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 | 刘新陆：“家庭问题”拖累，只有插队一条路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刘新陆，1947年生于四川宜宾，1968年到康乐县草滩公社巨那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在康乐县商业局服务公司工作。1977年考入兰州大学经济系，1982年毕业获经济学学士。1984年任中共临夏州委副秘书长，1988年参加省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调研工作，1989年调入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94年调甘肃省地方税务局工作。2007年退休。

原题

风雨白石山

——从甘肃师大附中

到康乐草滩公社

作者：刘新陆

从兰州十里店到康乐县草滩公社，公路里程大约有150公里。这段路程，表面上看，相隔着一座山一条河。山是七道梁，据说是秦岭山脉西延部分与祁连山脉东延部分的结合部。河是洮河，历史上相传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分界线。而对我们这些上山下乡插队落戶的知识青年来说，这段道路其实分隔开的是两个世界，两个天地。

对于这一点，当时我们并不十分清楚。

01

上山下乡“光荣榜”

我是1963年6月从兰大附中初中报考师大附中高中的。考场设在兰园小学。我被录取到高一丙班。

师大附中学生大多数住校。我们高一年级的男生宿舍在校门口西侧。这是一间能容纳10个上下架子床的土坯大房子，住着20个男生。多余的几个男生，住进隔壁的高一丁班宿舍。这种架子床很窄，常有人睡觉翻身从床上掉下来的事。宿舍后是厕所。学校传达室的一个大钟，高高地挂在宿舍头顶旁边。钟声一响，我们听得最清楚。据说这个钟是用日本人的炸弹壳制作的，应该算是一个文物。

进入附中的第一件事，便是“见面考”。考题之难，使全班大部分同学都不及格。晚上9点半熄灯以后，好长时间大家都睡不着，长吁短叹，辗转难眠。这个班的学生，大都是从兰州市的各个中学考来的尖子生，哪里有过考试不及格的遭遇？

进校第一堂思想政治课的内容，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只见道路旁边宿舍的土墙上贴着长长的一张大字报，是当年一个落榜的高中生写给学校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一首长诗，采用古诗“孔雀东南飞”的形式，表达了对没有考上大学的失望情绪。据说这位蔡姓同学学习很好，落榜的原因是政审不合格。学校以此为例，教育我们要提高政治觉悟，正确认识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考上考不上大学，都要走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学校对来信持批评态度。这首长诗写得情真意切、文彩飞扬，显示出非常扎实的文字功夫，我暗自钦佩，但不敢明说。

师大附中有两个特色：一是有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如给我们上过课的数学老师王新亭、董学恕，英语老师袁宝珍，语文老师安维翰等，还有大名鼎鼎的刘永旺、刘鸿勋、陈林、尚崇古、邹春明、庄绍周、刘世玉、叶萌、张新鼎、王震亚、孙景红等，都是顶尖的中学教师。二是有一个优秀的校风校纪，同学之间竞争性很激烈，谁也不甘落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 考上一个好大学。校长康尔珪，笃学重教，事业心很强，在中学校长中名噪一时。

下乡劳动。摄于1964年7月（前排右二作者）

我是一个不太听话的学生。因为在家里不愿意听父母亲唠叨，才跑到十里店来住宿上学的。到了师大附中不久，就干了两件不听话的事。

先说第一件事。学校食堂设在校园东北角，没有桌椅板凳。旁边是空荡荡的大礼堂，可供学生临时就歺，遮风避雨。每个班级配有一个铝制大盆，由值日生统一从厨房打出饭菜，再分到每个同学的饭盒里。大家围蹲在一起，边吃边聊天。这一天由我和另一位同学当值，男同学们都已经吃完了饭，就等着喝菜汤了，女同学却迟迟未到。女同学的馍菜不打走，菜盆就腾不出来去打汤。男同学们不高兴了，敲着空饭盒鼓噪不休。我一气之下，便端着大盆去打汤，这样，便把女生们的馍菜全泡汤里了。

