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温大勇，1948年生，当过知青、工人、教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顾问，《剧本》杂志社原主编，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述甚丰。
作者：温大勇
最近十来二十年，一些名人、非名人“改名”似乎成了风气，尤以娱乐圈居多，其出发点无非是励志或企望转运。一般来讲，这种事情背后常有高人点拨，也延伸出了新的职业及生意，至于效果如何，因没有做过调查统计，不好妄加评判。但无论怎样，正式改名都要走相关法律程序，是件很严肃的大事。当然也有例外，就是改名者仅在需要的时候（如宣传、炒作等等）才使用新改的名字，图的是更响亮更吉利，却并不改动户籍上的真名实姓，做到“进退有据”。
这让我想起了遥远的那个夏天，也曾掀起一股改名热，中小学生里忽然涌现出了许多极为相似的新名字，比如单字的“东”“彪”“革” “军”“红”，双字的“向东”“卫东”“捍东”“向彪”“跟彪”“文革”“学军”“永红”“永革”“卫兵”“小兵”等，一时间给派出所添了不少麻烦——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由“破四旧”运动引发而起。即便是那个时期刚出生的孩子，父母给他们起的名字有的也同“文革”有关，正像“建国”“解放”“援朝”“跃进”“抗美”“反修”等名字一样，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不过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垮了台，凡在名字中换了“彪”字的人赶忙再改名，生怕担个“念念不忘”的嫌疑，又是一阵小小的忙乱。
“破四旧”时，个人改个名字仅是小事一桩，动静不大，影响有限，但改变地名、单位名、店铺名的运动却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无法无天。大家都知道，“红八月”里打人啊、抄家啊，似乎都没有留下正式的文字材料，可是“改名”这股狂潮却真真切切地印在了各大报纸上，白纸黑字，由不得后人不信。我手头正好保留一些陈年的资料，现把有关内容摘抄下来，“奇文共欣赏”，好让现今的人不至于这么快就忘掉那一页历史。
1966年8月19日，即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市内主要街道的墙壁上贴出了《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号召说：“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我们向全市红卫兵和一切革命的同志们呼吁，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世界革命的大事。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苏联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我们也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呼吁：向残存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火，砸烂它，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几乎是同时，无数学生（以中学红卫兵为主）涌上首都街头，开始了狂风扫落叶般的“破四旧”行动。据我回想，这场运动似乎没有人刻意组织，乃时势使然，一切仿佛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二中红卫兵“登高一呼”，全市的红卫兵便群起响应了。
8月22日，新华社发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新闻通稿。23日，《人民日报》破例发表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26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向旧世界宣战》一文。“破四旧”运动很快被推向全国各个城市、乡村。三天后，《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充分肯定红卫兵的行动“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同一天，新华社发了题为“红卫兵为我国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新篇章”的通稿，高度评价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风暴中建立了伟大功勋，不愧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不愧为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捍卫者和可靠接班人。”由此可见，这场运动得到了官方完全的支持和全面的认可。
