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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边庆利:怀孕六个月时,我走进高考考场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边庆利,女,1949年出生。1979年3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哲学专业学习,1983年本科毕业。其后在《中国教育报》从事编辑、记者工作,曾多年担任部门主任,多个作品获奖。1999年被评为编审职称。

原题 

我的大学梦




作者边庆利


01

我是老三届,也是新三级。

1949年,在共和国的缔造者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那一年,我诞生了。我睁开眼看到的是明朗的天;听到的是嘹亮的胜利歌声;闻到的是遍地花香;感受到的是海面上吹来凉爽的风……

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新中国的航船向着新的彼岸挺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字指引我们成长的方向。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堂课,满头银发的女老师,用教鞭指着黑板上方的这八个字,教我们念,给我们讲解,并叫我们牢记。在“好好读书,争当三好学生”信念的激励下,我努力学习,积极上进,小学一年级就获得了三好学生的光荣称号。记得那天,我们宏庙小学校在北京首都影院举行了学期结业仪式,我们三好学生上台领了奖,我好不骄傲!会后,我们看了电影《兰兰和冬冬》。这次的经历让我懂得:只要有辛勤的付出,就可以有好的回报。至此以后,无论小学,还是中学,我年年都是三好学生。
儿童少年阶段真是天真无邪。我们深知谁给了我们幸福的生活;我们更懂得做人的道理:诚实、勇敢、正直、坚定……在那火红的年代,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在共和国的摇篮里幸福地成长。
“学好本领,报效祖国”这一信念,在中学阶段更为明确而坚定。老师经常跟我们讲:你们现在的学习条件多好啊,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当班主任问全班每一个同学:“你的理想是什么”时,每个人都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有的要当教师,有的要当工程师,有的要当外交官等。而我,其实从初中被保送到高中时,就已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即一定要考上最好的医学院学习医学,当个林巧稚一样的医生,治病救人。
这时的我认为上大学读书对于我是天经地义的事,除了学校教育的影响,还有家庭教育的熏陶。我的长辈们尊重知识,重视文化。还在我们小的时候,就经常告诫我们“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和“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的道理。因此,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立志考上大学,以期报效祖国。事实上,“文革”前,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上了大学,而且哥哥还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因此,深受多方教育的我也不甘示弱,怀着上大学的梦想,铆足了劲儿,向着理想的彼岸冲去。
02
然而,那场声势浩大的“红色风暴”一下子把我的求学梦彻底击碎了。上高一时,“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了,校长被揪出来了,教师被打倒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走资派、牛鬼蛇神比比皆是,学校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学生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惊恐、惶惑,不知所措。
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我的外语老师也是我校的外语教研组长孙阿妥,这位温文尔雅的女性,竟被说成是“叛徒”揪了出来。她被送进劳改队,还被剃成了“阴阳头”,昔日的风采荡然无存。孙老师是我校外语的领军人物,刚上初一时,她教我们俄语,那一口流利的俄语发音,令我们叫绝;到初三时,我们改学英语,她又来教我们,又是一口纯正的英语发音,令我们震惊。她深厚的语言功底和讲课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我饶有兴趣地认真学习这门课,发音进步很快,多次受到她的表扬。“下课到我这来,带着课本。”有一次上课前她对我说。下课后我如约赶到她的办公室,她指着一台录音机说:“你选两篇课文朗读,我为你录下音,作为教学资料留用”。这件事我至今难忘。“我热爱的孙老师怎么成为了人民的敌人?”我非常不解。就在这时,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传来:孙老师跳楼自杀了!我的好老师竟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感到万分痛心。