这时，有两个女生才来打饭。一看这情况，傻了眼，却又不敢发作，端上自已那一份“汤泡馍”，气鼓鼓地走了。半道上碰到姗姗来迟的女生大队人马，便有模有样地告了状。只见张小冰同学阴沉着脸掉头便回宿舍去了。她这一带头，其他女生也随之而去。罢饭了！下午的体育课也不上了。罢课了！我闯祸了。

班主任是裴大文老师，他是我们的物理老师，中共党员，山西人，高鼻瘦脸，慈眉善目。他问明情况，原来是张小冰不知从哪里带了点新奇的化粧品来，利用中午时间给女生们化粧玩，耽误了吃饭时间。张小冰是原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女儿。我们班的同学中有一些领导干部或军队干部的子弟；为了贯彻阶级路线，还特别招收了一些工农子弟。裴老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场风波便过去了。我愧疚不已，因为那个年代，饥饿是一种很痛苦的感觉。

第二件事是有人打小报告，整语文老师安维翰。安老师出身世家，是从省文化系统调来任教的，以前多有文章发表。他讲课的特点，是不拘泥于课本知识，善于临场发挥，跳跃性很大，由此及彼，吸引同学的注意力，启发形象思维。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天文地理，人情世故，诗词歌赋，信手拈来，随意发挥，声情並茂，绘声绘色，常有惊人之语，令人开窍，对语文课产生极大的兴趣。短短一年间，我的语文水平大有长进。

随着学校阶级教育的逐渐深入，有人将安老师讲课中的支言片语整理出来，说他散布错误思想，腐蚀学生。诸如篡改革命歌曲，传播庸俗文化等等，罗列了几十条“不当”言论。所谓篡改革命歌曲，其实是在讲文字的开口音和闭口音时，安老师举《上甘岭》电影里的主题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为例，说“宽”“岸”是开口音，如果改成“波浪粗”“香味足”，就是闭口音。讲开口音时，安老师张开嘴，头向后一仰一仰的；说到闭口音，安老师嘬起嘴，像鸡啄米一样，下巴向前一伸一伸的。同们听得开心，记得牢靠。还有什么“庸俗文化”，说安老师曾在课堂上说：“屁，乃五谷之气。人闻之掩鼻而过，狗闻之摇尾而来。”那是安老师在讲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时，说一个清朝酸秀才咬文嚼字的故事。

如此这般，上纲上线。学校团委书记是讲政治课的，有一天专门来班里讲话，组织同学揭发批判，搞得安老师灰头土脸，无法正常上课。对此，我大为不满，便在班级的墙报栏里贴了一张小字报，反对这种做法，还署了自已的名字。这一次可真闯祸了！又一次保护我的裴老师不久就被调到武威去了，说是“照顾夫妻两地分居”。既然照顾，怎么“照顾”到农村去了？

新来的班主任是年轻的赵文兴，甘肃民勤人，师大64届化学系毕业生。因为出身不好，在政治上特别要求进步，后在文革中参加造反派组织，任原省委书记汪锋专案组组长。他给我作的高中毕业鉴定如下 : “该生在高二前不重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思想认识差。学校对一位有严重资产阶级观点的教师进行批判时，该生曾为其辩护，认为这不是阶级斗争，过火了等等。影响很不好。以后又背上这个错误的包袱，不敢谈思想，一度表现得很消沉。高三以来，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阶级教育的深入，通过‘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学习，思想情绪较过去开展，愿意进步，特别是学习王杰之后，思想上起了较大变化，较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也能接受组织的教育，认识家庭问题和以前的错误，态度较好，能参加集体活动，分配给的任务也能想办法完成。靠拢组织，申请入团，下乡劳动干活踏实。学习用功，方法灵活，学习效果好。能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缺点是思想认识差，学习毛主席著作感情不深，对国内外大事关心不够，対‘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还需要下很大功夫。望今后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强思想改造，抵制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下定决心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这样一个毕业鉴定，字斟句酌，既说了我犯的“错误”，又点到了“家庭问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上大学无望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一颗红心，准备下乡！所以，当1968年10月学校革委会公布上山下乡“光荣榜”时，我看到其中有我的名字，一点儿也不吃惊。这个上山下乡的“光荣榜”上共列有260多人，其中高中生170多人，占大头。大家心里明白，这些上榜的同学都经历过外调，大都有“家庭问题！”

