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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李培永: 县领导公子, 高考政审也“不宜录取”？
李培永，1965年毕业于华师一附中高中，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送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培训后，1967年分配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工作。1980年调回母校，高级教师。1990年调海南省农垦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原题
我的文革十年
（选载）
作者：李培永
三人共居一室，
都是好朋友
1967年到“水中”报到后，第二年初，学校在暂时还没有学生的那栋教学楼三楼，分给我一间办公室作为宿舍，与我同宿舍的两位都是省实验师范短训班的同学。韩宪伟是我在语文短训班的好朋友，周良君是数学短训班的，报到以后，才认识他。
难忘四年朝夕和睦相处的快乐单身生活。
刚住进宿舍时，正值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校，要求老师们自觉参加“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等政治活动。工宣队指挥长和队员，都是学校隔壁的武汉市抗菌素厂的老工人，他们每天上班来学校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下班就回家。军宣队指挥长和两个军人就住在我们宿舍隔壁那一间。那一段时间，我们三个人就自觉在宿舍进行“早请示”和“晚汇报”。
还记得，我们在门上面的墙上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肖像。每天早上起来，三个人就面对领袖，手持《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认真虔诚地齐声高呼：“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同时手举《毛主席语录》，跟着呼口号的节奏挥动。这就是在做“早请示”。晚上九点，韩宪伟上床睡觉前，我们三人像早上那样做“晚汇报”。
那时，学生没有课本，教师没有教案，教学没有计划。学生放学以后，年轻老师就下棋打扑克。韩宪伟身高一米八，不喜欢下棋打牌，他在宿舍就拉胡琴，他常拉的二胡名曲《江河水》，虽然不像名家那样令人荡气回肠，但还是给人一种凄怨情绪的感染；要不，他就下楼和学生一起打篮球。后来经学校领导研究同意，他组织了“水中”女子篮球队，每天早自习之前，下午放学之后训练，不到一年时间，他带领的女子篮球队，成了硚口区中学的冠军队。
后来他改行当体育老师了。与其说是兴趣，还不如说是体育老师更自在一些，与学生打交道比与很多老师一起坐在办公室更自由，更合他与世无争之意。每天晚上，九点左右睡觉，早上五点多起床去篮球场开始做准备活动了。
那时也没有电视，我和周良君，每天晚上下围棋，两人棋力不分伯仲，常常三盘棋还没有下完就已经半夜了。好在会下围棋的都自觉遵守“落子不悔”的规矩，也就从来没有争论，也就从来不影响早早入睡的韩宪伟。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洗漱轻手轻脚，然后轻轻带上房门下楼。三人互不干扰，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和谐而居。不说友谊天久地长，也与日俱增，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我生长武昌长在武昌，周良君是湖北咸宁人，韩宪伟是山西人，但我们三人都喜欢吃武汉的口味。为了吃得舒服一些，我们买回一个蜂窝煤炉，还有锅瓢碗、菜刀砧板等等，当食堂的菜不合味口时，或三个人周末都不回家时，就自己开伙炒菜，只到食堂买点饭。有时包饺子，那就是韩宪伟一个人承包了，北方人包饺子的功夫真不错，包的既快又好看。而炒湖北菜就是我和周良君负责了。
1971年，我结婚时，学校把我们三人住的那间宿舍给我做婚房，他们两人搬到另一间去了，但我们的友谊却从未中断。
