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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马晓麟：那个晦暗年代的人与事
马晓麟，贵州贵阳人氏，上世纪50年代末生人。少年时代随母“疏散下放”至乡村，1979年回贵阳后当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3年分配到贵阳市委宣传部，历经十年，后去贵州第一家上市公司——中天企业从事文字工作。2010年自创文化传媒公司，主编《贵阳文史》，现已归隐，闲人一枚。
原题
如烟往事
——父亲和他的难友们
（之二）
作者：马晓麟
拙文《如烟往事——父亲和他的”难友们》完成后，几个同是“右派”二代的老友来信，希望我继续写下去，并为我提供了一些线索。老友们说，记录这些似烟又非烟的往事，不求传世，只为后辈能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在那个晦暗年代发生的人和事。
诚哉斯言！
努力检索尚未完全尘封的记忆，遂成此篇。
1979年，我母亲罗宗孟老师（二排左4）和遵义县牛蹄小学最后一届学生合影
01
邵伯伯
邵伯伯生卒不详，只知他在民国时期是大夏大学的美术教授，并游走于几所大学兼课，曾是父亲在大夏时的美术老师。
记忆中，邵伯伯玉树临风，清削的脸颊，白皙的肤色，鼻梁高挺，身材颀长，堪比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笔下的“秋海棠”。即使用今天的标准，邵伯伯也是妥妥的美男，而且是秀外慧中的那种。
邵伯伯是我们家的常客，每当看见父亲一副恭敬的样子，我们常忍俊不禁……其实邵伯伯很温和，说话慢条斯理，话不多，但很有分量，让人甘之如饴。
邵伯伯最爱的话题，是他在大夏大学时的教书生涯：青春得意、风流倜傥、傲骨嶙峋、自由自在……
彼时，二哥正跟随一位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因家庭出身原因被贬至当时的遵义地区文工团的老师学习小提琴，每周都要从我们家所在的牛蹄公社去往二十余公里外的遵义城区上课。为了便于携带琴谱，心灵手巧的父亲就找了两块木纹非常漂亮的红椿板，给二哥做了一个很精致的谱夹。
一天，邵伯伯见到这个谱夹，也非常喜欢，当即取来画笔、颜料，寥寥数笔便在谱夹上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蓝天下，五条曲线飘往天边，几只小燕子或飞舞于曲线间，或落脚于曲线上，莺莺燕语间，似乎在吟唱着自由和欢乐。
待画干透，父亲找来清漆，非常仔细地将谱夹漆了好多遍，要二哥好好爱惜。回想当年情境，寄托在这幅画里的思绪，哪里只是邵伯伯所独有呢？
从曾经的美术教授，到当时的画图工人，前尘往事成云烟，邵伯伯言语中常流露出无尽的向往，脸上却写满了忧伤。
少年的我哪知人世间有多少悲苦？只是好奇地想知道，邵伯伯的身上究竟深藏着怎样的故事，怎样的浮沉过往……
时至今日，我从对邵伯伯倥偬岁月的回忆中，似乎读懂了他心灵深处那种让人窒息的悲伤，读懂了他心香残瓣的圆缺。
劳改企业遵义磷肥厂旧址
洪伯伯也是贵阳人，被划为“右派”前是一所学校的会计。若以外表而论，洪伯伯和邵伯伯就似物质的两极……但洪伯伯质朴厚道，性格内向，做事不喜张扬，踏实而周到。
或许是性格相投的原因吧，洪伯伯是父亲的知交。洪伯伯也常到我家来，从不高谈阔论，只见他和父亲间常轻声慢语地絮絮叨叨。又或许是一种寄托吧，洪伯伯常常默默无声地帮着父亲干些挑水和踩煤巴之类的家务活路……
洪伯伯生活得很压抑。身为丈夫，作为人父，有家不能回，亲人不能聚，性格又内向，满腔乡愁无处安放，只能时时眼巴巴地望着远方的故乡……
