急地等着。我们把今日的奇遇反复讲了好几遍。她兴奋地说:“老邓这个人政治上很强,从不随便讲话,敢这么说,肯定有把握。看来天要变了,我们党和国家有希望了。”谈到写信,她说由我和好为出面毕竟人微言轻,还是设法说服谢、钱,由他们署名,影响会大些。这件事非同小可,即使跟家里人,也只限我们三人知道。

经力群同志同意,又邀谈了谢铁骊和厂里唯一支持我们的军代表惠宏安,决定这封信还是由我起草,谢、钱具名,力群同志把关。在场的各位都郑重表示要为捍卫党的文艺路线而奋斗。

北京的七月底溽热难当,为安全起见,我和好为、惠宏安决定夜里在八三四一部队老惠宿舍的小厨房内共同起草信件。到家时天快亮了,岳母又是一夜未睡等着我们。她反复阅读起草好的信稿,并要求这次一定要谢铁骊自己抄。

此信交力群同志转出后,很快有了回音。7月29日,毛主席在信上画了个圈,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日晚,小平同志与在京的八位政治局委员在人大会堂审看了《海霞》的原稿和修改稿,历时四个多小时。第二天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海霞》按作者修改的影片上映。

岳母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快乐。

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历尽政治风云变幻的她,很快又忧虑起来,更密切地关注着国内政坛的风吹草动。

9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大放厥词:“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人架空毛主席。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

9月18日下午,江青单独接见了北影、长影的与会者,点名批评邓小平:“那天讨论《海霞》叫我去,我没去。我要去就大闹政治局,绝不会让他们通过……《海霞》现在不批,将来也要批,这笔账以后还要算!”

参加会议回京的老同志崔嵬、张平焦急地找到我们透露了消息,并让我们千万小心、谨慎从事。另一个参加了接见的女明星则一反常态,剪短了头发,胸前挂上硕大无朋的像章,站在食堂的台阶上,歇斯底里地朗诵:“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然后在厂门口贴出“揪出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邓小平”的大字报。此刻,小平同志还在主持工作,距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还有四个多月。北影厂真可谓开风气之先,跑在了全国政治形势的最前头。

岳母催我们立即把这个消息告知力群同志,好让他们早做应变准备。闻讯后,力群同志沉吟良久,半天没有说话。

次日,他把我和好为叫去,说已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说,主席对大寨讲话很生气,说:“江青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小平同志还说,两天前他陪主席接见缅甸的奈温,奈温问起主席接班人的事,主席指着小平同志说:“就是那个矮个子。”

这个回音并没能让岳母放心,她仍十分焦虑。

形势不出她所料,过些天,力群同志找我们去,严肃地说:“要是实在挺不住,你们可以交代。可是一定要按事实的本来面目。千万不要为了过关,添油加醋,把事情搞乱。”边说边取出我为他搜集的厂内群众写的上诉材料,清点后当面撕毁冲下抽水马桶,让我告诉这些同志可以放心。我明白这是对事态发展做的最坏准备。

1976年2月的一天,广播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公告,小平同志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岳母和好为关着门,哭得很伤心。岳母从来坚强,没见过她显露过一丝脆弱,更没见她掉过眼泪。这次真是触到伤心处了,虑及党和国家的命运,她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从此和力群同志再没机会联系,只是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一会儿是批他参与炮制的“三株大毒草”,一会儿是揭批政研室策动“上书言事”的阴谋。力群同志和政研室始终处在运动漩涡的中心。

考虑《海霞》事件中可能发生的变节、出卖及如何应对,岳母说:“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坚定自己的信念,绝不做违背良心和原则的事。从容面对吧。”

打倒“四人帮”以后,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和力群同志终于久别重逢了。相对无言,只是长时间地紧紧拥抱。岳母说:“不容易,真不容易啊……”

这以后,谢铁骊连任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丁峤被擢升为广电部副部长;惠宏安被升为兵团级干部……我和好为仍在拍我们的电影;岳母在单位站完她最后一班岗后离休了,仍是默默地没有声息,过她平凡的日子。