1975年大年初三，我的小女儿在武汉同济医院出生，就是韩宪伟在产房门口看的第一眼。当我从学校一手抱着大女儿、一手提着鸡汤赶到医院时，他说：“你走一会，静仪就生了！护士抱出来要家属看看，我帮你看了，好好玩啊！肉嘟嘟的！”两个女儿都是在“水中”出生的，静仪在坐月子期间，我的两位室友经常光顾我家，帮我一起“消费”那些老婆坐月子期间的“残菜剩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回母校华师一附中之后，在众多老师争要我住过的教师宿舍那一套单元房时，学校领导分给他了，因为他的篮球队为学校争得了许多荣誉。与世无争的他得到了积极的回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到海南农垦中学去了，有一年放暑假之前，一位农场负责人找我帮他请一位篮球教练，我推荐韩宪伟，介绍了他的业绩之后，他们立即发出邀请函。韩宪伟一放假就带着他的宝贝女儿飞到海口，我们多年不见之后相聚在天涯海角，无比兴奋！韩宪伟不负厚望，带领该农场篮球队强化训练后，夺得当年农垦总局篮球赛冠军。回汉前，我们在海口畅述别后多年各自的情况，倍感欣慰。
自从2007年女儿为我们在武昌南湖买房之后，我们每年都要回汉住几个月。一回到武汉，“水中”的“元老”们一定要聚会，韩宪伟逢会必到，且与大家谈笑风生，非常活跃，完全与年轻时的他判若两人。
也有老同学老同事问过我，你与韩宪伟那么好，你知道当年他是为什么“不宜录取”吗？
这一问，还真问着我了。我这个人有许许多多朋友，但我与朋友交往，从来不打听朋友不想说的事情，也许在华师一附中读书时就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高中毕业之后，才知道我们那个二班，真是不一般！许多同学的爸爸妈妈都是高干，有的是武汉军区政委、广州军区参谋长，还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事厅厅长等。我的那些学友自己从来不在同学中炫耀，更没有同学自夸“我的爸爸是李刚”。有好多朋友，直到老了，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的家庭情况。与韩宪伟交往也一样，记得曾经去过集家嘴附近韩宪伟的家，只见到过他慈祥热情的妈妈，一口山西话，做的那个饺子和手杆面条啊，真是太好吃了！可韩宪伟说的是地道的正宗的武汉话，吃的也是武汉味口，也没有想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每次去他家，一次都没有碰到他的父亲。我没有问，他也没有说。
这次，为了写这篇文章，也为了给自己多年来的疑问一个准确的答复，我们视频聊天时，我开口问了韩宪伟。我是这样说的：
“宪伟啊！我当年没有被大学录取的原因，退休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自己档案中的政审‘材料’，之所以不说是政审‘结论’，那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结论。因为当时中南路派出所的同志说：他们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一个漏划的地主。请你们根据档案中的材料予以确定’。没有结论比那有结论而通不过政审，更让人难以琢磨，那个年代，哪个招生的愿意自找麻烦呢？最后确定的是我到了短训班。你知道你的档案中有什么材料吗？”
韩宪伟还是那样憨厚地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我不用看自己的档案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祖父当年在山西是著名的开明绅士，跟两边的领导都有联系，抗日战争时期，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后来被老家的抗日根据地政府给枪毙了。我的父亲就从老家跑出去参加了八路军，解放战争期间随军南下到了湖北随州，留下来当了县政府领导。因了祖父被枪毙而一直原地踏步。没有想到1965年高考，我也因此‘不宜录取’。所以，在短训班我学会了抽烟喝酒，到水厂路中学后，我就拉拉二胡打打球，百事不管不问！改革开放后，山西省委有关部门在《山西日报》公开为祖父平反昭雪，后来父亲也调到武汉市一个国营大工厂当厂长，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我还能怎样呢？现在每个月八九千退休工资，很好了！女儿女婿一家四口在上海也非常好！知足了！”
