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王骥，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做过医生、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编导、节目统筹等工作，已退休。
作者：王骥
2021年1月3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九”第五天，最低气温零下7度，最高气温0度。 北京城已经多日被笼罩在严寒之中。
这一天，对于我们北京第一实验小学1957年入学的、多年以四年级（2）班相称的这个集体来讲是一个不幸的日子。我们的班长曹明经历了和病魔长期斗争后，于新年伊始离开了我们。她走得很突然，由于是在疫情期间，新冠病毒尚在京城肆虐，受限于严格的管控措施，同学们无法去医院探望。
1月30日上午，我和谢锐代表四（2）班同学参加了她的告别仪式。东郊殡仪馆“祥鹤”告别厅黄铜大门里四周摆满花圈，“真诚助人一世善良无私奉献”，“热爱生活毕生乐观潇洒豁达”，“永远怀念曹明”的挽联悬挂在大厅正前方。
曹明是个热心人，正直勇敢、品学兼优，从小学一年级入学到六年级毕业离校，每一年每一届经过全班民主选举，她都一直是我们的班长。曹明的功课好，整个小学期间，她都是我们班功课最好的同学之一，也就是文革开始时，一些人在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提到的那种“五分加绵羊”的好学生。她一直是我们四（2）班这个特殊集体的核心，一切的回忆，要从考入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开始。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前身是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创办于1912年，曾先后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和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这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南新华街北段的学校，是当时北京市师资力量最雄厚的小学（没有之一）。1956年北京市第一次评选中小学特级教师，全市评选出的32人中，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就有12人，占37.5%。一直到“文革”前，北京市42位特级教师中仍有三分之一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这个一校特级教师占全市特级教师比例之高的纪录，此后再也没有被打破。学校里很多德高望重的老师都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他（她）们重义轻利。虽然学历和能力完全可以担任中学或大学的教师，但是他（她）们却安心在小学职教，这大概得益于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与理论的影响，一定要从基层教育做起，才能稳健地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那期间，邓颖超曾经在这所学校做过代课教师，钱学森、林海音都曾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前及解放初期，师大附中和附小的校长都是师大指派，并由师大教师兼职，一些任课老师也是师大指派。学校里老师们的做派也颇有“民国范儿”。资历深的男老师大多穿对襟的中式马褂，上了年纪的，常有人坐在办公室拿个小茶壶歪着脖子喝水。一些女老师则穿着旗袍来上课，课间还要照照小镜子，用手绢擦擦汗，有时候还要补一下妆。当然，这都是在老师办公室里，是被我们偷看到的。1957年，北京有4000多个适龄孩子报考这所学校。为保证教学质量，学校遵循民国时留下来的规矩，每一届只招三个班，招生总数120人。而且有别于其它学校以阿拉伯数字顺序冠以班级名称，而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顺序，三个班则按照“甲”“乙”“丙”序列分班。我有幸考上了这所当时在北京最有名气的小学，被分在一年级乙班。虽然在我考上这所小学的前一年，校名已经从“师大附小”改为“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了，可是北京人依旧习惯地称它“师大附小”。
我们的母校