一天,在朋友家偶然与刘庆棠相遇。长期的狱中生活使他改变极大,头发白了,牙都掉了,据说在教小孩跳芭蕾舞谋生。见到我,他一时很窘,不知说什么好。我问他为什么当年对追查那几封信那么感兴趣。他想了想说:“我们经过分析,觉得这几封信跟你们以前上报的文字大不相同,很老辣。我们怀疑你们背后是否有更大的黑手。当然,现在看来我们搞错了,是捕风捉影了……”

谈到谢铁骊,他说:“我们觉得他真有能耐,从江青那儿一步就跨到邓小平那儿。其实,江青还是准备在批判《海霞》之后,再启用他的……”

我希望他把这些事都写下来。他想写回忆录在香港出版,赚一笔稿费,好给他出狱后一直照顾她的女人买套房子。那个女人正在跟我朋友夫妇聊天,相貌平常的一个中年女人。

刘没实现他最后的夙愿,很快就病死了,连同他肚子里想写的回忆录一起湮灭。

我没有告诉他,其实他们的分析没有错,我们背后是有一只手,一只温暖的强有力的手。

我可尊敬的岳母,三十年前就带领两个妹妹、母亲和哥哥在白色恐怖中走上革命道路,三十年后,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又把我和好为引到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路上。我们永远怀念她,希望能像她那样做人。

想起高尔基《母亲》中巴维尔的话:“一个人要是能够称自己的母亲是思想上的亲生母亲,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啊。”这,正是我们心中想的。
 


外一篇
我的大姨张枬



作者:陈好梅

大姨张枬和姨夫王拓,前排左起我大姐陈好望、表姐王好为、表哥王好立


前面登载的是我表姐夫李晨声回忆他的岳母也就是我大姨的文字。大姨已经去世20多年了,我早就想写写她,只是不知从何下笔。李晨声的这篇文章中,既有我熟悉的生活场景,也有我不太清楚的往事,它引起了我很多温暖的回忆。


他文中第一部分写的是1967年夏天,我们从重庆到北京住在大姨家的事情。不过我们去北京的原因并不如他所说是父母被揪出,而是因为重庆两派大规模武斗在即,母亲所在的重庆话剧团里,许多人都把孩子送到外地的亲戚家暂避。至于他说的大姨在亲友中一直享有乐于助人、济贫解困的好名声,那是一点也不假的,她不但有这样的好名声,还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


我家1965年搬到重庆前一直在北京,那时总是和大姨家一起过周末的,两家人来往很密切。从小我就觉得大姨很严肃,但并不怕她,因为她对自己特别严格,对别人则很宽容。当然这并不妨碍她对我们家人(含我妈)的“娇气”和“贪图舒适”持反对态度。那时我妈因为常常生病,养成了一种本事,就是不管到哪儿都能利用现有条件把自己弄得很舒服。比如去北海划船,她会用船板和书包给自己弄一个舒舒服服的座榻;提着东西坐公共汽车,也会研究出怎么省劲儿的方法,同时还不厌其烦地传授她的各种相关经验和窍门。这种行径在大姨那儿总是遭到抵制:“就知道舒服!”“干嘛老想着省劲儿?我练劲儿!”


大姨对我的贪玩儿也很看不上。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妈让我去积水潭医院跟大姨碰面看病,我到了指定地点没有见到她,就一边扔着“跳房子”用的小沙包一边进进出出,很快就和她在一个院子里相遇了。可是接下来,不管我怎么解释,大姨却始终认定我在那儿专心地“跳房子”,说我“什么时候都忘不了玩儿”,还向我妈告状呢(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被工作和孩子弄得焦头烂额之际,每每大姨见了我还是忘不了问一声:“你现在还玩儿吗?”可见在她的心目中,我是多么爱玩儿的一个人了)!


等到大姨的女婿李晨声加入了这个大家庭,我们就更不怕她了。


李晨声很会耍贫嘴,我们到了北京立刻和他打成了一片。那时他们夫妻俩刚从电影学院毕业了两三年,还没有拍过什么戏就赶上了文革,经过运动初期的洗礼以后,都选择在家里当“逍遥派”,对北影厂和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抱以旁观态度。于是我们跟着他们学会了吃喝玩乐:上公园划船游泳、上菜市场排队买菜、进厨房大张旗鼓地做饭、把房间弄成暗房冲洗照片等等,玩儿得不亦乐乎。


那时大姨和大姨夫在单位也受到冲击,有时被集中在那里不能回家,所以我们有时在外面玩儿晚了还下馆子吃饭。记得有一次卖废品得了两块多钱,表姐好为很痛快地决定:“好嘿!吃了它!”


