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阿妹：我参与的抄家“破四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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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陈新华：那一片心灵荒漠，那一代人的猥琐发育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陈新华，东北石油大学人文学院语文教授。1968年下乡，1982年大学毕业，从教近半世纪。发表社科论文百余篇。退休后在刋物和网络平台上发表古诗词和现代诗二百余首，散文百余篇。
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依次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所谓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
我们早已习惯于生活上的清贫，这是无产阶级的本色。想要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一点？那是追求享受，是堕落，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至今记得，1964年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中，主人公丁少纯因为打了几只野鸭子卖，买了一身西装，被说成遭到了资产阶级的严重腐蚀，走上了罪恶的资本主义道路。影片警钟长鸣，时刻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阶级斗争！
文化上同样是清贫的。正当我们接受教育的好年华，赶上了“八亿人民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的时代，让我整整清贫了十年，让弟弟妹妹着实清贫了半生。
“文革”前，我正在念高一，认识一点孔孟之道，读过几首李白杜甫和几篇唐宋八大家，津津乐道于四大名著，喜欢着杨朔、刘白羽、秦牧、贺敬之、郭小川，崇拜着鲁迅、郭沫若、茅盾。初三以后，更热血沸腾于《林海雪原》《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等红色书籍。对于外国文学，因为生活在僻远的县级小城，只知道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至于数理化，便终生定格于高一水平。
我的弟弟妹妹们，则一个比一个惨，二弟当时刚刚小学毕业，读过一点唐诗，知道有四大名著却没有兴趣阅读，因为没学过历史和地理课，对三千年文明史和九百六十万祖国领土尚无概念；大妹念小学四年级，只局限于《小英雄雨来》《狼牙山五壮士》；二妹正念小学二年级，属于识字阶段。两个最小的兄弟一个刚会走，一个刚会爬。
进入“文革”，一下子回到了混沌时代。三千年古代文化被定性为封建腐朽之糟粕，当代文学一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外国文学，不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就是修正主义毒品。《红岩》被污蔑“叛徒文学”，《青春之歌》被批“充满小资情调”，当年的红色书籍都有这样或那样政治问题，都被下架。古代的学者作家，比如孔子、孟子、蒲松龄等多被挖坟掘墓；现代作家们则统统被打倒，或靠边站，有的成了“三反分子”。大多下放到五七干校，蜗居于牛棚马厩之中，亦有“自绝于人民”的，或自挂东南枝，或举身赴清池。举凡被抄家的牛鬼蛇神，几代人或自己终生收集珍藏的古今中外经典书籍，尽皆被“纸船明烛照天烧”。
“文革”前期，大中小学一律停课闹革命，打砸抢烧，揭发、批判、打倒、斗臭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和“走资派”（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是在校生的主课；后期终于复课闹革命了，却只开政治课，只准许学习毛选、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二妹上高中时，所在的肇东一中于城郊办了个养猪场，垒猪圈，割猪菜，喂猪成了主课。两年后，她捧着“养猪能手”的荣誉证书，作为又一代知识青年，下乡插队了。
于是，我们的知识分别定格于高一，小六，小四，小二……
上苍把一切光环都照到一个人的头上，他叫浩然，出了三本书，《艳阳天》、《金光大道》和《西沙儿女》。三部书都读了无数遍，因为无书可读，书店里只售毛主席著作，也不准许读者读其他的书。那些被禁的古今中外经典书籍大量地散藏于民间，借阅与被借阅都要冒极大的风险，一旦被发现，便书毁人亦毁。
总还是有不信邪的人，我便是其中之一。把被打成封资修的书包上毛选的红书皮借阅，以掩人耳目。唯有高尔基的《母亲》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堂而皇之地借阅。
浩然的作品良莠不齐，人们最喜欢的是“文革”前出版的《艳阳天》，尽管阶级斗争仍是作品主线，但是有人情和爱情，有人性味。浩然还是一个有风骨的人，江青让他写《井岗山》，准备拍电影，他却躲到部队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过，再好的作家，一个人也满足不了八亿人民的文化需求。
此外，戏剧界里，一切剧种剧目统统推倒，唯有八部京剧、舞剧经过改编，名之曰“样板戏”；电影界，所有影片也全部推倒，只留下《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与浩然的作品一道撑起八亿人民文学艺术的天空。正所谓无边落木萧萧下，“文革”洪流滚滚来。
第一次观看，的确挺新鲜。天天看，月月看，年年看，看了整整十年，就麻木没感觉了。以至于台上唱第一句，台下会把后面的台词全唱出来。
革命样板戏普及了，但人们对传统京剧依然排斥，因为它不是革命的；传统京剧剧目对我们这一代是陌生的，因为从来没看过。唱片倒是听过，一则买不起唱机，二则风暴来临时再也不敢听了。更多的是听父亲哼唱过《打龙袍》呀，《四郎探母》呀，《玉堂春》呀，那声音京味儿特浓，你听：
