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金科，1955年生于合肥，曾在安徽当知青和工人。1978年秋考入淮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秋到成都工作定居。业余爱好写作。曾兼任四川省散文学会秘书长、副会长；《四川散文》杂志总编，《川渝散文百家》文集主编。著述甚丰。
翻开我的知青日记，我的知青征兵记，是从1976年11月26日那天开始的。这天上午，我当知青的公社召开征兵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本应是公社知青农场的几位场长（作者注：均为公社派来农场的大队干部）才有资格参加的。恰巧那天，几位场长都不在。接到通知后，我就前去赴会了。我当时是公社知青农场的团支部书记，场长们有过交代：他们不在时，我可以代表他们，参加公社召开的某些会议和活动。我反复阅读了那个“征兵条例”。发现在知青农场里，虽然符合征兵条件的知青有几个，但相比较而言，我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显得优越些，让我去的可能性最大。那时候，因舅舅在台湾的“政审”问题，已经入伍三月，却又被退兵回来的弟弟已经下放去农村插队。一个家庭里有两个知青，真够父母亲操心的了。如果我能去当兵，就会给家里减轻很多负担的。而这个负担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虽然，我也非常担心会重蹈弟弟当兵遭遇的覆辙，但那时已经打倒了“四人帮”，心想“政审”不至于还那么“左”了吧？于是便顿生一种想去碰碰运气的侥幸心理。况且，那年我已年满21岁，也是能够当兵的最后年限了。当我向场长们提出想去当兵的要求后，果然不出所料，农场就将这个征兵名额给我了。1976年，作者（二排右2）与场长（二排右3）及部分农场知青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晚上久久未能入睡，浮想联翩。
说句心里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于参军并不十分感兴趣了。但是从家庭的角度来看问题，还是早日离开农村为好。父母亲为我们子女操劳过度，而我们至今还不能自立，特别是作为长子的我，确有憾恨之心啊……
作者母亲
当然，填表时我是不会填写台湾舅舅的，也不敢把我参加征兵的事情告诉父母亲。我深知，如果父母亲知道了，一定会断然阻止的。
1953年，作者母亲在朝鲜战场
那年的征兵规定，新兵要到军营里过元旦。所以没过几天，我就参加了体检。那天，我在日记中写道：
严格的征兵体检顺利通过了！
这是我预料中的结果。同时这也是让我感到高兴的事。说明我的身体经受住了考验，特别是在农村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身体仍无任何毛病，这应该是很幸运的事吧！
体检合格后，农场里上上下下都毫不怀疑我就要去当兵了，一些知青给我送来了分别礼品。农场的场长们也一再催促我，让我把手里的工作尽快清理一下（作者注：当时我在农场身兼几职），并让我物色推荐有关人选，准备交接。还准备要为我开个欢送会。很快，我要去当兵的消息就在全公社知青中传开了。那年全公社只有我一个知青参加征兵，格外引人注目。另外，我曾在公社业余文艺工作队当过队长，结识了不少农场外的知青。这些知青朋友得知消息后，又接二连三地请我去县城的饭馆里，喝了好几顿告别酒。那些天里，我也是颇为感慨的，还在日记中写了首“打油诗”：
1977年，作者在知青农场宿舍
后来，公社带兵的一位女军官还特意到农场来了解我的表现，后又专程来找过我。遗憾她两次来，我都因公外出了。第二次来后，这位女军官给我留了一张字条，让我回场后即去公社见她。我当晚就去见了那位带兵的女军官。没想到，她也当过知青，我们交谈得十分融洽。从交谈中看得出来，她对我已是相当了解了，对我各方面的条件都是非常满意的。说我是个好苗子，到部队后一定会有发展前途的。她甚至还问我，到部队后想干什么……
即便如此这般，其实我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这样一种异常纠结复杂的心理活动，却不敢对任何人说，只能倾吐在我的日记里：看来今年参军成功的希望较大！若不发现那种可怕事情的话（作者注：指台湾舅舅）。
我的理想是上大学，看来此生是难以实现了。参军虽是第二理想，如能走掉，也是幸运的。但是，如不成功，势必会反误大事（作者注：指入党）！
真是未知的可怕啊！心急如焚！心如刀绞！
