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夏新民 2018-05-2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夏新民,武汉人,退休科技工作者。现客居上海。曾以“琴台散仙”,夏新民等名,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和古体诗文若干篇。文章有《我的疯子舅舅》《当时只道是寻常——-五十年前初中生活杂忆》《Key west晚霞》《若水堂记》等。


原题

草色遥看近却无

我的小学,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我的小学,武昌大堤口小学,名存实亡,已经十多年了。


2016年年初,在我们发蒙六十周年到来之际,我和几位发小一起来到武昌大堤口,寻找昔日我们就读学校的遗迹。


我们来到中山路大堤口原校附近,从街面上两栋拆迁楼间隙的短短巷口进入,放眼望去,一片瓦砾,荒草伴生。我们找不到任何一栋当年的建筑。也找不到残存的,儿时曾经朝夕相伴的,一堵旧墙,一扇窗牖,一段飞檐,甚至,一砖一瓦。


几根剪断的电缆,斑驳裸露,长短不一,从高低不平的碎砖石堆中冒出,从不同的方向,斜划向天空。往远望去,有几幢30余层的大楼,与这一大片瓦砾,围墙相隔,赫然耸立。


那是几年前刚刚新建的民居大楼,是被称为武昌富人小区的金都汉宫。它赭红色的基调,在蓝天下显得格外醒目。从金都汉宫几栋大楼的间隙处,再向西望,那就是长江,我们的母亲河,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西往东,奔腾而去,亘古不变。


站在这片荒草瓦砾边沿,我无法想象,这是我曾学习生活过8年的地方(含幼儿园两年)。我的心绪,我的记忆,也如毗邻的长江,汹涌澎湃。五六十年前,我的小学生活,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浪花一般,在我心中,此起彼伏,断断续续,泛起开来。

 

消逝的建筑,消逝的人

 

在武昌中山路大堤口,曾经耸立着一幢教学大楼,这是建造当时极为气派的建筑,即便在我们进校发蒙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也是武汉中小学校舍中少见的四层大楼。大楼正面,由东向西,一字摆开,红墙红瓦,拱形前廊,石柱铁栏,加之屋顶上面左右对称的阁楼窗户,以及两个竖起的长方柱形白色烟囱,使得整栋大楼显得方正、肃穆、内敛和大气。

 

这是武昌大堤口小学,它源远流长,至今已有近九十年历史。

 

记得当初刚进校读书时,从同一个门进去,左边是我们就读的大堤口小学操场,右边是武汉市儿童福利院(孤儿院)。那是一层楼高的欧式长廊结构建筑。两个单位之间无墙相隔,一条长青树掩映的小路,通向我们的教学大楼,同时又将我们学校和儿童福利院分成两片不同的单元。

 

说起这两个单位,都不得不提到同一个人,那就是美国人艾原道(Sylvester Joseph Espelage O.F.M)。他是美国辛辛那提人,生于1877年,天主教方济会会员。方济会是天主教的一个派别,以重视文化教育而闻名于世。艾原道为传播福音游方四海,1905年来到中国,来到武昌教区。


他是来中国传教的第一位美籍方济会会员,先后担任天主教鄂东教区文学书院的外语老师,武昌文学中学教育总监等职。在此期间,由于深得天主教鄂东地区主教田瑞玉(Gratianus Gennaro O.F.M)的信任,主持新建汉口天主教堂医院(武汉市第二医院)。1913年和1926年两次返回美国,向当地人大力宣扬天主教在中国鄂东地区发展趋势,以及进一步扩展的必要性,为在此地区建立更多的学校和医院,筹募慈善资金,招募来华传教修士,不遗余力。


其中,1926年的返美之行,收获甚丰,募得大量资金。以此,在武昌大堤口天主教堂圣多默堂附近,先后建成圣罗撒女子小学,圣罗撒诊所(1928年),武昌成德小学,妇女经言学校(1928年)等。其中圣罗撒诊所,解放后被接管,改名为武汉市儿童福利院。


而武昌成德小学,就是我曾就读的武昌大堤口小学的前身。它的四层教学大楼由艾原道亲自主持设计建造。其小学名,显然是为了纪念意大利人江成德(Vincenzo Epiphane Carlassare O.F.M.)。他是意大利方济会会士,1884-1909年天主教鄂东代牧区主教,天主教鄂东地区众多教堂、医院、学校的设计者。

 

1930年,艾原道升任鄂东地区主教。在他任上,除了在其辖区大力建设学校、医院、育婴堂、图书馆、天文台等等,使该地区科教文事业获得长足的发展外,他还做了两件对武汉人民而言,义薄云天的善事。在灾难战争来临之际,他次下令属下的学校、医院、教堂,广开大门,接纳难民和伤病员,给粮给药,救死扶伤。一次是1931年武汉特大洪水灾害期间。一次是抗日战争武汉会战时期。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1954年武汉发大水,长江大堤水涨船高,武昌堤内沙湖周边的居民也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据我居住在沙湖地区的几位同学讲,他们那个时候都曾在大堤口小学避难,也都得到过教会的帮助。

 

1940年艾原道病逝于武昌,死得其时。他的继任者,美籍波兰裔主教,郭时济(Casimir Rembert Kowalski O.F.M.)运气就差远了。郭继任武昌天主教主教后,先后两次入监。一次是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本人抓去,投入上海集中营。一次是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入新中国监狱,不久被驱逐出境,回到美国。1970年11月,郭病逝于美国亚利桑那州。此时,他曾经属下的大堤口天主教圣多默堂早已不复存在,而大堤口小学(成德小学)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中。

 

筷子湖,一个年青革命家的传说

 

大堤口,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宋绍兴年间,官府曾在武昌城武胜门外,修筑万金堤,防范长江洪水。明朝末年,大批江西难民迁徙湖北,以躲兵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北。”的大迁徙。


迁徙的江西人中,以竹器工艺人据多,其中尤以制作筷子,工艺精致闻名。江西人在金波堤附近居留。堤内有一无名小湖,在此湖周边从事竹筷生产。江西人制作竹筷前,多将制作所需的竹子先放于小湖中浸泡,筷子湖因此得名。筷子湖与长江相通,其入口处,便命名为大堤口。

 

我读小学时,筷子湖尚在,在大堤口小学西城壕以南,农民讲习所以北,武昌解放路雄楚路以西的地方,只是与长江已经隔离开来。记得我读小学二、三年级时,曾读过一本书,讲述一个青年革命家的故事,与此湖有关。


书中介绍,国共分裂后,有一次,这位年青人刚刚参加完农讲所附近的革命活动,两个丘八尾随跟踪追捕。当来到筷子湖时,被青年革命家发现。他急忙跳入湖水,折断一根芦苇,含在口中,见龙在田,潜入湖中,利用芦苇秆呼吸,并默默祈求苍天保佑。两个丘八追过来,有眼无珠,到了筷子湖,发现人突然不见,又沿着湖边小路向雄楚楼方向追去,青年革命家得以逃脱。


我第一次去玩时,发现筷子湖确实很小,比我们家附近的沙湖小多了,湖边长满芦苇,引人遐想。又过若干年,我又来到此地,筷子湖早已填为平地。来往路人,行色匆匆。但有谁知道,这片土地之下曾经承载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大堤口史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堤口有两件事载于史册。

 

1852年,太平天国进入湖南后,从岳州出发,水陆两路进逼武昌。陆路,12月19日攻克蒲圻后,北上,22日抵达武昌城下,久攻不下。水路,12月22日天王洪秀全亲率大军,抵达武汉江面。24日从汉阳南岸咀架浮桥横跨长江,通往武昌大堤口岸边。以后太平军浩浩荡荡,从浮桥横向过江,踏上大堤口江岸,以后几天,南北夹攻,从武胜门保安门处攻入武昌城池。

 

武胜门,又称武圣门,草埠门(不知小时候为什么听成“草和门”?),在得胜桥街街口,完建于明洪武4年。我儿时去得胜桥街玩,在东城壕昙花林路口附近,其断壁残垣,依稀可见。

 

一百余年过后,1956年5月31日,伟大领袖从湖南长沙来到武汉。当天,乘坐过江渡轮改装的轮船,在长江大堤口处江中下水,“极目楚天”,“闲庭信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畅游长江逾三十华里。何等潇洒!何等自信!