1968年10月插队落户名单

02

“家庭问题”

我对“家庭问题”这个问题，始终弄不明白。我是1950年底随父母亲和姐姐从北京来到兰州的，以后又陆续增添了两个弟弟，全家六口人，在兰州无亲无故，遵纪守法，何谓“家庭问题”？

1968年11月26日，是我们上山下乡出发的日子。前一天，我去兰州大学文科楼北一楼与父亲告别。这里的几个大教室临时摆放着学生用的架子床，供被集中隔离的“牛鬼蛇神”居住，号称“牛棚”。父亲的“罪名”有三个：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美蒋特务（嫌疑）。母亲随后也被隔离在女生楼打扫卫生，罪名是“蒋介石的干女儿”！这些“罪名”听起来挺吓人的，但都是假的，捏造的。

父亲刘天怡是兰州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生。1950年3月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受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

1950年3月，父亲刘天怡乘船回国

在北京西郊的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半年，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郭沫若、艾思奇等人都来讲过课。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国内开始进行反美宣传运动。父亲这些有美国留学背景的回国留学生，分配去向变得含糊起来。父亲本意是要去财政部的，因为1947年出国留学前他曾经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钱币司任职，又兼任中央银行金融委员会研究员，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过币制改革的文章。现在分配方向改变了，政府机关等要害机关的大门关闭了，父亲只能去学校或研究所一类的事业单位任职。

父母亲选择了地处西北边远地区的兰州大学。因为，经历过八年抗战的人，内心是不愿意再经历战争的。其实，当年父亲出国留学，也有避开内战的意思。“和平建国”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愿望。

父亲生于1914年3月。那一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不久前也刚发生了辛亥革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对于地处川滇两省交界大山深处的宜宾地区筠连县，这个历史上“茶马互市”的小县城，却依然是“山间铃响马帮来”，商贸繁盛，人丁兴旺。祖父刘绍琨，经营一家小客栈，招呼来往客商，勉强维持生计。父亲五岁丧母，九岁时过继给本家堂伯父刘绍斌（质文）家“压长”，以利于家族男嗣的出生和成长，从此得以读书。

养父刘质文是谋大事的人，以前任学校校长，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时，他是川南地区的发起人。辛亥革命成功后，历任省参议会议员，担任过宜宾地区两个县的县长。刘文辉在宜宾任川军旅长时，两人过从甚密。1937年以后川军出川抗日，1949年四川和平解放，刘质文折冲樽俎，在上层活动，起了很大作用。他后来弃政从商，经营外贸，发了大财，便着意培养家族子弟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方面的人才。

父亲聪明好学，是他一手培养起来。考大学时，父亲想报考电机专业，刘质文不允。几经折腾，父亲于1936年考上了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经济系。全面抗战爆发后，随校西迁回重庆。在中央大学，父亲是积极的抗日分子，多次组织参加学生团体，宣传抗日救亡，其中有一个“励进社”，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校友廖伯康是励进社成员，他是中共学联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解放后曾任四川省政协主席。在日本人轰炸重庆时，父亲在防空洞里写了一首诗 :   “警报声中走避忙，敌人进逼太嚣张。何当仗剑驱倭寇，一江风雨望头塘。”

那时候的重庆，是全国抗日的中心。国民政府一边抗战，一边鼓励青年求学，培养建国人才。全国有108所大学，迁到四川的就有48所，其中重庆31所。一时可谓人才济济，藏龙卧虎。青年学生都有强烈的救国思想，对救国之路却各有追求，思想和行动都非常活跃，常常争论不休。许多人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也有人加入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

有个叫孙运仁的同学说要介绍父亲加入共产党。父亲写信告诉养父，养父不同意。养父曾讲过清末昭通官员陈世武让儿子陈宪民参加革命党的故事，以为将来不管谁坐天下，政治上都可以进退自如。这一次却阻止了父亲的革命倾向。

