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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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 李其容：大大咧咧的女孩，得罪君子也得罪小人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右派父亲划清界限受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红楼梦》中，最喜欢的是湘云，因为她的大大咧咧跟我年轻时的性格有点相似。
我曾是个大大咧咧的女孩。究其原因，大概是我出生于一个较为民主的家庭，又是独女，所以从不看别人的眼色说话，总是直来直去地说我想说的。即便说错了，大不了挨两下批评完事。当然，举止上也难免大大咧咧，让人看了不顺眼。
三月份的某天，春寒料峭，我们一拨儿初中老同学因为梅从上海的到来，在一间温暖的屋子里聚会。
说着说着，怎么着就说起我初中时挨批的事来了。
梅说：“你记不记得，你当时坐在最后一排……”
她说当时我坐在最后一排，棉猴的帽子翻到脑袋上来，双手插在胸前的兜里。不仅这么着，还让椅子斜着，只是两只椅子腿着地，在上面晃晃悠悠地听老师讲课。坐在最后一排，别人都看不到，看到我这副模样的只有老师。老师终于忍不住了，说：“李其容，你当你是坐在船上，在大风大浪里啊？”全班哄堂大笑。
这会儿众人也因提起这事而哄笑。
这事我忘得一干二净。本来嘛，人都喜欢记住自己得意的事，而这种糗事本能地总会忘记掉。
当年穿的那件棉猴。此刻，棉猴的帽子没有翻戴上去 （23岁）
南方冬天教室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冷，我又临窗坐着，我记得我是经常把棉猴的帽子戴上的；摇椅子嘛，可能也有，但老师有没有说过那样的讥诮话我还真记不得了。
坐在最后一排我倒记得，因为那时班上的男孩子们还没有“蹿”上来，身高1.64米的我自然是被安置在座位最末的那排。对我来说，真是得其所哉。
因为坐在最后一排，所以有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摇晃椅子是种自在的表现，偷着看小说也是自在的表现。
若干年后，老同学聚会时也请上了老师，一位老师就说：“李其容，每次我经过你们教室，从最后那个窗子望过去，没有一次你不在看小说的……”听到这“揭发”，我真是有那么点无地自容。我敢肯定，这老师不是教我们课的，否则，哪会放过我？“揭发”的时日更不会放到四十年后。
不过，数学课的前半时段我还是认真听的。等老师把核心内容讲完了，开始举例后，我就不听了，连忙翻到教科书这一讲的习题部分，把上面登的所有习题都做好，做在课本上——老师定会挑选其中的几题要我们做（好在那时习题不多），上课时做完全部习题，下课时我把做好的习题誊抄到练习本上就是了，自习留下的时间我好接着看小说。数学课上只有正在做的某题卡了壳，做不下去时，我才会抬起头听一阵子老师的讲课。
到了高中，我依然大大咧咧，不用功，但越到后来不用功就会受到分数下降的回报，再也不像在初中时段各科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了——对，初中时我也不是第一，还有一个女生成绩比我好。但我不知道她那时是不是暗地里跟我较劲。
曾有过这么个故事：那天，全班都被一道数学题难住了。到傍晚，吃过饭后（我们全校是住校的），她大约做出来了，我还在位子上做。几个男同学围住她，要她讲题。她正讲了一分钟，我却在座位上大叫了起来：“我做出来了！还可以用一种简便的方法！”
没有回应。连刚才讲解的声音也没有了。
我惊讶地抬头望去。只见她紧皱着眉头紧闭着嘴，一声不吭，也不瞧我。
围着她的男同学对我“恳求”：“哦，哦，你别说好不好，我们要听她讲解！”
我的兴奋顿时泄了气。你瞧，我这大大咧咧的脾气得了个没趣。
我不是那种耍小性子的女孩，却常因直言而得罪同伴。有时同伴不理我，一开始我也浑然不觉，到后两次觉察了，还会去傻乎乎地问人家：你做啥不睬我呀？但往往得到的是一对白眼。你们说说，我这脾气、我这德性是不是有点像贾宝玉——宝哥哥常常会领受这种尴尬。当然，到了高中不会这么傻乎乎了，变得矜持多了，但得罪人，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晓的情况一直有。
我的直来直去的个性，熟悉我的人说，不宜生活在中国。“那我得生活在哪儿？”“美国。”