是日有一插曲,亦可回味。据当天担任地方警卫负责的人士回忆,那天与伟大领袖一同畅游的,除地方大员王任重,李尔重外,还有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叶子龙,李银桥,保健医生和吴君旭护士长等主席身边一干要员。当伟大领袖游到武汉谌家矶附近江中沙洲处时(应该是天兴洲),杨,汪,还有那位保健医生,没有跟上主席路线,忽然不见,让警卫人员吃了一惊。后来发现,因江水太急,这三人被冲到沙洲北岸去了,也是一段轶事。【1】


从那天以后,10年时间,伟大领袖在武汉畅游长江多达42次。当年,武汉地区开始举行横渡长江竞赛活动,一直到1965年,参加者多以专业运动员为主,从大堤口下水,汉口滨江公园上岸,取男女各前三名,予以奖励。


大堤口小学是运动员下水前的集散地。我清楚记得最初几届,运动员们在学校操场集结的场景。当时每个运动员,有一木划船自始至终跟踪保护。其中一条小木船上的艄公,就是我小学班长夏同学的父亲。


直到1966年7月16日,伟大领袖以72岁高龄最后一次畅游长江,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武汉地区的横渡长江改为群众运动,下水处不再是大堤口,上移至汉阳门去了。

 

1967年7月中旬,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伟大领袖为解决武汉两派问题,来到江城,准备再游长江,可惜这次,未能如愿。【2】

 

美丽一课,关老师

 

记得上小学进校的第一天,从教学楼右边的走道进入主楼,地面是黑白缀花的磨花石地坪。向里延伸,光线略暗,校卫生室,楼梯,幼儿园,沿走道右侧依次排列,一直到达大楼后门。走道的左边,与幼儿园相对的是学校大礼堂。那是由从前天主教教会成德小学的礼拜堂改建而成。


走上二楼,向右一拐,进入我们小学的第一间课堂,那是我们一年级(2)班教室。教室里,面东方向,有三个明亮大窗,一字排开,让人眼前一亮。我们走进教室,小学的第一任班主任,语文老师关老师,早已在教室讲桌旁坐以迎候。

 

我们发蒙那会,还没有使用今天的汉语拼音,那是以后的事。我们那时认字,用的是罗马拼音,从“ㄅㄆㄇㄈ,ㄉㄊㄋㄌ”(波坡摸佛,得特呢勒)开始。记忆中的第一堂文字课文是“秋天来了”,由关老师讲授。那是一个深秋的早上,天高云淡。秋日的阳光从窗外树叶丛中斜射进来,洒在教室里,洒在课桌上,斑驳闪烁。


关老师一袭浅色长裙,双手捧着课本,脸上漾着微笑,在讲台和黑板之间,来回走动。她深情地朗读,“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她的声音非常好听,仿佛秋天的高空,大雁洒下的的清脆,一字一音,宛转悠扬。

 

那一刻,我在下面听得入神,恍惚之间,班上同学全都飞向天空,就是那群大雁。关老师领头,我是最后一只,而且,掉得很远。

 

多少年过去,我们小学所学的语文课文,早已忘记得干干净净。唯有这一课的景象,还有那个教室的画面,关老师的微笑,她的声音,那美丽的倩影,记忆犹新。那景象,那画面,那声音,真美!

 

这美丽的微笑,这动人的音韵,多少年来,在我心底挥之不去。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直到今年我才得知,它来自荆山楚水,天然玉成。关老师出身书香门第。丈夫出身于荆沙地区耕读人家,为了理想,参加革命。留下关老师在家,打理从祖上分来的几亩薄田,靠地租及自己辛勤劳动,赡养全家,以实际行动支援丈夫的事业。她丈夫牺牲在新中国胜利的前夜。受当地政府照顾,解放后,关老师从荆州调入武昌大堤口小学任教。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关老师因这段历史,被打上“逃亡地主”,关进牛棚,受尽屈辱。那时,我们这些学生,分布四方,命运不一,没有一位同学,在彼时彼地出现,还关老师一丝微笑,一声关心。

 

看电影

 

1950年代,我们家生计窘迫,但我没少看电影。那时一般家庭的孩子,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看革命电影如《红孩子》《柳堡的故事》等等以外,一般电影很少顾及。我能看上那么多电影,与万太有关。

 

万太,孝感人,慈祥,精干,邻里之间颇有威信。他是我班沈同学的外婆。沈同学按照家乡称呼,叫她为“太”。街坊邻里父老幼嬬,随乡入俗,也叫她“太”,或“万太”。沈同学的父亲,旧时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今南京大学前身)毕业,1950年代调到汉口韩家墩中学任教。


那时,名牌大学毕业生,由于政治原因,像沈同学父亲那样,到中小学任教,用非所学,绝非个例。沈父在汉口教务繁忙,将沈同学留在武昌万太身边,继续学习。万太爱看电影,从我们读大堤口小学幼儿园起,每次去武昌电影院、江汉剧场,总要牵上两个幼稚小童,沈同学和我,一左一右,一俊一憨,俊的是沈,憨的是我,煞是可爱。


邻里路人见之,无不交口称赞万太有福,万太闻之,也面露喜色。记不得读小学哪一年,我们已经长高,一次到江汉剧场,我和沈的身高都已明显超过1米,但检票员看看我们三人,亦觉可爱,略略迟疑,便大方放行,让我们两位少年继续享受免费电影。

 

我跟万太看过儿童动画片《白雪公主》。也跟着她看过电影《十字街头》。记得万太和邻里长辈人之间一起谈论过电影主角。讲起赵丹,也讲到过上海滩上的左翼进步青年演员。寥寥几句,神秘兮兮。我听得懵懵懂懂,如坠云雾。“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那时,雾锁奇峰,未露峥嵘。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万太,比我们现在年轻。人到老年,我怀念万太,珍惜那一段美好的回忆。

 

上学的路

 

我家住在积玉桥,从我家后门出发,经积玉桥后街,小铁路,砖瓦巷,穿过中山路菜场,右拐,经过致和酱菜店,就来到大堤口小学。这是比从积玉桥街头右转,到中山路上学似乎略近的一条路。

 

小铁路与中山路平行。晚清末年,东城壕处设有银币局。为方便武昌银币局与长江沿岸城市之间的运输,官府修建了一条官轨小铁路,从银币局起,经积玉桥,到达长江大堤口码头。由于铁路两旁有居民居住,很快发展成为一条街道,以后小铁路拆除,街道留存,并以此命名为“小铁路”。我们班的班长叶同学就住在这条路上。

 

叶班长是个小女生,精明诚挚,有组织才干。她与我同过桌。少时,梳两条长长的小辫,引起我后面一些小男生们的遐想。坐在我后排的沈同学,上课就时常越过课桌,拉她的小辫,揪住不放。叶班长初中与我同校,分在(1)班,继续担任班长。初中毕业考入武汉一所著名中专,其间,失去联系。文革中,据同学传,曾担任该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领导,不着红妆,英姿飒爽。【3】

 

1958年间,我常常走这条近路去上学,每次都要穿过中山路菜场。那时中山路菜场里总是悬挂的几条巨幅标语,其中几条,印象深刻。记得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社会上,曾为其中第一条标语,先人,先我?争论不休。不久,伟大领袖发话,“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都以个人为核心,均不妥当。这条标语随之销声匿迹。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条标语并非原创,起先来自苏俄,更早来自欧洲。

 

大礼堂,小高炉

 

1958年大跃进,“超英赶美”,大办钢铁。我们大堤口小学的礼堂里突然竖起了一座“小高炉”。那是当地中小学中少有的高炉,让我们全校师生引以自豪好些时日。我们这座高炉大约4到5米高,直径不到2米,有效容积可能不到5个立方米。也许建造者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容积”,遑论“有效”?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有效容积,焦比,燃烧比,生铁合格率,生产成本等等这些钢铁工业生产的基本概念,都不在主事者们的考虑范围。


为了响应党中央《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伟大号召,我们小学生也根据学校指示,上交废铁。家里没有,以炒菜的旧铁锅充数。我依稀记得,那段时间,有两位老师,曾用钢钳夹住坩埚向耐火模子倾倒过火红色的液体,不知是钢水,还是铁水?那坩埚是铁灰色,约40厘米高,坩埚直径,小碗口大小,与我多年后实验室看到的坩埚,材质以α-Al2O3为主,浅黄的高铝,白白的刚玉,迥然有异。


我没有看到我们大堤口小学的“高炉”的流出过铁水。等我看到高炉出铁,那已经是12年以后的事了。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从农村招工进入汉阳钢厂。这家钢厂也是1958年大办钢铁的产物,有一座83.5立方米的高炉,在汉水南岸月湖湖畔一片荷叶田边,孤独耸立。