还是让我先从北京说起吧，请看以下相关报道：
“‘红卫兵’们指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他们在广大市民的热烈支持下，倡议把‘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把解放前禁止劳动人民通行的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把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命名的‘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见1966年8月23日《北京日报》）
毫无疑问，这种“倡议”是非常蛮横、片面、无知和缺乏想象力的。但就是这样的“倡议”居然被接受了，而且后来确定下来的新地名、新单位名称绝大部分是按照“革命群众”的上述“建议”改动的。
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有关部门“及时”做出决定：
“北京过去长期是封建王朝和反动政权盘踞的城市。许多街巷名称带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色彩。有的以封建官衙、封建官职命名，有的用土豪劣绅的姓氏命名，还有不少街巷名称十分庸俗难听。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可是，在前北京市委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长期把持下，一直没有触动这些街巷的名称。”“市人民委员会根据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倡议，研究了街巷改名问题，决定由市、区有关部门和革命师生代表组成专门工作组，把这项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工作尽快做好。”（见1966年8月31日《北京日报》）
作为“四旧”的一部分，北京的地名和单位名在“破四旧”的风潮中改动较大，乃至有很长时间新出版的地图上不得不将新旧地名和单位名同时标出，因为连不少老北京人也分不清自己所住了几十年的地方究竟应该叫什么名了，一时造成极大的混乱。我保存有一份1967年7月“地图出版社革命委员会地图战报编辑组”编辑出版的北京市“地图战报”，定价3分，上面明确标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破旧名立新名战果表”，如张自忠路、地安门东大街改名为“工农兵东大街”，德胜门内大街改名为“人民公社路”，新街口北大街、南大街、西四北大街改名为“红旗路”，白石桥路、中关路、海淀路南段改名为“文革路”，地安门内外大街改名为“总路线路”，佟麟阁路改名为“四新路”，南池子大街、北池子大街改名为“葵花向阳路”，复兴路改名为“解放军路”，北海公园改名为“工农兵公园”，景山公园改名为“红卫兵公园”，颐和园改名为“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名为“红卫兵剧场”……这么一改，谁还能找得着原来的地方呢？当然乱了套了！
正如“决定”所说，北京市的街巷改名工作很快就结束了，但远没有“做好”，那些莫名其妙、简单武断的地名竟被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都“欣然接受”了。例如，我的一个朋友就曾为一条老胡同改过名，当时纯属信口开河，十分幼稚，但新名居然被使用了十来年，还郑重其事地印在了北京交通图上。他至今有时还找出这张旧地图看看，心情挺复杂，说不出究竟是应该为此骄傲还是应该为此羞愧。
再举个例子。我有个同学，当时住在西单商场对面的西槐里胡同。西槐里胡同在改名热中也改了名，麻烦的是出主意的不止一个人，改名者都想青史留名，谁也不肯妥协，于是一个胡同竟然有了两个地名，一头叫“赤峰胡同”，另一头叫“跃进胡同”。难得的是，外地来的信，不管写的是赤峰胡同，还是写的是跃进胡同，邮递员都能准确无误地送到住户的手上。现在这个胡同早已经不存在了，随着新的大厦的拔地而起，它的名字和它的那一段荒唐的“掌故”渐渐地将要被人遗忘。
那时期服务行业改名最为普遍。北京有很多广为人知的老字号，红卫兵为老字号改名的时候曾轰动一时，风光一时，留下的文字介绍也多一些。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些材料，真令人哭笑不得。
我们先从名扬海内的王府井大街看起：
“在旧的王府井大街上，革命的吼声震天响，‘红卫兵’战士们向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展开了总攻击。‘红卫兵’战士们愤怒地说：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但是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把持和压制下，旧的王府井大街仍然散发着毒化人们灵魂的臭气，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一定要把它荡涤干净。”（见1966年8月26日《北京日报》）
