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永，1965年毕业于华师一附中高中，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送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培训后，1967年分配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工作。1980年调回母校，高级教师。1990年调海南省农垦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文革结束后，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01
1965年高考名落孙山
文革十年始于1966年5月16日。我的文革十年，要从1965年9月1日说起。1965年7月7日上午9点到11点半，后来成为文革前最后一次全国统一高考的语文作文试题，是《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三天高考结束，自信可以考取理想的大学，填报的志愿都是一流大学的理工科。结果我没有被大学录取，而被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那一年，武汉市教育局从高考落榜生中，直接录用了近三千人为中学教师，据说都是高考成绩很好，但或自己或家庭、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我是什么问题呢？2005年退休之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终于看到了我的档案中有两份“政审”材料。班主任吴传忠老师在我的《高中毕业生政治审查表》是这样评价的：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拥护三面红旗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能主动积极学习毛著，并能活学活用，解决了自己和别人的不少问题，是全校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阶级观点明确，有一定的认识问题的能力；态度明朗，在经济困难时期表现好，思想进步品德好，曾几次写申请书要求入党，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还出席过市三好生代表大会。高三下被评为优秀团员。先后担任过团支部宣委、班长、团支部书记等职务。在工作上一贯认真负责，热情高，魄力大，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并且善于抓活思想，在群众中有威信。敢于坚持原则，开展批评。尊师守纪，劳动一贯表现好。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成绩好，参加体育锻炼积极。
缺点是：有时遇到问题还不够冷静，在生活纪律上严格要求不够。
后来班主任吴传忠老师又给高考委员会递交一份补充材料。我校考生李培永的家庭成分问题，本人填的是中农，有时又填工人，外调材料又说是小土地出租。汉口考区对此提出过疑问。我们又到中南路派出所去进行过了解，据派出所同志谈，他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漏划的地主”。但因没搞社教，成分无法肯定。究竟属什么成分，请你们根据档案中的材料予以确定，不过，根据这一情况，我们认为录取绝密专业是不适宜的。
另外，他本人在高三下后半学期表现不够好，要求自己不严格，接受同学意见不虚心，和一个女同学接近较多，影响不好，形成班上80%的同学对他有意见。这些缺点是原来评语中所没有的，特另作补充。
上述材料落款还盖有“中共华师一附中总支”的公章。在当年，我的档案中有这样一份共产党基层组织提供的补充材料，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没有被大学录取也是理所当然的，而这对一个憧憬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是多么残酷的打击！这颗人生的苦果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我来说，真是苦不堪言！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了我们这批近三千名高考落榜生后，为了尽快帮助我们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决定要我们分别到武汉教育学院、武汉一师和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去培训一年。我被分配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语文短训二班。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位于武昌付家坡，学校原来有高中部和幼师部，加上我们十二个短训班，就是一个近三千人的大学校了。全部由高考落榜生组成的短训班，学生思想复杂是不言而喻的，无心向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让我不理解的是，在当时，特别强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重要性的形势下，集中这么一大批“出身有问题”的人，培训以后去中学当老师，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会出问题吗？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可是，没有任何人来解答。附录