这座高炉曾在三年灾害时期停产,在我们进厂前几年,恢复运行,又开始炼铁。不久,汉钢建设新的2号高炉,有效容积255M3,指挥长为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三支两军。【4】高炉建成,出铁那天,张灯结彩,成千的工人站在炉前,看到火红的铁水从高炉里缓缓流出,欢呼雀跃,我也是其中一员。


那时,武钢的高炉是2,500 立方米,而同时期日本的高炉,有效容积已经超过4,000 立方米,又过了若干年,世界上最大的高炉,容积为5,860 立方米的高炉,在中国诞生,隶属民营企业沙钢,这都是后话了。

 

移山填湖

 

1958年一位农民诗人的诗进入我们的语文教材,“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这首诗当时得到大诗人郭沫若的高度赞赏。

 

郭沫若,中国现代新诗开创者之一。他年青时,曾放声讴歌贝多芬,歌颂那独立、自由而伟大的灵魂。“…,你蓬蓬的乱发,如像奔流的海涛。你高张的白领,如像戴雪的山椒。你如狮的额,如虎的眼,你这如像‘大宇宙意志’自身的头脑。…”曾让无数热血青年倾倒。到得中年,他又唱到“万岁万万岁,…,你真赛过我亲爷爷。”仿佛时空倒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人,早已失去“自身的头脑”。这位曾经伟大诗人的赞赏,不理也罢。

 

但,“我来了”诞生那火热的年代,诞生在我们这些野孩子荷尔蒙即将喷发的年代。那时,这样的诗,我们喜欢。

 

我们随着学校来到凤凰山,那是学校对门不远的一座小山。我们没有要求凤凰山开道,我们只是在山脚下挖土,挖掘出“观音土”,那是用作大办钢铁所需的耐火材料。观音土,又称高岭土,一种富含α-Al2O3物资的黏土,可入药,《本草纲目》有过记载。饥荒时期,也有人难忍饥饿,用来代食。


人们耳熟能详的《愚公移山》,传说愚公的母亲,吃过的“王屋山土馍”,也就是这种高岭土。传说她百岁之际,仍明眸皓齿,与此有关。等到我们听说周边有人吃这种观音土,那已是一二年以后的事了。

 

不久,我们又来到螃蟹岬城山。我们还是没有要求城山开道。我们只是挖山填湖。看着一筐一筐的装满篾箩的土,从城山上,沿着钢索呼啸而下,飞向沙湖。同时,一个个的空竹筐逆行上山,不用动力。我知道,那是用了定滑轮,改变了力的方向,也改变了山川湖泊的原貌。


那时,看着碧波万顷的沙湖一点一点的被填平,逶迤的城山一点一点的被削去,“我来了”,“人定胜天”的豪迈之情,油然而生。但不久,我们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改变的后果。由于湖水大面积的萎缩,城市失去了“五脏六腑”,失去了系统调温和蓄水的功能,改变了武汉的生态,我们遭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聚餐

 

1958年6月,有位大科学家,在听到河南某地小麦亩产2150斤,4天后又有亩产3530斤消息传出后,在报上发文,根据太阳能的转化,认为这远远不够,通过“理论计算”,亩产还可以增加20倍,达4到6万斤。不久,各地粮食产量,相继翻番,大“放卫星”。8月初,伟大领袖来到河北徐水,县长汇报。当汇报到今年夏秋二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时,伟大领袖“不觉睁大了眼睛”。“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啊!”“粮食多了怎么办啊?”【5】到了8月中下旬,北戴河会议,“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记得那年,母亲时常带我到她们厂去聚餐,十人一桌,八菜一汤,有荤有素,比我们家里丰盛好吃多了。我那时年幼,不到10岁,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现在也还是不懂,用我那时的眼光看,共产主义就是,鸡鸭鱼肉上桌,一起吃,堆起来吃。

 

那时,母亲是工厂里的干部,也不知是什么干部,只听到厂里的人,上上下下,都叫她田老师。等到二三年后,大跃进,风风火火不再,父亲因历史问题劳教,母亲受牵连,被贬到车间当上工人。母亲的在工厂的称呼,也由“田老师”改称为“田师傅”,“老田”,“田某某”等,不一而足。当然,也有不改口的,干部、工人都有,与身份无关。

 

大跃进的年代,中山路菜场有一幅标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特别醒目。人民公社雨后春笋一般,先是农村,后是城市,神州大地,遍地涌现。那时的户部巷,不是小吃,而是因为人民公社名闻遐迩。我的外祖父当时在科学院武汉分院工作,地址在中华路户部巷路口。他带我去过该公社的食堂,“大吃”,而不是“小吃”。


不久,户部巷作为全国城市人民公社的先进,其事迹被编成戏剧,在黄鹤楼剧场上演。我去看过,忘记是谁带我去的。但清楚记得最后一幕,户部巷进入到了共产主义,全体演员登上舞台,灯光大亮。观众起立,鼓掌。我也跟着起立,憧憬着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心潮澎湃,拼命鼓掌。

 

高干子女,晶晶和蒙蒙

 

他们两人都是高干子女,一动一静,一个先走,一个后到,在我们平民子弟扎堆的学校特别显眼。

 

晶晶,一个美丽的小女孩,父亲是老红军,1959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她也随之从八一子弟学校,转到大堤口小学。她从碧波荡漾的东湖,来到烟波浩渺的长江,来到我们班,反差够大。她进校的第一天,由关老师牵着小手走进教室,向同学们介绍。她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讲,只是静静地望着大家。以后同班三年,还是没有听到她讲过一句话。我们远远地看着她,白皙、文静,冰清玉洁,怎么也无法与他那翻雪山,过草地,戎马倥偬的红军父亲联系起来。

 

那三年,我们虽然没有听到晶晶同学讲话,但一位同学对她的讲话,大家却清清楚楚听得明白。那是S同学,我的一位好朋友,看剑侠小说,那是当时班上男生的流行读物,心醉魂迷,看了进去,忘记出来。一天下课,他突然对晶晶一指,慎重说道,“我封你为妃子。”这本是总角少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趣事。但消息传来,立刻在班上引起轰动,S同学马上被同学们绰号“天子”,且带着这顶帽子进入初中,这是后话。

 

小学毕业后,晶晶与我们失去联系,听说她文革中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出人意外。后来又听说,她让“一团火”融化,又在情理之中。2000年我们几位发小,在分别近四十年后,在武昌洪山广场第一次相聚。那是初冬,她晚到一刻,从广场另一侧看到我们,激动万分,清风一般,飘到我们面前。她当时身着浅色风衣,一条长长的大红围巾,脖子上一围,前后一搭,林道静似的,十分得体。分别这么多年,她的话还是不多,寥寥几句,几分诙谐,几分冲淡。给人的印象是,平和,善良,淡定,大气。

 

晚年,晶晶学画,习字,参加老人合唱团,音域在女中女低之间,忙碌而充实,过着平静温馨的退休生活。

 

蒙蒙,大大咧咧,几许豪爽。他父亲是武昌区委主要干部。他家住在崇福山街,独门院户。那是晚清达官贵人的居所。他邀请我去过他家一玩。进门伊始,步入小院,扑入眼帘的是一树盆栽青松,苍虬古劲。石坪灰墙,青藤缠绕。两边厢房,中间客厅,与大门正对。蒙蒙把我安排在客厅坐下,那里摆着藤椅沙发,古色古香。当日,蒙蒙与我下过两盘军旗,工兵炸弹规则,都由他制定。第一盘我赢,他修改规则再战,旋即再败,只好作罢。

 

蒙蒙在五年级转学,不知去了什么学校?2000年洪山聚会,四十年一晤,他郁郁寡欢,儿时的撒顽个性,烟消云散。今年发蒙六十周年,同学准备再聚,联系他时,才知他早已作古,同时也略略了解到他的身世。


原来蒙蒙的高干父亲不是他的生物学父亲。1949年解放前夕,他的生父携其兄弟远去台湾,母亲有孕在身,不肯随行,随即嫁于他的父亲,一位南下干部,法律上的父亲,享受高干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解禁,他的叔叔从台湾来汉寻根,找到他的母亲,并给以两万美金,那是当时一笔不小的款项,作为给侄子的见面礼,但求一见,遭到其母断然拒绝,失去了骨肉至亲平生一见的最后机会。


抗战以后,国共内战,兄弟阋于墙,但海峡两岸同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张母何以如此决绝,外人不知内情,无法判断。我们作为发小,只能遥祝蒙蒙在天国里快乐安详。

 

混血儿

 

他叫刘胡博,是我们班上的一个混血儿,不是那种高鼻凹眼金发碧眼的那种,除了身材削瘦五官端正会玩会跳以外,与班上其他男同学并无二致。他的父亲是台湾高山族人,年轻时,负笈东瀛,学医,与其母亲,一位美丽的日本少女相爱,成婚。也不知什么时候,他的父亲带着他的母亲和一儿一女来到中国,来到武汉。他随之来到我们班,那是1960年间,4年级,正是三年灾害最困难的时期。


记忆中,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每次下课,他都带着班上一帮调皮的小男生到学校大礼堂去打陀螺(武汉人称“得啰”)。这时大礼堂的小高炉已经拆除。他打陀螺姿势很优美,一弓一直,有节奏,有弹性。一边抽鞭,一边踏着节拍,唱道,“肚子饿了,肚子饿了,要吃饭!要吃饭!…”曲子是“1 2 3 1/ 1 2 3 1 / 3 4 5-/ 3 4 5-/5 6 5 4 3 1/ 5 6 5 4 3 1 /3 5 1/ 3 5 1/”。


歌词是刘同学现编,改编自我们刚刚学到的大革命时的“红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不久,列强换成土豪。“打到土豪,打到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真欢喜!真欢喜!”