“在‘红卫兵’革命精神的鼓舞下，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革命职工，搬掉了门上‘王府井’三个大字，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见1966年8月23日《北京日报》）
这一天是8月21日，星期天。当百货大楼的改名过程结束时，拥挤在楼前停车场上观看这一“革命行动”的“革命群众”，不会忘记此时从楼上悬挂出来的两条大标语，一条是“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另一条是“向革命小将致敬！”
现在，早已恢复了原名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作为北京历史变迁的见证，已被命名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猜想，“文革”后王府井百货大楼恢复原名时的目睹者中，保不住会有当年参加过改名盛况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在内。
百货大楼改了名，王府井大街上的其它老字号也都不甘落后，“革命”中“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在‘荣宝斋’的玻璃橱窗里，挂着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红卫兵’送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盘剥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太太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服务。一句话，就是不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为工农兵服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头子邓拓就是你们的大老板，老主顾！黑画家‘驴贩子’黄胄也是你们的后台，你们这里已经成了黑帮画家的交易所了。我们就是要把荣宝斋打个身败名裂！’”（见1966年8月23日《北京日报》）
“‘砸碎荣宝斋！’红卫兵的这张大字报，象一颗炮弹一样炸毁了‘荣宝斋’黑画店。这个曾经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拓之流所把持的黑画店，现已改名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现在，当你走进这个门市部的大门，一眼就看到我们敬爱的毛主席的各种画像端正地陈列在那里。墙上贴着焦裕禄、刘英俊的英雄事迹的画片。柜台上摆满了工农兵英雄人物画、革命历史画，真是光彩夺目。带有封建思想的什么风花雪月啦，松鹤延龄啦，以及邓拓之流的黑字画，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臭破烂，统统一扫而光。这种革命的变革，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八月二十二、二十三这两天，这里热气腾腾，出售了八千件左右的革命作品，创造了自开业以来的最高记录。”（见1966年8月26日《北京日报》）
荣宝斋得名于1894年，“破四旧”时和百货大楼同一天改名。
“文革”结束，荣宝斋获得了新生，成为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橱窗，在海内外赢得极为广泛的良好声誉。至于上述报道中“生意兴隆”的真实性，读者朋友自会做出判断，然而我们当年是深信不疑的。
还有——
“‘亨得利钟表店’的革命职工们，在一九六四年以来曾经两次提出改掉老字号的要求，但由于前北京市委阻挠，一直没有实现。现在，职工们在‘红卫兵’的鼓舞下，经过集体讨论，已改名为‘首都钟表店’。”（见1966年8月23日《北京日报》）
对此行动，26日的《北京日报》有更具体的介绍：“八月二十二日晚……‘红卫兵’和商店革命职工一起爬上高楼，砸碎了‘亨得利’的霓虹灯，砸掉了‘亨得利’的黑招牌”。“砸得好！砸得对！走到这家钟表店门前的工农兵，同声赞扬这种革命行动，称颂这一件大快人心的喜事。”
就是这样，两三天之内，像一风吹，王府井大街的老字号纷纷改了名，而且据报载都出现了“崭新面貌”。
除此之外，另有几家老字号的改名也“载入史册”了，颇值得记住：