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小学都实行六年制教育，按照年级排列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同一个年级按照数字顺序排列，几乎每一个年级都有一个二班。我们班怎样从“乙”班变成“2”班，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当时的冰棍儿分为雪糕一毛钱一支，牛奶冰棍儿五分钱一支，红果和小豆冰棍儿三分钱一支，以甲乙丙丁来表示冰棍儿的质量和区分冰棍儿的价格。如果以这样的分类来衡量判断，我们这个“乙班”是不是不如甲班好啊？吃中午饭的时候，同学们还真的认真地讨论过这个问题，男同学语言激烈，女同学发表意见的不多，只是站在后边偷着笑。童言无忌，一年级丙班的同学好像和我们班一样，都在讨论相同的问题。同学们这些幼稚的想法可能引起了马志英校长和李文旉教导主任的重视，也许是为了与全北京市小学校统一起来，我们上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班级序列号“乙”字改成了（2）字，在我们班就变成了二（2）班。后来晋升成了三（2）班、四(2)班……我们这群同学从一年级入学开始，一起经历了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四年级结束后学校打乱原班级建制，将全年级同学重新分班，有些同学被分到了其他班。有意思的是，仿佛有股魔力拆不散、打不乱似的，几十年后，原来四（2）班的很多同学仍然经常联系、聚会、做事、活动，大家还习惯称这个集体为“四（2）班”，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步入古稀之年。“四（2）班”这个集体的名称，不仅是这个班的年级序列标志，还成为了实验小学一个以四（2）班同学为主，有同年级其他同学共同加入的、一个维持了65年的集体。四（2）班同学和两任班主任王和礼老师（上），戴玉贞老师（下）从上第一排左数第三人是曹明，第二排第三人是本文作者
当年的四（2）班，先后在两任班主任王和礼和戴玉贞老师的管理之下，成为一个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集体。一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是王和礼老师，她是一位对学生要求严格，又善于鼓励学生的老师。从幼儿园升入小学，班上的40名学生适应过程有长有短，角色转换不可能同时完成。王老师选了两位少年老成做事稳重的女同学曹明和郑涵担任起了班长的职务，帮助我们这些转换慢的同学尽快跟上全班的步伐。曹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从事教育工作的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和先进的教育方式，让曹明很快在班里成为品学兼优、乐于帮助同学的人。曹明的个人气场以及在班上的核心地位，入学不久就逐渐地显现出来。小学期间，我和袁澍是班上个子最高的男生，曹明则是个子最高、瘦瘦的女生，留短发、戴眼镜。上课时我们曾经是“邻居”，座位都被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无论是同桌还是坐在同一排，在整个小学期间，曹明都给予了我不少帮助。曹明从不拒绝做小事，班主任王和礼老师要求我们节约用铅笔，像她儿子一样每学期仅用两只铅笔。要保证铅笔削的尖又不断，削笔也就成了技术活。曹明不但热心向我们传授削铅笔的窍门，还帮助同学削铅笔。她做值日搞卫生，不仅地面扫的干净，玻璃也擦的明亮，平时看到地面上有一张废纸，也会主动捡起来。她作业本上的字迹特别工整，不仅受到了老师的好评，同学们私下里也是暗暗称赞。少年曹明，就像罗申同学说的：“你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甜蜜的姑娘。我们在小学同校六年，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校门口高高的花坛，迎接着我们天真的笑脸。我们曾是北海少年科技馆数学组的学生，当其他孩子在洒满阳光的湖面上划船玩耍时，我们则在教室内做题攻坚。而你，永远是那个做题最快的孩子。”是的，无论是考试、还是写作业，她非常认真，在班里总是比较快地完成，然后还要进行仔细检查后交卷，100分总是伴随着她。我是写得慢、卷面乱，马马虎虎闯过及格线。