又过了几十年,等我升值为爷爷辈时,跟着外孙女听歌,我才知道,此曲源远流长,叫做雅克儿歌,来自100多年前的欧洲。“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传到中国,歌词不断地更换,旋律不变!

 

刘在小学期间,和我关系极好。他教我游泳,我教他算术,教学相长,互为弘益。记得小学毕业暑期,我们等中学录取通知单那会,有一天,刘邀请我,还有六(1)班的李平平,一起去大堤口码头跳水游泳。七月的长江,江水已经涨上来,大堤口码头石梯平台处,离水面约3、4米高,台高水深,适合跳水。


记得那天,我们三人,还有三位汉口游过来的,“外头玩的”,年龄大我们两三岁,素不相识的不良少年,都在此处跳水游泳。他们五人先后在高高的平台,向江水跳去,然后随江漂下,再游上来,再跳,乐此不疲。我胆子小,只敢在石梯中部,约一两米处往下跳。如此这般,刘显然不满。于是把我拉到石梯平台,鼓励我说,“平平,就在这里跳,没关系”。我的小名也叫平平。


那几位哥们听叫到“平平”,急忙走上前来,要与我摔跤。我何曾见到过这种架势?不知觉地退后几步。李平平急忙迎上前去,说,“我是平平”。李平平的跤摔得好,在武昌地区青少年中享有盛名,于是约定三跤,在码头平台处,就地进行。


比赛结果,不幸意外,对方2:1获胜。于是,“汉口玩的”,相继欢呼,并依次从平台,向江水上方,腾空一跃,挺胸伸臂,“燕式平衡”,“5311”,【6】在空中瞬间静止滑行,然后鱼贯,竖直入水。整个过程,敌我双方,“费厄泼赖”(Fairplay)。有品,有味!


刘小学毕业后,就读新建不久的武昌粮道街中学。那是武昌地区“外头玩的”们(“老炮儿”们)麇集之地,江湖上的“黄埔军校”。1965年,他作为社会知识青年去了新疆,1972年中日建交,享受政策回到武汉,不久随父母移民日本,以后失去联系。也不知现在他生活得怎么样了?但有一点,我敢肯定,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还是眼下的中国,肚子饿了,吃饭不是问题。

 

新亚码头游泳

 

在长江边长大的男孩,天然爱水。我们小时游泳,从没去过游泳池,也没有专业老师训练。我们的游泳,是在新亚造纸厂码头,跟着大一点的同学一点一点地学会的。

 

新亚造纸厂,与武昌大堤口小学北墙边的砖瓦巷毗邻。它是当时武汉很大的一家造纸厂。其建厂历史,在湖北乃至全国,也许是个特例。1949年初,随州富商,旧时秦福记棉花行老板,秦育之移居香港。不到半年,他在香港得知武汉解放,商业将受人民政府保护,于是千里迢迢,又从香港绕道天津回汉,约几个朋友一起投资,建立私营新亚造纸厂,任总经理。1955年响应政府号召,公私合营。10年后,该厂转为全民所有,随之改名为红旗造纸厂。再过二十余年,该厂破产,被含有港股的晨鸣集团子公司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兼并。此时秦先生早已作古,恐怕其生前始料未及。这是题外的话。

 

我的小学班长,好朋友,家门夏同学,还有杨同学,杨大头,都住在新亚造纸厂附近的彭杨公祠。我和刘胡博常常约他们二人,一起去新亚造纸厂码头游泳。

 

新亚造纸厂码头停有不少大木船,有两类。一类是运往新亚造纸厂的旧书籍报纸,作回炉纸浆。一类是周边县市农民运来的瓜果蔬菜,如冬瓜、南瓜、香瓜等,准备卸货,销往武汉。我们小男孩在长江大风大浪学会游泳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游上江上的木船,偷上一个两个冬瓜南瓜,连人带瓜,跃入长江,漂流而下。“惟草木之零落兮”,但求抱得一瓜归。


那时,冬瓜,南瓜,美味可口,人相争食。无法想象,天下还有“猪不啃的南瓜”?那是几年以后,武汉顽劣少年的浅薄俚语。“南瓜”者,“东施”之谓也。又过了若干年,到了新世纪,商人们又说,南瓜有“植物胰岛素”,可治疗糖尿病,纷纷广告,铺天盖地。南瓜何辜?由得妄人朝三暮四!

 

饥饿时期,精神粮食,亦不可或缺。我们游上废旧书籍船上,从捆扎的书包中,摘得旧书若干,顶在头上,双脚踩水,漂游到岸,择喜欢的旧书,回家阅读。那时,读到的《说唐》《三侠五义》《小五义》等等,多是由此渠道获取。

 

在那三年灾害时期,游泳解决了我们的精神物资两项稀缺,游泳水平也随之迅速提高。10多年后,我在好几千人的汉阳钢厂,游泳水平在前五名以内(第一名是曾经的体校生)。以后在汉钢参加武装横渡,长衣长裤,斜背大枪,全副武装,漂游过江,都是儿时在新亚造纸厂长江码头游泳打下的底子。

 

夏班长,聪明,诙谐,有江湖义气。小学毕业后,只身一人,去了22中。初二,因父亲病逝辍学。15岁顶母亲职,进震寰纱厂(五棉)务工。以后努力工作,提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该厂破产。夏,以近知天命之年,流落社会,四处打工,以补家用。其间,曾在武汉一家大学的成教学院教书代课,讲授“政治经济学”,“邓三科”等。其讲课语,汉味诙谐,来自工厂,生动活泼,颇受成教学院学生们的欢迎。他在逼仄的社会空间顽强生存,乐观豁达。幸哉!惜哉!我的家门班长同学。

 

聪明的老鼠

 

1961年间,是三年大灾荒时粮食供应最紧缺的时期。那时,读小学高年级,刚刚发育,正是长身体的日子,却食不果腹。每天放学回来,照例是在家里四处寻找,希望能在什么地方找得到一星半点食物,充饥。我们家住积玉桥,前面一楼临街的是裁缝店。二楼和后面平楼,有好几户杂居。楼上楼下,均由2米高的薄木板,武汉人称为“鼓皮”的,隔离成单间。屋顶前后是坡型,上面的布瓦,由木梁顶起,形成一个截面为三角形的空间。各家的私语,马桶散发的浑浊空气,在此共享空间里,毫无顾忌地自由流通。


我们家楼上楼下各有一间房。其中,楼上一间,父母和小弟小妹们居住。那间房里摆放有一长方柱形木箱。约25厘米见方,6、70厘米高,上下二层。母亲用来专门装放家里的“贵重物品”。上面有个小木盒,里面装有户口,各种票证,还有父亲的历史交待材料。可惜都没有留下来,以作纪念。木盒的下面,是长方形斗,里面放置米袋,装放粮食,如大米,面粉等。木箱有锁扣,不上锁,放在墙角,母亲自觉万无一失。

 

一天放学回家,我来到二楼,我们家房门已经上锁。我沿着屋内墙壁上的“溜桶”往上爬,【7】翻过“鼓皮”墙,跳进房间,直奔木箱。打开箱盖,小手迫不及待地伸了进去,抓起几把生米,塞入口中,狼吞虎咽,大快朵颐,津津有味。吃罢,我翻出房间,一溜烟儿,出外玩儿去了。如此美食,如此美事,我一人独享,有两到三天。

 

  那天,母亲下班,把我和大妹随意叫到木箱一旁,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对我说,“怎么袋子里的米少了一些?”我一听,隔壁王二,急忙接上,对母亲说,“可能是老鼠吃了吧?”母亲朝我一看,淡淡地说,“好聪明的老鼠!”,顺便当着我的面将木箱锁上。我一阵窃喜,以为蒙混过关,心里一块石头,顿时落地。此时,母亲即便不锁,我也不敢,也大大不会再去偷吃生米了!