战乱期间，国民政府还非常重视培养赴欧美等国家的留学生，到1945年抗战胜利，先后派遣公费（庚子赔款等）留学生六批近二千人。1948年，刘质文作为四川省的七人代表之一、参加了国家立宪会议，当选为国大代表。

母亲白朝莼的父亲白瑜是中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留美经济学博士。1941年父亲毕业留校任助教两年，后随学校教务长吴干离校开办复兴银行，吴干任董事长，父亲任银行秘书。1945年白瑜作主，由吴干出面介绍，选自已的学生作了自已的女婿。

外公白瑜，湖南华容县人，1917年考入长沙第一师范，低毛泽东两届，成为校友。两人都对荀子的学说感兴趣，又一起参加了“驱赵（恒锡）”“驱张（敬尧）”的护校运动，来往密切。白瑜通过毛泽东结识了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多次参加他们的活动。还一起办过书店，推销进步书刋。白瑜选择信仰三民主义，加入了国民党。1921年白瑜因家庭原因远走南洋，去了新加坡。在那里主办《南洋评论》，反对英国殖民主义，遭到当局驱逐。

1924年白瑜回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筹建工作，任校长办公室秘书（上尉军阶），负责整理蒋介石的讲话，在报纸上发表。1925年考取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资格，第二年即1926年赴莫斯科留学，任中国留学生自治会监事长。受戴季陶和汪精卫的委托，对当时才16岁的蒋经国多有照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白瑜与蔡和森、向警予重逢。经蔡和森介绍，与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共产党人都有交往，对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苏共的党内斗争，有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外公白瑜外婆任培智在台湾

白家有“不做官”的家规家训，所以白瑜终其一生都是在大学任教，以后到台湾，也是大学教授。因为他与蒋家父子的特殊关系，又是资深国民党（三青团）骨干成员，所以一直兼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立法委员等高层虚职。到了台湾以后，受陈诚之邀，担任生产局局长，主持土地改革，大获成功。以后一直是蒋经国的高级顾问。

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一往情深。母亲却经历过感情波澜。

母亲生于1921年，一出生便遭遇其父离家出走。原因是其母连生三胎女儿，为重男轻女的白家老太爷所不容。加之白瑜在新加坡又结识了小他七八岁的女学生任培智（任弼时的堂姐），任家是湖南湘阴望族。所以，1924年白瑜回国后立即与前妻离婚，把三个女儿留在祖父家。1927年白家遭难，老太爷被游街示众而死，老宅被焚，母亲流离失所，无人照料，形同孤儿，常常因为吃不上饭，饿得直哭。一直到八九岁时才被在国防部任职的叔父白璠接到上海，与在大夏大学任教的父亲见面，跟任培智生的弟弟妹妹住在一起，这才上了小学。

1933年白瑜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名额，到欧洲和美国留学，一去三年。任培智带儿女回湘阴老家暂住，母亲也随之而去。抗战爆发后，任培智带着一家儿女辗转来到重庆。1939年母亲报考了从上海迁来的“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学校设在长江南岸，条件很差，但吃饭不要钱。上课时下雨，学生们打着傘听课，流着眼泪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体专因内讧解散以后，母亲所在的师范科整体转入重庆师范学校，一年后毕业。先是分配在乡下教书，同时业余学习财会知识。结业后经白瑜安排，先在一家出版社协助搞财务工作，后到宋美玲主持的“中国抗日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工作。宋美玲很喜欢这个长相清秀、性情温婉的小姑娘，当然她也清楚白瑜的身份。每次见面，总要关切地说几句话。母亲从小缺乏母爱，宋美玲这样对待自已，使她感受到一种“母亲的温暖”。当然，这话是私下说的。

母亲白朝莼。1944年摄于重庆

在这期间，母亲结识了一位姓黄的飞行员，江西人，长得高大挺拔，仪表堂堂。不久却惨遭不幸，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这件事对母亲打击很大，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