但愿时光早早流逝！早见分晓！方定吾心！
此后，我就一直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中：表面上兴高采烈，心里面却是七上八下的。真是度日如年啊！就在临近要发“入伍通知书”的一天清晨，我还在睡梦中，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原来是公社党委书记（作者注：兼任公社征兵小组组长）托人捎来口信，让我速去公社见他。
知青农场距离公社有十多里地，我是一路小跑着去的。路上，脑子里翻江倒海，不断想象着可能将会发生的种种变故。想来想去，确定无非就是台湾舅舅的事。因此也就想了一些应对的话语，做了一些思想准备。
小舅（左）一家在台北
果然，公社书记一见到我就劈头一句：你家里有两个亲舅舅和两个堂舅舅都去了台湾。你难道不知道吗？
幸好我有所准备，迅即做出了一个万分惊诧的表情出来，随即声称从未听父母亲说过这事啊！从小到大，只知道我母亲是独生女，怎么会突然冒出两个台湾舅舅来了呢？会不会搞错啊？公社书记说，这是带兵的同志在你母亲的档案里查到的，不会有假。看来你的父母亲对你隐瞒了这两个台湾舅舅的事。现在带兵的同志不敢要你了，我们还在做她的工作。你父亲如果在县里有什么关系的话，就赶紧去县人武部找找人，也许还有希望。时间紧迫，一定要快！现在很多人都在盯着你的这个征兵名额呢……公社书记借给我一辆自行车，让我赶快到县城邮局，去给父亲打长途电话。离开公社不远，我便坐在路边的田埂上，思考起来。心里十分矛盾，究竟给不给父亲打这个电话？自己原本是想为家里分忧解难，才冒险而为的。本想在大功告成之后，给父母亲一个惊喜的。结果现在却要去向父亲求援，不是反而要给家里添乱吗？转而又想，既然是自己惹出来的麻烦，还是自己去解决吧。于是我折返回到公社，敲开了带兵女军官的房门。
那天我很激动，面对女军官，我一气说了很多愤愤不平的话：去台湾的舅舅们我从来没有见过，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其中有两个还不是我的亲舅舅！
1955年，作者祖父（右）在出席安徽省人代会时，与从朝鲜归来的作者父亲合影
而我的父母亲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再说我爷爷还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省人大代表，病逝后共产党还把他安葬在省烈士陵园里。你们政审，难道就不考虑这些主流的因素吗？现在“文革”都已经结束了，你们怎么还在搞这种株连式的政审呢？看得出来，女军官也非常同情我，但她好像也是无能为力了。我就把公社书记的话对她说了，她也觉得这是一个办法，随即催我赶快去给父亲打电话。她说再请示下部队领导，尽力把这个名额给我留着，暂不换人。此事父母亲本不知情，何必又要给他们再增添烦恼？不如就此作罢算了……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斗来斗去，最后，还是那种侥幸的心理占了上风。父亲接到电话后，没有一句责怪，说他放下电话就来县里找找人，还一再安慰我不要着急。同时又叮嘱我，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母亲。
知青日记上，记载我得知这个最终结局的时间，是在12月14日那天。想来那天我也无法写日记了吧，就悲愤的写下了一首题为《戎军未成之感》的杂诗来：
年仅21岁，可在这短短的岁月里，我已经受了数次大小不等的打击。而这次的打击尤为沉重：致命的打击！早已预料而又担心的可怕事情还是出现了。这一事态的出现，使得原本很好的进展形势急骤变化。尽管父亲进行了多方努力，尽管是在粉碎了“四人帮”的今天，却仍然是谁也不敢承担这个政治责任啊……只能哀叹命运不佳！虽然我也做了这方面的精神准备，可是无情的打击仍然使我的精神和锐气遭到了严重挫损。我自己倒无关紧要，可父母亲却又要为此伤透心神！想到这里，心酸不已。
12月17日那天，我收到了弟弟的一封信。我也记在了日记里：
今天接到弟弟的一封信，他是听到我这不幸的消息后，而特意寄来的一封安慰信。可怜的弟弟当年去当兵，也曾遭遇过我同样的不幸，而且远比我的遭遇还要惨重。我们兄弟俩真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啊！
当然我这次的不幸，给他的打击也是沉重的，痛苦的。从他来信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他要我振作精神乐观起来，可弟弟在精神上仍有压力。因为前车可鉴啊！作为长子的我，至今未能为弟妹造福，反要他们来安慰我，让他们担忧和牵挂。