 

  很多年以后,我为人父,面对孩子教育,有时难免心急,才猛然想起当年一幕。母亲那时,哪里是被我蒙骗,毫不知情?她心里净着哩!我们这代人,与我母亲她们一代,在人的教育理念上,差距何止千里?!

 

双蒸饭

 

在积玉桥后街路口正对面,有一栋临街的二层建筑,白墙黛瓦,大门大窗,在一片低矮平房的中山路上,兀起独立。该建筑的两边,有两条小巷分别通向东城壕。这栋房屋里的主人姓万,旧时是有钱人家,有三个小孩,两位堂兄弟,一位姑姑,三万,在我们大堤口小学就读,都与我同班。


其中一万,小名美美,和我很要好。他曾邀请我去他们家玩过。儿时的印象,他们家楼上楼下客厅宽敞,内空很高,楼梯也很宽大。房屋里有很多房间,美美住在二楼。我在美美的房间美美的床上曾美美地睡过一觉,感觉房间特大,比我们家的房间大多了。美美是个男生,小时长得俊秀,他们家便给他起了一个美美的名字,容易让人误会。

 

1961年间的一天,美美突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们家附近的豆制品厂,靠西的巷子里面,有糠饼堆放在外,不要钱。我兴冲冲地赶去,看到很多人已经往家里搬,于是赶快也拿回一两块糠饼回家。回去后,急忙将糠饼磨成粉,放在锅里一炒,一种糊焦味即刻充斥鼻腔,充斥厨房,久久不散。这种炒熟的糠粉,干涩无味,难以下咽,比之前家里买来的三合一粉,难吃多了。


那时大米凭票供应,不够吃。人们纷纷寻找其他食品,像高粱粉,玉米粉,三合一粉,各种杂粮,都吃过。其中三合一粉,是哪三种粉合一?已记不得了。记得的只是,这几种粉中,相对而言,玉米粉稍许可口,但也很难吃。不像现在,有钱人吃五谷杂粮,吃得津津有味。看来,好吃不好吃,香还是不香?与人的舌尖鼻尖,通通无关,取决于你的内涵,你肚子里的油水。

 

不久,杂粮也稀缺了。报上、老师、亲友、同学,又向我们介绍一种新型食物,小球藻。据说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可以治疗浮肿,那是一种饥饿引起的疾病,吃了可以“保证不饿死人”。【8】我们来到附近的沙湖,也去过华农附近的很远的南湖。


我们在湖边寻找这种绿色植物,采集回家,交给老师,交给大人,用瓶瓶罐罐装满,培养,饮用。这种食品最大的问题是,也许能够解决人们植物蛋白质的摄入,但碳水化合物不够,无法解决人们的饥饿感。同时,小球藻,作为天然绿色植物,数量有限,不久以后,不见推广,销声匿迹了。

 

在寻找小球藻的过程中,人们又找到一种植物,黑篙芭,用来充饥。黑篙芭,外形与篙芭相似,浅绿带白,比篙芭短而肥胖。不知它是否和后者一样,同属禾本科菰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那时,这种黑篙芭,有小贩在学校门口贩卖。将它剥开,里面满满黑芯,兼有麻麻点点。男生放学,多爱购买,一口咬去,软软腻腻,满口通黑,口感不错。


男生们一边吃,一边唱,一边跑。那歌词,至今不明其意,但朗朗上口,“华山啦!美人啦!新的华山美人啦!…”那黑篙芭,好吃。不过后来听说,吃了以后,风一吹,头就掉了。小孩毕竟胆小,就再也不敢吃了。歌呢?也不唱了。

 

杂粮和水上植物,仍然解决不了人的饥饿,人们又在主食大米上动脑筋,于是“双蒸饭”应运而生。

 

“双蒸饭”,一种新的工艺,是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工继“碗饭”,“钵饭”,“盘子饭”一系列发明后的又一创造。大米经过双蒸,饭粒松软,体积增大,可解决一时之饥。以后,报上大力宣传,还有“理论”,迅速在全国推广。武昌户部巷食堂,我们家对门的积玉桥食堂都做过。我的外祖父带我去过这两家食堂,吃过他们各自的“双蒸饭”。不久,听说吃这种饭,只是增加了饭中的水分,碳水化合物及其他营养物质没有任何增加,进入胃部,百分含量反而下降,容易引起浮肿,于是再一次销声匿迹了。

 

从太阳能转化,可使粮食产量亩产4到6万斤,到土高炉炼铁……到小球藻,到双蒸饭,等等,那时这一类“新生事物”特多,而且,当时都有科学家们专家们的理论支撑,唯独与老百姓的常识和感觉相悖。高尔泰说,“感觉,有时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常识,有时候,是比理论更本质的理论呢?

 

排队买肉

 

积玉桥后街靠近小铁路的地方有一家猪肉铺,卖肉的有一个营业员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又是街坊邻居,母亲曾几次去派我去那里买肉。那时卖肉虽然凭票供应,但每天供应数量有限,肉又有部位之分,人们还是早早排队,争先恐后,尽可能买到自己满意的猪肉。记得一个初冬的早晨,我大约5点钟起床,睡眼惺忪,匆匆赶到肉铺。此时,天还未亮,昏暗的灯光下,人影幢幢,已有十余人排队站列。


站在第一位的人并没有靠近案板,他的前面摆着三四块大石头,据说是凌晨十二时排队的人摆放,临时回去有事,等一下来。这石头,算数!我赶紧后面排上,唯恐落后。初冬凌晨,寒意料峭,排队的人为了避寒,哈着双手,跺着双脚,打破了凌晨的静寂,也驱赶了我的睡意。


肉铺是早上6时准时营业,大约5点半时,“石头”们也先后归队,肉铺的灯光亮了起来。营业员们在砧板上,将杀猪利刃,按不同大小和形状,依次平放。然后用肉勾勾上肉块,挂上横梁,准备营业。此时,排队买肉的人群,也由松散到紧密,一个挨着一个,一字长龙般摆开起来。


正在此刻,一个约三四十岁的妇女,腆着大肚,一步三摇,直接插入队伍前列。那时排队,孕妇优先,本无可非议。但队伍中有妇女,而且眼尖,看出那插队妇女,曲线太过生硬,似非天然。于是猛地一步上前,揭开此女上衣,一只小小的竹筲箕,从其肚上,应声滑落下地。顷刻,笑声,骂声,推打声,扯拉声,夹杂肉铺里的剁刀声,吆喝声,混成一片,积玉桥后街顿时鼎沸起来,不知东方既白。

 

待到我排到队前,我的那位营业员亲戚急忙迎上,一刀小肉,给票付钱。猪肉部位,自然不差。于是高高兴兴,跑步回家,顺利完成母亲交待的任务。同时,也目睹了一堂中国特色“契约精神”的最初一课。

 

小小皮球队

 

从我们学校大门沿中山路向东走约一华里,就到了沙湖咀,那是沙湖的一个码头。武昌地区的粪肥,还有稻米,从一片荷花藕田中的小河,内沙湖中一条五六米宽的湖中小河,由此通向大沙湖沿岸,通向长江,以及沿岸城乡。我的小学同学,魏同学,就住在中山路沙湖咀码头对面的东城壕处。

 

听说,魏的祖父解放前曾是武昌区青红帮的主要头目。传说他有轻功,沙湖咀的小河,他轻轻一跃,可到达对岸。魏的哥哥双脚不能伸直自立,要靠左右两根拐杖撑住行走。传说魏的哥哥,儿时跟着祖父练气功,运气,一口气提上来,提到胸口时,双腿失去精气神,垮了下去,从此再也不能伸直站立起来。1949年政府易帜,其祖父因青红帮主要头目而遭受新政府整肃。但这些传言,我都没有在魏同学那里得到证实。


那时听说到青红帮,脑海里会即刻浮现出一个个青面獠牙的流氓形象。其代表人物,杜月笙,更是十恶不赦。等到多年以后,看到杜的照片,读到“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读到徐铸成的《海上闻人杜月笙》,读到陶恒生的《“高陶事件”始末》等,才粗略了解,始建于清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青红帮的来龙去脉。也了解到上海滩乃至全国青红帮的大佬,杜的另一面,抗日,济贫,广交天下名士。就不用说章君谷的《杜传》了,我只翻读过其中几章,那书,有溢美之嫌。

 

从此我知,历史是细节,不是标签。

 