还有一次,大姨从单位回来,李晨声告诉她,我们有一天出去游泳以前煮了一锅鸭汤,回来后一顿就喝光了。大姨听了很不屑地“哼”了一声——这是她习惯的表达方式,表面听起来是不满,内里却透着一种亲切。


说到吃,大姨是很不重视的,也不爱做饭,她觉得太爱吃的人都属于没出息。文革前他们家天天吃食堂,星期天则只吃两顿饭,她负责做一顿,第二顿归大姨夫做。到了文革时期,一大家人吃饭,常常是我们小辈人自己操持的。记得李晨声那时特别热衷于买菜做饭,常常带着我们骑车去朝内菜市场排队采购,还宣称他因此切身体会到了家庭妇女的心理云云。


跟我妈那种好为人师处处挑眼儿的作风不同,只要有人下厨做饭或者做家务,大姨从不挑眼儿,只感谢有人帮她分担。我们那两年在大姨家学会了不少家务活儿,很大部分应该归功于大姨的这种态度。


不过大姨对我做家务时的粗枝大叶作风还是颇有微词的。我说过的一句话被她时时引用,叫做“差不离儿得了”。每次引用之后都会接着抨击道:“还没学会做事儿就先学着凑合!”有一次我没有把菠菜洗净,炒菜时可以听到沙子在锅底的声音,大姨就说:“炒这菜我还能听到伴奏声呢!”


那时李晨声闲着没事,在家里发掘出了好多乐子。他给我们分别起了外号,还常常配之以漫画加以取笑;同时也给大姨偷偷起了个外号,叫“全国省”。因为大姨居家过日子处处节约,尤其是水电和粮食,绝不浪费。有一天大姨从朋友处得到一个省水的妙招,回来宣讲给我们听,李晨声和好为就悄悄笑道:“全国省”又到“全省省”那儿取经去了!


这个外号的出处是一个小段子,说是几个人开展节约比赛,有个人说,他请客时只给人画了一张大饼,另一个人嫌他浪费了纸,说用手比划一张饼不就行了?最后一个人还嫌浪费,说只比划半张饼就够了!于是他们分别得到了“全县省”“全省省”和“全国省”的称号。


大姨的节约是我们找乐的话题之一。现在我什么具体内容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如果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吃饭,她就一切从简,说自己“敛巴敛巴就是一顿”。


不过大姨再节约,也不会限制我们的吃穿用度,有时候表哥劝我少吃点儿,她还不干呢——我那时正处于“努力加餐饭”的状态,除了一日三餐,每天晚上睡觉前还要去厨房找吃的。此行动被表兄姐们命名为“吃夜草”,说是马无夜草不肥。


另外,大姨对小猫的宠爱跟我们很一致。记得她管小咪叫“丫头”,跟对女儿的称呼一样。每当小咪从她身旁经过,她就这样一脸慈祥地叫它。而且,她还常常跟我们坐在一起说小咪的各种表现和趣事,一说就要说上半天。


那时候大姨常常对我们的不“念书”表示不满。但是毕竟我们还小,她说说也就算了。

 

在回忆文章的第二部分里,李晨声回忆了跟大姨一起读书的经历。不过那段时间我们不在北京,没有亲眼得见。


1967年夏天,我们在大姨家住了一阵子之后回重庆,结果却跟数十万重庆人一起经历了一个多月躲避武斗的逃难生活;之后终于又回到北京,跟被“揪回”的母亲一起住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黑帮屋;两年以后的1969年秋天,才与被“解放”的母亲一起再次回到重庆(那两年的生活我记载在我的博文《黑帮屋往事》里了,很有可读性哦,可惜被删得七七八八了)。


从那时到1978年全家搬回北京,在这八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回过三次北京,每次都在大姨家住上一两个月(那些年上海二姨家和银川舅舅家的孩子们也都来过北京,全都以大姨家为根据地,所以大姨家常常是人满为患,表哥好立也总是被挤到不同的角落搭行军床过夜,被我妈任命为“无任所大使”)。