当时，学校为低年级同学准备的锻炼器械还真的不少。出了我们教室门就是两个脚踏水车，小院儿的东南角是个钢管焊接的大型运动设施“大转亭”，东北角是个“大转轮”。每到课间，男生是撒开了欢儿地玩儿，不是推转亭就是推转轮，跑得气喘吁吁，即便是冬天也是大汗淋漓。有时，曹明和一些女同学也会过来帮着推上两把，让转亭转起来，大家坐在或站在转亭的木椅之上感受旋转的快乐。班长曹明不断地叮嘱男同学注意安全。有她的提醒，我们也格外小心，课间游戏大家既玩儿的开心，又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课间体育活动和游戏，不仅让我们增强了体质，也培养了勇敢精神。二年级，赶上大跃进时代，十五年要超过英国，二十年要赶上美国。根据教育局的要求，每个小学生都要为大跃进做一些贡献。做什么贡献呢？起码帮助宣传大跃进嘛，书法课要写与大跃进有关的标语口号。美术课要画和大跃进有关的图画。画个老玉米四个人都搬不动，画只大肥猪比大象还要大，单纯的孩子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幻想。女同学除了安小华根据想象发挥美术天才之外，大部分都用毛笔字书写当时政府提倡的时尚口号，进行评比。“总路线好”“大跃进好”“人民公社好”“三面红旗万岁”等等一些口号，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听不懂。曹明的书法是我们班第一。在我们低年级上课的小院和高年级中院之间的那个走廊，两侧都是玻璃橱窗，展出各年级挑选出来的本年级最好的书法和绘画，曹明的书法就经常在那里展览。大跃进首当其冲的一件事是大炼钢铁，全国老百姓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儿，都要为一年生产1070万吨钢材而奋斗而努力。上级要求学校通知同学们，从家里找一些废旧的破铜烂铁交到学校炼钢用，炼出来钢就可以造炮弹，用这炮弹就可以去解放台湾，救出那些在蒋介石压迫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小朋友。班长曹明还有谢锐和几个女同学，非常认真负责，每天在本子上记录下每个同学捐献的“废铁”是什么样的铁物件，大约有多重。很快，我们低年级的院子里就堆满了“破铜烂铁”，其中有比较新的自行车、炒菜锅和五金工具……好好的一个小学，搞得跟废品回收公司似的。校长很无奈，老师只能叮嘱同学们走路小心点儿，绕着走，别磕在那些铁东西上。班上有不少男生都喜欢画画，平时我们都是临摹小人书，画古代人骑马打仗和现代人手持不同枪支的想象中的战争场面，还有加入自己创意的刀、枪等战争武器。妈妈带我去黄寺参观过军用火炮和常规武器展览，诱发了我对真枪、真炮的浓厚兴趣。我把参观黄寺武器展览的事告诉了班里的一些同学，好几个同学说我少见多怪，曹明听到后没有说话。一个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曹明邀我去她家一起写作业。曹明家住在金鱼胡同东口儿马路南边的第一个大院儿里，院里有几栋别墅式的房子，上四层台阶推开房门就是大厅，大厅地面全部都是清一色的地板。曹明爸爸妈妈的卧室在南边，她和妹妹、弟弟还有奶奶的房子在北边。在曹明的帮助下，我很快完成了家庭作业。她指出我存在的问题，说我上课不是影响别人，就是低头看课外书，这样很不好，希望我能够改正。我接受了她的批评，表示以后一定改。可能是为了鼓励我进步，她去爸爸妈妈卧室的大衣柜里拿出了两支崭新的小口径步枪。她说：“让你看看真枪吧。”男孩子平时都是玩儿玩具枪，第一次摸真枪，那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感觉我就是一名战士。我把枪栓拉开之后，怎么也合不上了。曹明告诉我“拉开枪栓，再推上枪栓的时候不是一个劲儿地往上推，到推不动的时候往下扳一下，就可以推上膛了”。按照她的指导，我一下就学会了如何将子弹装进枪膛。她说枪是爸爸妈妈应北京军区邀请去打猎时，北京军区送给他们的。我们拿着没装子弹的枪走到院子里，想找只鸟儿练瞄准，可是那天什么鸟儿都没有，五八年大跃进全国六亿人民大战麻雀，几乎把鸟全部都消灭干净了。我们只能推上枪膛，瞄准一片树叶扣下扳机。哎呀，真挺有意思，似乎有了一种在战场上的感觉。从那一次触摸到真枪后，我这个未来的战士一直到学期末放假，一直都是按时交作业、也再没有违反课堂讲纪律的事。部分学生合影。前排左三曹明、右二王骥、最后一排左三（小平头）刘迪
1960年是老百姓最难熬的一年。那一年不仅缺粮食，而且副食供应也十分匮乏。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都在学校食堂吃饭，清汤寡水的没有什么油水，玉米面儿粥上边漂着几片菜叶儿就是“菜粥”。这菜粥喝了一年多，喝的一个个都瘦的不行了。为了保证孩子能够吃饱，大人们常常挨着饿，把粮食和副食品尽量留给孩子吃。许多同学的父母都得了一种浮肿病，其实就是营养不良。我们的班主任戴玉贞老师也饿的浮肿了，两条腿看起来挺粗，用手一按就陷下一个深坑，久久不能恢复过来，最后两条腿软的走不动路了，同学们纷纷去戴老师家看望。我和一些住在和平门内的同学没有去过位于兵马司后街的戴老师家，于是，曹明便组织想去的同学们一同去看望戴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去老师家。戴老师是师范大学史地系毕业的，负责教学校高年级的历史和地理。她接手我们班的时候，是她第一次担任班主任。尽管她到师大附小已工作多年，但从来不担任班主任工作，那个时候学校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老师，戴老师为解学校燃眉之急，决定接手我们班，担任班主任并教授我们的语文和书法课。