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丨唐翼明，在台湾传播传统文化十八年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3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登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本期人物
唐翼明
赴台执教第一人
——专访唐翼明
2009年，唐翼明从台湾政治大学正式退休，并以知名学者的身份回到武汉，他形容这次历程叫“落叶归根”，因为这座城市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和梦想，而他的胞弟、知名作家唐浩明，则仍然在湖南故土，与他惺惺相惜。
这次交谈，交错着现代史与魏晋史的对话，而思维则跳跃在两岸之间，始于他位于滨江苑的家中，客厅与阳台正对滚滚而去的长江，他坐在阳台上，两鬓略显斑白，神情安详而自得。
在台湾传播传统文化十八年后，唐翼明于2009年回到了武汉
“父亲是蒋介石秘书”
影响下的18年
唐翼明在台湾的居所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双溪公寓”，位于阳明山系的某个小山麓上，在回到武汉前的十余年里，他每天大部分的时光在这里度过，后院里有假山瀑布，闲时可以和朋友们喝喝茶、聊聊天；近三十平米的书房里有藏书数千册……而这座公馆式的寓所，即是唐翼明的双亲为他留下的。
在描述自己的家庭背景及早年的岁月时，唐翼明用了这么一句话来形容： “我的家庭就是一部现代史，而我的人生，可用三个‘十八’来概括。”
据唐翼明介绍，母亲王德蕙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父亲唐振楚当年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任机要秘书，也是蒋到台后的第一任机要秘书……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特殊的家庭背景，唐翼明的前半生显得尤为不易。
1949年，唐翼明的父母留下唐翼明兄妹三人去了台湾。时年，唐翼明7岁，弟弟唐浩明两岁有余，还有一个妹妹。唐翼明回忆，因家在农村的大伯无力抚养三个孩子，弟弟唐浩明当年被送给了一户邓姓人家抚养，这个后来改名为邓云生的弟弟，就是如今湖南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唐浩明。随后，唐家唯一的女儿不幸夭折。
“我小时候过得很苦，放过牛、砍过柴，几乎把最苦的事都做了。”讲起自己的童年，唐翼明眼神里仍不免黯然。大概五年后，他才辗转联系上自己远在台湾的母亲，勉强继续着学业。初中毕业后，唐翼明来到武汉，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湖北省实验中学，直到1960年毕业。
那年，唐翼明参加了全国统考，成绩为全湖北省第二名，然而，被定性家庭成分为“黑五类”的他，却没有被一所学校录取。唐翼明称，这一年，他刚好18岁，感觉人生灰暗，而这正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十八”。
唐翼明称，第二个“十八”则是1960年到1978年间，这期间，他经历了“文革”、下放等诸多磨难，直到1978年终于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生院，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唐翼明自称这个“十八”是被浪费掉的一段人生，而最后一个“十八”，就是自己在台湾执教的十八年。
唐翼明年轻时候，很多人评价说“很像贾宝玉”
新中国首场硕士答辩
与名家“交锋”
唐翼明说，他至今仍清晰记得幼年时的梦想，一是自己一定要接受全世界最好的教育，二就是要环游地球，这也成为他一直以来学习的动力。而1981年的那个春天，成为唐翼明生命中不可忘却的一段历史。
1978年2月，国家开始招考研究生，此时已当了18年教师的唐翼明重拾课本，仅用三个月的时间，从两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据唐翼明介绍，那时文学院的研究生专业仅有一个，即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导师为胡国瑞，同批招收的名额只有六个，其中包括前湖南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书良、武大博导李中华、前湖北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何念龙、所长毛庆等，而随后又增加了两个名额，其中之一，就是知名学者易中天。
此时镜头转向三年后。1981年初，中美已经建交，距离三年的研究生学业完成还有整整半年，这时的唐翼明手捧有效期为三个月的美国探亲签证，激动不已。
为确保在签证有效期内结束学业，唐翼明提前半年申请了硕士答辩，而这场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举行的硕士答辩，也引起了教育部的高度重视。1981年3月5日，武汉大学礼堂被300余位从各地赶来的师生围得水泄不通，不仅时任湖北省教育厅的正、副厅长，武汉市教育局局长，武汉大学校长等悉数到场，答辩面试团的规模更是宏大。唐翼明回忆，那次面试团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九位教授组成，除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外，还有北京大学的陈贻焮、湖北大学张国光等，答辩从早上九点开始，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答辩完成后，武大副校长走过来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我当时的论文题目为《从建安到太康——论魏晋文学的演变》，论文中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汉末大混乱后实际是士族阶级取得了胜利，答辩时有些老师不同意这个观点，产生了分歧。”唐翼明称他答辩时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们的提问，他为了更好地完成答辩，事先还准备了厚厚的一叠卡片资料，这些以及当天答辩会上的“交锋”，都成为此后其他研究生同学借鉴的经验。