我的初恋
常言道：“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当青春渐渐苏醒的时候，每个男孩女孩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人出现，只是大多数男孩和女孩都会将这份令自己脸红的爱恋，隐藏在自己的心底。然而，当两个少男少女在同一个班级共同学习的时候，那种相互之间的好感，渐渐就会自然流露，而处在同一年龄段的少男少女们相互之间对此尤其敏感，在大庭广众之中，仅凭一个他人难以察觉的眼神、一个微不足道的肢体语言，立刻就会发现谁谁谁相好了，于是，在班级里迅速传开。其中，有真正是那回事的，传开也无所谓；有的开始并不是那回事，传着传着就弄假成真了。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弄假成真的也好。总之，在中学高中阶段出现这样的情况，从人的生理发育和心理需要的角度来看，非常正常。但是，不论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一直都不重视青少年的生理科学教育和心理个别辅导，让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因此，总是听到什么早恋的议论，在如何应对和处置方面，却没有什么可行方案出台。早恋，其实绝大多数中学生都是初恋。我的初恋是非常甜蜜幸福的，结果也是非常苦涩的。正如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所说：“凡是让人幸福的东西，往往又会成为他不幸的源泉。”休学期间读歌德时走马观花，亲身经历后才体会到歌德的伟大。先说我们初识。高二下学期吧，我重读高二差不多快一年了。一天晚自习，我看到那位女同学正在看一本前苏联的小说《州委书记》，就去她旁边要求翻一翻。她不仅给我看了一下这本书，而且告诉我，还有一本叫《叶尔绍夫兄弟》，都是她爸爸刚看完的。她还说，这两本书都是“内部读物”，只有厅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看。我喜欢看小说，但还不知道有这样两本书，而且必须是厅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看。于是，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心，非常想看这两本书，就请她看完后借给我看看，她笑着答应了。也许是这两本书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千里姻缘一线牵”。两本书看完后，我们就在一起谈读后感。我看了这两本书，才知道当时前苏联的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已经腐化，因此，更加感觉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让我党的高级干部阅读这两本书，认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更加觉得中国就是要大力“反修防修”。而且，从那以后，我们俩经常在课余时间“谈话”。一个是团支部书记，一个是团员，谈话也属正常。后来，“谈话”越来越频繁，有时晚自习时间还在一起复习功课，经常帮她解答难题。再后来同学们就开始纷纷议论，班主任也找我谈话了，要我注意影响。原来班上的老朋友们听说后也善意劝告我，不要跑在时间前面去了。我们后来也确实非常注意影响，很少在学校公开接触，但两颗少男少女的心却越靠越近，在学校、在教室等公开场合，为了“注意影响”，只有把“爱恋隐藏在自己的心底”。到了周末，我们就回我家，那时，新武昌站已经基本完工，我家附近虽然盖了许多铁路职工的宿舍，但我们李家花园那一块还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当然，花园是徒有虚名了，早在公私合营时期，父亲和他的花木就已经“合营”了。在开始修新武昌站时，花园就整体搬迁到青山区，成为“青山公园”的一部分。我们李家花园里已经没有花了，但是，我们家所处的自然环境，正如经常到我家去玩的那些老朋友们所说，真是一个“世外桃源”。我们家三面环“山”，东北方向那一面“水”，是一片藕塘，从那一片藕塘边走上东面的小山，山上种了一大片桃树，每当桃花盛开时，真是美极了。六十年代初，祖父去世了，二叔一家与三叔一家搬到“青山公园”，那么一栋大房子就只住我们一家了。我虽然住在学校，但周末回到家里，我也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因此，每到周末，有时是在周日下午，我们在家里可以自由自在地“谈话”，谈情话爱。遇到风和日丽之时，我们就到那桃树林里去享受大自然的美景，体味爱情的滋润。初恋是甜蜜的，也是浪漫的，更是非常理性的，尽管我们俩经常同处一室，也绝不越雷池一步！因为我们都有远大的理想，她要学医，我要学工，憧憬读大学的美好未来！初恋是甜蜜的，幸福却是短暂的，很快就到高中毕业了。参加1965年高考，自信高考成绩是不低的，但是，那个年代不公布高考成绩，结果是她被重庆军医大录取，我却未被大学录取，而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先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短训一年，再分配到水厂路中学工作。初恋是幸福短暂的，经历却是一生难忘的。她到重庆后，我们还通过几次信。后来因为她忙于学习和军训，就没有书信往来了。寒假期间，她回武汉过年，身着军装来我家见了一面。后来就开始十年文革了。再次与她见面已经是二十多年后，1987年8月，我在上海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实验教材备课会时，到她家里，我告诉她，自从我调回母校后，每年寒假都要组织同学聚会，已经联系上的同学有近四十人了，谈了许多同学的近况。请她以后回武汉过年时见一见老同学，她未置可否。个中原因，难与外人述说。02
