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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陈新华:老高一的慷慨悲歌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新华,东北石油大学人文学院语文教授。1968年下乡,1982年大学毕业,从教近半世纪。发表社科论文百余篇。退休后在刋物和网络平台上发表古诗词和现代诗二百余首,散文百余篇。

原题

老高一的慷慨悲歌




作者:陈新华

不堪回首月明中

在那个特殊年代,囊括六个年级的“老三届”,无一例外的将学历定格在1966年,相比于“老高三”“老高二”,我们“老高一”仅仅上了一个半学期的文化课,实在称不上足金足两的“老高一”。

我们这一拨人,多数生于1949年,口衔闪闪红星,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呱呱坠地,而后,自豪地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红歌,光荣地成长在风展如画的五星红旗下,接受的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共和国的长子,当之无愧!

那时,我们尽管吃过糠咽过菜,却依旧“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立志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那时,我们忠于革命忠于党,却也不反对孔孟之道。敬老爱幼,诚实守信,温良恭俭让,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会立刻送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那时,我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把学习当成快乐,把劳动当成光荣,把助人当成美德,把健体当成卫国的需要。从小学五六年级始,下乡支农成了一项重要的学习任务,没有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那时,进行的是“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撒向人间都是爱,成为做人的基本道德,成为教育过程的主旋律:那时,政治斗争的暴风骤雨还没有降落到党亲手植下的中小学校这片嫩绿的园林。

谁知1966年,“五一六”一声炮响,送来了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六月,全国全面停课闹革命。从此,我们的人生发生了逆转,我们的性格发生了扭曲,仿佛川剧的变脸一样,狂热暴戾、冷酷无情代替了温良恭俭让,秀才一转身,化身成了敢打敢杀敢砸的“革命小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党精心培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却在一场荒诞的时代浩劫中变成了悲剧的制造者。

在学校,我们紧跟“老高三”“老高二”的大哥大姐们,向资产阶级猛烈开炮,把那些可尊可敬的师长们打成牛鬼蛇神,打成走资派,打入人间地狱,更把培育我们健康成长的十七年教育当作反动黑线砸个稀巴烂。心中明明如久旱之禾一般热爱知识、渴求知识,却出于“三忠诚”、“四无限”,抄家,梵书,甚至毙知识分子性命于一瞬;从此,“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了“打倒一切”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而后,革命小将又杀向社会,破四旧,向历经战火兵燹而犹存的文物古迹宣战,把三千年文化砸个稀巴烂。向一切封资修宣战,向一切走资派宣战,把红色江山砸个稀巴烂。多少优秀的知识分子、文学艺术大师、社会精英,甚至为革命九死一生的元勋含冤死去,家破人亡……给学校给社会制造了一幕幕无可挽回的悲剧,给国家给时代造成巨大政治和经济损失,也给自己制造了不可逆的人生悲剧,蹂躏了青春,蒙羞了岁月。

五十年后回首这一曲荒诞悲歌,不由得感慨唏嘘:固然,这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但是,伸出一双血迹斑斑的手,却说“青春无悔”,不脸红吗?至少应该学学陈小鲁、宋彬彬,有一份责任担当吧?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反思:驱全天下之人角逐于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开动全部机器进行仇恨教育,揭发,告密,制造冤假错案……这样的历史,还让它重演么!没有独立的思考,狂热盲从,必然迷失自我;如果一个民族没有独立思考的人,甚至不充许独立思考,那么他们应该还住在山洞里。

“小楼昨夜又东风”,不堪回首月明中。

知君何事泪纵横

同老高三一样,1966年同样在我们心灵深处划下一道渗透着殷殷血迹的深刻伤痕,历史同样强行扭转了老高一的前途。停课闹革命,使我们这些可怜的学子高中课只开了个头儿,整整十一年,甚至五十年后,仍没有复课的下文。是的,1968年初有一段全面复课,却没有老师授课,老师们亡的亡,残的残,下放的下放,入狱的入狱……而实验室,阅览室,图书馆,触处一片废墟……我们只能下厂下乡,送走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不再折腾的最后一段珍贵美好的学习时光。

再说,老高一学生通过层层严格挑选,步入高中,社会期许和本人的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大学梦,同老高三一样,这个梦我们整整盼了十一载,等了十一年,这在几千年的人类教育史上,即便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是绝无仅有的!盼望是苦涩的,更因其遥遥无期而绝望。

1970年开始的工农兵上大学,曾经让我们的希望之灯爆出一朵极为辉煌的灯花。然而,当时所谓推荐招生制度取消并公开嘲弄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原则,践踏知识的科学性严肃性,在“民主集中”的幌子下赤裸裸地为特殊阶层和权力意志服务。统计数字表明,1972年到1976年,历届推荐学员中,各种干部子女和后门学员约占学员总数的70%,有的名牌院校和重点专业则高达90%以上。