“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让众多像孙老师这样有才华的人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它不仅摧残了众多的血肉之躯,而且还毁灭我们的理想。我们这些八九点钟的太阳,没有老师的引导和知识的浇灌,在混乱的社会舞台上和文化的黑暗中艰难地前行。
1969年3月,在家等待插队消息的我等来了进厂的消息,我被分配到京郊的一个工厂当了工人。出版报、搞宣传,我尽情地发挥着高中文化的优势;然而,文化的优势也抵不上过硬的出身优势,在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而当时我厂推荐的是一位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师傅上了清华大学,我感到委屈和不满。
但是,我还是有幸当了半年的大学生。那是1975年,正值邓小平复出对我国实施全面整顿的时刻。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几家新闻单位会同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京大学开办新闻短训班,培养各行各业的通讯员。当时我正在北京市一轻局宣传处借调,大概局里认为我具有写作方面的才华,推荐我到新闻短训班学习,时间为半年。当局宣传处副处长告知我这一消息时,我竟不相信这是真的。“北京大学,神圣的学府,我将走近你……”自豪感充盈了我的全身。
其实,我对北大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我还在上小学时,哥哥以高分考入北大物理系。是年暑假,全家人连同拄拐杖的姥姥一同到北大去看望了哥哥。当我们一迈进美丽的燕园,景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从此北大在我心中也确立了不可替换的位置。虽然这次学习只有短短半年,横竖怎么说,我也算个“北大人”了!报到那天,我感到天是那么的蓝,阳光是那么的暖,我是那么的幸福。
随后的日子,是非常年代的短训生活。短训班的老师来自四面八方,有北京大学的、原中国人民大学的和新华社等几家新闻单位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工厂的、农村的、机关的、军队的、学校的……我们的学习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每日有晨练——广播操+正步走;每日有正课——自学马列毛著作+业务大课。老师们十分敬业,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授课机会;同学们学习得十分刻苦,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虽然始终照耀于顶的“马列毛的思想光辉”时不时在统帅着我们的思想,但知识的大门毕竟已经开启。难得的短训学习,有如春雨润物般给我们奠定了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初步基础,尤其实习期间深入厂矿车间等地采访收获颇多,工人们那久违的干劲及一张张笑脸至今收藏在我的记忆库里。半年的北大生活转瞬即逝,但它在我的心海底片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时时勾起自己寻梦大学的情怀。
03
我成为真正的大学生,是在邓小平1977年“恢复高考”的指示发表以后。
一天,一位同事手举着报纸兴高采烈地跑进来说:“恢复高考制度了,大家都可以去考大学了!”“真的吗?”我说着抢过报纸,找到那条新闻,一字一句地一连看了好几遍。我的心顿时沸腾了,感到像久旱的禾苗遇到甘露一样畅快,“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我在心里欢呼着;可高兴之余,我又感到隐隐的不快了。因为,此时的我,年龄已二十有八,且身怀有孕。“别说挺个肚子进考场让别人笑话,就是将来考上了,带个孩子上大学也够我呛,可这又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不知怎么办才好,立刻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爱人。没想到,他倒想得开:“嗨,这次考学的,你们这个年龄段的肯定很多,大家命运都差不多,都能互相理解,谁会笑话你呢?再说,孩子的事,你不用操心,我全包了。”他的一席话像热水化开了冰块,立即让我感到既温暖又踏实。由此,我抛弃了原有的顾虑,向着高考的目标进发。