我的未来，向何处去
我被分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实师”）短训班，但一直在家不想去学校报到，我在纠结。我的未来，向何处去呢？当年还不知道，量子力学中还有一个“测不准”原理。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如同一个“电子”在运动中，你要想观摩它，必定会影响它，知道它现在的位置，还不能判断它未来的位置。人生命运与其何其相似乃尔！我实在没有能力预知自己未来的命运！而且初恋女友已经远走他乡读军医大学去了，虽然她离汉前来我家告别时，说了许多鼓励我的话。但是，我预感两人的将来是没有结果的，本来就“门不当，户不对”，她的父母都是厅级干部，我的父亲在“李家花园”被公私合营之后，就是一个国企的园林工人。她将来肯定在军队工作，我呢？连大学都上不了，就是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中学老师。不能设想！尽管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段感情，她去军医大报到后不久，就照了一张身着军装的相片寄给我了，看着她那熟悉的面容，我还是不敢设想未来。当时，新疆建设兵团正在武汉三镇设有招兵点，听说我们班的朱牧生、一班的易中天等同学已经报名，准备去新疆建设兵团。我名落孙山，无颜见江东父老，远走他乡屯垦戌边是当时最佳的选择。母校团委书记蔡清萍老师知道我的想法之后，反复开导我，晓之以理，团支部书记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动之以情，说我曾经得过肺结核休学一年，身体不适合在寒冷的北方生活。妈妈也时刻在耳边规劝，听你们老师的话，去报到吧！将来就在武汉当老师也蛮好啊！一个月后，尽管心情郁闷，还是到短训班去报到了，等待命运的安排吧。我被分到语文（2）班。我的班主任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教师，名叫黄娉琴。她身材高挑，年轻漂亮，一头栗色短发，齐肩处微微向上卷曲，更显精神。从见面开始，她始终面带微笑，轻言细语，没有一句因为我迟到一个多月而责备的话语，而是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耽误了报到的时间？然后，告诉我说，她是从印尼回国的华侨，虽然来武汉的时间不很长，但是，省实师离华师一附中这么近，知道那个学校毕业的学生都非常优秀，而且还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所以，她一直在等我来这个班当班长。她说完后站起来，让我拿着放在她办公桌上的给我的课本，带我到班上与同学们见面。记得那天上午第一节课前，我跟着黄老师走进教室，她请大家安静下来后，回头拉着我走上讲台，说：“他叫李培永，以后，他就是你们的班长。请大家鼓掌欢迎！”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教室后面唯一一个空位置上，坐下来就开始上第一节课了。当天下午第二节课后，黄老师让全体班干部和团支部委员到她的办公室开会。黄老师说：“现在我们班42人已经全部到齐了，以后班干部例会就由李培永同学负责了，团支部书记邢成秀负责开展团的活动，你们两个人要密切配合。”坐在她旁边的一位女同学就是邢成秀，她微笑着、羞答答地颔首说：“好！”当时，我是一个很不称职的班长，积郁在心中的那股难咽之气久久不散，难言之苦，无处诉说。于是，就沉溺于棋牌之中。哪怕课间十分钟也要抓紧时间打几盘扑克。以至于，班主任黄老师只要走进教室，看到我还在与同学打牌，总是微笑着说：“李培永啊！你又在打牌呀！”黄老师没有上我们班任何一门功课，只当班主任，因为她是生物老师，就像大学的学生辅导员一样，但是她非常负责，而且非常有耐心，从来没有在班上对大家说一句，哪怕稍微重一点的话。她非常理解我们这批名落孙山的“高材生”，不论是与学生个别谈话，还是开班会讲话，总是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开导大家对自己的未来要充满信心。每天早晚自习，每一个课间十分钟，她都要亲临教室，或巡视，或找同学个别谈话。诚然，大家对黄老师非常敬重，但是，不少同学对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欲求学上进而不能的难堪境遇，郁郁寡欢。尽管学校食堂每个月13.5元的伙食，餐餐都有鱼有肉。不少同学还是隔三差五就三五成群，到外面的餐馆去聚餐，喝酒抽烟，宣泄一番。但是，这些曾经的优秀学生，还没有沉沦，每次去外面吃饭，都要赶在晚自习之前回学校，而且喝了酒的同学，还要回宿舍非常认真地刷牙洗口，深怕被黄老师发现了。我当时虽然心情与大家一样，也与他们一起去外面吃饭，但是，我从来不抽烟喝酒。我回学校就直接去教室，如果时间还早的话，再跟同学打打扑克。