希望归于幻灭。

到了1976年,已然心如死灰。

天无绝人之路,历史列车驶入了1977年,我们终于有了逆转人生的机遇,恢复高考的大幕被一双巨手缓缓拉开。然而彼时,我们朱颜已改,娶妻生子,上赡父老,下育婴幼,四时稼穑,如蝜蝂虫一般负重累累;侥幸回城者亦为养家糊口而艰辛奔波,舍妻离子背井离乡求学,许多人终是没有迈出这一步。

极少数仰天大笑走出蓬蒿,成为77、78之大学骄子者,饱尝了离妻别子之苦。笔者离家之时,膝下三女,祖父母皆已古稀。养家养老,抚子育婴,农田稼穑,工作事业尽皆落羸妻之弱肩。大一下学期,祖父亡故,一年之内,历经生离死别。

学兄安京生是北京知青,下乡扎根于大兴安岭达斡尔族村落,娶妻生子,赤贫。每至寒暑假期则成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最远竟至广州贩牛,以养家求学;学妹陈晓妊娠入学,数月后产子携子求学;学姐曹珠入学不久即接母病危急电,含悲归省,尽孝送终……中年求学之艰辛如是。

上千万老高一兄弟却难圆大学梦,成五十年不愈之“心病”。日夜盼之梦之悔之,常捶胸顿足,扼腕叹息。如今与祖国同处古稀,祖国盛年,自己却已“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空悲切!

“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风萧萧兮易水寒

1968年12月,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

北京永定门车站。

车站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站台上悬挂着巨幅标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高音喇叭播放着击天撼地的颂歌:“大海航行靠舵手……”胸佩大红花,肩扛行李背挎包,一身草绿军装,让远行的少男少女们更显英姿飒爽。他们神采飞扬,慷慨激昂,仿佛奔赴沙场的年轻战士,前进,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黄沙百战穿金甲”,扎根农村永不还!

送行的亲人像潮水一样涌向站台,寻找着、呼喊着,人声鼎沸……一个个小脑袋从窗口探出来,睁大眼睛急切地向车下寻找自己的亲友。一时间,亲人的不舍、朋友的叮咛、兄弟姐妹的呼喊,感动得鸟儿停止了鸣唱,风儿也轻轻地柔柔地吹佛……

突然,一声鸣笛,车轮缓缓滚动,送行的人们起初跟着车跑,后来追着车跑,谁的母亲当场昏厥,有人"哇"的一声大哭,所有人同声附和,撕心裂肺。歌声、汽笛声、哭喊声、呼叫声伴随着车轮与钢轨的撞击声,交织成了千古悲歌,回荡在历史的天空。

那些深谙世事的父母深知,孩子去的地方山长水远,生存条件极度恶劣,生产条件极端落后,甚至刀耕火种,衣食极度匮乏,此一去,不知凶也吉也,更不知何日是归程……

也有一些知青头脑清醒,对下乡不甚积极。因为出身,因为父母的历史问题,因为父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日后回城无望,拖一时是一时。但是父母单位及所处街道反复动员,甚至以“第一批下乡者欢送,第二批遣送,第三批押送”相威胁,他们不得不走。

1968年9月,祖国山河一片红,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已经不需要革命小将为之冲锋陷阵了,于是伟大领袖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便有了本节开头的一幕。

彼时,老高三在校已滞留五年,老高二滞留四年,所以他们最先离校上山下乡,去的多是生产建设兵团,农场,林场等国营生产建设单位,有工资待遇(尽管工资菲薄),有规范的集体宿舍,食堂,还会发放各种衣物,商业设施比较齐全,艰苦中有生活保障的底线。

老高一最后离校,只能一竿子插到底,直接落户乡村,属农业户口,日后若返城农转非比登天还难!

记得户口注销时,派出所的民警将注销的蓝印平静而冷漠地朝我的名字盖下去,心口处顿时一片冰冷,完了,我被城市彻底抛弃了!蓝章上只有“销户”两个字,当时,居民死亡、地富反坏右遣返要用上它,如今我们知青上山下乡也用上了它,我们成了死去的人,被遣返的人!小小印章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不得而知,于我则是命运的全部,意味着我将揣着这张小小的户口卡片,跋山涉水,一头扎进那块陌生的土地的怀抱,重新像祖辈一样,过着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更难的是我们要挣工分糊口,维系生命;若去处为穷乡僻壤,日值甚至仅有几分钱。条件好的能盖几间草坯房作为集体户,条件不好的面对的是仓库或牛棚改建的临时居所;吃农业粮,分给你的是带壳的五谷,还要自己加工为成品粮,才能做成一日三餐,且全是粗粮,菜则自给自足。村落距离乡镇几里几十里,别说购买生活用品,就是寄信也要翻山越岭……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困顿,厄运就与老高一如影相随。

