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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李其容: 右派父亲灵隐“落发”, 躲过“阴阳头”羞辱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右派父亲划清界限受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1966年那个夏天，大概是8月间某个星期天吧，暑假里我正和女同学在湖边玩，我家住在孤山中山公园附近。
对，那天我正和好友就在中山公园公交站的湖边聊天，忽然从灵隐开过来的7路公共汽车上跳下一个剃着光头的中年男人，我怎生觉得有些眼熟，定睛一看，却是我爸！
有好友在，我特感到爸爸这模样让我实在难为情——那原本一头的浓发蓄着，二分发，一望而知就是个知识分子，而现在，像个大老粗，像个农民！
我叫了一声“爸”，接着就埋怨他：“您怎么把头剃了，怪难看的！”
爸爸情不自禁摸了摸脑袋，说了两声：“天热，天热！”
他顾自己往家里的方向走去，我则拉好友钻进了中山公园内继续聊天，但爸爸那怪里怪气的样子始终在我脑子里直转，弄成这副模样真让我费解。
爸爸这天是回家拿东西的，生活用品，说以后要在学校里住一阵子搞运动，他留给我一些钱，叫我省着点花，说以后他只能拿60元一个月的生活费了，连85元工资都拿不到了。
我家的收入又一次缩小了。解放初期，妈妈没有得病前，工资是120元，爸爸工资是140元，共收入260元。妈妈高血压220以后不得不休养，工资就锐减到74元，共收入214元。爸爸当了“右派”后，工资减到85元，共收入159元。妈妈1962年去世后，只有爸爸的工资85元……而现在，只能拿生活费60元了！
一个月后，爸爸某星期日回家住了一晚，告诉我他们住在“牛棚”里集中劳动改造。不过，他很自得地说：“我们自称是‘右棚’，住的是右派分子，是人住的棚子。他们‘牛鬼蛇神’住的才是‘牛棚’呢！”他这种阿Q精神，我至今想来还是很可笑。
这次，他才告诉我为什么把脑袋剃得精光，原来是父亲早有预见，为了免受被造反派剃阴阳头的羞辱，父亲干脆抢先剃了个光头……
不过我怎么写来都不及爸爸自个儿写的精彩，下面还是让我引用他老人家的自述吧，记述那个荒诞残暴的夏天——
原来我们残存下来的十个老右，是红卫兵为了表现“革命”，把我们作为斗争对象关在一道进行斗争和监督起来的，不但先给我们胸前用木板（三夹板），写上我们的政治身份——“右派份子”，也作为他们成立××组织的祭旗的“牲物”，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走资派”并不感兴趣，而对我们这十个残存下来的老右似乎很“青睐”，一有机会就肆意进行侮辱。
另外，他们对于一些不是对象的古书籍、字画、石碑、庙宇等也很感兴趣，不论是历史文物或是有价值的物品、器皿等不知怎的那样有劲头的大肆破坏。
西湖周围的文物如“西湖十景”的石碑、时刻被十六磅的重磅大锤挥之而毁；寺庙中的藏经木版被烧。要不是中央有电文制止，可能灵隐寺也早付之一炬了。各家抄出来的文化物品和古书、古画也当街烧尽。我家有一包若四五十张的费晓楼（清末苏州的仕女画名家）的仕女画也被抄去当众烧光了。连马恩列斯的革命书籍也被撕毁，这是为什么？真奇怪，“文化革命”会搞出这样的反文化行为来，不知他们上头的领导是谁，如何这样赤裸裸地让孩子们这样无知地瞎闹！
不仅如此，那些小家伙们在高兴的时候，还不时把我们这些老家伙叫玩作乐，口中不停发出“他妈的”臭言脏语，真使人愤慨，可他们是大小伙子，我们十个老人就这样不时让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侮辱、戏弄，真够受的，现在想起来可说心有余悸！好有一比，就是一大群小猴子在耍弄老熊一样的玩把戏。
政治运动成了这局面，到底归谁来负责？这账该算在谁的头上？
年轻人像玩狗熊一样地玩弄我们。
大家忙碌很难形容，当然各自的目的和心情显然是不同的。
对我们说，不管哪派胜和败，对我们都是一样的对待，当作死老虎想玩就玩，想打就打，把我们随意使唤、摆布、玩弄、羞辱甚至打骂……似乎是天赋的优惠，是理所当然。
每当他们哪一派成立，不管人多人少（有时他们的人数还少于我们），当他们三三两两的成立什么新派都要我们去“参加”，让我们作为他们祭旗的三牲品。所不同的我们这些人是活的，这样好像把历史推上几千年的奴隶社会，以活三牲祭神、祭旗一样，实在使人不解：是谁给他们这些权利的？使我内心异常愤慨，其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味道。年轻人像玩狗熊一样地玩弄我们。