几乎每次去教室晚自习，都看到黄老师在教室。有一次我从外面吃饭回来，她在我旁边坐下谈班级工作安排之前，问我：“是不是同学们对学校食堂伙食有意见啊？”我说没有意见啊！问题是伙食太好了，每餐都有肉，而且那么多肥肉，不仅女生吃不下，男生也吃不消啊!是不是可以换个味口呢？多一点瘦肉，少一点肥肉，有时可以不要肉，炒鸡蛋也可以呀！我们正说着，喝了酒的几个同学陆续从后门进来，从我们旁边走过时，一股酒味飘来，黄老师微笑着问我：“你没有喝酒吧？”可见，黄老师是知道有同学去外面喝酒了，但是善解人意的她，从来不在班上公开批评喝酒的同学。是不是找那些同学个别谈话了，我不知道，但是，她这样尊重学生的态度给大家印象非常好。也为我们后来走上教师岗位时刻要尊重学生，树立了好榜样。学校根据教育局的要求，为我们将来能够走上中学语文教学的讲台，开设了许多与语文教学相关的课程。这些课程也确实是中学语文老师必学的，但是，当时我们这些人还沉浸在难以自拔的苦闷之中，哪有心思学习那些东西呀！还记得我们很多男生，课间打牌，上课看小说，下午放学三五成群外出游逛，晚餐时，几个气味相投的去小餐馆借酒浇愁。我们不想学什么《文学概论》，也不想听那些枯燥无味的说教，后来好多课都没有一点印象了。只有教我们《古代文学》的罗书慎老师，让我们永远都忘不了，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她讲《触龙说赵太后》，她上那节课时的语言、表情、动作至今历历在目。按照市教育局的计划，短训班应该在1966年暑假结业，但五月中旬，我们分赴武汉市各中学实习还未结束，就被紧急召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03
我还是我，且行且珍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特别讲究家庭成分。从北京传遍全国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让所有出身不好的学生胆颤心惊，不知所措。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学校的高中部、幼师部和短训班，三部分都要有学生代表参加，大概是因为短训班其他同学的家庭成分确实复杂，我可能是“矮子里面挑出来的将军”，尽管我那“家庭出身可能是漏网地主”的档案，还在学校档案室，我还是那个大学“不宜录取”的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仍然被学校党总支作为短训班的唯一代表，被“选”为“革委会”的委员，其他十几个委员都是高中部和幼师部的，出身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的“天之骄子”。主任委员是高中部的夏国林，三代产业工人的后代，他主持全面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我的日常主要工作是起草革委会的文件、大型活动的通知等；还要针对学校造反派的大字报的观点，予以驳斥；负责每周出版的《实师文革通讯》油印小报，还要负责学校广播站重要稿件的审稿。后来，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我们也是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的负责人。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我作为武汉市的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到北京，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上，有机会比较近距离地长时间地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那兴奋和狂热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们在观礼台上的红卫兵，比那些跟着游行队伍走几个小时才到天安门广场，只有十来分钟时间，边走边远距离瞭望城楼上毛主席的身影的红卫兵们幸福多多了！一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连上大学的资格都没有的人！甚而至于，又怀疑是不是大学招生的老师看错了我的档案！我还是我，怎么可以享受这样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呢？后来看新闻才知道，享受更高规格政治待遇的红卫兵，都是像宋彬彬那样的“红二代”。我们华师一附中同年级一班的孙鲁安，一位老红军的儿子。他至今还珍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有他在城楼上的一张黑白照片。然而，我能上观礼台，还是百思不得其解。这就像让出身不好的人当中学老师，去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个悖论一样，没有任何人给我一个符合事实、合乎逻辑的解释。反正我还是我，且行且珍惜吧！自从1966年9月5日关于大串联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我们学校革委会的成员和部分红卫兵骨干，承担了接待各地来武汉串联的红卫兵的任务，按上级指示，学校免费提供外地红卫兵的食宿。1966年11月下旬，学校“革委会”又让我带一批短训班的红卫兵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最后一次的检阅。