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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李培永：清查运动中，我成了学校第一个“带枪的人”
李培永，1965年毕业于华师一附中高中，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送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培训后，1967年分配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工作。1980年调回母校，高级教师。1990年调海南省农垦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原题
我的文革十年
（选载）
作者：李培永
1968年秋季开学前，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水厂路中学（以下简称“水中”），工宣队队员全是学校隔壁的武汉抗菌素厂的老工人，他们白天上班到学校来与军宣队一起抓学校的阶级斗争，下班都回家了。指挥长是该厂一位工会的干部。军宣队指挥长带着几个军人住在学校领导“复课闹革命”。
“水中”是一个新校，六个主要领导都是当年武汉市教育局挑选审查合格的中年骨干；40个教师都是从学校毕业就到学校工作的年轻人。抓不到阶级斗争的对象，但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必须抓一个，斗争才能开展起来。于是，第一个被抓出来的是一个“临时工”，绝对是一个真的临时工，年龄五十多一点，个子矮矮的，姓喻，我们都叫他喻师傅。还有一个打杂的年龄四十左右，脸上有点麻子，姓邹的师傅，家庭出身没有什么问题。门房的临时工张师傅是一位退休老工人。三个临时工中，老师们最熟悉的就就是门房张师傅，经常进出校门总要打个招呼吧！全校两部电话，一部在书记校长办公室，门房那一部就是传呼电话，都是张师傅负责跑前跑后喊老师去接电话。
据工宣队和军宣队抛出来的喻师傅的材料，他只不过是解放前在伪政府的一个小职员，并无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而且，大家都不熟悉他，也没有任何可以“检举揭发”的现行材料，斗不下去了。
于是，工宣队和军宣队要求老师们“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各人自己老老实实交代文革中做的违纪违法之事。我遵照李小怀的父亲对他说的三原则，交代我自己的错误。李化民副司令与他儿子谈话时，特别叮嘱：“第一，对组织的审查，要实事求是，是自己做的就老实承认；不是自己做的就不要都揽下来。第二，不要随便把其他同学扯进来，别人的问题让别人自己去说。第三，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我主动交代了1967年被学校钢二司通缉，避乱郧阳军分区招待所，后来与郧阳军分区支持的，郧阳中学阮长华那一派学生一起，参加郧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特别交代，“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后来，全国各地“造反派”开始冲击解放军领导机关，抢夺解放军的枪支。郧阳地区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军分区的枪，眼看就要被另一派学生抢走了的时候，阮长华得到消息后，立即带领一批学生先下手，把军分区的枪都搬到学校来了。他们不是去“抢”，而是组织学生去军分区枪械库把枪晕倒学校保存起来了。我们几个武汉去的同学都没有参加那天晚上的“军事行动”。当时，地委机关有一位小车司机，平时与我们的关系比较好，他送给我一支手枪，出于年轻人的好奇心，我把它带回武汉了。于是，我就成了“水中”清查运动中的一个“带枪的人”。
虽然没有像十年文革初期那样大会小会批判，但是，毕竟从郧阳带回来了一把手枪，这在当时的“水中”也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而且，清查一开始就有人说，别看“水中”是新校，人也不多，其实就是“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这不，一个带枪的人，自己跳出来了吧！