任何一种想法得以实现,都是从具体事宜开始的。复习功课准备考试,首先要有教材,但那场被视为最有文化的革命实际上早已把文化扫没了,老师被打成“臭老九”靠边站;教材被批是封资修的东西禁用了。翻遍了自己的存书,我的教材被“文革”折腾的已所剩无几,现在上哪儿再去找“文革”前的教材?还是爱人有办法,他跑到原执教过的学校跟人说好话,从图书馆仅有的几套里借出还算完整的一套。
当那厚厚的一摞教材放到我面前时,我热起来的心却一阵阵发冷了。毕竟时间间隔得太久了,知识丢失得也太多,况且,“文革”前我也只读到高一,我能考上大学吗?这时爱人看出了我的不自信,突然他眼珠一转:“时间久都忘了,对你这样,对别人不也是一样吗?‘文革’前你只读到高一,这有什么关系。高考中的题,属于高二、高三的可能只占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只要你把初中和高一的课都复习好,我看,你准能考上!”他说的在理,我心悦诚服,也暗下决心得拼一场了。
当年那场考试时间安排在那年的11月底,但我们知道高考这一消息时离考试时间已经不多了。虽然,政策上给了我们考生十天的公假,但那点时间哪儿够用啊!我们这些考生大多数是在职人员,白天上班不敢偷闲(据说有些考生还要顶着单位的压力,并不是每个单位都支持的),复习功课就只能安排在晚上。说不上是披星戴月,也尝到了备受煎熬的滋味。
越来越笨的身体带给我的是极度的疲劳。每天拖着沉重的身体上班,下班还要强打精神复习。因为,我知道命运之神在向我招手,我怎能与它擦肩而过?我每天面对着那“书山”不停地攀登。手不停地翻、眼不停地看、嘴不停地背,脑不停地记……夜深人静,我伴灯备考。这时,腹中胎儿似乎明白我的心,很乖,不踢也不闹,陪我度过紧张的日子。
在怀孕六个月时,我步入了高考考场。那天时值初冬。多亏那件肥大的呢子外套遮住了我凸起的肚子,才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初冬的阳光洒在教室里暖暖的,坐在久违的课桌前,握起那沉甸甸的笔,我悄悄地对腹中胎儿说:“妈妈来考状元了!”
考后接到体检通知(据说是考分达录取线以上的人才能接到体检通知),在爱人的陪同下,在众人惊异的眼神中,我坦坦然然地体检完,但体检表上,医生却清清楚楚地注明:怀孕八个月。
坐月子期间,我苦苦地等待录取消息。一天,与我同考的一位同事来了,告诉我他被录取了,而我落榜了,我不知道我没有被录取的原因。我顿时感到如入无底深渊,禁不住哭了起来。“别哭,人家都说,月子里哭,会伤眼睛的。”丈夫忙递过手绢,接着,又说了一大堆鼓励我第二次冲刺的话。
终于,求知的冲动,促使我在月子的第三十天,赶到一家幼儿园,向人家诉说自己的困难,求人家收下自己的孩子入整托。园长被感动了,破例在满员的情况下收下我的儿子。儿子整托了,我也在亲朋好友中落下个“心狠”的名声。
第二次冲刺比第一次难,竞争对手多了,要求也高了,而我的负担也重了。我整日里像个上满弦的表,不停地跑。孩子那么小,又刚刚人托,会不会生病?每天下班后,我都跑到幼儿园去待上一会儿,复习功课照样在晚上。而我当时最怕度过的是“星期天”,那真是个“战斗的礼拜天”:吃喝拉撒+逗玩,整个一个全方位。好好的一个人让孩子缠住,想抓住时间,而又抓不住。那种焦急的心情无法形容,真无奈!可我还是使出浑身解数。在烈日炎炎的一天,又迈进了考场。
04
1979年3月,我走进了日思夜想的大学。
映入我眼帘的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啊?校舍面积很小,只有两个教学楼和两层跨院、一个不大的篮球场和行政办公用的一排平房。这就是当时从“文革”废墟重新站立起来的教育现状——解决教育资源匮乏,动用中学校舍来办的大学。这所大学就是我六个高考志愿里唯一选择的一所大学,因为它是一所名牌大学的分校,师资都来自该校本校;它又是一所走读学校,既解决了当时大学校舍的不足,又满足了像我这样大龄学员的学习需要。我们这些学员一点也不嫌弃它的简陋,而在“夺回失去的青春”的信念支持下,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它所给予的知识的甘露,积蓄振翅高飞的力量。
我班同学来自各个行业,有教师、军人、机关干部、工人、待业知青等,95%的人是带着工资上学的。年龄差距大,我在班上属于年纪最大的,也是唯一一个带孩子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有高中的,也有初中的。虽然有这么多的不同与差距,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在这四年里努力学习,求得真知。我们的行动也是一样的,即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我虽然年龄大,又有家庭负担,但我的标准并不低:绝不落在小年龄同学的后面,争取门门功课在班上领先。
我学的是哲学专业,因为该专业要学高等数学,大一时刚一开课,老师告之:一周后要进行数学摸底。这对于不怕文科考试,就怕理科考试尤其是数学考试的我们这些考生,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知道,虽然这是一次老师教学前的调查,但也是我们下一步学习的衔接。虽然困难很大,但我要认真对待。于是,我找来《青年自学丛书》,在一周的时间里,把初中到高一的数学部分全部看了一遍,重点题目也都演算了一遍。高二、高三的知识点找人辅导了一次。这样,在这次数学模拟考试中,我拿了全班第一。这次的初试牛刀,不仅显示了我的学习实力,更重要的是树立了我四年学习的信心。