魏有体育天赋,小皮球踢得非常好。那时,除了学校“官办”的足球队小皮球队以外,社会上也有很多自由组合的小皮球队足球队,一般都以街道邻里小伙伴组成,互相之间,时有比赛。我就参加过魏所在的沙湖咀东城壕小皮球队。我的个子小,又没有小皮球天赋,魏是队长,碍于面子,也把我招入麾下。


这个小皮球队叫什么名字早已忘记。我只记得成立的那天,我们在他家里印背心标记的情景。我们从家里要来钱,统一购买,统一印刷。我们用红墨水(武汉俗称红“电水”),加上红番茄汁,在背心正反二面印刷,胸前队名,背后号码,据说这样水洗不掉。我是候补队员,他们给了我一个谁都不要的号,我不在乎。


记得当天我穿上印有队名和号码的背心回家,一路上,迎着路人的眼光,昂首挺胸,心情异常兴奋。我们的小皮球队也曾四处征战,我好像从来都没有上过场,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的情绪。几十年以后,每当看到国际足坛,欧洲冠军杯,在冠军争夺的决赛战场,当裁判吹响终场的哨声时,获得冠军的一方,场外的板凳队员,冲上球场,和场上队员因胜利滚成一团,喜极而泣的场景,他们的心情,我有同感。


尽管那些如日中天的球队,如巴萨,如拜仁,如皇马,如曼联,其声誉其声名,与我们沙湖咀记不起名的那小小皮球队,不啻云壤。岂止云壤,那是火星到地心的距离。但板凳队员之间的情感差距,其实不大。我懂。

 

1975年,魏在葛店化工厂驻汉口办事处工作。我去玩过一次,以后就没有联系了。1980年代,我在长江日报上看到过一篇有关他的报道,那是报道他在公交车上见义勇为的事迹,具体是什么事情,也记不清了。记得我还为此给他去过电话。从那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

 

算盘珠子

 

四年级开珠算课,从校外来了一个新老师,李老师,给我们上珠算课。他的儿子也跟着来到我们班。他上课时,带来一个偌大的算盘,演示算盘,挂在黑板上,教我们珠算。那算盘十三列,分上下两栏。每列,上面两个珠子,下面五个珠子,上面的一个珠子代表一个数字“5”,下面的一个珠子代表一个数字“1”,上珠为大。上下栏的珠子只能在自己栏中移动,阶层分明,不可逾越。


那时没有计算器,算盘就是我们的计算工具。李老师教我们背诵口诀,“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他家住在雄楚楼,我去过。那是一栋二层木楼,临街,楼上的阳台,一根一根的木栏杆,整整齐齐垂直安放,乍一看去,与李老师课堂上演示的算盘珠杆,似无二样。

 

李同学,跟我们同学五年,小学二年初中三年,讷于言,敏于行。1965年听到广播电台播放的曲子“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热血沸腾,一心报名,要去新疆。其母不允,她没有那么浪漫,将其户口收藏,上班时又将李同学反锁于屋,以为稳妥。不料李同学用床单拧成粗缆,系与阳台栏杆,如同算盘珠子一颗,从二楼滑下,不带户口,不带行李,三下五去二,只身去了新疆。当年,这也是报上新闻,轰动一时。

 

那一年,我们大堤口小学2班同学中,共有4人去了天山之北。除了李同学外,还有刘同学,吴同学,喻同学,三男一女,非生态配置。那一年,关牧村还没有登场。等到“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关牧村风靡全国,他们却无心品味,先后离开新疆。到得老年,栖居四方。李同学留住武汉,吴同学去了深圳,喻同学去了上海,刘同学更远,东渡日本,各自过着惬意的晚年生活。

 

饶道长

 

晚晴以降,天主教基督教在武昌地区蓬勃发展。从武昌大东门起,往北,往西,小东门,民主路,粮道街,花园山,大堤口,积玉桥,一直到新河街,天主教基督教,教堂、医院、学校,星罗棋布,几乎连成一片。仅教会学校就有,武昌基督教博文书院(今15中),武昌基督教圣希理达女子学校(今25中),武昌天主教文华书院(今武昌文华中学,33中),武昌天主教瑞英聋童学校(今武汉第二聋哑学校),武昌积玉桥小学(教会学校名字不详),武昌天主教成德小学(武昌大堤口小学)等。


在这一片方圆几里的西来宗教氛围中,佛教似不见踪影,但中华传统道教却在这片土地顽强生存。除武昌“道教丛林三鼎甲”,如大东门的长春观,螃蟹岬的灵瑞道院,蛇山的武当宫外,还有大小不等的小型道观,如涵三宫,应元宫,永贞观,清修林,等等。这些小道观,主持的少则一、二人,多则八、九人,香火不断。


其中离武昌大堤口小学最近的一家道观,早已忘记其名,但印象颇深。其原因首先是,它在我上学的路上,时常路过。另外一个原因是,其饶姓道长是我同班饶同学的亲戚。

 

饶道长的道观,在小铁路,砖瓦巷,汉安里附近,为独院独栋平屋建筑。院子里有一大槐树,浓荫蔽日。这个道观虽小,但因道长的长发,在武昌道教及附加居民中,享有盛名。饶道长的头发,乌黑乌黑,五尺余长,一尺余宽,约寸许厚,从头后,沿后背,瀑布般直达脚跟。


后来知道,这饶道长的一头瀑布,并非天然。他戴的是假发,重20余斤,成天戴在头上,其实是在练功。据说,他练的是独门自创的“铁头功”。其功夫十分了得,三五对手上场,到紧要处,饶道长铁头一甩,可致人于伤命,远近闻名。

 

文革时,道观关门,饶道长也不知去向何方。直到上世纪70年代某年某天,我在武昌雄楚楼街上看到过他。当时他已年近八秩,从前的假发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半尺银发。他虎虎步伐,扑面而来,一头银丝在其头后,飘飘欲飞。他的双目炯炯有神,皮肤白里透红,光滑而有弹性,远远胜过我们这些终日昏昏沉沉,三班倒上班的青年工人。那天以后,我再没有看到过饶道长,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饶道长的“铁头功”堪称国粹。但到了1962年,我还见过另一类“国粹”。


那时,城市粮食供应稍有好转,菜市场比以前也多了起来。街上,转糖的,练功的,算命的,等等,一瞬间,都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其中,抽签算命,最为野男孩子们关注。从中华路,到司门口,路边就有很多抽签算命的先生。他们坐在路边,带有一个长长的木盒,里面摆放着许多签,坐以待客。那种“签”,“牌九”大小,【9】像拆扇一样四拆叠合。打开一看,里面有文有画。文字是四字一句,有意有韵。如“出门旅行,忘带雨伞。…”等等一类。算命先生看到路人过来,都会主动去揽生意,口里念念有词,“抽签问机会,问升学,问婚姻。”


我曾偷过几个签回去,如法炮制。在班上,也给同学“算命”。也像算命先生那样念念有词,“相信者信之,不信者,娱乐开心。”我不记得班上谁是我的第一位“顾客”,也忘记了这一位是男生,还是女生?但我清楚记得他(她)抽到的第一签内容。签上一幅小画,一弯江水,一叶小舟,一马两人,一坐一站。签云:“不怕不怕,胆子要大。刘备过江,赵云保驾。”

 

我们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控,无法预测,如何能给他人算命?不信也罢。

 

很多年后,我买来《冰鉴》一书,那是曾国藩的大作,读过几章,艰难精深。我信其学问,但愚钝我辈,又不能摄其精华之万一,也只好束之高阁了。

 

铁匠们的儿女

 

在积玉桥街一马路附近,有一家铁匠铺,主人姓郭。他家的孩子不在我们大堤口小学读书,读的是昙华林小学,那是与大堤口齐名的武昌名校。铁匠铺离我们家近,离刘胡博家更近,是我们的街坊。我去刘家玩时,也顺便看看打铁。他们家撞入我们小学的生活,也值得一记。

 

郭家的老三,是我初中同学,好朋友,从小聪明,恢复高考后,考入名校,后来成为高科技公司老板,产品出口海外,令人钦佩。但我更佩服的是他姐姐。郭家兄弟姊妹从小个个学习用功,成绩都好,姐姐在前面带头,功不可没。郭姐课余还帮忙他父亲打铁,我曾亲眼目睹。


那年郭姐高三,高考的前一天,郭父仍要姐弟二人务工,说是“荒年饿不死手艺人”。那天我从铁匠铺门口路过,驻足观看。只见郭父掌砧,左手持钳,夹住通红的铁件不停地翻转。右手小锤,敲打铁墩,弓背指挥。老三双手推拉风箱,呼啦呼啦。郭姐抡起24磅大锤,挥舞锻打,火星四溅。一二个小时下来,一把一把的菜刀,锅铲,铁镐等等铁件,一应而出。