如果我当时不说，学校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去郧阳避乱，还带了一把手枪回来，包括我的同班同学、好朋友，分到“水中”后住在同一间宿舍的韩宪伟都不知道。但是，父母要我们老老实实做人的话语，言犹在耳!李小怀的父亲说的“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的教导，鼓励我主动向组织交代了这件事。
我如实汇报当时的情况，还奉命写了详细过程的书面材料，那些负责清查的人就是不相信。于是，派两人到郧阳去调查，查证落实了李培永的这把手枪，不是在“抢枪乱军”时抢来的。同时，让我回去把藏在家中的手枪交到“军宣队办公室”。
当我回家去拿我藏的那把手枪时，怎么也找不到了。妈妈问我在家里找什么，我真不知道怎么对老人家说。我们家老宅很大，自从“公私合营”之后，原来常住老宅的二叔和三叔两家搬到青山公园去了，祖父在六十年代初去世了。只有我们一家还住在老宅，我虽然住校，在家里还有一间房留着我周末和寒暑假回来住。我放在房间的东西，两个弟弟也有一间他们自己的房间，他们从来不进我的房间，乱动我的东西。妈妈看我非常着急，就说：“你去汉口上班后，这间房让你大姐的儿子住在这里，上学方便一些。是不是他把你要找到东西拿去了呢？”
我的那个外孙当时也是六九届初中生，我立即赶到他的学校找到他，直接问他：“你是不是把我房间柜子里的手枪拿走了？”
他嗫嚅着，低声说：“是的，已经被同学抢去了！”
我一时被气得无语。冷静下来之后，找到他的班主任说明情况。请老师帮忙找那个学生谈话，让他还给我们，上交给组织。
班主任告诉我，那个学生，他只见过几次，基本上不来学校的。他可以把学生的家庭住址告诉我，你们自己去找他吧！
我拿着班主任给的学生姓名和家庭住址，马上去那个学生家管辖的派出所报案，恳请管段民警协助追枪。派出所领导和管段民警高度重视，不几天，就追回了手枪。
追枪全过程，有惊无险，总算给组织上有了交代。去郧阳“外调”的也回学校了，他们找到了阮长华和地委机关那位小车司机，证明我交代的材料是真实的。
对我的审查结束了，但是，给我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人生切记古人说的：“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凡事要“三思而后行”；还有西方谚语：“好奇心害死猫”也有一定的道理。
老友一诺千金，
武汉重逢续缘
李小怀与我在华中师大一附中同学六年（1958年到1964年），是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那个年代，我们只知道他爸爸是当兵的，不知道他爸爸原来是当官的，而且是当大官的。还记得1964年，小怀考取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以下简称“西军电”），离开武汉之前，曾对我悄悄地说：“李培，你还没有坐过小汽车吧？哪天有机会，我要带你坐着小车逛武汉三镇！”
后来才知道他的父亲李化民是1955年授衔的解放军开国少将。更没有想到，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他的爸爸于1968年从广州军区调到武汉军区任副司令。
就在那一年，有一天，一辆黑色高级轿车开进我们水厂路中学，李小怀一下车，他那一米九多的高个子，立即引来学生围观，还有调皮又胆大的孩子站到他身边，仰起头来看他有多高。我立即从教学楼下去迎接他，他说：“李培，走！逛武汉三镇去！”原来，他回武汉休假，特地来请我去见他的爸爸妈妈。
他爸爸的记忆正好！老人家一见面就说，他第一次看到我，是七八年前。他们从广州到北京去，让小怀跟我一起到武昌车站站台上去见了一面。那时，他爸爸就知道我们家在站台那边不远处。就知道小怀每次回广州上车前，返回武汉下车后总是到我们家吃一餐饭。接着，他爸爸说：“你爸爸妈妈最近还好吧！”
原来，李化民副司令到任不久，就与他的夫人、我敬爱的高阿姨，轻车简从，到我们家去看望我的爸爸妈妈，面谢妈妈对李小怀在汉读书期间的关怀。小怀在华师一附中读初中时，他爸爸调到广州军区，让他去广州读书，小怀不愿离开华师一附中，他爸爸妈妈尊重他这个长子的选择。于是，直到高中毕业，他每年寒暑假才能回到广州，与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们团聚。
那时，小怀每次离汉上火车之前，把被子、床单等放在我家，开学时，从广州回来，下火车就到我家取行李去学校报到。上车前，妈妈要给他“饯行”，做一餐湖北口味的家常饭菜；下车后，妈妈要给他“接风”，还是一餐湖北家乡口味的饭菜。而且，每次总有他喜欢的、我妈妈亲手腌制的白花菜腌菜一碟。