我们入学时,正赶上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外语热风靡全国。学校很重视外语,我们的课程里外语的分量占得很大,而我们这些学生大多没有外语基础,即使有一点也早丢掉了。我们都得从ABC学起。记忆力差,是我们的难关。但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我们每天都有英语课,上课前我必定先预习,好让自己课前有准备,课上跟得上老师的节奏;课上的老师讲授及听、说、读、写在当堂掌握,不留遗漏在课下;而课下主要复习课上的和预习下一课。这样,把学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打的是有准备之仗,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当时的家是仅有八平方米的一间平房,与邻居一墙之隔,邻居那边的声音我全听得到,时时影响我的学习。为保障学习效果,我每天晚上要到爱人单位的办公室自习。春、夏、秋三个季节还好说,就怕过冬季。每天晚上十点左右回家,家里像个冰窖。每每我们都得现生炉火,等到屋里暖和起来,已过午夜。
如果说以上的情况是我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但我觉得,最大的困难莫过于照顾孩子,而孩子生病对我是最大的挑战。孩子虽然已经整托,我不用天天接送,天天照顾,但有一点,他决不能生病。因为一旦生病就要接回家。我每天上下午都有课,学习压力大;而爱人工作也很忙,如果接回家就意味着两个人就要整天围着孩子转,谁想做什么都难。
记得有一次,学校传达室叫我去接电话,是幼儿园通知我孩子病了,让我们带他看医生。无奈,我丢下后面的课,赶到幼儿园。只见,他围着被子坐在小床中间。原来,他拉肚子,弄脏了裤子,正光着小屁股,端坐在痰盂上。他爸爸也被通知赶到幼儿园。
后来,我们带他去医院。刚一出幼儿园的门口,他就诡秘地笑了。到医院检查的结果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着了点儿凉。但,我们不能立刻再把他送回幼儿园,这样,接回家来两个人轮流看了他好几天,真是“心里有事,身上有劲,干着急。”
四年的大学生活,我没有一个假期。在假期里,当别的同学休息或外出度假时,我必须把孩子接回家照顾(因为幼儿园老师也要放假)。四年里,我很紧张,也很劳累,但我很愉快。因为我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学业,而且孩子还长大了;不仅磨炼了意志,而且收获了友谊,因为全班同学对我一直很理解、关心和照顾。
我的高考离我现在已有30年了。这30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在进步,教育在前行。现在的学子们多么的幸福!没有了束缚梦想的禁锢,而享有着在教育、知识面前平等竞争的机会;没有了泯灭理想的精神枷锁,而拥有了放飞理想的广阔晴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正朝着更加国际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历史告诉我们,30年前的那次高考,不仅使数万过早地被镰刀或机器打满了老茧的青年人圆了大学梦,挽救了教育的危机;而且对“极左”思潮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不仅是影响深远的制度选择,更是解放思想的先声。我从心里感激邓小平,感谢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我知道,是他们的制度选择帮我圆了大学梦。
我的高中同学里很多人没有上大学,我对她们十分同情。“同在一个时空里,同是学习的佼佼者,命运却如此地不同。”我思考着,同时也深知,作为我们每个人,在历史的天空底下是多么的渺小,那个极端的时代留给我们这代人太多无法弥补的遗憾。但现在的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慨叹命运上,我们更应该讴歌命运,因为,毕竟历史的春天已经来到,姹紫嫣红是我们今天的美丽风景。让我们这些不幸运而又幸运的历史过客,更加珍惜今天,拥有今天吧。
此刻,当我即将迈入甲子年的门槛时,禁不住感慨万千,忽地想起一段简约而平实的箴言,令我细细品味多彩的人生,特录下与同龄人共勉:

你不能左右天气,

但你可以改变心情;

你不能改变容貌,

但你可以展现笑容;

你不能控制他人,

但你可以掌握自己;

你不能预知明天,

但你可以利用今天;

你不能样样胜利,

但你可以事事尽力。


(本文摘自张琦主编《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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