原来四（2）班的同学进入五年级后，虽然分别被分派到了三个班，但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一直都在保持着联系。曹明是我们的召集人，即便是上中学以后，每到寒暑假她仍然组织同学们一同去看望老师，几乎每年都有一次以上和班主任戴玉贞老师在一起的聚会。文革中，除了一些特殊因素有过短暂的中断外，就是在外地上山下乡回京探亲期间，曹明也要去探望戴老师。在那个特殊年代，同学们虽然都有过上山下乡、参军、进工厂等不同经历，多年之后，全班同学几乎都是晚婚、晚育。而且无论男生还是女生，结婚前都要去戴老师家，让她看看未来的“女婿”或“儿媳妇”，问问她是否满意。生了小孩，还要抱上孩子去戴老师家，让她老人家看看“孙子”或“孙女”。每次聚会时，很多同学都会带上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参加，特别是看望戴老师的时候，带上孩子听听老师的夸奖，“这孩子多聪明啊！今后准备怎样发展呐？”“个子长得真高！身体挺强壮啊！”“毛笔字写的好不好啊？”每次听到老师对下一代的夸奖，我们就似乎又回到了过去，又找到了当年受到老师表扬时的那种成就感。戴老师一辈子只担任过一次班主任、只带过我们一个班，她真心对待学生，把我们看作是自己的孩子。2016年11月5日，戴玉贞老师去世了。11月12日上午在八宝山竹厅举行告别仪式，在北京的同学几乎都前去送别。曹明跑前跑后负责组织，在致悼词的过程中，几度哽咽。从告别仪式开始，一直到下午我们将戴老师安葬在太子峪陵园，曹明都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戴老师去世之后，班上聚会还会邀请戴老师的女儿参加。欢迎何比得回归集体的聚会，戴老师女儿因故不能前来，细心的曹明安排了现场连线，通过视频让大家共享欢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母）”，回报师恩，曹明用实际行动坚持了一生。
1999.2.戴老师生日留影。前排右二曹明、右三戴老师抱着我的儿子，左二是我，后排右二（小平头)刘迪
小学时，我们四（2）班同学从来没有人关心同学的父母是什么职务，老师也不关心，谁学习好，谁在班里威信就高。1966年6月，文革恶浪袭来，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名“批判”曹明的爸爸，她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家境因此而一落千丈。同学们几乎同时想到，曹明是否能经受得住这场风暴的摧残？曹明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干部、教育家，父亲毕业于北大工学院，母亲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学院，早年都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曹明的爸爸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职务，还是小学同学来师大看大字报时告诉我的。在当时，这对一个未成年的女孩是多大的社会压力啊。曹明是家中长女，面对父母落难遭迫害这样大的变故，曹明表现的很坚强，没有任何的自卑。她拒绝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只是冷静地观望和思考。她和许谦同学相邀一起去清华看大字报了解运动形势，和外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一起住在清华中央主楼的铺着稻草的地铺上，每天只吃馒头，一毛钱的辣椒酱……后来上山下乡，曹明去了东北农垦总局机械厂（后更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机械厂），她离开北京去北大荒那天，父亲还在被强制＂劳改＂。老人穿着破棉袄，腰间系了一根草绳，去火车站送她，远远地看着她离去。谁知那竟是父女间的永別。此后，四人帮对她父亲的迫害不断升级，两年后她父亲被迫害去世。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曹明不向恶势力屈服，勇敢地面对生活、面对未来，在磨难中逐渐成长。曹明成了一名北大荒机械厂里的工人，还是厂里篮球队的一员。曹明的坚韧与勇气，令一同去北大荒的罗申同学印象深刻，她说：“你(曹明)是一个迎风斩浪的勇士，我们在北大荒爬冰卧雪多年，一起度过了艰苦的时光。篮球场上常见你跑动的英姿，麦田里也有你挥汗如雨的身影。”从小家长和老师教导我们“做人要正直”，文革中，四（2）班同学之间的联系不仅没有断，串联反而更多了。大家互相关心、及时提醒政治风云的变化，不仅没有一个同学参与斗老师这欺师灭祖的畜生所为，还想办法保护老师（包括当时自己所在中学以及原小学的老师），经常去探望在文革中受冲击、受迫害的老师，照顾生病在家的老师……1976年周总理去世后，大家心情十分沉重，“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诬陷邓小平，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激起大家的强烈义愤。