那几天，我不断接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慰藉。就连那位带兵的女军官，在临走前还特意来到农场，安慰了我一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情绪无疑是十分低落消沉的。从下面这两则日记中，便多少能够看出我当时萎靡不振的精神状况。
日记一
精神的折磨和痛苦是最可怕的事。
近来我经常失眠。尽管给自己暗下了不小的决心，可是仍然还是掩饰不住忧郁的神情。自己的心里也有明显的感觉，总觉得有种莫名的恐惧，甚至悲观失望，以至于想走绝路……
当然，我用理智战胜了这些糊涂想法……
可是，既要生活下去，道路必很曲折漫长，今后遭遇的挫折和打击甚至会更加残酷……
日记二
全公社知青今天集中在农场学习。
公社某组长在会上传达了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公社某书记与会讲了话。我和其他五位知青在会上作了批判“四人帮”的发言。
下午三时许，会议结束，我想出去散散心，就约农场外的女知青某某某（作者注：原公社业余文艺工作队员）一起去县城玩玩。到了县城某某某家（作者注：原公社文艺工作队员），家里有客人，她就请我们去饭馆用晚餐。
席间，她们谈起我这次参军的事。尽管她们尚不知真情，可是她们从我的神情中看出了我的痛楚，觉得我不如以往那么神气了。
真是的！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想不让自己内心的痛楚暴露出来，可还是让别人给看出来了……
而更加揪心的是，母亲终于知道了此事，经受不住刺激，又病倒了，而且这次病的时间很长。我也在两则日记中做了记述。母亲的病又一次扰痛着全家人的心情，愁苦焦虑如阴云一般笼罩着全家……看着眼前的情景，联想着自己的遭遇，对未来简直不敢想象。而母亲这次的病情如此之重，则是由我当兵未成的事情引起的。我真为自己命运的不佳感到恼怒，同时也为自己这么年轻就遭致这许多不幸而叹息不已……前天将农场分的山芋（作者注：红薯）送回家。一来担忧母亲的病情；二来也想看看《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的电影。父亲对我说，母亲很为我的前途担忧，所以这次病de得很重。这次回家，母亲含泪对我说，是她害了子女们。让我今后不要再好高骛远了。今后能从农村招工上来，回到父母身边就行了……哎！可敬而又可怜的母亲！为子女真是伤透了心啊！伟大的母爱，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我很为母亲的身体担忧！假如她这样急下去，后果真不堪设想啊……
我在日记中所写的“争取在1977年必有结果”的话，其实并不是母亲所希望的那个招工回城的“结果”，而是想争取解决“组织问题”。早在这次参加征兵前，农场党支部已经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并且已经上报给了公社党委。就在我通过征兵体检合格后，农场场长还专程去公社询问过。公社书记答复：争取在金科去部队之前，开会研究……现如今，台湾舅舅的突然暴露，解决“组织问题”无疑就要受到严重影响了。等到我的情绪恢复平静之后，想想自己所谓理想的前途已经无望了。那么，就退而求次，争取解决这个“组织问题”吧。初入社会的知识告诉我，如果有了一张党票，多多少少是可以淡化一些“台湾舅舅”阴影的。这对于自己的未来，肯定会有些益处的。更何况，在那个年代，争取入党，不仅是无数的年轻人，甚至是许许多多的老年人都孜孜以求的一个梦想啊。
2015年9月，作者与原知青农场老场长
场长很支持我，给我出主意，让我赶快给公社党委好好写一份关于这次参加征兵未成的“思想汇报”。这份题为《关于参加七六年冬季应征的思想汇报》，我留有一份底稿，一直保存着。近日翻将出来，摘录如下，可窥当年此事之一斑。
公社党委：
这次征兵，公社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关于1976年冬季征兵条例精神，执行毛主席有关知识青年的一系列政策，分配给知青农场一名应征名额。农场党支部根据征兵条例精神和具体条件，经研究决定：推荐我去参加应征。
作为我本人，党和国家给我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心里感到无比的兴奋，同时也为自己能有机会参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感到光荣和自豪。从我家庭的政治条件和我的身体状况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完全符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条件和要求。因此，我对于这次应征入伍，满怀信心，充满着成功的希望。