每年寒暑假，妈妈都要把小怀拿来的被子、床单、衣物等，在风和日丽时，全部清洗干净。那被子，还要按我们湖北人的习惯，洗干净后再用米汤浆一遍，等太阳晒干后再叠起来。这样洗过的被褥和床单，冬天睡在里面那清香的味道、舒适的感觉，不仅可以让你迅速入眠，更是人生的美好享受。
文革开始后的这次重逢，小怀特地请他爸爸的司机到“水中”接我，从硚口，经汉阳，到武昌小洪山他们家。确实是让我第一次坐着小汽车逛了武汉三镇。
晚饭后在客厅聊天，李伯伯当时分工负责“支左”工作，特别关心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和“军宣队”的情况。问得很详细。临别时，高阿姨一定要小怀去拿几个芒果给我带回去，给我爸爸妈妈尝一尝。再三嘱咐：“以后不论小怀在不在家，你都要经常来啊！”
记得是那次与小怀见面不久，他回西军电后，有一天我去他家。高阿姨问我：“你最近收到小怀的信没有？”
“没有。”
“怎么回事呢？”高阿姨焦急地自言自语。
后来，小怀在李伯伯和高阿姨的关照下，回武汉了。
我们见面才知道，他们宿舍有个同学到“工宣队”举报了他，说他经常在熄灯铃后，躺在床上散布“反动言论”。因此被关进“学习班”接受审查，与外界中断了一切联系。
小怀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准备回西安了。李伯伯与他谈话时，特别叮嘱：“第一，对组织的审查，要实事求是，是自己说的就老实承认；不是自己说的就不要都揽下来。第二，不要随便把其他同学扯进来，别人的问题让别人自己去说。第三，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审查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兰州军区。
1986年2月6日，好几年不见的小怀，大清早就到我家来告诉我：“这次出差广州，返京途中回家过个年，请你明天中午去我家吃饭。我还邀了郭进军、杨利生。”
这是我们四个在华师一附中读书时的好朋友，高中毕业二十多年后的第一次到齐聚会。
第二天中午，李伯伯和高阿姨办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招待我们。李伯伯给我们每个人一杯茅台酒，我们赶紧起身共祝两位老人家身体健康！新年愉快！只见李伯伯非常高兴地一口就干了，我们几个人都不会喝酒，只能抿一口表示一下敬意。我们边吃边聊，一席饭吃了一二个小时。
饭后，李伯伯和高阿姨请我们到客厅喝茶聊天。
李伯伯乘着酒兴，谈笑风生。他当时是中央候补委员，经常去北京参加会议。对一些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他笑谈中央全会《会议简报》，说：“我如果在小组会上发言，讲武汉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会议简报》马上就刊登出来，‘武汉军区副司令李化民说……’，如果要说现在的问题，《会议简报》上面就看不见李化民了。哈哈！”
两老与我们聊了一会就上楼休息去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伯伯的老毛病——哮喘发了，在武汉军区陆军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只好去广州陆军总医院住院治疗，还是治不好。
恰逢李伯伯创建的44军132师的时任师长去看望老首长，建议他去海南看看，也许可以治愈他的老毛病。
于是，李伯伯和高阿姨一行就到了海口，住在海南军区招待所。住下不久，哮喘病竟然不治而愈。老人家听说我所在的海南农垦中学就在海南军区招待所旁边，就让秘书联系我，一定要到我家里来看看我们一家。我再三请老人家让我们晚辈去招待所看望二老，他一定要来农垦中学，实在却之不恭，就在家里敬候两位老人家。
我们当时住在高级教师宿舍四楼，没有电梯。我和秘书再三劝老人家不要上楼了，就在学校转一转，然后去学校一楼会议室坐一坐。老人家一定要上楼到家里去看看。说完，他就先上楼去了。到家里还没有坐下来休息，就从客厅走到里面，看了主卧看次卧，走进书房看我的藏书和刘国正先生的题写的条幅，最后还要看看餐厅和厨房。一间一间房看了一遍，才回到客厅坐下来。
李伯伯：“你们看看，我今天蛮好呀！一点都不喘！还是海南好啊！我看培永这一步走对了！”
接着说：“小怀来过吧？”
“刚建省不久就来过，而且到我们农垦通讯站联系过有关通讯业务。郭进军也来过海口，他们邮电部研究所计划来做相关的无线通讯业务。”
“好啊！你们几个好朋友要经常联系，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谢谢李伯伯，我们几个好朋友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经常联系。我每次出差到北京，小怀、郭进军，还有一个在中央做机要工作的老同学刘先旭，一定要聚会的。”