洪伯伯一生孤苦，有如苦禅，话语寥寥，面容寡欢。不堪的时代不知催生出多少不堪的人生，洪伯伯们不过是其中缩影。一叶知秋，秋风肃杀，构成多少“右派”家庭的悲欢离合，也构成了万千人的人间惨剧。其实，在那囹圄之外，那些“有幸”逃脱牢狱之灾的“历史人物”们，除了在肉身折磨上有所差别外，何尝能逃脱“宿命”的安排！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一“要害”机关，所在处室有一位年纪大约在五十上下的同事，湖南人，说话极少，为人处事如履薄冰，谨小慎微。但同事诗词歌赋具佳，一手清秀的毛笔字，待人极为谦和。记得我结婚时，他赠我一本像册，上书“马晓麟同志新婚志喜，……敬书”。当时很是不解，这么有才干的一个人，为何处事如斯？
后来结识了他的公子，一位毕业于名校历史系的朋友，方知个中缘由。
同事幼年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为了生计，去投奔时任滇军营长的表舅。不到一年时间，同事不惯军营生活，脱离部队，在贵阳谋得一份差事，这样的早年经历，当然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备受煎熬，“自然而然”地改造成如此模样……
又一朋友的父亲，曾任国军少将师长，“起义”后曾任省政府“参事。余生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故才得以逃脱历次运动冲击，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逝世，终得“善终”。“善终”？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多少人能理解老人心中千般沟壑？又有多少人能读懂老人胸中万千块垒！？
一位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的朋友曾讲过一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感慨万千。这位朋友有一次去东欧参加国际哲学研讨会议，在会议期间，他观察到，凡从东欧国家与会的学者，其脸上都刻着过往的痕迹……
这就是那个时代留给时代中人挥之不去的烙印！
1979年初，洪伯伯也回到日思夜想的贵阳，但物是人非，故乡于他已显得陌生，洪伯伯变得更加落寞。读大学期间，我还曾去探视过他几次，后来世事纷扰，也渐渐和他断了联系。几年之后，听父亲说起洪伯伯已经离世，“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几许唏嘘，几许感慨！一晃，又是几十年过去。
遵义磷肥厂旧址
03
谢伯伯一家
谢伯伯是湖南人，早年就读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中统”谋得差事，后来官至中校。
谢伯伯这番“历史反革命”经历，为他的人生焊上了注脚，从此牢役伴随余生。
我之所以和谢伯伯熟悉，是因为我家和他家在与磷肥厂一河之隔的“牛蹄小学”做了三四年邻居。谢伯伯的那位“半路太太”刘若愚老师，也是从贵阳疏散下放到牛蹄的小学教师。同病相怜，我们两家，自然亲近。
刘老师身材娇小，性格温柔，体弱多病，凡事皆听从谢伯伯安排。常听到屋内龃龉声，那准是谢伯伯在教训刘老师。为此，父亲羡慕不已，常希望母亲向刘老师学习。但刘老师精于炒菜，时常会送些美味到我家，少时贪嘴，内心自然多站在常“受压迫”的刘老师一边。
少年心性，我常观察谢伯伯行止，却看不出半点传说中的“特务”形象。反倒是谢伯伯待人接物总以笑脸相向，知识又渊博，一副乡村教师模样，不过湘人德性，有些桀骜而已。
刘老师有个独子叫“尾生”，比我年长几岁，那时已在贵阳一家国营工厂做学徒工。刘老师视尾生为命根子，尾生也很孝顺，常来牛蹄看望母亲，我们由此结识。尾生皮鞋擦得铮亮，口衔“向阳花”牌香烟，一副大人派头，常让我和二哥内心失衡。
谢伯伯因为是“县团级”而获“特赦”，比父亲早几年回到贵阳，刘老师也随之返筑。有次去看望两老，十来平米的斗室，两老加上尾生，三人共居，竟比在牛蹄时差了许多。
正巧尾生也在，告诉我所在工厂凋敝，苦闷至极……尾生仍然独身，秃顶初现，寡欢少言，当年的少年意气已不复见。
04
龚伯伯一家
龚伯伯的太太陈信，是遵义县牛蹄小学的老师，所以，当我和哥哥随母亲从遵义县松林小学调到牛蹄小学时，两家人便成了隔壁邻居。