白瑜对自已前妻生的三个女儿的婚事十分关心。大女儿嫁给一家银行董事王厚德，湖南人，政大毕业的，白瑜很满意。二女儿不听话，自作主张嫁给了后任台湾省主席、陆军二级上将陈仪的秘书刘常周，也是湖南老乡，长相十分英俊，像是电影明星。白瑜无可奈何，只得接受。对于三女儿的婚事，白瑜十分上心。现在终于有了归宿，白瑜放心了。不久后，白瑜和吴干便介绍准女婿参加了蒋经国主持的“青干校”研究班，学习一年。1945年5月1日毕业时，班上搞了一次集体婚礼，共十对新人，其中包括父亲母亲在内，蒋经国应邀做了证婚人。

解放前的这些情况，父母亲都有汇报材料，写得一清二楚，装在个人档案里，连同有蒋经国签名的结婚证。这是那个年代每个参加工作的人都必须如实向党“交心”所做的事。父亲的第一份“交心”材料，是在华北革命大学完成的。洋洋万言，誊写工整，写得像论文一样。其中重点写明解放前的行迹，每一年每一项都须列有证明人。对此，组织上大概都会有结论。但结论是什么？本人不知道。

1964年9月18日，甘肃师大人事处向兰州大学发出外调函，要求说明我的家庭情况。这是每个高中生的档案里都必须有的证明材料。该函编号为“甘师附教字00292号”，手刻油印，格式统一。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该同志之父刘天怡的家庭成分和个人出身是什么？解放前任何种职业？任何职？何时何地参加过何种反动党团会道门组织？任何职？是否结论？定性如何？是否被我政府镇压、判刑或劳改？2，刘天怡在解放后做过什么工作？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如何？是否现刑（行）反革命份（分、下同）子、右派份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贪污盗窃份子、偷（投）机倒把份子？现在表现如何？是否共产党员、共青团员？3，刘天怡的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历史情况如何？”这个外调函中父亲姓名一栏原本是空白，是临时填写上去的。估计其他同学的外调函除了编号姓名不同以外，其他内容都是一样的。

1948年2月，父亲刘天怡在美国丹佛大学

03

还是家庭问题

1950年年底的隆冬季节，我们一家人乘火车离开北京。火车经过郑州黄河铁桥时，乘客们都兴奋地在车窗边看黄河。父母亲都是南方人，没有见过黄河，抱着我探头往桥下看。只见黄河翻起波浪，卷着白色的浮冰，滚滚而下。

我们是乘汽车到达兰州的。车窗上积着厚厚的一层黄土。从兰州大学萃英门的城墙上向北望，可以看见光秃秃的白塔山，山上没有一棵树。山顶上的白塔，是汉藏风格的结合体，据说是一个藏传佛教萨加派活佛的舍利塔。城墙下不远处即是黄河，南北架起一座钢结构的大桥，号称“天下第一桥”，据说是1907年由德国人和美国人设计建造的，1909年完工。同年兰州大学的前身“甘肃法政学堂”诞生，成了兰州现代化的两个标志。兰州萃英门是清王朝开设的最后一个贡院（兰州大学旧校址）。

我家住在“老甘院”，这里原来是贡院的号房，据说一次可容纳上千名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房间不大，排列整齐。父亲在这里拥有了一间自己专用的小书房。

父亲是新中国经济学界研究和评价凯恩斯学说的第一代学者。当时在国内，接受过完整的、系统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屈指可数。

全家照。1956年摄于萃英门老甘院

新中国成立以后采取“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全方位学习苏联经验。学校教育也不例外。1952年全国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就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兰州大学成为全国保留的14所综合大学之一，升级为部属重点大学。大学推行苏联教材，学习俄语，这使父亲在学术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尴尬境地。当务之急是补课，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课，补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之课。这个补课的学习过程，父亲是在书本学习和现实政治运动中完成的。

1951年10月21日，父亲与兰大经济系81名师生一起，在解放军战士的护送下，到青海省海东地区参加了为期4个月的土改工作。他不知道，自已的岳父白瑜也正在台湾组织开展“农地改革”。台湾的做法是，用日本企业留下来的股票，“赎买”地主土地，把地主变成工商业者；同时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佃农，佃农用10年地租，获得地主的土地，成为自耕农。参加土改是父亲经历的第一场阶级斗争，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四川老家的养父刘质文，也成为土改的对象。