“好！你们现在交通发达，通讯先进，联系起来也方便。要珍惜友情啊！”
李伯伯是132师的首任师长，这次到海南，还特地去五指山部队驻地，看了看他创建的钢铁之师。
2002年8月，李伯伯去世之后，小怀特地来海南，让我陪他一起去五指山上132师驻地住了三天，在该师历史资料陈列馆，我们瞻仰了李伯伯年轻时的戎装英姿，认真阅读了132师的战史，李伯伯率部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的光辉战绩，让我们深受教育。
因了与李小怀中学同学六年，又因武汉“七二零”事件后，他的爸爸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让我得以走进共和国将军之家，近距离接触老红军，虽然，那个年代解放军官兵着装都是一样的，两面红领章挂两边，一颗红星头上戴，但是，老将军那魁梧的身材，那慈祥的笑容，言谈举止无不展现出戎马一生的老军人的风采！
那个年代的党的高级干部，虽然身居高位，但是真的不忘初心，不仅自己与普通老百姓鱼水情深，还要求自己的子女与百姓子女同甘共苦。正因为如此，我特别珍惜，更难忘这份情和缘。
69届11班的学生，是我走上三尺讲台遇到的第一届学生，教语文，还是他们的班主任。当时全校四十位年轻老师，十四个班的学生，每班还有一位副班主任。我们班的副班主任是武汉一师数学班的胡金秀，她与聂静仪原来是同班同学，分到“水中”后，两人住同一间宿舍。她后来与杨四重结婚了。自从有了微信之后，我们两家经常互通信息。
自1967年停止大串联，师生回学校“复课闹革命”以来，中小学就没有教材。说是教语文，可是没有课本，教什么呢？《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师生共同学习的教材。如果遇到哪天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那就赶紧以“最新指示”为教材，反复学习最新的“最高指示”。文革初始，毛主席的话成为“最高指示”，老百姓都奉为圭臬，不敢妄议。但也有“小道消息”，就是当下的“谣言”说：北京一位正国级元老要他的儿子不要呆在北京，去广州玩些时。这位“红二代”转告他的发小们，“最低指示”让我去广州玩！
班主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过夜。必须连夜组织学生参加“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公开发表”大游行。这个活动好组织，因为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就喜欢热闹，大家聚在一起，到大街上转一趟，闹一闹，蛮好玩的，正合他们的年龄特征和心理需要，可谓一呼百应，不论多晚，马上跑来集合整队，举着红旗和“最新指示”标语牌，敲锣打鼓，几百人浩浩荡荡出校门游行去了。红旗和标语牌是常备在总务处保管室的，每次“最新指示”传来，几位教师中的书法家立即书写在备好的大红纸上，贴在标语牌上就给各班学生拿去游行。
班主任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每天清点学生人数，保证学生到校参加“复课闹革命”。这个工作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每天到学校上课，对这些小学毕业后就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孩子们来说，上课不知道学什么、怎么学。各科都没有课本，也就没有作业，学生想来就来，不想来，老师也没有什么办法。
我也曾尝试教他们学一点写作常识，先让他们照着报纸上的文章抄自己喜欢的文章，第一次抄什么都可以，只一个要求，一定要把字写在格子里，包括标点符号也要写在格子里面。第二次要求他们在抄文章的时候像报纸上一样，文章要分段，每一段开头要空两格。就是说，每次练习只提出一个要求，而且，只要听我的话都可以做到的，凡是做到了就可以得100分。后来，我班很多学生写字和写作都比较好。这大概是我还记得的教过他们的一点比较有用的东西。
至于“闹革命”嘛，似乎是少数几个学生头头的事，大多数学生就是到学校来与老师一起混日子。