“原来的‘蓝天服装店’，出售过一些奇装异服。现在，革命职工们在‘红卫兵’的倡议下，奋起砸碎了过去资本家命名的招牌，改名为‘卫东服装店’，表示坚决与旧世界决裂。经过了半天的整理内部以后，这个服装店就以新的面貌和群众见面。店堂里增添了广大工农兵需要的朴素大方的服装，墙上贴满了毛主席语录。职工们还贴出了自己的决心书，表示今后再也不做奇装异服。从当天起，他们就增添了做布制服装、翻旧改新和修理等业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已经改名为‘长征’鞋店的‘同升和’鞋店，货柜里的‘火箭’鞋和其他怪样鞋都不见了，换上了工农兵所需要的鞋。这家商店的负责人说：‘我们商店的革命职工是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两年前，我们出售过布鞋。可是，前北京市委那些修正主义领导人硬是叫我们撤了。他们口口声声要我们保持‘经营特点’，其实，他们所谓的‘经营特点’，就是要我们为一小撮资产阶级服务。今天，是打破这种枷锁的时候了！’现在他们满怀阶级感情接待着一批一批的工农兵顾客。”“在革命的激流冲击下的‘美白首都联合理发馆’，几天之内，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在‘红卫兵’的倡议下，改名为‘前进理发馆’，拒绝理一切散发资产阶级臭味的怪发型，停止使用奢侈的化妆品，坚决面向工农兵。”
以上报道来自当年8月26日《北京日报》，标题为“红色风暴扫‘四旧’”，尽管充满八股味道，难以卒读，仍不失为记述王府井大街变迁的珍贵“史料”。可惜那些老店的新名字只比给它们带来“新生”的“文革”多存活了不多的时日，便被人们迫不及待地扔掉了。至于文章中介绍的独特的“经营方法”，我相信决不会被今天的任何一位想赚钱的企业家所接受。
与此同时，这股“红色风暴”也刮到了京城另一著名商业区前门大街。下面再请看两条资料，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八月十九日晚，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点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臭味十足的‘全聚德’招牌，被革命职工砸了个稀巴烂，换上了新招牌‘北京烤鸭店’。……北京第十五中、六十三中的十名红卫兵在全聚德住下了。他们是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红卫兵到新华书店给北京烤鸭店订购了一百幅毛主席画像。北京烤鸭店的职工买回了第一批。一夜之间，从橱窗到餐厅，从厨房到宿舍，通通挂上了毛主席画像和数以百计的毛主席语录。外宾餐厅的楼梯口上，原来挂的是一幅画着北京鸭的大画，现在是一条金色大字的毛主席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外国朋友来北京烤鸭店进餐，首先看到的，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灯塔。……北京烤鸭店的菜牌上，增加了五种菜，最贵的二角五，最便宜的八分。”（见1966年8月25日《人民日报》）1999年，全聚德商标被评为服务行业第一个“中国驰名商标”。再往后几年，我看到有材料说，全聚德商标的无形资产价值已经上百亿元。
几经改造的前门大栅栏现在是步行街，禁止车辆通行，早已成为北京著名旅游景点。当年它曾“厄运难逃”，改名为“红旗街”。“红旗街”上的老字号瑞蚨祥绸布店被改成“立新绸布店”的“工作”，是由来自12所中学的红卫兵共同完成的，且极具“戏剧性”，当月25日的《人民日报》也有过“生动描述”，标题为《一块‘造反’去！》：
“这些小将们原来素不相识。星期日（编者注：8月21日），他们各自在大栅栏街上贴通告、通牒、标语、呼吁书。贴着贴着，他们瞧见各人手臂上都戴着红袖章，就自自然然地聚拢起来了。有人提议道：‘咱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合在一块儿造反去！看哪儿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咱们就反到哪里去！’他们从瑞蚨祥走过时，有位红卫兵向店里瞥了一眼，便喊道：‘快进去！快进去！’他们一进门，就‘啪’地一声把一张宣扬封建主义的画撕了下来。他们这种革命行动，获得商店革命职工的热烈支持，纷纷拉着红卫兵的手说：‘同志们，跟我们来，里面还大有东西呵！以前就是触不动。’‘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群革命的‘造反’者，在商店职工的带领下，闯进了瑞蚨祥！他们从楼上查到地下室，从前屋搜到后院，从一切隐蔽的、黑暗的角落，翻出了许许多多契约，美、英唱片，旧黄历，美女商标，宫灯，稀奇古怪的画屏、花盘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连撕带砸，堆了一小屋。接着又涂掉了墙壁上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红漆和古画……为了彻底捣毁这个商店里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残余，红卫兵放手发动商店群众，当晚就向资产阶级当权派进行了斗争。”