父亲在美国留学时，曾经接到过刘质文的一封来信，说是亲家白瑜已经携家离开大陆去台湾，临行前白瑜来信建议刘质文也离开四川，若不愿去台湾，可暂避香港，以观局势变化。刘质文拿不定主意，认为自己对和平解放四川有功，与共产党无甚过节，不大愿意背井离乡成为难民，因而询问父亲的见解。

父亲连发三封回信，力劝养父不要做“白俄”。白俄是苏联十月革命后流落到中国的俄罗斯军政人员及其家属。他们的境遇大多十分悲惨。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不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已经停止对蒋介石政权的军援，並撤回了海军陆战队。美国的报纸與论也对蒋政权的腐败无能大加抨击。父亲认为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力劝养父留在大陆。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父亲自已也放弃学业，成为第一批归国留学生。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先后有梁思成、陆星垣、唐敖庆、葛庭燧、陈春庭、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留美学生回国。据后来统计，到1957年，北美归国留学生约有1800人之多。

1948年摄于宜宾。奶奶怀抱者为作者，身后是妈妈抱着姐姐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刘质文却在土改中被当作恶霸地主“镇压”了。1952年6月中央政府紧急下文通知各地上收审批权力，不得乱捕乱杀开明士绅，但为时已晚。刘文辉曾在北京一次会议期间对刘少奇说起此事。刘少奇也无可奈何。父亲在土改中受到教育，得到好评，却因其养父被镇压，对他以后积极靠拢党组织、在政治上争取进步，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在学术上，父亲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57年国内权威的经济学刋物《经济研究》第六期，头条刋登了父亲的文章: “凯恩斯经济思想批判”。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奠定了父亲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并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其学术观点受到苏联东欧及欧美国家学术界多方引用。兰州大学这个边远地区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一时传播开来，知名度大增。但是，在反右斗争中，兰大经济系里个别人想把父亲划成右派，组织人批判父亲的文章，甚至写信质问北京的《经济研究》编辑部：“为什么要刊登右派分子的文章？”

其实，父亲在“大鸣大放”中並没什么出格的言论，只是对系里个别人搞宗派活动提出了批评而已。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父亲就写了入党申请书，一直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最终没有被划成右派。但经济系有人却说:  “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都可以戴上！”

1964年11月和1965年3月，兰州大学经济系党总支给师大附中外调函的两次回复，除了重复父母亲在向党交心时陈述过的家庭历史情况外，要点有二：一是“政治历史未作结论”；二是个人政治表现为“中右”。历史问题不清楚，现实表现落后，父母亲並不知道经济系组织上作出的这个不是结论的“结论”，却确定了我和弟弟们上山下乡去向农村讨饭吃的充足条件。

1970年7月全家摄于兰州

04

风雨白石山

康乐白石山，又称太子山，是临夏回族自治州与甘南藏族自治州之间的天然屏障。从1968年11月到1971年11月，我在白石山下的草滩公社巨那大队生活了三年。先后在下阳洼、麻那沟、车长沟三个生产队劳动。这里的地名，许多带有藏音，表明历史上曾经的归属。

刚来的时候，我们还带着一点激情，有的同学因为家庭问题在学校和社会上受压制，心情郁闷，刚到农村时还有点新鲜感，心情似乎轻松了许多。有人发现农民还有自留地，在自留地干活，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尾巴”，破坏集体经济，便在大队部贴出大字报，要求收回自留地。在生产队召开的会议上，也有人情绪激昂地用城里大批判的语言，批判地富农反坏右分子。

听到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我们连夜在村庄里游行，高呼革命口号，弄得鸡飞狗叫，四邻不安。但是，过不了多久，我们便被农村普遍的贫困状态震惊了。农民使用的农具，跟我们在历史教科书里读的一样。缺吃少穿，是普遍现象。当年的年终决算，一个工作日值只有9分钱。我们很快陷入迷茫当中。