我离开“水中”之后，后来韩宪伟也到一个职业学校去了，只有周良君直到退休才离开那个“贫民窟”，搬到新居享受退休生活去了。我们每次回汉参加“水中”退休老师聚会，总要再去两位朋友的家中聚一聚，有时间还要与周良君大战一回合。不过，再也下不赢他了，他一生就在硚口那个棋窝子越战越勇，而我自从调回母校，走上语文教学高速成长之路后，基本上没有下过棋了。伯仲分明，他雄踞第一。
知足常乐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韩宪伟一生与世无争，但那种执着追求自己喜爱的事业，用心做好平凡的本职工作，踏踏实实的作风，集中展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风骨！
愿我们三个好朋友未来的老年生活更健康更快乐！
初为人父，
摸着石头过河
1972年4月14日晚上，我和周良钧正在隔壁陈斌老师的宿舍打扑克牌，住在四楼的舒鼎瑛老师跑进来大声说：“李培永！快点快点！聂静仪要生了！”原来，我们住的教学楼男厕所在三楼，四楼是女厕所。静仪睡觉前去上厕所，蹲在那里感觉尿不尽，刚好舒老师进去上厕所，就问：“舒老师，我怎么这么多尿啊！感觉拉不完啊！”已经养育两个孩子的她，马上说：“羊水破了！赶快去医院生孩子！”
我立即下楼找食堂保管员借了一辆三轮车，在舒老师和年轻的体育老师常仁兆的帮助下，急急忙忙送静仪到了离学校最近的武汉市十医院妇产科。一直在妇产科门外焦急地等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多才生。
我们的大女儿终于出生了。“五斤二两，母子平安！”
初为人父，护士抱出女儿给我看时，真是百感交集！
我们这代人，从小到大所受教育最大的缺失，就是“性”知识。谈恋爱是凭感觉，还有受教育程度比我们更低的，连感觉都谈不上。没有婚前教育，更没有婚后辅导。如果不是在厕所遇到有亲身经历的舒老师，真难设想后果有多严重啊！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此时此刻，看到女儿那么健康地来到这个世界，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心中的喜悦。
初为人父，总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笑意，在与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分享那油然而生的幸福感。
女儿一天天长大，无数个第一次走进我们和她的生命中。
好多第一次记不住了，好多第一次却永远难忘！
她第一次哭，我没有听到，那时不许丈夫进产房。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做丈夫的终生遗憾吧！
女儿还是几个月大的时候，她的小叔叔，特地去乡下钓了许多“喜头鱼”送来，熬的那个鱼汤，白白的，特别香！我们第一次喂她喝鱼汤。先用奶瓶喂她一点，尝一尝，我们两人四眼盯着看，她竟然一口气喝完了。于是，立即装了满满一奶瓶，她竟然全喝了！我们好高兴。
没想到乐极生悲！大约一个小时后，她居然大泄不止，喷射而出的竟然与她吸进去的鱼汤颜色一样！把我们夫妻俩吓得不轻！急急忙忙到医院看急诊。我们被儿科医生好好教训了一顿，也学到了一点点育儿常识！
特别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她第一次喊爸爸，是那样特别而又好听：“大！大大！”
女儿一声“大大”，让我忘了一年来为她健康成长付出的所有辛劳：她妈妈的奶水不够她吃，夜晚要起来为她热牛奶；她能吃粥了，我变着花样做鸡蛋粥、瘦肉粥、时令青菜粥；她会吃饭了，不仅每餐要做可口的菜，还要煨增加钙质的骨头汤。那时，我们这样的低薪家庭没有冰箱，只能按每天的需要买一点。还记得，我每天去菜场找卖肉的学生家长，买两毛钱的瘦肉。一周买两根“筒子骨”，7分钱一斤，二三毛钱。
那时，没有儿童玩具。听说上海有儿童三轮车卖，我托一位在长航客轮上工作的家长，帮我卖回来了。三岁不到的她，视车如宝，第一次骑车后，就爱不释手，每天都要骑车在学校篮球场上转几圈。
三岁时，送她上幼儿园。在老师的培养和训练下，她特别擅长拍皮球，参加比赛得了第一名！荣获了她人生的第一张奖状。
我原本想从小培养她下围棋，看看那张下棋的照片，小小右手中指在上，食指在下，有模有样、标准的围棋持子手势，两眼聚精会神，好像在思考，这颗子下在哪里呢？
就在这时，她的妹妹来跟她做伴了。