龚伯伯出身于遵义一书香门第，划为“右派”前系遵义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就业”后也从事木工，是父亲磷肥厂的难友同事。龚伯伯身上极具“右派”特征：不拘言笑，话语寥寥，内心直拗。
陈老师家世显赫，遵义县（现在的播州区）团溪西坪镇人。其父陈德明，北平工学院肄业，黄埔三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275师、85师少将师长，曾率国军85师参与对日作战，战功卓著，是抗战时期著名的遵义籍将领之一。陈氏一族忠烈，在抗战期间共产生数位国军中将、少将，其中，尤以陈老师的族叔陈铁中将为佼佼者。
其实，父亲和龚伯伯，母亲和陈老师虽为同事，但我们两家并无深交。我当时觉得很奇怪，现在明白，患难人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家家都有难言之隐，身处逆境，人人自危，为全家人安全，身为家长，谁又能掉以轻心？
龚家共育有五个儿女，老大当时已在遵义城里上班，二姐和三姐时为下乡知青，只有四妹和老五因年龄尚小留在身边。
两家大人“世故”，小孩们却“少不更事”，天性使然，才不会因大人担心而生芥蒂……因年龄相仿，我常和龚五一起玩耍。龚五小学未毕业就跟着龚伯伯学木工活，性情憨厚，大大咧咧，愣头青一个。虽然年龄比我稍大，但凡事皆听我指挥，常被我“欺负”。记得一次我组织学校老师子弟和学生进行篮球比赛，龚五因发挥失常，被我狠狠地说了一通。龚五不语，憨憨一笑，而后下半场依旧心不在焉，发挥“如常”……
1979年初，龚伯伯终获“平反”，回到师范学校任教，陈老师也调往遵义县南白镇小学。我们两家从此各奔东西，音信杳无，俩俩不知所终。此又是一桩憾事！
遵义磷肥厂矿山
05
最小“右派”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老友吴维和兄来信，告知其表兄吴爱智在1958年也被打为“右派”，而且是当时贵州省年龄最小的“右派”。
吴爱智祖籍贵州镇远，1940年出生于贵阳。其父吴道安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9年出任民国时期贵州省政府秘书长，1938年任大夏大学文学系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且被定为贵州几个“大右派”之一。
吴爱智于1954年进入贵阳六中初中部学习。在校期间，他和几位同学创办校园刊物《苦艾》，刊物因对当时校方提出了一些意见，结果是《苦艾》停刊，吴爱智被取消升学资格。
由于无法继续深造，初中毕业后，吴爱智去了一所叫“拐九”的乡村小学任教，1958年初被正式划为“右派”，理由是“在大鸣大放期间，拉拢不满分子创办《苦艾》杂志，支持右派言论”。吴爱智随后被送往贵州“三江”农场接受“劳动教养”，时年不满18岁，成为当时贵阳市乃至贵州省年龄最小的“右派”，开始了他长达21年之久的“劳动教养”生涯。
据吴爱智先生回忆，当时在“三江”农场劳动教养的“右派”有几百人，管理严苛，早、中、晚各点名一次，有人因无法忍受这种孤独而非人的精神折磨而选择逃亡，被抓回后均遭到更严厉的对待。
吴先生回忆，他在农场种过各种农作物、打过砖、修过房屋、喂过牲口、酿过酒……1960年，因“劳动积极、表现突出”，吴先生曾一度被摘去“右派”帽子。但“文革”开始，因其父是“大右派”，自己又是“小右派”，还企图“翻案”，罪加一等，在“文革”期间遭受“挂牌”“游街”“下跪”等残酷摧残。
1979年，吴爱智先生的“右派”问题得以“改正”（其父吴道安先生也于1980年3月得以“改正”），结束了他21年的“劳教”生涯，回到了久别的贵阳家中。“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二十一度光阴虚掷，使吴先生的心路历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现在已是天问。在度过余下的三十多年时光后，吴爱智先生2018年逝世于贵阳，享年78岁。