而唐翼明评价，包括78届在内及此后两届的研究生，质量都很高，因为“文革”期间积压了大批的人才，此时均喷涌而出，但他听说现在大陆的研究生考试及答辩，一下午可以进行几十个人，真的有点不可思议，他忧心国内学术水平的普遍下降。
对话
台湾传统文化现状比大陆好很多
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的传统，我们忘记先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一段结实的砧木。
记者：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求学及生活经历？
唐翼明：尽管高考时我考了全省第二名，但因“成分问题”，大学并没有录取。此后，我就在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教书。1978年，国家开始招收研究生，我才考上研究生。之后我申请了去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当时在哥大真是拼了命地学习。
我有一首自我揶揄的打油诗，“顿顿三明治，天天ABC”。不过后来总算有所回报，我连续五年得到了President fellow ship这个奖学金。这样，我的经济负担就减轻了。
从哥大毕业后我就去了台湾，在台湾政治大学执教了18年。
记者：在台湾生活了这么多年，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唐翼明：我在台湾待了整整18年，最大的感受还是来自于两地的文化差异。
记者：那您觉得两地的主要差异凸显在什么方面呢？
唐翼明：怎么说呢？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两地的传统文化，大陆经历了几次大的断裂（我认为这种断裂有三个阶段，一是五四期间、二是1950年代初期、三就是“文革”时期，其中以“文革”为代表）。而台湾，虽然在五四期间也受到一定影响，但总体来说没有发生断裂，这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本土得以完整保存。
当然，传统文化也有其糟粕所在，比如今天在台湾的农村，婚庆习俗仍然相当繁琐及陈旧，但我觉得，即便如此，台湾的传统文化也比大陆的现状好很多。
记者：您说台湾的传统文化氛围比大陆好，能具体举点例子吗？
唐翼明：（拿出一套4册台湾高中教材，封面上写有《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这是我特地从台湾带回来的，就是台湾高中的文化传统课程教材。现在台湾的中小学，普遍单独设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科，这些课程区别于一般的“国文课”，除了传统的古典文学常识，还会教导学生社交礼仪、怎样给长辈写信等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书五经”，这些课程共分六个学期才能学完。
因此说，台湾的传统文化教育早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但你看大陆，不仅极少有系统的课程，现在的年轻人，哪个还会用信纸给家里写家书？他们甚至连“抬头”都不知怎样写。
记者：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弥补现状？
唐翼明：其实，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的传统，但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我们忘记先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一段结实的砧木，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回头找合适的砧木，然后学会嫁接。
我也是在台湾讲大陆文学的第一人
魏晋时代与文艺复兴一样，都促使了个体意识的全面觉醒。
记者：我们知道您一直在研究魏晋文学，也一直在宣扬这段历史，您觉得它是合适的砧木吗？
唐翼明：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分裂的乱世却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成为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转型期。而且特别奇异而有趣的是，这两个时期正好与世界文明史上两个关键的转型期相当：一是战国时代，相当于“轴心时代”；其次是魏晋时代，相当于“文艺复兴”，后者标志着中国从文明社会步入现代社会，对后一个时期，我们几乎一向估计不足，贬多于褒。
我一直认为魏晋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份遗产。如果能将魏晋人文精神继承下来，就好比找到了一段砧木，然后我们可以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嫁接。
记者：您觉得魏晋时期最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在哪里？魏晋时代的特点究竟是什么？
唐翼明：总的来说，魏晋时代与文艺复兴一样，都促使了个体意识的全面觉醒。魏晋时代，人本主义逐渐出现，而理性思考也随之兴起，这从《世说新语》可窥一斑。因此，魏晋时代的最大特点即大一统政权及其意识形态（儒学）的崩溃与式微，以及士族阶级的兴起和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所谓人的觉醒）。这也是我们最值得借鉴的地方。