为什么一个好好的改变各级干部作风的革命，会这样大变样、变质地在下面形成对敌的两派拼死拼活的、日以继夜的这样作你死我活的斗争？作成这样混乱局面？困惑，不理解。
可见在两派的上面，也有两派在作斗争，完全可以看出不是上面有两派斗争，下面是不会有这样残酷的斗争的。可以理解这场“大革命”的实质是上面在玩弄下面、下面的造反派们又各自在玩弄我们，层层的欺压中，还唱出“父是英雄儿好汉……”的奇谈妙论来为自己的错误残酷的行为涂脂抹粉，其实是一种反历史现实的、荒唐已极的大谬论。
丧妻后的父亲。1962年夏
红战队（造反派）从北京回来，形势有变，一些人的原形多变，气氛又不同了。
这天的上午是晴朗的，学生们和其他“革命者”都在忙着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出出进进的人很多很多，都忙着准备，一切似乎和以往差不多，我们仍每天在按时间在后院内劳动（主要是加紧搭大字报棚），虽然心情当然也很沉重，但也莫可如何，倒也不太去想今后如何了。
在劳动中背着人也有说说笑笑，逗逗耍耍的，到底红战队回来又将如何开展他们的斗争，与我们无关，我们是“老右派”“死老虎”已经定了性，不像未定性的“牛鬼”们表现得紧张（我们一直只阿Q地把我们自己当右派，似乎从未把自己看作非人的牛鬼，心里比他们要坦然些）。
从昨天（星期天）我在灵隐寺前的理发铺落了发，以怕万一。算起来，今天应该是星期一。估计今天气氛的紧张，人们的忙碌，这两天就有大的活动出现，只好拭目以待。我们老右经过了许多批斗，思想上并不在乎这两天会发生什么了。至于晚上被叫去搭在中国画系前的那个大台，是作开会用的。
到第二天是星期二，上午全校都在紧张活动，我们这些劳动力时而被叫去做这，时而做那，大部分人仍在忙碌应付差事，到吃饭时看到通知“今下午二时在大礼堂开大会”。
二时前全校师生员工都在大礼堂，我们仍在劳动，等候随时摆布。听说校外也来不少人，听到前面阵阵人声，知道开会快了，我们心头也随之紧张起来。虽说是死老虎不会被斗，到底是“五类”之一，万一有人心血来潮不忘记我们，而来叫去，我们只有低头的去参加，还能不听？
果然有人来叫“集合、排队，去参加大会”。
是一个附中的学生（他们最喜欢这耍大熊的把戏），没有忘记我们，我们也不能侥幸地漏掉。
我们十个“老右”就低头鱼贯地被领进了大礼堂的前面门。突然一阵阵凌乱的呼声和嘘叫声交织起一大片分不清的杂乱无章的“声团”，我们如临杀场，谁也不能胆大地抬起头来看全场的景象。我们被拉在礼堂戏台的下面，像一群叫花子作一字的排列（因我们是正在劳动，穿着湿透了的背心，头上还有人戴着草帽。记得我是戴草帽，颈上围着汗毛巾的，别人当时怎样，不敢看，也记不清）。
大会主席是×××，他发言很简单，可我未听到，只知道是批斗以校领导高××为首的走资派们。
他的话结束，最后补充了一句说：“大家还有何要求？”
话未落音，下面就大叫“要剃头”。
于是一群手执理发滚剪的附中学生一拥而出，分向台上的走资派和我们老右动手剪“阴阳头”。
当时我只感到有剪刀在我头上咯吱咯吱的响，可没有什么好剪的（因前天我在灵隐早已“落发”，把头发剃得光光的，根本没有头发好剪，只是头上被打了一巴掌，听到一个女学生在说：“他妈的，一点也没有”的失望声）。突然全场笑声大作，看来是由她很失望的话而引起的，我内心也觉得好笑。
（父亲说，当他看到街上有“阴阳头”出现，就感到大事不妙，赶紧七路车一坐到底到灵隐寺附近一个小小的理发店剃光了头。所以自称是在灵隐“落发”。事后，那些浓密头发被剪成“阴阳头”的老右们对他说：“你真不愧是搞地下工作的，看到不对头就采取行动！”）
大会结束了，又有人喊话“要游街”。
我们跟在走资派的后面，先在校内操场上游一圈，走资派走在前面我们随后跟着。
记得我前面是颜文樑老先生。这时突然有阵雨，雨还不小，老先生滑倒在陈列馆前面的一棵大树下，我立即弯腰把他拉起来。可雨在继续地下大了。我们一群人被带出校门外向东走，再转涌金门大街，拟转人民大会堂上大街的，天公好意到邮局门前，雨大得不能再走了，我们一群“牛鬼蛇神”得救了，就被回头返校，游街算结束了。
可是给街上的“观众”留下一个问号——“游街的最后一截怎么像是群叫花子？”
红卫兵们把我们这群右派是从劳动场地上突然拉去陪斗的，我们干活，自然穿得不整齐，衣衫褴褛，像叫花子一样。过路的“群众”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是我亲耳听到的，实在难忘，现在有时想起还会暗自好笑。
李其容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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