如果我不说这是事情发生时《人民日报》的公开报道，我不知道读者朋友们对“此情此景”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当时我所就读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诞生地”，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坚决支持，清华附中因此在“广大革命师生”的“强烈要求”下改名为“红卫兵战校”。清华大学二校门是一座美丽的牌坊式建筑，1966年8月24日被作为“四旧”在围观群众的欢呼声中推倒拆除，大学和附中的很多学生都是目击者；第二年，在遗址废墟上，矗立起毛泽东主席身穿军大衣、挥手向前进的全身塑像——这也是全国第一座毛主席塑像；25年后，二校门于原址重建，现已成为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网红打卡地”，“立体二校门”也随着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走向全国，载入校史。
后来每当我回想起这些往事，就常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假若说这些中学生那时年纪轻，少不更事，做了错事尚情有可原，但还有比他们年纪大的呢，还有比他们更有经验、更有能力、更成熟的呢，还有比红卫兵更有权力的呢，怎么就没有人来出头露面做做工作，来阻止他们这种目无一切的行为呢？我记得，当时的几乎所有“革命行动”，都得到了所谓“革命职工”“革命群众”“革命同志”“革命领袖”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是纵容，这又是为什么呢？就说当年的红卫兵势不可挡，但不是还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一说法吗？
1967年，我和同学在清华大学二校门原址上建立的毛主席塑像前合影
8月22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北京红卫兵大破“四旧”的消息向全国广播后，全国立刻掀起了“破四旧”的高潮。很多中学生涌上街头，游行雀跃，欣喜若狂，因为这意味着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了首都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和“革命大方向”。那些“革命小将”丝毫也没有想到，这一运动最终将给他们无限热爱的人民共和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下面，我从当年报纸上再摘抄几篇部分城市有关改名的报道，就更可以看出北京的“破四旧”运动流毒究竟有多大了。有意思的是，各地这些报道的文风都惊人地相似，同样枯燥、无理、贫乏、装腔作势，竟像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
上海——
“具有五十年历史的上海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在人们欢呼声中，职工们和‘红卫兵’一起，拉下了几米高的‘大世界’这块招牌（编者注：改名为东方红）。解放前这里是藏垢纳污之处，资本家美其名为‘大世界’，以此招徕游客。……今天，‘大世界’成了劳动人民的娱乐场所。但是革命群众厌恶这个名称。当职工们把最后一个‘界’字拉下地的时候，数千名群众在马路上，在附近大楼的窗口里，在路过的公共汽车中，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见1966年8月24日《文汇报》）
“上海四大古园林之一的‘豫园’，一九六四年已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清理，把左宗棠、曾国藩等历史上的镇压人民的刽子手的题字，以及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匾额碑碣等清除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后，又作了新的设计布置，增加了毛主席的诗词和语录。现在，‘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进一步鼓舞了豫园职工的革命热情。他们在接待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小闯将的同时，又进行了一次清理，他们说：我们要学习‘红卫兵’彻底闹革命的战斗精神！当他们自己提出将‘豫园’改名‘红园’时，受到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的热烈欢呼。”（见1966年8月25日《文汇报》）
广州——
“经广大革命群众提出意见，市人委决定改名的马路是：永汉路改名为北京路；长庚路、丰宁路和太平路统一改名为人民路；长寿路改名为曙光路；朝天路和米市路统一改名为朝阳路。……荔湾区的革命师生、工人、商店职工、机关干部、街道居民四百多人，敲锣打鼓，舞着狮子，抬着毛主席画像，举着毛主席语录牌，唱着《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热烈庆祝长寿路改名为曙光路。当群众把白底红字的曙光路新路牌高高地钉在柱子上时，群众掌声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见1966年8月26日《南方日报》）