第一次回京是在1971年夏天,我在重庆混了两年中学后终于“毕业”了。除了极个别人可以升上高中以外,其他人都处于毫无悬念的待业状态(其实是等待下乡。估计乡下一下子接受我们这三届无业游民也有困难,所以我们等了半年多才得以出发)。毕业前我接到了表哥的信,邀请我回北京住一段时间。


接到信我高兴极了,那时候真是想念北京啊!现在想来,其实我更想念的是在大姨家的生活——除了大家庭成员在一起吃喝玩乐其乐融融以外,更吸引我的是有趣和丰富的精神生活。


那时文化生活极为贫乏,所以人们只好想方设法地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除了到处找书看以外,表兄姐们有时候还会找一些老唱片偷偷地播放,大都是国外的著名交响乐。大姨和大姨夫也喜欢听,常常陶醉地摇着头感叹:真好听啊!


李晨声特别话多,每天早上起来喜欢痴人说梦。听了这些交响乐之后,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梦:一只穿着燕尾服的猫站在交响乐队的舞台上发问:“这是个好猫吗?”然后人们齐声唱道:“是个好猫是个宝猫!”


接下来的很长日子里,我们就老得听他引吭高歌“好猫宝猫”的段子了,很烦人(他那时又养了一只三花猫,本来是很蔫儿的一只猫,后来被他坚持不懈地逗得特别疯,遂起名曰“李疯”,又名“皮李疯”。他也为“皮李疯”编了相应的歌谣,内容我不记得了,只知道最后一句是“骨肉皮里封”)。


李晨声还特别擅长于讲书。有时候我们一起在暗房里冲洗照片,他就开始讲述那些文学名著。他的讲述不仅限于复述故事情节,还描绘人物活动的场景和心理以及作者的描写手法,真正做到了绘声绘色。听了之后,你如果有机会看到原著,就会发现他的讲述和原文几乎没有出入,给人的印象甚至比读原文更加清晰(后来我也学会了同样的本事,除了有时用在课堂上,也用于跟我家领导说废话方面。他也常常说,听了我的讲述再去看原著,觉得好像已经看过了一样)。


表哥那时有自己的类似于文化沙龙的小圈子,他们独来独往,侧重于阅读艰深的理论书籍,当然也读文学作品,并常常聚在一起慷慨激昂高谈阔论(好像他们的这种聚会还引起过居委会的警觉),有时大姨听到了,就不知是褒还是贬地叹道:“又说上啦!”后来表哥在失学多年后(从上完初二起他就因病退学在家,后来当了工人)直接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应该跟这段读书经历有关。


我那时最闲——小学同学都去了黑龙江内蒙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剩下一个留在北京的也要上班,只能利用倒班休息的时间跟我去公园玩儿。所以我有大量的时间读小说,大姨家的藏书也正好可以填补我的空白,为此连一度十分热衷的家务活儿我都不爱干了。


大姨仍然对我的粗枝大叶很不满。起因是,我临出发的前两天,仔细地用报纸包了两双鞋放在床底下,一双是要带到北京穿的,另一包里面是两只不同的鞋,打算送去修理。结果临走时拿错了,到了北京才发现。大姨为此气愤了好几天,随时想起来就要说一声:“太不像话了!” 


不过她最反对的还是我对于读小说的热衷。之前在北京住黑帮屋的那两年,她就一直不满意我们的“不念书”。她说的念书不是读小说,而是做功课,比如钻研数理化,或者学点儿别的什么能用得上的东西。可是在那个时候,全国的学校都一会儿停课一会儿复课地闹着革命,复课回校的学生都没有几个念书的,何况我们远离重庆远离学校的黑帮子女呢。


到了1971年在京时,我又处于准备下乡阶段了,更是不明白“念书”干嘛,再加上她家放着那么多好看的世界名著呢!你想想,这就像在一只猫的身旁放了好多条鱼,却谆谆教诲它不许吃一样,怎么可能成功呢?