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短训班的红卫兵组织发展工作控制得比较严格。像我的同班同学、好朋友韩宪伟同学，出生革命干部家庭，也被“不宜录取”，运动初期也不能成为红卫兵，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他也懒得加入红卫兵，一个人出去大串联，跑了许多地方。直到退休后，我们水厂路中学的老同事一次聚会，我好奇地问韩宪伟，他还是那样憨厚地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我不用看自己的档案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祖父当年在山西省是著名的开明绅士，跟国共两党的领导都有联系。抗日战争时期，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后来被老家的抗日根据地政府给枪毙了。我的父亲就从老家跑出去参加了八路军，解放战争期间随军南下到了湖北随州，留下来当了县政府领导。因了祖父被枪毙而一直原地踏步。没有想到1965年高考，我也因此‘不宜录取’。所以，在短训班我学会了抽烟喝酒，到水厂路中学后，我就拉拉二胡打打球，百事不管不问！改革开放后，山西省委有关部门在《山西日报》公开为祖父平反昭雪，后来父亲也从随州调到武汉市一个国营大工厂当厂长，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我还能怎样呢？现在每个月八九千退休工资，很好了！女儿女婿一家四口在上海也非常好！知足了！”我还利用这次赴京的机会，在二轻部找到了发小刘先旭。他与我，小学六年是同班同学，中学六年同学，都在华师一附中，他在三班，我在二班。不论在小学还是在中学，先旭都是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老师最喜欢的好学生，好班干。他性格温顺、说话轻言细语、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还写得一手好字。憧憬读完高中上大学，掌握更多的知识报效祖国。1964年高三下学期，还没有等到高考，先旭万万没有想到，被党组织保送上河北张家口机要学校。据说当时政审之严格比招空军飞行员还要严，他被万里挑一选中，并在高考之前就去报到了。我们也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他坚决要求退学，一个人从张家口回来了！其实，在他回来之前，机要学校的领导已经到武汉了，分别与华师一附中的领导、他的班主任、同班同学及好朋友，还有他的父母亲做好了工作，一定要说服动员他回机要学校继续学习。一个从小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性格温顺的青年人，在温柔的亲情和友情的“劝说”下，只有乖乖地跟着那位学校领导回去了。这次逆反，也许是先旭一生中唯一一次，非常遗憾地以他的失败告终。一年多后，他被分配到第二轻工业部给部长当秘书。从此，他就是北京人了，在国家机关当了一辈子秘书。1989年之后，被调到中南海工作到退休。我们见面以后，他请我到餐馆吃大米饭，那次到北京，在红卫兵接待站好几天都没有米饭吃，那一餐饭是吃得最香的。他见我穿的是一双球鞋，就告诉我在北京冬天穿这样的鞋会冻坏脚的，又帮我买了一双棉靴，穿在脚上暖暖的，从心里感受到学友情深，发小义重，一生难忘！等我从北京回到学校，只有“革委会”的几个人和十几个“铁杆”红卫兵，坚守在学校。夏国林主任决定抓紧时间，赶快让留守人员分期分批外出串联。附录
当年红卫兵
相聚洪湖餐馆
文革十年，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进入70后的一代人来说，是永远难以磨灭的一段记忆。这次回国不久，当年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文革委员会”的主任，高中部的夏国林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在武汉。于是他组织了一帮当年的“红卫兵”，相聚在我家附近的洪湖餐馆。那天，来参加聚会的有幼师部的马兰绪、涂桂珍、张菊香、周燕云；短训班的张思斗、魏人民；还有高中部的李鲁峰、柯凡清等共十人。这也是当年“实师红卫兵”的中坚。其中有几个同学，还是在当时震撼世界的武汉“720事件”后，紧跟夏国林和我一起去鄂西北郧阳避风的“铁杆”。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现在围坐在一起，尽管岁月已经在各人脸上刻下的皱纹，是古稀之年的标记，但是一谈起那激情燃烧的年代，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那些难以忘怀的小事、趣事，历历在目。1965年，高考名落孙山，我被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分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语文（2）班培训一年。