“原艳芳照相馆，在首都前来广州的红卫兵和广州八一中学的红卫兵的倡议下，经过全店革命职工的充分讨论，已经换上了一个具有革命内容的名称：‘工农兵照相店’，并且贴上一幅对联：‘文化革命除四旧，服务对象工农兵’。同时，他们还提出倡议：一、坚决拒绝一切穿着奇装异服和有怪发型的牛仔牛女入店照相，铲除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残余；二、坚决不照具有剥削阶级旧意识、旧风俗的相片（如结婚披纱、怪里怪气的相片）；三、店内陈设要做到有政治性、群众性、艺术性，到处有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的书。荔湾湖畔的原‘泮溪酒家’，革命职工们在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的鼓舞下，换上了‘友谊饭店’的新名称，并且对店内带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色彩的厅名也作了更改；职工们还在继续对商店经营的菜点名称和经营方式进行检查，决心把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统统革掉。”（见1966年8月27日《南方日报》）
说一段“小插曲”——1966年初秋我串联到广州时，曾对广州饭馆“经营方式”的“变革”有切身感受。那时不管是什么人，进当地饭馆吃饭，都是先点菜先吃饭后交钱（串联的学生在串联接待站吃饭不要钱）。吃完饭，服务员根据桌上餐具家什式样、图案、尺寸的不同，再算账收钱，一般不会错的。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的北京红卫兵“小将”很快就看出这其中的“问题”，于是吃完饭往往趁乱揣起几个盘子、碗，头晕脑胀的服务员自然少收了钱。广州市各个大串联接待站里经常有离去的“革命小将”扔下不要的饭馆餐具，就是证明。不久后，饭馆接受了教训，再接待“小将”时，一律改成先交钱后吃饭了。看来，淳朴的广州人的确是“把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统统革掉”了。
武汉——
“设置在汉口反帝大楼（原名武汉关）屋顶上的帝国主义侵略标记——铜制模型船，昨天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拆了下来，当众砸得稀巴烂。四周的群众齐声欢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毛主席万岁！’反帝大楼就是解放前的‘江汉关’。它是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在这次横扫‘四旧’的革命运动中，武汉的红卫兵们和革命群众，倡议把这座大楼命名为‘反帝大楼’。”（见1966年8月28日《人民日报》）
“武汉‘红卫兵’在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积极支持下，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的标语、口号和大字报，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积极要求把那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色彩的街道、学校、工厂、商店名称都改掉，换上有政治意义、革命意义的名称。中共武汉市委、市人委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表示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接受革命群众的意见。（编者注：以下改路名的部分文字内容略去）……学校名称更改了二十八所……二轻工业局改换了三十九个工厂的名称……一轻工业局改换了十四个工厂的名称……一商业局改换了一百一十八个商店名称……”（见1966年8月26日《湖北日报》）
成都——
“八月二十三日中午，……记者正好路过成都玉龙街上的‘陈麻婆豆腐’饭店。只见几位工人正拿着菜刀，站在梯子上刮去‘陈麻婆’三个字。走进饭堂，看见那些由‘名人’题字的‘陈麻婆豆腐’的匾额和‘简介’牌，也被取下来扔在墙角里。‘有‘麻婆豆腐’吗？’我问。‘只有‘麻辣豆腐’，今天上午改了名！’一位女服务员回答。……有人提出‘陈麻婆’是个资本家，我们怎么能打着这个庸俗、鄙陋的招牌为人民服务呢？他建议把‘陈麻婆豆腐’的招牌取下来砍了当柴烧。当时有人表示犹豫，说：‘改了名，会不会影响卖钱呵！’这话立即受到青年工人姚立元的反驳：‘豆腐是我们工人推出来的，菜是我们工人做出来的，为什么要靠资本家的招牌来卖钱？’简简单单一句话，打动了三十多位工人的心。大家建议：立即取下旧招牌，刮掉墙上的字。……有人说，这次改名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就叫‘文胜’饭店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冲击着全国每一个角落，也包括这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饭馆。”（见1966年8月25日《人民日报》）