再说,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念”什么“书”,怎样去“念”,更看不出“念书”有什么用。记得好为在她妈唠叨我们时,一边打毛线一边说:念什么书啊,我以前念了那么多,一点儿用也没有!


如果说之前大姨举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我们的鼠目寸光,只能一遍遍地唠叨,说就是要做好准备等待机会等等,那么这次她却举出了好几个实例,说明做好准备是多么重要——比如有的人在动荡时期没有跟着社会一起“动荡”,而是被家长关在家里“念书”,还有的人刻苦自学外语,最后都抓住了突如其来的“机会”,被调到外交部门或什么地方去了。


所以这次大姨的唠叨也就更加猛烈,有一次甚至搬出了被关在监狱里的我父亲:“就算为了你爸你也得好好念书啊!”我听了还是有所触动的,不过仍然没有也不知道如何行动。而且我还暗暗地想到,就算有这样的机会,也会绕过我这样的人的(现在想来,大姨的话真是很对,一个国家怎么可能不需要“念书”人呢?可惜我们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后来大姨干脆写信给我妈告状,说我除了沉迷于看小说以外什么都不干。其结果是我妈写信召我回重庆,说是“勿自误”,好像我回到重庆住在话剧团里,整天鸡毛蒜皮的过活就不自误了似的。


那次我被唠叨够了,所以临走时,李晨声说到让我以后再来北京,我就回答说以后不来了。李晨声很奇怪:“我们怎么得罪你了?”大姨在旁边听见,不以为然地回答:“我老说她,她生气了呗!”


我的决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过了还不到两年,大姨一召唤,我们就又一次全家总动员了。


那是1972年底到1973年初,当时大姨听到了消息,说我们这样的黑帮家属可以申请探监。她立刻写信通知我妈,我妈立刻打电报到我插队的乡下,我立刻跟队长请了假(我告诉他我已经六年没有见到父亲了,他听了很震惊,虽然搞不清怎么回事,但还是立刻准了我的假),顺便借走了队长卖猪得到的15块钱,然后就长途跋涉回到重庆,跟我妈一起去北京了。我二姐那时在上海的二姨家养病,也从上海来北京跟我们汇合,只有大姐在贵州,因为探亲假用完了没有来。


那次我们在大姨家也是住了一两个月,除了像以前一样跟着表兄姐吃喝玩乐以外,还去看了父亲两次。后来专案组的那几个军人被我们一次次地申请见面给弄烦了,就问我们为什么还在北京呆着。我妈吓了一跳,想着要赶快离京。后来还是表姐做过梦来:“你们不再申请不就完了,他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重庆吗?”


这样我们就又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大家庭生活。


这次大姨好像没有太管我看小说的事,还跟我们一起苦读《基督山伯爵》。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大姨在读小说方面只有过这一次交集。那是她的朋友弄来的,还编写了简单的人物关系索引。为了快点儿还给人家,我们全家人接力阅读,盛况空前(也就是这次,我不止一次地听李晨声说过大姨热衷于读左拉哈代作品这件事。他说大姨的床头常常放着厚厚一摞左拉的作品,然后飞快地减少)。


在此期间二姨也从上海来了几天。她们三姐妹经过文革初期的冲击第一次团聚,有很多话要说。她们联系了小管阿姨(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的夫人,那时荣高棠也在监狱里)和小胡阿姨(大姨的大学同学),这几个抗战时期的老战友一起去什么公园逛了一次,回来后洗出照片,被大姨夫命名为“五老游园图”(那年大姨快60岁了)。

 

在回忆文章的第三部分,李晨声详细地讲述了文革中后期电影界发生的一件大事。


现在看来,一部电影竟然会惊动中央所有的高层领导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那个时代(包括文革前后的一段日子),这样的情况却并非罕见——有哪次政治运动不是先拿文艺界开刀的呢?