到了我们，一张口便是“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什么京剧四大流派，梅程荀尚，更是不屑一顾，因为他们是属于“牛鬼蛇神”。直到今天，已经变老的我们口口传唱的依旧只有样板戏，因为我们只记得样板戏。
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完全遵循这样两条原则，一是主题先行，领导出主题，或者紧跟政策出主题。二是“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剧中人物从思想到行动，从社会活动到家庭生活，一律高大上，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只讲阶级情，不讲乡情，亲情，友情，爱情。主人公是男的，无妻无儿无父母；是女的，无夫无儿无父母。惟一阿庆嫂有丈夫，还单帮去了。八个样板戏中，若主人公是女的，一定“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岗上，挥手指方向”，象征着那位文化革命的女旗手。
1970年以后，群众创作被允许，一时间如火如荼。公开发行的报刊上也大量刊发。尽管有了些许烟火气，但必须突出政治，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遵循主题先行和“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故多为“遵命文学”。
脱离生活是其主要缺陷，而作品一旦脱离生活，人民群众就不会买账。
革命样板戏是那个文化荒漠年代的记忆符号，每当电视上播放它的选段，便引起我对人类优秀文化一夜之间被扑杀殆尽的痛苦记忆。
平日里，普通百姓惟一的娱乐活动就是观看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的演出。
我最早见到的是省城哈尔滨的宣传队来肇东演出，演员们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标，表演了一台惊天地、泣鬼神的节目《鬼见愁》：
接下来，看到的便是触目惊心的一幕幕——牛鬼蛇神被横扫的惨烈场面，见识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的阶级的暴烈的革命行动”。真个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砸得玉宇万里埃。
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由擅长文艺的男女青年组成，分为乐队、演员两部分。必须出身红五类，根红苗正。演唱多为当红的革命歌曲，比如《毛主席的光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海航行靠舵手》《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歌颂党和毛主席的歌曲。还常常旧瓶装新酒——编新词套用旧曲调，叫“表演唱”，如：《四大妈学毛选》。形式上，以歌舞为主，还有自编的对口词、群口词、三句半，小话剧、快板等。
著名作家李景宽当年曾为肇东一中宣传队编写了对口词《向大寨学习》：
这段对口词是肇东县革命委员会组织各公社干部去大寨参观前编排并一路演出的。演员是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站的赵占起和李宝堂，说一句一个造型，动作军事化，衔接紧密，干净利索。几十年后，景宽兄弟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无奈地说，它是“文革”年代的产物，纯属政治标语口号的连缀，无任何艺术性可言。是必须奉行的“遵命文学”。
其实，观看文艺节目仍然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只有政治性，教育性，没有娱乐性。并不能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
而且，有些歌曲的受众只面对部分人，用今天的话说，面对的不是全体公民。比如《鬼见愁》，受众只有高干子弟、红五类子弟。而且充满了枪声炮声喊杀声，让所有震慑的对象，一切人为划定的阶级敌人及子子孙孙不寒而栗，瑟瑟发抖。我每次听到它，都有一种耶稣受难的感觉。
不过，演奏的弦乐技艺倒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学二胡，学横笛，学唢呐的人形成风潮，二弟就是一名优秀的横笛演奏者。
肇东一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合影
由于文化荒芜，手抄文学不胫而走，千百万人参与的手抄文学运动，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
记得在校的时候，人们暗中流传《梅花党》和《少女的心》两本手抄书。一天，一位同学眉飞色舞地为我讲述了梅花党的故事：
“一只绣花鞋”不翼而飞，“绿色尸体”横陈海滩，“火葬场的秘密”高深莫测，“龙飞三下江南遭遇险情”，“金陵梅花图得而复失”……这些惊人心弦的传闻皆与梅花党有关。梅花党就像一个幽灵飘荡，令人不寒而栗。据说，1948年国民党在崩溃前，曾秘密成立一个梅花党组织，意在打入中共内部伺机而起。我党特工人员龙飞与梅花党党魁白敬斋之女白薇邂逅，潜入南京梅花党部，偷取记有梅花党名单的梅花图，却得而复失。时隔十余年，我核潜艇设计图纸突然外泄，而在一教堂的楼梯上，却发现了一只绣花鞋……
一时间，听得我心惊肉跳，意欲得之而终未得。
当时抄书是非常隐蔽的，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几页，我分几页，然后再加上复写纸，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来统一装订。结果，一部手抄本字迹完全不一样。
抄的版本也不一样，大家在抄写过程中不断地补充创造。景宽兄弟就有自己独创的版本，这最初的创作竟为他走上文学道路并成为写作大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又出了一本《少女的心》，流传更广，我却从未敢涉猎。听说，它是以第一人称“我”描述与表哥因性生情的恋爱故事。关于情感发展的描写相对较少和简单，两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更多的是通过身体的接触一步步贴进和深入。