合肥——
“一个多月前，革命小将们就已革掉了‘包公祠堂’的命，将‘包公祠堂’改成‘阅览室’，‘包河公园’改为‘人民公园’。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小将们的斗志更强了，眼睛更亮了，他们决心打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用以麻醉人民的臭名字、烂招牌。昨日，‘红卫兵’们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把‘包河浴池’、‘胡开文笔墨店’、‘陶广盛菜馆’、‘刘鸿盛饺面馆’和‘张顺兴糕点门市部’分别改为‘人民浴池’、‘工农兵笔墨店’、‘回民饭店’、‘人民饭店’和‘立新糕点门市部’。同时，倡议把崇古复古、充满封建意识的‘四古巷’、‘三孝口’、‘回龙桥’、‘庙街’和‘四牌楼’，分别改为‘四新巷’、‘红路口’、‘立新桥’、‘红街’和‘东风广场’；还倡议把‘逍遥津公园’改为‘东风公园’，等等，使合肥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处处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见1966年8月24日《安徽日报》）
“安徽农学院的‘红卫兵’们，昨天一清早就在‘丽芳’照相馆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倡议‘立即更换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名称’。这一队‘红卫兵’走后，照相馆的革命职工们马上进行了热烈议论，并和上级电话联系研究改名。这时候，安徽工学院的一队‘红卫兵’又簇拥而来，加入了议论。人群中不知哪一位插了一句：‘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时提倡‘要武’精神，就是要我们发扬敢闯敢干的革命造反精神，我们照相馆就改名‘要武’好不好？’全体红卫兵和革命职工们一致拍手叫好。革命小将……立刻拿出红纸，写了‘要武’两个大字，贴到门楼上去。”（见1966年8月24日《安徽日报》）
长沙——
“八月三十日，记者来到长沙市原‘天心公园’。走到入口处，只见‘天心’两个字已经砸掉了，换上了两个金色的大字：‘人民’。……一位搞了几十年园艺的老工人告诉记者说：……我们已经搬掉了几十盆资产阶级老爷们欣赏的、刻有什么‘松鹤延年’、‘长命富贵’、‘喜鹊含梅’等名字的古老盆景，还给一些树木花草易了名称。他指着一株高大的树说：‘这种树过去叫‘法国梧桐’，因为它长得高大，木质坚硬，现在我们把它改为‘反帝树’，意思是：我们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是永远坚定的。’来到公园的最高处，是一座茶厅，茶厅内贴满了毛主席语录，还挂着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从各处来的游园群众，一面喝茶，一面学习毛主席著作……”（见1966年9月1日《湖南日报》）
太原——
“广大革命职工把旧字号、旧招牌看作是剥削制度和一切旧传统的化身，要坚决打倒，彻底埋葬。……‘林香斋’饭店的革命职工，砸碎了资本家挂了五十一年的牌匾……‘认一力饺子馆’……已经改为‘太原饺子馆’……太原市服务公司所属的理发、照相、澡塘、旅馆等行业的革命职工，二十四日召开全体大会，大家提出了六点革命行动措施：全部、彻底、干净地更换一切带有封建迷信、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社会不良风俗习惯的商号名称；理发业不理稀奇古怪的发型；澡塘业取消搓澡、捏脚、捶背等业务项目；取消提成工资；废除综合奖励制度……”（见1966年8月26日《山西日报》）
……
厦门开明戏院被改名为红卫兵影剧院
不必再引述了，我不想占用更多的篇幅。这纯粹是一场灾难，一场全国范围内发生的荒谬绝伦的闹剧。
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述资料中提到过的、改过的公园名、街道名、商店名、餐馆名，据我所知，后来绝大多数恢复了原名，并以原名为荣耀，还成了旅游地的宣传热点。“文革”结束，改名者中的大多数也改回了原名——当然并没有人强迫他们那样做，只不过他们或是不希望自己或是不希望别人由此再想起那个年代罢了。在这里，历史和国人开了一个悲催的玩笑。
前几天，北京公交集团发布了《关于公交站名规范方案的通告》，准备大规模调整公交车站名，更换新站牌，自2021年2月6日首车起实施。此次规范站名，重点之一是“最大限度留住历史印记”“保留传统地名”，并举例说，“东花市大街”拟恢复为“铁辘轳把”（我这个北京生、北京长的老人都没有听说过这条街名）——这要倒退几十年，这个改名的主意得是不小的罪过啊！
温大勇写字楼
温大勇：关于“出身”的记忆，
家庭成分撕裂的中学同学
温大勇：我的大学梦，
为了那份平等和尊严
温大勇：我的爷爷，
一个老中医的“革命晚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