当时，有个别老师对调皮学生体罚或变相体罚。我不赞成，并劝诫他一定要耐心教育学生。我虽然没有受过师范本科正规教育，不懂教育学、心理学，但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兄弟几个，有时犯了错误，也是耐心说服教育。我的弟弟也是69届初中生，我喜欢我的学生就像喜欢我弟弟一样，从来不打骂他们。而且，我读书期间，小学班主任喻文慧、初中班主任王声磬、高中班主任唐启金、短训班班主任黄娉琴对我们学生说话，都是轻言细语，循循善诱，从来不训斥学生，他们都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榜样。没有想到，我从教一生，始终站在三尺讲台，刚退休，就被海口昌茂集团陈权中总裁请去当管教学的副校长。在昌茂花园学校，开学第一天，巡视小学部一年级时，看到一位年轻的女教师让两个小男孩站在教室前面面壁。下课后问她为什么要那两个刚入学的小学生当众罚站，她说两个学生不遵守课堂纪律。由此，我总结了关于教育教学管理的三条原则，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宣讲我的教学理念：
一个宗旨，让学生学会学习；
两个个负责，对学生一生负责，对学生一家负责；
三个不准：第一不准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第二不准用言语伤害学生；第三不准在情感上冷待学生。
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国家早已明令禁止，但是，这种现象在一些学校仍然时有发生，有时还有非常漂亮的借口，我是恨铁不成钢啊。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以及各种借口都是错误的，都是必须严格禁止的。
如果说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是对学生肉体的伤害，那么，言语伤害学生则是对学生的精神伤害，同样是必须禁止的。有些老师也有一些家长，在教育学生和孩子的过程中，并不是故意用语言去伤害学生和孩子，而是没有很强的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意识。
在情感上冷落学生是比用语言伤害学生更为严重的错误教育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故意犯罪。在教育学生过程中，教师因学生的顶撞或冒犯，而在情感上产生报复学生的情绪，表现在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冷落学生，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的人生虽然坎坷，本来做梦都想上大学，因了“不宜录取”政策，而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当了老师，也因此得福，一生一直在大城市工作，没有下过乡。当我送我的学生去通城乡下落户时，看到十五六岁的孩子，远离父母，到那举目无亲的山旮旯，住的是临时搭建十分简陋的草棚，男女生之间就用一张竹篾席子隔着，还没有等他们安顿好，就止不住热泪盈眶。真是难以想象他们日后面临的艰辛生活！
记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个子小小的男生，叫郭水清。他每天背着书包来学校，有事无事就喜欢跟在老师屁股后面转。不仅是他的名字好记，“水清”，“水至清无鱼”嘛！还因为八十年代初，他所在的工作单位来两个人“外调”，找我了解他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表现”。我知道他从农村回城后干得不错了！印象更深了。
那个年代“外调”无非是好事来了，或入党或提干；也可能是坏事来了，让你提供材料，说明你与被调查人是什么关系、一起做过哪些事。从外调人员说话的态度、语气，立马就明了。我不明白外调人员的目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他们需要我写什么。对前者，我非常乐意为学生锦上添花；对后者，毫不客气地拒绝。
还有一位女生就是孙红焰，她是我这个班毕业以后唯一联系过的学生。那是我调回母校——华师一附中后，因为经常在寒暑假去参加全国性的会议，能买到一张火车卧铺票，那时是非常难的。有一次在武昌火车站买票时，非常偶然地遇到了她，原来她就在武昌车站工作。从那以后，不论我到哪里去开会，只要找到她，总能帮我弄到一张卧铺票。要知道，那是乘火车出行“一票难求”的时代呀！还记得，我们举家南下到湛江的四张卧铺票，都是她帮我定好的，而且到我们离开武汉那一刻，她和我的亲朋好友一起送我们上车，我们在站台上卧铺车门前的合影还在，没有想到，在那通讯落后的时代，我们师生挥手一别到如今，居然已有二十八年了……
李培永专列
武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