几乎所有同学，不论是在北京的还是在外地工作出差来北京的，都自发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抄诗、拍照，寄托对总理的哀思。经常晚上聚集在曹明家，互相交换信息、分析形势。1976年4月5日，因为前一天晚上我们曾去天安门广场观察情况，一早我和刘迪同学分别来到曹明家，聊了前一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变化。9点多刘迪和曹明的妹妹曹珊一同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我随后到达广场，见到北京市公安局一辆安装高音喇叭的华沙牌小轿车，已经被群众推翻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北侧……因为要上班，我不得不离开了广场。第二天新华社发通稿，在《人民日报》刊登“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报道文章，文章中以非凡勇气站出来维持秩序、劝阻群众不可以采取任何暴力和过激行为的刘迪同学被冠以“小平头”之名，刘迪因此受到警方通缉。知情的同学都尽可能地掩护刘迪同学，相互提醒必须“提高警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政治生态逐渐恢复正常，“四五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刘迪以及所有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抓捕、审讯和受到株连的同学也得到了平反。四（2）班的联系和聚会又正常延续下来。曹明的丈夫是她师大一附中的同班同学秘增信，上山下乡后又在同一个农场、同一个修理厂。两人结婚后相濡以沫、举案齐眉，曹明更是处处为老秘着想，为家庭操劳。恢复高考之后，根据曹明的文化知识水平，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应该不难。但是她为了支持丈夫念大学，也为了照顾孩子，就没去念全日制大学，而在工作和家务之余自修了北京大学法律专业的专科文凭。由于工作出色，80年代末曹明就已经是北京市政府某局的研究室主任，事业上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由于老秘被派到美国去当中国投资钢厂的厂长，女儿也随之去美国念公立中学，为了支持丈夫和女儿的发展，曹明又一次舍弃自己的事业，选择到美国相夫教子。这对于一个事业型女性来说，是很大的落差，更何况还有语言障碍。但曹明很快就在美国打出了一片天地，她不仅在各方面协助丈夫和女儿，自己也过了语言关，在当地大学拿到MBA的文凭，而且结识了不少美国朋友。由于签证类型原因，曹明没在美国工作过，可是她把女儿培养的相当出色，女儿读高中时已经完成大学的部分课程，现在是国际一家著名企业的合伙人。老秘是我们四（2）班全体同学的朋友，也算是戴老师的女婿。有一年中秋节，在北京的一些同学相约去看望戴老师，因曹明在国外，于是她让老秘代她去看望。戴老师当着大家夸奖老秘在工作上很有成绩。老秘说“我的成绩都是曹明培养的，曹明的成绩都是您培养的，所以曹明让我来看您”。戴老师听了哈哈大笑，高兴地合不上嘴，说：“你这个女婿还真不错。”
毕业36年后和戴老师聚会，右一曹明、右二（小平头）刘迪
一个人的善良和热心是无法掩饰的。曹明在北大荒时，夏天去支援麦收，她看见一个参加麦收的工人师傅光着脚割麦子，就问他为什么不穿鞋？师傅说没钱买，曹明当天就去小卖部买了一双鞋送给他。而曹明那时一个月才能挣到十多元钱生活费，后来生活富裕些了，她更是经常资助有困难的人。曹明的热心助人表现在许多方面。1978年，蔡红同学要考研究生，因为原来是学俄语的，考研究生英语必须达到一定水准，为了迅速提高英语考试能力，她脱产加强英语的学习，背句型、背单词。当时家里正在装修房子，没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曹明把自己家的房子让给蔡红同学来住，便于她全天突击英语。后来蔡红考上了医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是国际著名的医学专家、教授。男同学郑明光，改革开放初期想离开体制出去闯一闯，曹明认为他不具备个人去闯天下的能力，苦口婆心和他谈了很多次。当看到郑明光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苦苦挣扎，陷入迷茫时，又主动向政府急用人才部门介绍郑明光的能力和专长。在曹明的帮助和举荐下，郑明光同学又重新回到了体制内，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在文化部门一直干到退休。