美国我没去过，说这话的人也没去过，是想当然。我想，世界各地都一样，城府深的人能跃居高位，像我这等大大咧咧之辈，当领导是最不合适的——其实，以我小人之见，当领导或负责人是最不自在的，时不时要“上情下达”或“下情上递”，一不留神不是得罪了群众就是得罪了上级，那种得罪人的味道更不好。
老师给我的评语常常有“娇骄”二气，但如今想来我娇气是有的，但并不骄傲。不合群倒是真的——也不是我故意想那样，但女孩子间神秘地说那些“生孩子”或谈家务等的零碎琐事，我实在感到无趣。一直到现在，我的朋友（我朋友还是很多的）大多都是校外的或本单位外的，而且长久保持联系。
到了高中，我依然把看小说放在第一位，后来又迷上了写小说。
记得高二某次，班上要推举几个同学参加市里的数学竞赛，我亦忝列其间。
但我私下里想：既然参加竞赛，就是要得奖；若要得奖，就意味着要做大量习题；做大量习题，就意味着我没有时间看小说了。经过推理，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去！
在课堂上就公然对老师说我不参加了。这可让老师大跌眼镜，因为如此不受抬举的学生，他大概没有见到过。
化学老师给我的评语——这么粗心的女孩子我没有碰到过。其实我哪是什么“粗心”啊，是根本不用功。我从来不去背化学价，这不，到了考试时就凭感觉记化学价，岂有不错之理？物理用不着死记硬背，只要懂原理，公式都可以推算出来，所以我喜欢物理。
班上的女孩子中，我的物理成绩算好的，要不是我的大大咧咧脾气一次不当心得罪了物理老师（这个故事后面讲），他后来每次在我的试卷上有意克扣我许多分，我自认为我的物理成绩应该在班上头几名。
临到1966年5月要填大学志愿表时，班上数理化成绩最好的那个女生维娜还这么对我说：“其容，你其实可以报理科的。”
我那时不要说准备考理科，就是填了考文科的志愿，还是静不下心来准备迎考，一天到晚脑子里就是想着写小说，把每个主要人物的身世、性格都设计好了，就差一条故事线把这些人物串起来了。
我不但自己脑子里想这些，还熬不住将这些男女主角的故事讲给跟我一起复习的同学听，他们也都听得津津有味。直到有一天，那个同学的妈妈、平日里特喜欢我的李阿姨直言批评我：“你到底想不想考大学了？我家咪咪还要考大学的呢！”我这才收敛了些。
“还好”接踵而至的是文革，大家都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否则，咪咪万一没有考上大学（很有可能，因为她也是右派的女儿），她妈妈不是要把我怪死？
我们后来都没有考大学。回想起来，我们班上1977年秋天那次考上大学的几个差不多都是在黑龙江插队的，而我们在杭州几个有能力考上大学的，全因为当时已有了不错的工作，没出息地选择了不考。到后来，懊悔也来不及了，因为年龄的限制是30岁：在1978年第二次全国高考时，我们班所有的人年龄全都超过了30岁。机会对于我们66届高三班来说，只有一次。
我之所以没考的情况跟他们又有所不同——我是因为插队的地方为报复我不给我开证明。所以，我的校园青春回忆就只能限于中学阶段了。我后来没有考研，倒是我的短见：我的工作很好，在美术学院的图书馆里从事分类工作，坐拥书城，接触的是外国画册和文史类的新书，任由我翻看。而且，不接触人只接触书的环境，又很符合我的心思。要知道，1966年我曾经报考过的第二志愿就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呀！
年轻时的大大咧咧故事讲完了。不过我要声明一句：大大咧咧不是傻，只是大大咧咧而已。
我现在依然大大咧咧，只是大大咧咧处的地方不同而已。
树后（拍于19岁）
在一般事情上大大咧咧倒没什么，就怕大大咧咧到犯浑，得罪人。
但凡不是最了解我的人，对我有时会犯浑、讲话不经过大脑是难以置信的。因为我平时口齿清楚，又喜欢思考别人不去思考的现象，不像是犯浑的人。但他们不晓得，正是由于“喜欢思考别人不去思考的现象”，所以，别人常去思考的现象——譬如人情世故，我倒不大去思考了。人无完人，我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否则我成了神仙了。
不过，年纪大了之后，我的人情世故似乎要懂得多了一些，这并不是坏事，一来这还没有到“老奸巨猾”的程度，二来这也比不谙世事引起别人的不高兴而后遭到打击让自己不高兴要好。
一般人们不会犯、没头脑的低级错误，我会犯。
在人事方面，有时因为我大大咧咧、不会察言观色，会得罪人。
了解我的，或宽宏大量的，不理会我的“冒犯”，也就过去了——