我在巨那大队第一生产队（后分为下阳洼和台儿湾两个队）待了4个月。除了碾场和往地里背粪，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到藏区购买旧木料，准备给知青点建房。每个知青都带有260元的补助款，这在当地农民眼里是一笔巨款。而且，下乡第一年有供应粮吃，农民也很羡慕。

我是跟随生产队的白正德队长一起去藏区的。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正在白石山的背后，属于甘南藏区的卓尼县。我们乘坐进林区拉木料的大卡车，经过冶力关进入藏区。隆冬季节，满山是苍松翠柏，风光无限，宛如仙境。进入雪原后，我们在一个一个村庄间跋涉，才知道行路之难。白正德是个40多岁的回族汉子，宽脸大眼，脖子很粗，脸颊上带有一种不正常的红晕，似乎有病。但他在雪地上健步如飞，把我拉得很远，他不得不常要停下来等我。茫茫白雪刺痛我的双眼，怎么走也跟不上他。他是贫农出身，住在草房里，家徒四壁。他不想再当队长了，因为影响他外出挣钱养家糊口。生产队里能当干部的贫下中农都轮遍了，谁都不想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我一路做他的思想工作，他一路哀声叹气。藏区对木料贩运管理很严，最终我们空手而返。这一行使我对藏区百姓的生活状况，有一些了解。那里也搞了人民公社。

1969年4月，我主动要求调整到山梁上的第三生产队即麻那沟生产队。这里条件更艰苦，吃水困难，住户大都是解放前后从各地流落来的贫困农民。生产队队长缐正彔，50来岁，下中农成分。身材瘦小，躬腰塌背，高鼻深目，留一撮小山羊胡子。这是一个真正的农民，什么时节干什么活儿，他都清楚。“三年学成个生意人，十年学不成个庄稼人”，这句话就是他告诉我的。我学会干农活，学会看天气，大都是他教的。他大概有胃病，常常在地里痛得缩成一团，但他带头干活，从不偷懒。有了病，一般都是死扛。缐队长胆子小，遵章守法，凡是公社大队的指示，做起来一点不走样、不落后。但也在新粮上场时偷偷给社员们私分一点应急的口粮。

这个队的工值是2角6分。我一年挣了330个工，年终分得400多斤粮食，包括小麦、青稞、蚕豆。土豆是四斤顶一斤粮食。还分得22元现金。1970年回兰州过春节，全花掉了。父母亲春节都没有回家，父亲在景㤗一条山农场劳动，母亲在天水下乡。父母亲经过“清理阶级队伍”，终于有了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结果，但总算令人松了一口气。为了逼迫父亲承认自已是“美蒋特务”，父亲被掰断了一根手指。五十年初归国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被怀疑是美蒋特务。

1970年的年末，我被调整到第五生产队即车长沟生产队去当会计。因此我得以深入了解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财务制度。我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  农民种自已的地，为什么要交“公粮”？我带来的书箱里，有一本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页已经被父亲翻旧了。我在煤油灯下读书，没有找到答案。这个生产队离白石山最近，有部分旱地和草场就直接通到白石山脚下。有一条山间小道，可以翻越白石山，走到山后的藏区去。那边就是我前两年去寻购旧木料的地方。山间小道很难走，很危险，常见藏民赶着牦牛，偷运木料过来，这边有人接应。

车长沟生产队队长闵福才，是一个自称为“共产党人”的农村基层干部。他非常精明，敢于顶着公社“以粮为纲”的指令不听，搞多种经营，种药材，烧砖瓦窰。年终决算，一个工值5角1分钱。闵福才用集体积累的四千多元钱，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我按照使用说明书，很快学会驾驶，还带了一个徒弟。我开着手扶拖拉机多次给公社干部家里送粮食，都是打了“借条”的。手扶拖拉机奔驰在山村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它发出的轰鸣声传递的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信息。

父亲很少有信来，来信多的是母亲。他们的来信，总是满满的期望和谆谆的教诲，要求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新时代的好农民。顺便寄一点零花钱来。没有这些钱，日子没法过。农村这几年，我终于弄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我自已不能养活自已！