每当提到曹明，郑明光总是动情地说：“人与人之间交往，最难能可贵的就是相互尊重与信任，在曹明身上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曹明家庭背景显赫，本人位居要职，但她从不依仗权势盛气凌人，不论什么时候见到她，她总是脸带笑容，平易近人。”曹明有一段时间和老秘住在美国，我的儿子想去美国留学，因为是未成年人，需要合适的监护人。我试探性地问了一下曹明，是否可以做我儿子的监护人，帮助他在美国完成高中学业考上大学？曹明很快就回复了“没有问题”。后来我儿子的高中阶段，跟着曹明在美国生活、学习，曹明帮他温习功课、照顾他的生活，高中毕业后，我儿子考上了位于纽约州的罗杰斯特理工学院。和曹明一起在北大荒插队的“荒友”常安中，一直渴望能够上大学深造，却因出身背景而得不到机会，只好于1976年去了哈尔滨一家技工学校，离开了北大荒那片伤心地。一年之后高校恢复招生，因技校学生的身份，他失去参加77、78级全国高考的资格。看着北大荒知青朋友或考入高等学府，或病退返京，他心急如焚，格外郁闷。1979年他28岁，以允许应考的年龄上限参加了高考，成绩不错，超过北大清华的录取线，但因为年纪过大，担心会被学校拒之门外。在这困难的时刻，曹明伸出了援手，她骑车数十里赶到清华园找到在清华任教的韩守珣教授，通过韩教授很快把常安中的情况介绍给了学校赴黑龙江招生组的组长，据说招生组长专门请示了时任清华副校长的何东昌，校领导同意录取。因为曹明的鼎力相助，常安中幸运地跨入清华的大门，彻底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轨迹。听到曹明去世的消息，常安中十分伤心，他说：“在我们这群老友中，曹明是一个非常活跃，极具亲和力和感染力的人，失去了她，我们似乎都感到失去了许多的活力和乐趣，我们以后的日子也许会变得很不一样。”在黑龙江和曹明一起工作的梁亚云讲过另外一件事，也是曹明离开我们以后才听说的。梁亚云说，夏天最辛苦的事是全厂（支援）夏收割麦子。记得早上要4点多钟起床，5点多钟大家就已经到了地里，开始割麦子了。一垄地朝着一个方向割，几个小时，有时一天都割不到头儿。大家你追我赶，不甘落后，但也非常累。有时累得弯不下腰就干脆跪在地上割。每天在大太阳下一干就是10几个小时，没有什么防护，脸和胳膊都晒爆了皮，流黄水，又苦又累……
有一天到了中午还没割到头儿，有人就喊了 “吃饭了，吃饭了”。大家托着疲惫的身体，慢慢地向吃饭的地点走去。突然前面出现一片湖水，看来吃饭得绕过这片湖了。阳光下湖中泛起了闪亮的微波，好一片美景！这美景让我们这些疲惫不堪，全身汤汗的割麦人兴奋起来，这时有人提议：“咱们游过去好不好？” “游过去！游过去！”一片响应声，紧接着一个接一个的跳了下去了，我没来得及多想，也跟着跳了下去。真凉快！真舒服啊！大家兴奋不已，说着，笑着，朝着湖对岸游去。游到一半儿，感觉真的有点儿累了，毕竟干了一上午的活儿，又穿着工作服游，阻力太大，游起来费劲儿。在离对岸还有几米的时候，脑子里想：这里应该不会太深了吧？于是就下意识地想站一站，休息一下，一下子身体就沉下去了，慌忙中喝了几口水。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我感到身后有一只手一把抓住了我肩膀上的衣服，我立刻转身使劲地抱住了这只手和胳膊。只听到有人说 “哎，哎，别抱着我！”我感觉我们俩人都在下沉。突然她另一只胳膊使劲划水，把我拽出了水面，拖着我一起游到了岸边，并把我推上了岸。我回头一看，救我的是曹明！我喘着气说：“谢谢曹明！”她说：“你差点儿把我拽进水里。”我说 “对不起，还是你水性好，不然我就没命了。”她笑眯眯地说：“没事！”后来，当我再一次遇到曹明时，对她说：“曹明，谢谢救命之恩！”她又笑着说：“没事！”多么淡定，多么善良，多么真诚的曹明！她救了我的命，却总是这样谦虚，淡定，而这对我来说是一生难忘的恩情。要不是曹明手疾眼快，及时发现我在水中下沉，立即抓住我，把我拽上来，也可能我就没命了！在厂里时，我虽然和曹明接触不太多，但是她的聪明，善良，豁达，对同事，对朋友的友好，温柔，和真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么好的同事，多么好的知青战友啊！几十年来，她救我的那一幕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地记在我的心中，难忘这救命之恩。上世纪九十年代，曹明在南方出差时，看到不少的农村弃婴，大多数是女孩，其中又有不少是患有残疾的新生儿和婴幼儿，在当地的孤儿院中长期无人领养。曹明回到北京讲述农村弃婴情况时，可以看到她眼中含着的泪，我们听了之后也很难过，但是无能为力。鉴于当时基层孤儿院的条件很差，国内愿意领养残疾弃婴的家庭又很少，再加上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领养弃婴要占一个儿童人口指标，这些孩子的处境让曹明忧心忡忡。出于热心和对儿童的热爱，加上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曹明曾经向有关部门反映过这方面的问题。