新婚不久，先生在宁夏插队的老同学H，带来另一大个子的“插友”W过来小坐。这年是1974年。
一会儿我们就谈到政治上。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也忘了避讳，就直截了当地问H：“他可靠吗？”
H说：“我带来的人当然可靠。”
我甚至没有观察W的脸色变化了没有，我一听说其人“可靠”，便马上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侃。这些在当时算得上“现反”的话题，哪怕泄漏了一句，都会被逮进去的。
这位自尊、高傲而内向的W，直到过了十多年，直到我们成了真正的好朋友后才对我说：“知道吗，第一次见到你的那次，你的一句话，使我差点想立马站起来就走。但我对自己说‘坐下来，再看一看……’”
“怎么，我说过得罪你的话？等一等，让我想一想……是‘可不可靠’那句吗？”
“是的。”
我噗嗤笑出声来：“可不是，我这人说话从来不会察言观色，净得罪人。”
摄于1973年（27岁），第二年，我就说了那句“他可靠吗？”
上面讲的是个正面的例子，说明得罪正人君子，最多招致对方不悦，不会招致祸害，而得罪小人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我刚进浙大附中的那会儿，换的新班主任才走马上任不几天，我就大大地得罪了他。
他是个物理老师，高一下半学期才上任，替换了要生孩子的原来的女班主任。说实话，他没有当班主任时，对我还是挺好的，因为我物理考得不错，总是班上前几名，第一次在他手里考试就得了全班第一名，高过了物理课代表。别笑话我，因为我考第一名难得，所以要在此显摆显摆。
这位四十岁不到、从浙大基础部调来的物理老师教课十分了得，物理课被他讲得生动、形象，他还老爱用浓重的宁波普通话、以“杭州到宁波二百公里”作例子，于是我们就晓得他是宁波人。他平时穿得挺朴素，但到每个月的某两个星期六下午，他就会把凌乱的头发让理发师梳理得光可鉴人，是我们暗地里说的那种“飞机式”，满是粉笔灰的咔叽中山装也换了件干净的，有时外面还罩了件在那时看起来很时髦的风衣。在男同学玩笑式的招呼中（“T老师，回宁波啊”）略带尴尬地在我们的视线中走出教室——他其实是满负责的，在赶火车前必要到班上转一转。当时我并不明白男同学们那脸上现出的诡异的笑容意味着什么。
我要是不那么心直口快，犯没头脑的低级错误，得罪了他，也许T老师人格上的阴暗一面我永远不会了解，我只会觉得他是一个负责的、书教得很好的、和同学打成一片的好老师。
那天，他也正跟我们“打成一片”来着。
我们班上的同学几乎都住校，只有我们四个有自行车的同学不住校，即便那样，我们中午还是带饭在学校里蒸了吃的。午休时间不长，我们于是就在教室里休息。
那两天他刚担当我们的班主任，中午闲着没事就到教室里来转转，跟我们闲聊，算是要跟我们这几个“走读生”搞好关系、打成一片。
大概我们这几个走读生都是知识分子家庭的，我们的父亲解放前都受过高等教育，T老师为了跟我们套近乎，就说起他小时候家里让他读的也是最好的中学——蒋介石任名誉校长的武岭中学。他是奉化溪口人，跟蒋介石是同乡。
他那边正吹牛呢，我这边的脑袋里就转开了：虽说是同乡，但这样的中学不是蒋介石个个年幼的同乡都读得起的。哎，这个老师家里的干什么的？
脑子里想着，就脱口而出：“T老师，你家是干什么的？”
话既出口，不仅身旁的三个同学，连我自己也愣了——1963年，问这样的话，不啻是问人家：“你是什么出身的？”如果他的出身成分不好，不是揭人家伤疤吗？咳，我怎么脑子不多转一下呀？
T老师顿了顿，终于面色窘迫地说：“我……我家是地主。”
自此他就把我恨死，我的一切“表现”均被他不认可了。这时的“表现”不外乎是政治表现和劳动表现。
劳动表现不用说，无论我怎么努力，我总被认为是娇滴滴、表现不佳。
政治上他则抓住我的小辫子——
1965年，狠抓“阶级斗争”，我们要深挖思想中、生活中一切的“腐朽的生活方式”。这位T老师甚至这么说：“一碗青菜一碗肉，你爱吃青菜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你爱吃肉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如此把阶级斗争庸俗化，也只有这位先生想得出来，但我那时已经学乖，不会再轻易发表我的“见地”。然而他却抓住我的“自我揭发”，在班会上狠狠批了我一顿。