慧海法师（俗名吴国富）生前照
06
高僧慧海
在遵义磷肥厂数千名“就业人员”中，吴国富（俗名）是一位特别耐人寻味的人物。
吴国富1916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吴家洼的一个贫苦农家。吴氏幼有佛缘，1926年10岁时礼定安顺市平坝高峰山“卍华禅院”住持定安法师剃度出家，1929年13岁时在清镇巢凤寺依了明和尚座下受具足戒。1932年，吴国富入贵阳黔灵山宏福寺，就读于贵州佛学院预科班，师从黔籍高僧、峨眉山金顶方丈果瑶法师。
1933年，吴国富考入重庆“汉藏教理院”，其时院长为中国佛教学会会长太虚大师。
双柏精舍——慧海法师工作过的汉藏教理院编译处
1945年，吴国富任平坝龙凤山寺住持；1947年任贵阳扶风山寺住持。
1952年，吴国富以“反革命罪”被判刑三年，时年36岁；1955年刑满后以“就业人员”身份在贵州省基建队“就业”。1957年仍以“就业人员”身份转入遵义磷肥厂“就业”，时年41岁。
在遵义磷肥厂长达25年的“就业”期间，吴国富主要以泥水工为业。1982年，吴氏转为正式工人，于同年按五级工待遇退休，时年66岁。
1985年，吴国富赴福建莆田广化寺，依著名高僧妙湛大和尚重受具足戒，遂得以重返佛教界，时年69岁。
1987年，吴国富出任“贵州第一佛教丛林”贵阳黔灵山宏福寺住持，同时出任贵州省佛教协会会长，法号慧海，时年71岁；1991年升方丈座，时年75岁。
2012年6月9日，慧海方丈在贵阳示寂，世寿96岁，备极哀荣。
（作者注：本节有关慧海法师介绍，引自其弟子释通植法师、贵州社科院王路平教授主编的《慧海法师年谱》，在此特别感谢。）
07
杨伯伯补白
画家杨思藩伯伯于1979年回到贵阳，虽然回到了画院，虽然重操画笔，但二十多年的经历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上，当年的激情、当年的意气、当年的莹澈已不复，画画成为生存的需要。
回到贵阳后，我曾经和杨伯伯儿子小杨有过来往，小杨初中未毕业就去了工厂当学徒，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父辈的气质和影响，非常年代造成的这种代际鸿沟，令人叹息。
08
严伯伯补白
严文伟伯伯，出身世家，其父严仁珊是贵州知名社会贤达。严伯伯从之江和光华两所教会大学毕业后，曾一度担任时任贵州省主席、四川军阀杨森的私人英文秘书和家庭教师。
严伯伯1957年被划为“右派”，于1979年“改正”，不幸于80年代初离世。其后代现居加拿大。
遵义磷肥厂矿山
“右派”是啥，有啥特征？“右派”就是一群保持独立人格，自尊自爱，侃侃而谈，语涉机锋，自嘲嘲人，目无权威，蔑视市侩，酷爱自由，灵魂浪漫……一个“右”字，虽付出惨重代价，却尽得风流。
“右派”或有局限，或有缺点，或也懦弱，或也恐惧，但他们立身时代高处，恂恂士人风，内心常澎湃着知识人的激情，敏于思考，洞幽烛微，只认真相，不认荒谬。他们常常口无遮拦，但内心多半柔软。
“右派”爱，且兼爱；“右派”思，且直指时代之痛，故为时代所不容，故成“罪人”，故为之付出惨痛代价……
四十余载过去，世事沧桑……
往事从记忆深处慢慢溢出，“甄事隐去，贾语村言”，竟不知今夕是何年？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那位被誉为“黑暗时代的良知”、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哲人雅斯贝尔斯的忠告：
“已经发生的事件就像一种警告，遗忘已经发生的事件也是一种罪责。人们应当经常回忆这种罪责。发生这种事件曾经是可能的，而且这种事件有可能随时发生。”
2023年6月于贵阳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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