过了几天,高考发榜,郭姐考上大学。又过了若干年,郭姐事业有成,儿子考上名校,这事,在街坊邻里,一直引为美谈。

 

其实那时,像郭父这样,一把种子撒地,不精耕,不施肥,靠天收,硕果累累的,绝不是个案。像我们班,蔑匠铺的袁同学,扁担铺的汪同学,炭圆铺的张同学,等等,家里父母从来不管学习,“无为而治”,靠天收成。但这几位同学,而后,或教授,或专家,或局长处长,事业有成,生活得有滋有味。

 

班上的沈同学李同学几位,父母是知识分子,家里时有“小灶”,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后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做出令人钦佩的业绩,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案例。

 

谢老师和张同学

 

谢老师是我们的历史老师。他的课,我印象深的是,给我们讲“一二九”运动。那是抗日战争前夕,北平城里,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桌子。他给我们讲,1935年12月9日那天,北平的大中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抗日。他说,游行队伍中,学生们打出两面旗子(标语)以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一面旗帜上是个大大的“?”号,另一面旗帜上是个大大的“!”号,并列举起,特别醒目。

 

谢老师给我们上历史课时,我们听说他是学生右派,高材生,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

 

讲到谢老师时,我常常想起张跃衡同学。那是因为谢老师上课常常迟到。每次迟到,还会带上早点,武汉的小吃,“汽水包子”,边吃边跑步走进教室。这一切,被张跃衡看在眼里。他向我们模仿谢老师,手捧热气腾腾的“汽水大包”,从早食店跑向教室,左右两手,交替更换,一边吹气,一边嚷嚷,“好烫,好烫”的情景,活灵活现。此情此景,多少年过去,仍历历如在目前。

 

张的父亲在积玉桥煤炭铺里做“炭圆”。那时还没有发明蜂窝煤。它是用煤粉掺和少量黄泥巴,在直径1米的竹蔑簸箕上,顺时针旋转,滚成椭圆球状,阴干而成。昏暗的光线,飞扬的煤尘,漆黑的店铺,黝黑的面孔,张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埋首弓背,晨兴夜寐,不遑宁息,讷讷少言。直到文革以后,张父搬家,成了我父亲的邻居,言语仍然不多,但我们已经知道,张在抗日战场,曾际会风云。他参加过滇缅战争,是远征军军官,那时,他俊朗挺拔。他的妻子,张的母亲,那时,端丽艳逸,远近闻名。

 

1965年,张跃衡同学没有追寻吴、李、喻、刘四位同学的行踪,驰骋于天山以北。也没有步黄同学的后尘,栖息于云梦泽中。他,鄂燕一跃,远飞于彩云之南,去了楚雄,也是广阔天地,追寻其父30多年前戎马倥偬的足迹。十几年后,回汉探亲,我遇到过他,听说当上楚雄什么地方的贸易局长,有所作为。


七年前,张同学不幸遭罹,患上肝癌,不到一年,遽然去世。

 

也是在1965年,黄同学,16岁花季少女,同样未能继续读书深造。她下乡务农,在荆楚大地默默耕耘,持续多年。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她二次上学,一圆再圆少女时期的读书美梦。尔后,成为一名光荣教师,先后任教于小学、初中、高中,凡四十年,桃李天下。

 

水浒英雄

 

记得在小学四五年级时,班上几个同学,像夏班长,沈同学和我,等等,都读过《水浒》,读过《说唐》。我们那时相互背诵三十六位天罡星,七十二位地煞星,还有他们各自的诨名,看谁记得更多。我们争论水浒英雄,谁的武功强大?不亦乐乎。


相比而言,我们那时更喜欢《说唐》。因为后者,天下第一条好汉,李元霸,其武功绝对性地压倒第二名宇文成都。而宇文成都的功夫,又让第三条好汉裴元庆,纵有两柄八棱梅花银锤,仍一筹莫展。余此类推。这样的排名,简单,解恨。唯独我儿时心目中的英雄,齿白唇红,冷面寒枪的罗成,仅仅排在第七位,让我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

 

但随着年岁的增长,稍懂史事,方知天下英雄好汉,各有其长,胜负哪会如此简单?朱可夫和曼施坦因,林彪和白崇禧,谁的“武功”更为高强?不要说我们那时的小学生,就是历史学家军事学家,这么多年来也一直争论不休,谁又能说得清清白白?

 

我们那时读水浒,囫囵吞枣,读的只是梁山好汉们的故事。而书中的味道,连一星半点,也未曾品味。只到若干年后,我读到鲁迅先生的《花边文学》,其中有“大雪纷飞”一篇,那是讥讽章士钊的“民权”,拿白话文说事。章说,“‘二桃杀三士’用白话写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多么的不行”。鲁迅先生反击,顺便捎带上李焰生。李说,“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单而有神韵”。鲁迅先生顺手拈来水浒一例,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当年读到此处,不禁掩卷拍案,大呼过瘾。于是急忙找来《水浒》重读,与儿时的感觉,已大大不一。

 

到了六年级,我们班并班,来了一个周同学,又是一个水浒迷。他曾借过一本书给我看,那是反动小说,叫《荡寇志》。作者对水浒英雄充满了仇恨。书中,给了宋江等众多英雄好汉,或凌迟,或疯亡,或战死的结局,极其悲惨,不忍一读。

 

周同学家在武昌新河街附近,住在靠沙湖那边的一个小里弄的平房里。他曾邀我到他家玩,房屋很小,整洁,温馨。他是我们班离校最远的同学。住家附近有沙湖咀小学,积玉桥小学,新河街小学等等几所。就像中华路小学附近的晶晶,昙花林小学附近的蒙蒙,那时又不时兴择校,他们为什么都舍近求远,来到大堤口小学就读?不得而知。

 

初中毕业后,周同学考取武汉地质学校。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67年7月15日。那一天,“三钢三新”在武汉三镇,上街游行。“百万雄师”占据要津,严阵以待。还有少数“百万雄师”队员横渡长江,追寻伟大领袖革命路线。【10】我在汉口武圣路电车公司总站附近与他相遇。他看到我后,急忙从游行队伍中走出,在路边和我匆匆讲上几句话,迅速归队。我目送他的背影,汇入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顺流而去。我不知他后来流向何方?至今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王鸭子

 

她是我们进入高年级后的第一位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姓王,名字早已忘记,隐约可记的只是她当年的形象,矮胖,圆头,短腿,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振幅不小,频率也快,有圆舞曲般的节奏。加之,她的言行举止,在我们这些小学生面前有失师道,我们班那般顽皮男孩,当时奉送给她一个绰号,叫“王鸭子”。


她教过的课,什么内容,我们一点也不记得。现在记得的只有两件事,一件与我有关。那是她刚到我们班不久,一次上课时,她踩着上课铃声来到教室。黑板上,同学们课间的涂鸦,还没有来得及擦去。那是一幅粉笔画,不知是哪位同学的“杰作”?画的是一只摇摇晃晃行走的鸭子,惟妙惟肖。


王老师看后,勃然大怒,认定此画系我所为,顾不得形象,也顾不得上课,冲着我,拍案大囔,“夏某某,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的父亲是一个反动右派!”我一个刚刚10岁出头的小学生,能有什么了不起?!右派,还要加上“反动”!那是罪孽深重。


可是,春江水暖,彼鸭不知,我的父亲不是右派,他只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年青时,鬼使神差,报读黄埔军校,从此成为旧军人,属于“历史反革命”中一员。右派,反对革命,那是现行。革命洪流,浩浩荡荡,顺流也罢,逆流也罢,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只鸭,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再说,那幅黑板涂鸦,线条简练,形神毕肖,我画不出来,我没那个天赋。

 

另一件事,发生在我们班的魏同学身上。小学快毕业时,学校要求学生填写身份表格。其中有一栏是家庭简历。那是小学生们第一次接触此类表格。魏同学,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尚未涉世,哪里知道如何填写?只好将表格带回家中,由她的母亲帮忙完成。


魏同学的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通信设备工作,不问政治,吃的是一碗技术饭。解放后,大概在1951年前后,主动向政府交代此段经历,也自然归入“历史反革命”行列,被发配到新疆,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魏妈妈在魏同学表格的家庭简历一栏中填到,“父亲51年因历史问题被捕”。


王鸭子看到,也许是要维护阶级的壁垒,也许是要维护语文老师的本色。她当天气冲冲地跑到魏同学家,声严色厉地对魏妈妈说,“你们怎么能够填被捕?怎么能用被捕!那是共产党员才能用的。你们只能填写,逮捕!”