“自我揭发”是每个人要做的，要写成书面报告交上去。其余那几个走读生一无例外地说：父母为了自己考得好，在考试期间做好吃的云云。而我没有这样的事例，妈妈前几年就去世了，爸爸是从学院食堂带来的饭菜。我绞尽脑汁才想出来一则：1963年暑假去北京，舅舅们为我接风，在饭店里花了七十元摆了两桌。他看到这样的自我揭发如获至宝，在班会上就披露了，还激动地说：“七十元，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七十元呢，这不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什么？！”
虽然1957年反右斗争时我才十岁，但此时十八岁的我已体会到那些右派分子因自己的老实交代而被扣上帽子的感受，这是“阳谋”。
我无言可说，其实，又不是我一人吞了那两桌饭菜的，有两家大小老幼二十口人呢，但谁让我自己送出炮弹让人家打自己的？活该。有了这次教训，我在后来的运动中就再也不“揭发”自己了。这次“热身赛”倒是让我后来避免了“祸从口出”的更大灾难。
使我气愤的不仅是他在“表现”问题上给我穿小鞋，还在物理成绩上“尅”我。
我是喜欢物理的，因为那用不着像化学或外语一样，要死记硬背那么多东西，即便是忘了物理公式，还可以通过学过的原理推出公式来。
我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高二那年借故每星期两个下午请假去看中医（因为我是热体质，有一些不适的征兆，然而自从去老家插队吃了许多那里便宜的甲鱼，这些征兆都消失了），在很快看完病后回到家里看小说。所以，也脱了一些课。
一般下午都安排副课，但那次在期中考试前偏偏有两节课是物理。好在我们学校是试点学校，课本是试点课本不说，某些课目的考试亦跟其他学校不同——可以开卷考试。
刚把物理期中考考卷交上，我就憋不住跟同座的美珠小声夸耀起自己来了：“幸亏这次是开卷考试！你猜怎么着？我当场就仔细阅读我脱课的那一单元，当场消化，当场就把题目做了出来！我除了最后那题单位换算有点误差，其余全做对了！估计能得九十几分是没问题的！”
但考卷被批改后发下来我却傻了眼：七十几分！最后那大题的二十多分被扣了个精光！
此时，我前座的那个班级团支书、父亲是省委秘书长的F同学，却喜不滋滋地告诉我们他得了八十几分。我拿他的考卷过来一看，更是把我气得怒火中烧——他有两题根本连公式都用错了，却轻描淡写地才扣了十多分！
“这不行，我要跟校长去说说，哪有这么坑害人的！”
美珠一把拉住了我：“千万别去！以后要说你是为分数而学的！”
我这个认死理的人（这点跟我爸爸何其像也），哪听得进去？
后果是想当然的，他更恨我了。那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冤家宜解不宜结。由此，我俩这冤家越结越深了。我这一头，得罪了班主任，有什么好果子吃的？何况就要临近高中毕业考，马上是升学考，稍微有脑子的人权衡一下利弊，也不会像我这样贸贸然只顾痛快一时的了。
我不仅听天由命，还有点放任自己：在同学们抓紧时间温课时，我竟然写起小说来。
没想到的是，待我们马上要考试的1966年夏，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高三年级三个班，再考大学就是十年后了。T老师在1966年那年就是想报复我，老天也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我1966年被学校的红卫兵毒打，是不是有他唆使的成份，因为没有证据，我不能瞎说。但过了几年的1969年，我却得知了他诬告我组织“裴多菲俱乐部”。
他指的是我男朋友和他的两个哥们以我家为据点，去西湖游泳的事。恰巧我们四个人的成分都不好。
我家隔一条窄小的马路就是西湖。静谧的夜间，甚至可以听到湖水拍打堤岸的声音。我家小房间正好有一个边门，打开来直对马路，这些男孩子就在这房间里换上泳裤然后冲出去跳入水中。文革期间，西湖没人管，许多市民在里面游泳，我们院子里的大人小孩也在那里游泳。
T老师大概听说了这事，于是汇报，说我们组织反动的“裴多菲俱乐部”。但1969年这种无根据的汇报成不了把我逮进去的理由，他没有得逞。
我于是知道T老师居然要对自己的学生下手，而这个学生在运动初期被毒打、被抄家还不能使他舒心惬意、“宽大为怀”，可知这个人内心是多么阴暗。
因为这个人，我得出了一条人生真谛：小人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对小人不能大大咧咧，一定要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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