我们所有的知识青年，从下乡的第一天起，不管曾经说过什么豪言壮语，内心深处都是盼望尽快离开农村的。我曾经被选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参加了州县两级的表彰大会。曾经给县上领导建议，把这一批二百多人的知识青年，撒到各个山沟里的小学去当老师，岂不两全其美？但没有下文。只有不多的一些同学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为乡村文化教育做出了贡献。

康乐县有个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是王克山，陕北人。干事马俊贤是临夏回族干部。这个办公室专门负责协调知青工作，做了不少好事。特别是后期的招工工作，他们克服困难，为知青们的顺利招工，离开农村，解决了许多难题。

从大的方面讲，知青招工回城，重新吃上商品粮，是沾了国家三线建设的光。许多东部省区的工厂因为战备的需要内迁到甘肃的大山深处，需要招收大量新职工。知青们因为家庭问题，能不能被招工，全由县知青办公室说了算。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也出面做工作，尽量解决知青困难。县革委会副主任禹贵民在知青心里有很高的地位。他是陝西人，学畜牧专业，工作能力强，思路清晰，口才好，特别关心知青的去留问题，以后担任了省级领导职务。

州县两级政府先下手为强，首先想方设法弄到招工指标，选调了50多个有文艺体育特长的知青分配到下属工业、商业、供销社、粮食及教育部门工作。随后靖远煤矿、阿干镇煤矿、天水绒线厂，兰州棉纺厂陆续前来招工。还有兰州各大专院校后勤部门也来招收了一批知青。其中天水绒线厂招工人员嫌知青们家庭问题多，怕担责任，回厂去请示。在县知青办的坚持下，不得不二次返回县城，招走了10多个知青。

到最后，全县四个公社的知青除去个人投亲靠友离开本地的以外，还剩下30多人，都是家庭问题严重的，这些剩男剩女全部被洮河林业局扫尾招走了。洮河林业局就设在白石山后的治力关。我差点去了那里工作。

招工最主要的标准当然是家庭出身，其次是身体健康状况。师大附中的学生大多眼睛近视，还有血压不正常的、精神抑郁的，出现诸多问题，一时难以弄清。县医院的大夫护士们从中帮了不少忙。当然，最关心知青招工的，还是父母亲。他们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说了多少话，跑了多少路，难以赘述。正是由于上至中央机关、下到地方单位工作的家长们的共同努力，最后才使国家结束了让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

我的父母亲对于我的工作问题，一点也帮不上忙。我被县上领导看中招工，纯属偶然。十月份阿干镇煤矿来招挖煤工人，我因政审不合格而落选，不知道档案里装着什么吓人的东西。

年底闲来无事，我到县城打听招工消息。碰到在县印刷厂工作的王原同学，他知道我能打篮球，便把我介绍给临时拼凑起来的县篮球队领队。原来，这时正逢临洮县革委会领导来康乐县慰问，带领一支宣传队和一支篮球队，白天打篮球，晚上演节目。临洮是经济文化大县，实力远超康乐县。县领导十分重视这次活动，正为组织篮球队而焦虑。其实他们心里都琢磨我们无论怎样努力也赢不了临洮队，只是希望不要输得太难看。

那一天下午，康乐县中学篮球场里三层外三层挤满观众。两个县的领导坐在场边观看。我担任中锋，左右前锋都是才到县上工作不久的知识青年。我们打法灵活，配合默契。那天不知怎么的，我如有神助，一开场一个远投命中，观众欢呼起来，掌声雷动。场上场下康乐人的信心大增，临洮人一时反应不过来，阵脚大乱，比分反被我们领先。慌乱中临洮队的一个主力队员崴了脚下场，实力大减。我们乘胜前进，一鼓作气，最终竟然赢得比赛。

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喜出望外，兴奋不已，当即决定把我留在县上工作。招工指标从第二年名额中解决。我选择到县照相舘工作。这里可以学到一门技术。对于我这样家庭有问题的人来说，今后要靠自己的能力吃饭。父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来信鼓励我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不辜负各级领导的期望。

再见了，草滩公社，我插队落户的经历结束了！再见，巨那大队的乡亲们，我忘不了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再见，白石山，我心中的山。

2023年4月25日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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