这本书自70年代开始广泛传播以来 ，危害甚大。据说，一位贾姓女青年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如获至宝，朋友索要时，她以丢了为借口拒还，整天翻阅，上瘾后开始寻求精神刺激，走上了犯罪道路。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的《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一书中，有关因看了《少女之心》手抄本而实施性犯罪的案例也是连篇累牍。《一本彩皮书的背后》，写一个名叫李军的现役军人，整天抱着一个用《大众电影》彩封包皮的抄有《少女之心》的本子如痴似狂，先是跟踪少女进女厕所，而后在公共汽车上耍流氓，接着竟将战友来部队探亲的女友先奸后杀，最后被执行了死刑。
从此，《少女的心》便成为公安机关通报查抄的重点对象。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书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到了八十年代，公安不禁学校禁，经常有老师突袭式翻检学生书包，一旦查到，情节严重的被开除处理。奇怪的是，当时人们有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越是禁止就越是翻墙越脊，不让传抄，就口口相传。
手抄文学的出现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化环境决定的：只有一个作家，文学艺术极度匮乏，没有正常娱乐生活。尤为令人不解的是，两性生活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在那个漫长的文化枯竭时期，社会大环境却讳言爱情，从形式到实质都在模糊两性区别，两性之间只有“同志”、“战友”，而没有“爱人”、“恋人”。而在文学领域，关于两性关系的描述，则几近一片荒漠。从而导致地下文学的暗流涌动——言情言性小说的手抄本在民间开始流传。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下，这股浊流突破了层层堤坝，直接冲入“禁区”，在性文化极端缺乏的荒漠上形成一块湿地，让人虽冒死亦趋之若鹜。
就这本书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级的色情文学，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恶果，必须禁止流传。但是作为文化现象，它表现了性禁忌造成的荒谬以及给民众带来的精神伤害和人性扭曲，它是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叛逆，是对禁锢社会的肆意挑战。
城里的学生热衷于手抄文学，乡下的农民做什么呢？他们在乡间的“地下”娱乐活动中，如醉如痴地沉迷在属于自己的二人转艺术王国里呢。
下乡插队以后，我的再教育内容无疑包括了俚俗文化教育，我亲眼看到，农民群众对八部样板戏看累了，看腻了，于是便玩起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把二人转班子请来，头半夜唱样板戏，后半夜唱传统段子，叫作先“红”后“粉”。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二人转，是禁止不了的。二人转艺人不敢流动演出，怕被抓住批斗，便在自己的村里偷着唱，把窗户挡严，不用锣鼓，不化妆，招呼一声，大半屯子的人都会过来看。
一天，大家听《王二姐思夫》唱得正起劲：
五绣六绣还没绣出来，门外一声：“大队主任来了 ！”屋里稍有慌乱，很快，嘹亮激昂的革命歌声代替了婉转缠绵之曲：
主任心知肚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着乡亲的心意说：“好哇，革命歌曲大家唱，不过，千万别唱封资修，给我添堵添乱！”主任一走，又唱起《王二姐思夫》来。
二人转火种绵延不绝，村村都有二人转学徒。有个盲女，找了个会拉二胡的男人做婿，在家自学了上百个段子，走村窜屯演出，十分红火。
妻子和大姨姐都是二人转的拥趸，且唱起来字正腔圆，美妙动听。本来，我对二人转打心眼里反感，认为它土得掉渣，如今耳濡目染，竟喜欢得不行。我们是对面屋，一进腊月，大家便围在一处包豆包，姐俩边包边唱曲：
最喜欢听她们唱“呼嗨”了，“得呼嗨呀，呀呼嗨呀，得也么伊呼嗨呀……”声音高低错落，婉转悠扬，歌词简单纯朴，悦耳动听。
听得心里乐开了花，品出了甜蜜和幸福，忘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忘了千军万马下乡来，扎根的只有“黑五类”子弟，忘记了理想和追求，忘记了城里望穿双眼的爹和妈……
它是地地道道的“下里巴人”，但受众却是古往今来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又是永恒的爱情主题，故而雅俗共赏，每一位听众都得到了美好的艺术享受。它属于东北地方剧种，同样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令人欣喜的是，早在2006年，东北二人转就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和苏州评弹、山东大鼓、榆林小曲等多个中国传统戏曲一起受到国家保护的文化遗产。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各种思想文化桎梏灰飞烟灭，各种人类优秀文化如春风扑面，如大海般任你遨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是“无边春色一时新”。
遗憾的是，近来网络上有人又掀起声讨挞伐风浪，矛头对准百年来华夏惟一的诺奖文学得主莫言，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让人想起“文革”初期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围剿，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对“三家村”的扑杀，想起五十年前经历的那一片荒漠……于是，胆寒，心惊，两股战战，写了上面这些杞人忧天的话。
张阿妹：我参与的抄家“破四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