老高一之上山下乡,是一曲催人泪下的慷慨悲歌,火车站上的送别是令人怆然泣下的壮烈之辞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悲壮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从1968年到1978年,整整十个年头,我们老高一的知青们,如同江滩上的红柳,湿地里的苇草,坚强地生存,勇敢地战斗在农村的广袤天地里。磨炼出了吃苦耐劳并经得起打击的顽强精神,以及处于恶劣环境下仍然奋发向上的坚韧意志,亲身感受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艰辛和矛盾,真正了解了中国国情,这一切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宝贵财富。

同时奉献了才智、青春甚至生命,为农村与城市的沟通,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可以毫不愧疚地说,我们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唯独愧对的是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或者说,时代愧对了我们一一苦难中成长的共和国长子。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一传统的农村生活模式早已被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打破。一年四季,鸡叫头遍出工去,顶着三星回家来。春日里扶着老祖宗传下来的千年铁犁起垄播种,遇到板结的盐碱地再拴一条绳子人畜一起拉,人畜的汗水共同灌浇着脚下的黑土地。夏天铲地,顶过如火烈日,淋过狂风暴雨。秋天,踏着满地的秋霜割秸秆、收玉米,手背皲裂;弯着九十度的腰割黄豆,两只手鲜血淋漓,扎成了豪猪,有的人几乎是爬着跪着哭着割到地头。还要冒着大雪拔白菜,白菜冻硬了,手脚冻僵了。正所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南方丛林中的老高一知青兄弟同样挥动原始农具,凭着体力而不是智慧、思想和科学技术同大自然搏斗。烈日当头炙烤之时,隐藏在亚热带山林中的妖魔鬼怪如同使了魔法一般从一切阴暗角落杀将岀来:毒虫,野蜂,疟蚊,瘴气,蚂蟥……不断有人中暑,有人因干渴而昏厥,因劳累而虚脱;有人被螫伤,被叮咬;有人得了忽冷忽热的森林病.…但是劳动依然进行。

因为我们要把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落实在行动中,融化在血液中,我们是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战!为种好反帝反修粮,为建设反帝反修橡胶园,贡献自己的全部热血和青春!苦吗?想想红军二万五,累吗?想想革命老前辈!

这种原始体力劳动的残酷性恰恰在于对劳动者心灵的野蛮摧残上。你拥有的文化知识越多,上山下乡的时间越久,摧残的程度就越剧烈,来自心灵的悲观与绝望的痛苦感受就越强烈:仿佛拉奥孔雕塑中被毒蛇缠绕的不是祭司,而是我们。

此时,由计算机引发的一场科技革命已经席卷西方各国,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手工劳动到蒸汽机革命的漫长发展之后,又一日千里地跨入大规模运用人工智能的科技新时代。然而我们还是日复一日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同荒山野岭搏斗,把汗水、豪言壮语以及青春芳华白白挥洒在身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老高一的代表,知青英雄金训华,还有69届知青英雄张勇,以及后来的群体知青英雄用热血与生命诠释了什么叫激情为理想而燃烧,什么叫生命之花因革命而绽放,给上山下乡运动染上了极其悲壮的色彩。

壮烈!令我至今依然崇敬的英雄们,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献出了璀灿的花季生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

而“悲哀”的原因在于:把原本可以避免牺牲的事件,作为“舍己为公”的大无畏精神大肆宣传报道,在今天看来就是罔顾生命,就是对生命本身的漠视。今天的教育决不会让少男少女们为二棵电线杆和几只牧羊而英勇献身,生命大于天!

献身理想的热情是我们那代人的特质,这种特质有时候被政治滥用,理想蒙上幻彩,幼稚成为催化剂,热情变成盲动,于是上演了一幕幕悲剧。

相对于建设兵团,插队知青的政治生态要宽松得多,越是偏僻的村庄,政治风浪的波及越小一些,那里的人们生活会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状态。不管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只要你为生产队舍得出力出汗,就同样得到自然人应得到的尊重。我们庆幸,自己是幸运的老高一,受到了土生土长纯纯正正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天长日久,我们的文化优势日益突显,成了文化的播种机。最先受到认可并被选派到文教卫生行业的是回乡的老高一,不久,更幸运者被选拔为大队和公社干部。