随着国家总体情况的好转，歧视女婴的现象有所改变，但仍有些幼儿因有严重身体缺陷被遗弃，被暂时收留在社会福利机构。曹明在美国期间，得知一些慈善机构想安排美国爱心家庭来华收养弃婴和残疾儿童，但是运作程序比较复杂。当地有个慈善组织看中了曹明的社交能力，邀请她参与做志愿者。曹明爽快地答应并全身心投入。鉴于曹明对于中美两国收养法规和政策的深度研究和理解，以及收养过程中每一个环节过细的工作，由此促成了美国一些爱心人士来中国领养这些残疾弃婴，让很多弃婴都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并把她们抚养成人。两国体制不同，每个收养家庭和幼儿情况千差万别，需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不少事情是反反复复，曹明为此付出大量的精力和体力。当老秘因工作需要调回国内后，曹明也随迁回国，她本可以在国内被安排一个较为理想的工作。俗话说五十而知天命，曹明却毅然在五十岁时办理了提前退休，决定将全部精力投入慈善事业。估计当时她自己也没想到，这竟然成为她一生中参与时间最长、最辛苦的一项事业，一直做到她2018年患病。2021年年初去世后，家里留下了十几箱有关孤儿领养方面的档案。想想数百名前途渺茫的被遗弃的女婴或残疾儿童的生活从此而改变，这是一件多么功德无量的事啊。二三十年过去了，如今这些当年国内的弃婴，在美国都已经长大，不少人完成了大学学业，有了不错的工作。有的孩子当了医生，有的成为教师、律师……还有的成了世界冠军。一个2001年出生在广西梧州的视力残疾弃婴，2017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世界体操锦标赛中，凭借其完美的表现获得了她个人生涯的首枚世界锦标赛金牌，而且还是含金量最高的全能体操金牌，她现在的名字叫摩根赫德。曹明乐于助人的品质来源于家教，也源于她生活中的积淀。她的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她的姥姥是天主教徒。早年姥姥全家从河北乐亭来到北京投奔李大钊，曹明的妈妈才有机会上大学，日后和她爸爸一同成为学生运动领袖。说到公益事业，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中国举办的首次展览不得不提，其策划人就是曹明这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曹明在美国期间偶遇一位《国家地理》著名摄影师，于是有了在中囯办展览的想法。该机构以前也尝试过办展，但没有成功。我们的小学同学韩陆当时是北京文化基金会的负责人，他的父亲曾经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是我的老领导。这次《国家地理》摄影展以韩陆的基金会作为主办单位，获得了市委宣传部和文化部的批准。曹明则担任展览的总策划，除了大量事物性工作外，还协调了美国国家地理协会高层，请来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和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孙家正等担任顾问。
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展览时的请柬
2003年11月11日，《美国国家地理百年摄影作品精选暨重访马可·波罗之路大型摄影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正式拉开序幕，这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中国举办的首次大型摄影精品展，其中包括百年来的瞬间经典作品，同时展出的还有该杂志摄影师麦可·山下历时3年，重访马可·波罗700多年前从欧洲到中国的旅程中所拍作品。这次展览在摄影界取得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首次在中国举办展览
今天同学们回忆曹明生前的所作所为，不仅办事认真，能力与效率远远胜过他人。更值得我们敬佩的是曹明心地善良、心地单纯、待人处事热心真诚，致力公益古道热肠，无论在哪里，她都能感染人，有凝聚力。她在患病期间始终乐观豁达、坦然应对，直至离开我们的那一天。何比得是我们班上一个帅气、聪慧的美国男孩，英文名字Peter Hodes。他的父亲是美国新奥尔良市杜兰大学的医学教授，1953年他的爸爸、妈妈以学术休假的名义离开美国到英国，后接受中国邀请，经周恩来批准，作为支援新中国建设的专家，父亲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母亲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何比得长着一对蓝色的眼睛，一头金黄色的卷发，细腻白皙的皮肤，健美匀称的身材。