1975年2月13日，大年初三，小女儿出生在武汉市同济医院。
虽然离预产期还差几天，但我们有经验了。2月13日中饭后，静仪有点要生的感觉，我们立即把大女儿托付给同事照看，我陪静仪去同济医院。二点左右进产房，快五点了还没有生。我打电话请韩宪伟来医院守候，我回家给大女儿做饭，吃完饭，一手抱着她，一手提着一罐鸡汤，急急忙忙乘公交车赶到医院。
宪伟高兴地告诉我：“六点多生的，护士抱出来给我看了！六斤四两，母子平安!”他是单身，接着说：“好好玩啊！肉嘟嘟的！”
小女儿出生，不仅又没有听到她的第一声哭，而且第一眼还没有看到她！
当母女俩从医院回家后，大女儿迫不及待地爬上床去亲亲她的妹妹。从此俩姐妹就形影不离直到她去上大学。
那时，我们上班就把姐妹俩交给学校一楼托儿室的阿姨，有同事喜欢逗大女儿，抱起小女儿说：“好可爱呀！我抱走啊！”大女儿见状，立即跑过去，抱着那个同事的腿，哭着喊：“你不能抱走我的妹妹呀！”
大女儿每天从幼儿园回家，第一时间就是去亲亲小妹妹。
小妹两岁多了。一天早上起来，一定要跟姐姐去上幼儿园。于是，我左手抱着她，右手牵着姐姐，一起去幼儿园。我对姐姐的老师说“她的妹妹想跟姐姐一起上幼儿园，您可不可以让她来玩一天啊？”老师摸着小妹红扑扑的脸蛋，笑着对她说：“好漂亮的小姑娘！只能玩一天啊，好不好？”她笑着点了点头。
等她上幼儿园时，姐姐已经读小学了。
有一天晚饭后，姐姐问我作文怎么写人。读幼儿园大班的小妹马上说她会写，我就鼓励她说：“你说，我帮你记，看你的作文水平可以打多少分？”小妹躺在床上口头作文一篇《我的奶奶》。她说得很好，语句基本通顺，事情也说得有头有尾。我们三人听后，都笑起来，说：“你说得很好呀！说的就像你的奶奶！”。
两姐妹从小一起上同一个小学，放学结伴回家；中学都就读于华中师大一附中。1990年，姐妹两跟随我们到了海南，姐姐第二年就考上大学了，小妹就在农垦中学，我当班主任和执教的班上读了三年高中。两姐妹在家共用一间卧室，一张大床，两人每天睡下后，还要说说悄悄话。
姐姐大学毕业后，回海南工作时，妹妹去大连东北财大读书，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硕士毕业留美工作。小妹不甘心与姐姐从此“参商两曜斗西东”，邀请姐姐于2001年9月初到了美国，虽然两姐妹在纽约见证了轰动世界的“911”恐怖事件，但是，没有动摇她们相聚在北美的决心。在小妹的尽心尽力的帮助下，又赶上当时加拿大的好政策，姐姐和姐夫在不到三年时间，“技术移民”抵达加拿大温莎市了。
姐妹情深，终于相聚在北美了。从温莎过底特律河，去底特律机场乘飞机到纽约，只要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航程就到了。两姐妹经常往返在底特律和纽约之间。在时代广场、大都会博物馆、中央公园、洛克菲勒溜冰场、自由塔、自由女神岛都留下姐妹两的倩影，小妹与姐姐一家的合影，还有小姨与两个外甥女的亮丽照片。
从结婚到大女儿出生之前，学校生活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没事还是聚在一起打牌下棋。孩子出生之后，除了初为人父的喜悦和自豪外，就是自己玩的时间比过去少多了，每天心里总是想着回家陪伴女儿，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家务事。那时还没有流行使用儿童的“尿不湿”，即使有卖的，我们也买不起。每天最繁琐的任务就是给孩子洗尿布，天气暖和要拿到窗外晒干；寒冬腊月，要放在炉子上烘干。现在说起来都不轻松，可想当年……，但是，心甘情愿，无怨无悔。看到女儿健健康康成长，一天一个样，高兴得来不及！而且，当时学校也没有多少教学任务，只要没有课，我们就回家陪孩子。
学校也挺照顾我们，错开排课，保证家里时刻有人照看孩子。孩子没有满月前，她奶奶来带过一段时间，满月后，她外婆从武穴带着孙子来帮我们照看孩子。暑假还好办，对面的教室，白天就成了我们家的客厅、饭厅兼厨房，晚上就是我们的卧室。开学就麻烦了，六口人挤在一间屋里，没办法动弹。
好在刘政秀书记急我们年轻老师之急，很快就建成了“水中”教师宿舍，我们住上了套房。关上房门，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突然想起，是否可以借用鲁迅的两句诗呢？躲进房间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俯首甘为孺子牛”。
李培永专列
武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