而知青们,有的人因为文艺才能突出,被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选中,从此,乡村有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有的人因为文笔过硬,被选为公社材料组里一支笔,成为挣工分的秘书,从此,山乡水村的学大寨经验也传到了外面的世界里。再后来,这些有才干的人也被安排到乡村的中小学校一一尽管是民办教师。他们不负乡亲们的期望,为乡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好青年,有的成为乡里的精英,有的走出大山,走进更广阔的世界。

笔者下乡十年,教了八年学,为当地的生产建设送去了四批优秀青年。多年以后,一位走上重要领导岗位的学生深情地对我说:“上山下乡对于你们可能是不公,是灾难,但对于我,确是幸运和机遇,没有你们这些文化传播的使者,我今生今世也不会走出父辈们围成的篱笆墙。”

可是,如果我们这茬老高一圆了大学梦,继续深造,也许占领世界科技高地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就不会被美西方“卡脖子”……可是,历史会有可是吗? 

“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望断天南泪如雨

对许多老高一人来说,当年的生存生活生产条件之简陋之恶劣,几回梦中见,梦觉尚心寒!

前文说过,插队青年的宿舍有许多是临时搭建的,或者是牲畜棚改建的,恰如一条破船飘荡在四季的风雨中,随时可遭受灭顶之灾。那房顶,如同农民戴了几十年的破草帽,白天露阳光,晚上透星光,一旦下了雨,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床头屋漏无干处。

有的房屋是租用农民的仓库,里面往往停放老人为自己准备的寿材(棺材),知青初时魂不附体,后因不堪蚊虫叮咬之苦,竟然争着抢着睡棺材。有的宿舍盖在了乱坟岗中间,加之青年们对生死的无知,以及当地村民对鬼魅的极度渲染,他们每个夜晚都魂飞魂散,竟然与“鬼魅”同生共存了十年。

至于一些穷困地区,许多知青由于城里父母的接济才得以生存下去。往往到了青黄不接之时,知青会成批地跑回城里躲过饥饿。笔者的一个学兄就落脚在一个日工分值几角钱的生产队,最后因为没有吃的,同伴们相继逃离回了城里。这位学兄夹着一条破被辗转来到了我们的知青点。后来他被推荐上了大学,如今是一家石油研究院的教授。

更难的是女知青啊!

记得伟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应当说,绝大多数农民是爱国爱党,善良质朴,勤劳勇敢的,但是也有少数人,他们的人性向恶的方面发展。当我们知青,特别是如花似玉的女知青,来到边远荒凉僻壤之地,立刻引来了一双双绿莹莹的目光。

一些手握知青的口粮、工分等生存命脉的生产队长、大队长们竟色胆包天,频频对女知青下毒手,有的甚至以不给口粮,不给工分相威胁,企图长期霸占,一旦事发,顶多党内警告不了了之,给知青身心造成巨大伤害,性格刚烈女子甚至以死抗争。后来,因为握有知青招工返城,参军,工农兵上大学的基层推荐权,这些当权者一次次把黑手伸向女知青,而且屡屡得手。为了生存和名节,女知青们忍气吞声,只能咬碎牙齿把屈辱咽到肚子里。

同样由于工厂招工,部队征兵,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原因,一部分插队的老高一知青陆续返城,举凡干部子女以及部分红五类子女多在此例,不该走、走不了的皆属于黑五类子女和部分无权无势的底层工农子弟,上山下乡的宏图伟业只能由他们来坚持,来完成。不公正的待遇将悲剧的色彩涂抹得愈加浓重浓烈浓厚。 

彼时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又遇到了不可预测的人生悲剧。

有的男女知青偷尝禁果致孕,因为家庭及生存条件所迫,不能公开婚恋。为逃避永远不能回城的悲剧,甚至有双方配合暴力堕胎的事件发生,导致女方终生不孕。有的男知青与本地女青年成家,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社员,草原牧民,蒙古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的一员;而女知青嫁给农民后,则成了完完全全的陕西婆,东北媳妇……知青办朱笔一挥,将他们彻底开除了“知青籍”,永不在安置之列。

待到返城潮开始,留守的这些知青也踏上漫长的返城之路,便有假离婚,假丧偶,假精神病等怪现象出现。一旦进得了城,农业户口的丈夫或媳妇及子女又被拒之于城门之外。于是,又有了漫长的合家共待非农户口落地的“团圆”之路。他们或妻离子散,或寄人篱下,或引车卖浆……不幸遭遇成了老高一知青慷慨悲歌最后的“绝唱”。

“艰辛历尽谁得知,望断南天泪如雨。”

俱往矣,回首已是春秋大半。好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祖国走出了浩劫,走上了繁荣富强,我们的后代才人辈出,正领风骚数百年。今日回忆当年之慷慨悲歌,只盼在我们这代人消失之前,将历史的教训和反思留给后人,只盼人间千秋万代不再有这样的悲歌再续。

2023年3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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