短训班本该在1966年暑假结业，当年5月中旬，我们分赴武汉市各中学实习还未结束，就被紧急召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特别讲究家庭成分，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学校三部分都必须有学生代表参加，大概是因为短训班其他同学的家庭成分确实复杂，可能我是“矮子里面的将军”，尽管我那“不宜录取”的档案还在档案室，仍然被学校党总支作为短训班的代表，被选为“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主任委员是夏国林，主持全面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文革期间各学校开展“运动”的过程大同小异，而且，我们这个学校当时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许多事情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当我和夏国林谈起“金条事件”时，都还记忆犹新。“文革”初期，红卫兵“破四旧”。收缴、还有被“文化大革命”气势所迫，一些资本家出身的学生主动上交的金银首饰等，都由“革委会”派专人登记保管。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谁都没有见过金条的，一次，收到了十几根金条，于是都争相一睹。原来，其色黄灿灿，其形如当时中小学生用的长方形橡皮擦大小。等大家看完之后，负责保管的同学收拾时，发现少了一根，这可不是小事。在场的五六个人折腾了一晚上，最后，终于在一个破旧藤靠背椅的竹子扶手里面找到了。也许就是在大家抢着看稀奇物的时候，不经意掉一根到那个破竹洞里了。大家虚惊一场之后如释负重。后来，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我们也是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的负责人。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我作为武汉市和学校的“红卫兵”代表，第一批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当年12月，“文化革命委员会”又让我带一批红卫兵去北京，当时大约有二三百人。那时不仅没有现在的各种银行卡，也没有大额的人民币，票面最大的就是十元的。二三百人大约一周的开销满满装了一书包，而肩负保护并携带这笔“巨款”的就是憨厚老实的大个子魏人民同学，他每天晚上都是抱着钱睡觉的，白天，不论到哪里，他时刻都把书包斜挂在前面，用双手护着。我这个带队的非常感谢他为大家全身心服务的精神，更感谢他保证了我们大家钱财的安全。而他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再相聚，谈起往事，仍然憨厚地一笑，你们那么信任我，我当然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呀！他和张思斗是语文（4）班的，因为这次去北京“大串联”，我们相识相知，后来，在1967年震撼全球的武汉“720”事件之后，跟着我和夏国林一起，离开武汉到鄂西北山区去避风。张思斗还是我们这些人中唯一参加1967年8月1日横渡长江而幸免于难的。那次横渡长江由于组织工作严重失误，造成许多人溺亡，仅我们省实验师范学校就有二十多位同学遇难。他一谈起那次死里逃生，就嘘唏不已。他说：“那天，早上9点的太阳就很厉害了，等着下水的编队前呼后拥，人群躁动。后面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都跟着往江边涌动。大约9点过了，有人发令，前边的人蜂拥而下，就像下饺子，人人希望下水凉快。还没有轮到我下水，就看到有人被从水中捞起抬走，挤着啦？踩着啦？来不及多想就被后面的人推下水。一下水就感觉被人拉住了，回头是不可能的了，我就奋力向江中游，几乎所有的编队都散了，我游到江中才松了一口气！真是死里逃生呀！那天下水的地点是平湖门与汉阳门之间，大桥下面的第一个口子。”我说，第二天我们几个同宿舍的同学站在桥头堡那里，看着武警的战士们在小船上，拿着长长的竹篙往水下一矗，浮上来一串年轻人的尸体，下面一个抱着上面一个的腿脚，串起来就像那“糖葫芦”。真是令人寒心啊！参加聚会的几位女生，都是当年幼师部（43）班的，都是坚定支持“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的“铁杆”。最有意思的是张菊香，在学校时，她总是满面笑容的开朗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离开学校之后天各一方，不曾想到，1989年暑假，我应邀到海南农垦总局讲学结束后，总局教研室吴多雄主任请我们参观海口市市容。当我们乘坐的中巴车行驶到秀英港一个路口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我，突然看见正在人行横道上过马路的女士，好像是我们当年的红卫兵战友张菊香。我大喊一声：“张菊香”。她一回头，真的是她！车上所有朋友为之惊叹！原来海南建省后，她随夫君调回她老公的故乡----海口市，在港务局子弟小学当老师。我调到海口以后就经常聚一聚，我2005年退休后又有好多年不见了。这次正好她最近也回武汉探亲，我们又在洪湖餐馆相聚甚欢。我们欢聚一堂，把酒言欢，遥想当年，正值青春年少时，意气风发，满以为赶上了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可以“挥斥方遒”了！不曾想，十年一场噩梦！醒来，你是谁还是谁，如果后来我们不努力奋斗，今天这聚会就没有这么快乐了！最后，大家举杯祝愿幸福晚年保重身体！希望来年再聚都在场！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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