 

魏同学那时住中山路银行宿舍,那是一栋二层楼的紅房,与我们班另外一位汪同学,个子较小的汪同学,是同屋邻居。魏同学家有长寿基因。她的母亲高寿,九十四岁,健在,四世同堂。我看过魏母近年的照片,其神态,其眼神,与我小时看到似乎没有两样。岁月好像在她眼睛里忘记了流逝。

 

入队

 

忘记了是五年级,还是在六年级,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参加革命,成为其中一员。那时,我一看到“先锋”二字,脑海里即刻会浮现出哪吒罗成等少年先锋的身影。他们披荆斩棘冲锋陷阵所向无敌,是我儿时心目中高大无比的英雄偶像。如今,我也成为少年先锋队中的一份子,心情异常兴奋。我再也不是秋天的高空远飞的大雁中最后的一只。至少,我的好友,班上的刘胡博同学,还在我的背后。他那时就还没有入队。他是不是最后一只?我记不得了。


记得入队当天,我便当上了小队副长。红领巾,一杠臂章,神气十足。那时一个班,二杠的,有两个同学。一杠的好像也就七八个吧。三杠的,到顶了,我们班没有。全校也就二三个。我们学校的大队长,一班一位姓万的女同学,一位品学兼优的美丽女孩,也只是一个三杠。


那时,万大队长,小小年龄,经常在学校操场的主席台上,面对台下1000多名师生,侃侃发言。我们这些调皮学生,只能站在操场的一角,向主席台方向,远远地遥看。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在我的家乡出现了“四道杠”,“五道杠”少年。辛亏他们没有生活在我的少年时代,不然,也太高不可攀了。

 

十几年后,我招工进厂,认识了我的老伴。两人一交流,无意间得知,她也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也是一杠。她是小队长,大我半级。但,千万不要小看这半级的差距,我有四十余年的经验和体会。

 

自然课老师

 

老师姓程,其名已忘,教我们自然。他满头银发,个子不高,金丝眼镜,吴侬软语。他给我们上的课,有两堂课印象最深,五十多年过去,至今仍记忆犹新。一次是,他讲地理,那时的小学地理属于“自然”,讲到祖国的第一大河流长江时,他说到,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在长江上建设起一座大坝,可以用来灌溉和发电。到时,三峡水电站发出来的电,一分钱一度,怎么用也用不完。


我们那时的电费是0.22元一度。吃一次早点,面窝油条豆浆,5分钱足够。一般家庭,都是用的8W,15W的传统的白炽灯泡(不是如今的稀土节能灯)。25W的电灯是极其奢侈的配置。那时,我们家里虽装有8W电灯。但为了节约,平常日子多悬之顶梁,闲置不用。每到晚上,一家人围在桌边的煤油灯旁,一灯如豆,人影幢幢。


想起课堂上,程老师给我们描绘的三峡憧憬,望着煤油灯映射到屋顶上晃动的人影,独自发呆。我按照程老师已经教过我们的简单计算方法,在那里默默地计算,将来三峡水电站建起,我们8W的电灯泡,一分钱,可以连续点上多少个晚上,感觉狭小逼仄的房间,顿时明亮了起来。

 

还有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讲课时,曾拿出过一幅旧时的中国地图给我们看。那不是我们以前常常看到的“雄鸡”,那“一声”,“一唱”,“天下白”的雄鸡。那是一片“叶子”,一片饱满的海棠叶。“叶子”的上方,最北处,靠近贝加尔湖。他给我们讲,那叶子北边的贝加尔湖,苏武牧羊处,也曾是我们的。很多年后,我读到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乡愁四韵》:


“.…..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


我如同电击,同时,脑海里马上联想到程老师,还有那幅,旧时地图。

 

搬家

 

进入大堤口小学高年级,教我们算术的老师也姓王,是学校算术教研组的组长,教学权威,削瘦精干。他的算术课,生动,严谨,颇具特色。那时,不少学校的算术老师,开始在小学生高年级学生中,引入一元一次方程概念,说是教学革新。学生碰到较难的算题,用方程求之,往往轻松化解,老师学生,皆大欢喜。但王老师不为所动,坚持要我们尽可能使用算术方法解题。


他的道理很简单,“方程”是自行车,算术是跑步。你不跑上十万八万大米,练足腿劲,将来给你一辆自行跑车,你还是不行!他给我们讲过数学中的“移项”,一口黄陂乡音。“搬家,不要搬错了!不要搬掉了。”其中“搬家”两字,两个平声,他都读成上声。“搬”字婉转,“家”字抑顿。乡音袅袅,余音绕梁。你想忘掉,有几分困难。

 

三十多年后,令当年王老师万万没有想到的也许是,武昌大堤口小学,整个搬家,一股脑儿,搬到沙湖一边去了。那里离长江边的大堤口远着哩。它并入我的初中,武汉38中,而且还曾起过一个不知所云的校名,叫什么武昌职业学校附属大堤口学校。后来听说,校名中,连大堤口三字,也悄然消失。


从两千多年前的中外先哲老子孔子亚里士多德,到近代中国的晏阳初夏丐尊李叔同叶圣陶们等等教育大家,到武昌成德小学,到武昌大堤口小学,到现在并入的新校,不同年代不同学校的中小学教育方针,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公民教育,平民教育,爱的教育,人格教育,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等等。那些继承?那些扬弃?谁能给我们补上一课“搬家”的课程? 

 

武昌大堤口小学,从武昌成德学校算起,建校近九十年,如今却已烟消云散。遥想当时,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大多平凡如长江中的一粒沙,一滴水,追随长江,东流而去。即便与大堤口小学大堤口地区,千丝万缕息息相关的那些伟大人物,在无边无垠的宇宙,在6000多公里的长江,在历史的长河,也只是留下一朵璀璨的浪花,而已。长江以其博大的胸怀,不拒粒沙,不拒滴水,东流大海,亘古不变。故,除了那些璀璨夺目的浪花,这些凡人琐事,也值得一记。给自己,给同学,给亲友,给后人,留下一纹涟漪。


噫!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1】   参看:张一弓《阅读姨父:一位老八路军战士的传奇人生》。

【2】   参看:徐海亮《武汉“七二零”事件实录》。

【3】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学生自发成立的学生组织,有别于以前的老红卫兵。

【4】   三支两军:文革期间,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5】   参看: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康濯的报道文章。

【6】   “5311”是尔后电影《女跳水队员》中高台跳水动作的一个专业名词。其动作类似于武汉长江边游泳人群命名的跳水动作“燕式平衡”。

【7】   武汉人将从屋顶引雨水于地的管道为“溜桶”。多沿墙壁而设立,墙内墙外,均有设置。

【8】   参看:陈庭伟《饥荒之年的小球藻“代食品运动”》。

【9】   牌九:一种旧式纸牌。牌中,有天地人和长及大小不同的各种点数。

【10】   “三钢三新”,“百万雄师”,都是文革时期武汉地区的群众组织。


延伸阅读

我的新三届棋友戴观书

我在文革期间认识的几位围棋老师

1978:高考前夕鲜红的记忆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童年回忆

陈小鹰:我的母亲亦父亲

段英贤:童年的蒙古旧时光

一组罕见年画,珍藏着我们的童年

周大伟:“红色海洋”中的童年记忆

王宝泰:什刹海的童年时光

王世浩: 那年月沒有吃饱的只有吃撑的

王世浩:10岁那年我差点成为小右派

蔡善康:饥饿年代的个人体验与记忆标本

蒋国辉:大饥荒记忆

沈乔生:五类分子的子女

杜欣欣:我的苦难深重的"右派"父亲

李大兴:七号大院的青梅竹马

潘虹:父亲的自杀让我超越痛苦

张海惠:花溪水赤城山——怀念父亲

赵建伟:革命时代的少年,荷尔蒙何处安放?

余浩:蒸汽火车带走我的少年梦想

张玫:红色少年三度越境投奔抗美援越战场

张玫:十二岁红少年 六千里大串联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永远的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

征 稿


新三届公号向新三届朋友征集稿件

主题一:新三届人的高考之路

主题二:新三届人的大学时光

主题三:新三届人的文革经历

主题四:新三届人的上山下乡

主题五:新三届人的当兵岁月

主题六:新三届人的爱情故事

主题七:新三届中的菁英人物

主题八 新三届人的职业生涯

主题九:新三届人关注的话题

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

投稿邮箱:1976365155@qq.com

联系人微信号:james_gz7
联系人电话:13570472704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