他品学兼优，富有体育运动天赋，是个老师喜欢、同学佩服的好孩子，几乎是全班每个同学的好朋友、好伙伴，更不会有人把自己的同学与中美两国对立的关系联系起来。进入三年级不久，何比得随父母离开中国返回美国，临行前（1959年11月21日）全班同学开了欢送会，送了工艺品和平鸽给何比得留作纪念。何比得走后大约两个月的时候，班主任戴玉贞老师收到何比得从美国寄来的第一封信，戴老师在请示校领导之后，在班里讲述了那封信的内容，我只记住了三件事。第一件事，何比得想念我们的小学，想念老师和同学们。戴老师讲到这里时，有几个同学偷偷地掉下了眼泪。第二件事，何比得每天都在坚持用中文写日记。第三件事非常令人气愤，何比得在美国和美国孩子动手打架了，而且被打掉了一颗牙。同学们都知道何比得从来没有打架的经历，肯定是美国孩子欺负他。同学们气愤极了，纷纷表示，我们只有好好学习，长大了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外国小朋友，包括在美国受欺负的何比得同学。由于历史环境的原因，收到这封信以后，再没有何比得的任何信息，也没有人敢往美国写信打探何比得的消息。文革中里通外国是死罪，更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了。文革后，改革开放使中美两国之间的交往频繁了，戴老师以及我和我的同学们曹明、蔡红、谢锐等多方打听寻找60年前的同学何比得，一找就是很多年，始终没有放弃。终于在2019年的下半年联系上远在美国的何比得同学，并邀请他回到中国参加全体同学的“70岁生日”聚会。那时曹明已经做了手术，还在继续治疗期间，“70岁生日聚会”筹备会是在曹明家开的。同学们主动承担了事务性的工作，曹明负责参加了一些协调工作，并且花了不少的时间来准备她的主持发言稿。后来听她丈夫老秘说，“曹明走后整理东西时，见到了曹明写的不少（主持聚会发言）草稿”。老秘说：“你们实验小学这个班最大的特点，就是‘同窗六年，一生为友’这真的是很多其他的小学同学做不到的”。
2019年11月4日是我们全班同学“70岁生日”聚会的日子，为聚会特别印制的T恤衫承载着浓浓的同窗友情。那白色的T恤衫上，正面印着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校门，照片上方印有“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中、英文校名，照片下方是建校时间。背面是何比得1959年离开北京时，留给同学们的一张标准照，放大的头像位于正中，上边印有“中美同学60年重逢”几个大字，照片下边印着“何比得”的名字。虽然天气很冷，同学们仍然穿上统一的T桖衫，在室外合影留念。聚会大堂两侧高挂醒目横幅，写着“欢共庆70寿诞”和“喜重逢比得同学”。大堂中间摆放了四个大圆桌，每桌围坐十个人，每个桌上放着一个蛋糕，蛋糕的图案都不一样，都是经过杨洋同学精心设计、精心制作的，象征着美国同学何比得和中国同学之间60年打不断、拆不散的友谊。曹明那天早早就来到现场，按照惯例，聚会由曹明主持，她的致辞把我们又带回到了六十多年前的师大附小……那一天参加聚会的同学40人，曹明和同学们一一交谈，特别是见到平时联系不多的同学，她更是热心地询问身体情况如何？有什么为难事需要帮助？……这次聚会之后，全世界爆发了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由于疫情肆虐，不便于再举办聚会，尤其没想到的是这次曹明发起、策划、主持的“70岁生日”聚会，竟成为她作为班长的最后一次履行职责。曹明走了，大家的心情正如罗申同学所说：“我们认识的时间超过了63年，你永远是那副盈盈笑脸。你那么聪明、善良、坚强、乐观。你，像搏击长空的雄鹰，冲向天空；又像寒冬里的腊梅，高洁、坚强地静卧大地。曹明走好，老同学永远怀念你！”我们四（2）班就像一个大家庭，从七岁入学时的同班学友到今天步入古稀之年，同学们始终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六十多年来，作为一个群体，四（2班）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除了两位班主任老师对于同学们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和教育，也与曹明班长对我们的集体和每一位同学的关心、爱护是分不开的。曹明就像是我们班的大姐，她精心呵护着我们每一个同学。班长的离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大姐，一位知心人，一位亲如手足的同窗发小。曹明同学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由于疫情肆虐，我们四（2）班同学没能再次聚会。盼望疫情尽快结束大家相聚在一起，追思曹明以及所有离开我们的同学和老师。王骥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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