记者：但在大陆，明清史一直获得较多民众的追捧，包括您的弟弟唐浩明，也一直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似乎魏晋这段历史始终得不到重视？
唐翼明：的确，对于历史这个东西，民众一般都会从最近的那一段开始熟悉。一般来说，都是这段热了热那段，目前许多学者在讲明清史，这也是正常的，我之前也提过，五四期间，其实很多文人都推崇魏晋，所以我相信，魏晋总有一天会进入更多民众视野。
记者：之前在台湾，您在讲学中也有专门去讲魏晋这一段吗？
唐翼明：嗯，实际上，我不仅在台湾讲魏晋，也讲大陆文学。在我去台湾之前，当地的文化教育中几乎缺失大陆文学这一块，民众了解的不外乎就那么几个作家，所以当他们请我讲大陆文学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记者：在台湾，像您这样从大陆过去的学者多吗？
唐翼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台湾执教的大陆学者仅我一人，我也是在台湾讲大陆文学的第一人。
转走国学大众化的道路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拿到研究生文凭的人，而易中天也是您的同班同学，对于他现在的成就您有什么评价？在台湾时，您与大陆这些学者的交流多吗？
唐翼明：因为我弟弟唐浩明还在大陆的关系，所以我经常回来，与大陆许多学者都有接触。而因为是同门师兄弟的关系，和易中天的接触自然也不少。去年，他筹措了一笔钱，办了一个“胡国瑞基金”（胡国瑞是我们当年在武大读研时的导师），并准备出一本《胡国瑞集》，这个集子的序言就是我写的。
记者：您的弟弟唐浩明曾说“我的童年虽然平顺，但也孤寂。孤独与寂寞，是童年留在我心灵上的两个永远不可挥去的阴影，幸亏有了书籍，它是我真正的良友。”您怎么评价您自己的人生呢？
唐翼明：相较而言，浩明的确比我平顺许多，我的人生应该说是多劫难的，但今天我只想用四个字总结我的人生——学无止境。
记者：您个人目前有没有什么规划呢？
唐翼明：前不久，我接受了某出版社的邀请，正在创作一本通俗易懂的魏晋读本，我也不想再写严肃的学术著作了，毕竟学术著作流传的范围太狭窄了。做学术是寂寞的，我想转走国学大众化的道路，来圆我的一个文学梦。
还有，我想把我这些年来的经历，都整理出来，不仅仅写成一个回忆录，而且用某种形式把它雕琢成一件艺术品。
记者手记
生命中的“进取”
“这是一段最美好的时光，这是一段最糟糕的时光；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唐翼明曾用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一段话来形容他所钟爱的魏晋时期，而他这大半生，也和这个历史上动荡不安的年代一样，充满着变数，却出人意料地焕发着光彩。
他的生命中有很多个“第一”，譬如高考三次不能遂愿，十八年后卷土重来，依旧以总分第一被录取；譬如以48岁“高龄”终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譬如成为在台湾讲大陆文学第一人……唐先生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生命中的“进取”，这种毅力，煞是令我惊叹。
“如果人生无法避免苦难，也一定要苦在年轻时。”终了，唐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而在他的代表作品之一《魏晋清谈》的扉页上，唐先生更用一手漂亮的书法赠给我五个字“学不可以已”，这大概也是对他这大半生，最完美地诠释了。
唐浩明眼中的兄长
哥哥寄来的一封楷体家书
（唐浩明又名邓云生，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
记者：在您眼中，您哥哥唐翼明是怎样一个人？
唐浩明：我的哥哥，无论是学问、才情还是思辨，都高出我十倍之上。我们虽然很小就分开了，但他绝对是对我一生影响极大者之一。这可以从几件事情中看出。
一件是我在念高一时，他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谈起他的情况。他说他一个月40元左右的工资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用来付伙食费，一部分用来日常零散开支，一部分用来买书。这些年先来个读万卷书，日后再来个行万里路。这封信用端秀的楷体书写。我将它放在书包里很长一段时期，常常拿出来看，既体会信中的内容，也欣赏信上的书法。
第二件事，是1964年他从桂林回武汉，中途在衡阳下了车看我。聊天时，他问我明年考大学选什么系科，我说我会报考中文系。他沉默了一会说，“我建议你不要考中文系，最好是考工科，考工科的把握性会更大些。”当时的政治气氛及我对自己身世隐隐约约的知晓，使得我将他的建议郑重记在心里。
第三件事，1978年，哥哥来信，说他考取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接信后我立即去了武汉，一是向他道贺，二是跟他商量我考研究生的事。他支持我报考中文系的研究生，又将需要读的书籍送给了我。第二年，临考试前两个多月，他来到衡阳，对我予以当面指导。终于，我考上了研究生，而且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分离三十年的兄弟俩得以重聚，仿佛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记者：您感觉自己和哥哥的性格有哪些区别？
唐浩明：我和哥哥的性格有些不同。他的性格开朗活跃，广交天下，颇具强者气息。我的性格较为拘谨内向，不喜交往，若从大体上的划分来说，我偏于弱者一方，我知道我只能在书斋里读书写书，做不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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