文中提到的邓力群后来被人们称为“左王”。因为坚持左倾立场,他于1987年落选中委和中顾委常委,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是否先进与他的人品如何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且不论邓力群的政治观点如何,但是从这件事看,他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他在文革初期经过中央文件点名批判、停薪停职、批判揪斗、监督劳动等等冲击,1974年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就又遭遇了新的打击——在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中,他主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相提并论。


对此邓力群承揽了一切责任,当着清查人员的面,他在原稿的题目上画了一个圈,再一条直线画下来,签上自己的名字,说这篇文章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他自己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如果你经历过那个时代,就会知道这样的担当是多么难能可贵了。


文中讲的这场风波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但也仅仅知道一个大概。但是我还记得,在1976年4月前后的那段日子里,大姨在来信中透露了她深深的忧虑。


那年的清明节,北京爆发了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这一事件很快被定性为“四.五反革命事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对此进行批判。


我们虽然远在重庆,但也能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话剧团的形势也变得很尖锐很危险。


大姨对国家前途非常担忧,所以在信中说了她在天安门广场的一些见闻,虽然很隐晦,但仍然可以看出她的政治倾向——她对报纸所说的那些是不以为然的。


我那时警惕性特别高,知道这样的信件万一被人看到可不是好玩儿的(话剧团的信件都是随便扔在传达室的桌上任人自取的),所以回信时假装没看懂她的意思,还说我们这里正在批判“四五运动”,想以此引起她的警觉。


没想到大姨着急了,以为我们真的被宣传所蒙蔽。她马上写了回信,里面说得更加明显了(可惜我记不得具体内容——我说过,我的文革后遗症持续了好几年,其症状之一就是非常及时地销毁信件);我妈也着急了,不知怎样才能使她明白。最后还是我想出了办法,那就是暂时不回信。这样大姨可能会担心一阵子,但也就不会接着再来信了。


1977年夏天我第三次回北京,那时“四人帮”已经倒台。我忘了是否跟大姨再提此事了,倒是记得李晨声提到过邓力群,对他非常崇敬,说是见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铮铮铁骨云云。


那时我已经离开插队的地方,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当搬运工了,因为摔断了腕骨和肝炎复发,就没去上班,又一次跑到北京住在大姨家。


一天大姨回来,告诉我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要我准备参加,还让我立刻写信给重庆的二姐,让她也开始准备。那时这个消息还没有公布,二姐跟一个在学校做过几年招生工作的朋友说了,那个人表示不信——那些年大家都被史无前例的运动洗了脑,对这样天翻地覆般“恢复旧制度”的消息,“不信”应该是最直接的反应了。大姨知道了又不屑又气愤:有什么不信的呢?


我倒是对一切翻天覆地的事情都接受得很坦然——咱们这些年不就生活在不断的翻天覆地之中吗?不过,要不是大姨的态度,我对自己是一点儿信心也没有的,要知道我连高中都没有读过,初中也只是混了两年而已!


但是大姨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她不加分析不做解释不开展思想动员工作,只是下了个命令,对什么自信不自信的事儿一字不提,同时也一字不提她当初是多么有远见地整天劝我们“念书”和之前对我们“不念书”的不满。她这种笃定的态度使我感到,好像我真的可以考上似的。记得我也提出过没上高中的疑虑,但是大姨用一句话就打消了我的顾虑,她说考文科不用管数理化——我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还分什么文科理科。


另外,我要改变自身处境的“动力”也非常强,达到了迫切的程度——因为我的工作太差了。虽然本人从来就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属于拧在哪儿就愿意在哪儿发光的,可是在那样只需拼体力挣钱的单位却着实发不出光来。所以一旦觉得这样的机会可能与我有关,也就立刻决定赌上一把了。


那时已是十月上旬了,我也不知怎样准备,只是开始读表姐给我的两本厚厚的专业历史书。可是没过几天,就听说文科也要考数学。带来此消息的表姐说:“你呀,别乱。该怎么复习就怎么复习!”可是该怎么复习呢,我还是不知道。


此时恢复高考的消息终于公布,我决定回重庆去跟我二姐一起准备。送我去火车站的是表哥(大姨的儿子)和一个表妹(表舅的女儿)。临别时表妹给我打气:“你就想着你准能考上!”我表示不信:“怎么可能呢?肯定考不上啊!”


这时表哥的鼓励很给力,他说:“拿破仑说过,所谓命运,就是当机会到来的时候抓住它!”


感谢大姨一家的鼓励,我真的糊里糊涂地抓住了机会的尾巴,与十多年来积压的十三届考生共570万人一起奋斗了一回,也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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