但是事情的突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当公社征兵组长某书记告诉我那个意外的消息时，使我万分吃惊，甚至于半信半疑。关于两个去台湾舅舅的事， 父母亲从没有给我说过，我也从不知晓。通过这次征兵政审，组织上发现了这个问题，使我感到万分的惊诧！
我是1955年出生的新中国青年，一直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在家里，我自小也是不断吸收着革命父辈们给我的良好教育。从抗日爱国民主人士的祖父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父亲、母亲，教育给我的都是革命的传统思想。至于我的两个舅舅，我是毫无“概念”二字的。因为从小到大，我一直都以为母亲是独生子女的。
公社党委和征兵小组基于对党负责和对我个人负责的精神，决定让我退出征兵。当时我听到这一消息时，心情是极其痛苦的，为失去最后一次加入伟大军队的机会而痛心不已。当然，这是一种自然的心理表现。对于公社党委的决定，我个人完全赞同，服从组织的决定。
今后，我决心安下心来，稳定思想，丢到包袱，加倍学习和工作，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刻苦磨练自己，进一步改造世界观，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光辉“五、七”大道走下去，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请党组织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在这份真真假假“思想汇报”的附件中，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我还自作聪明的写了母亲两位远房亲戚的姓名和职务，因这两位远亲都是党员和干部。大概是想要证明，在母亲的家族里，也是有着红色的革命人物吧？为了“挣表现”，在1977年的春节，我主动要求留守农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没有与父母亲在一起过的春节，终生难忘。同年，我还为知青农场做了一件轰动全公社的大事。就是我呕心沥血写出的材料，在全县众多的知青材料中脱颖而出，为农场赢得了一块“地区知青先进集体”的荣誉奖牌……我的这个“思想汇报”，由农场场长亲自交给了公社的一把手。此后，场长又不断地鼓励我，让我接二连三的又写了好几份向党组织积极靠拢的“思想汇报”，而且都是由场长亲自送交公社党委的。场长每次回来，都说为我说了许多好话，令我感激不已。然而，我的这些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写出来的“思想汇报”，却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对于在知青农场积极争取解决“组织问题”的事情，我在1977年4月12日的日记中，有过这样的记述：
1977年我在农场的兴趣似乎不如1976年了。特别是在遭受巨大的重创之后，这种感觉似乎更为突出。
解决组织问题的希望开始变得渺茫起来，这是最大的原因。这曾经是我在农场最为重要的精神寄托啊！
虽然自己目前在农场仍然还是一个有希望、有作为的发展对象，但我本人却缺乏信心了。教训实在是太多了，使得自己再也不敢像过去那么自信和踌躇满志了。父亲一直不让我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父亲之所以为我起了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将来能够成为科学家的。然而却生不逢时。这个希望化为泡影在我下放农村后，父亲又特别提醒我，不要把入党作为主攻目标（作者注：父亲因受台湾舅舅牵连，未能入党）。可我一直却很自负地不以为然。现在看来，父亲是有先见之明的。我也十分清楚，在决定自己政治生命和个人理想的征途上，“台湾舅舅”无疑是个“拦路虎”。但我又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前功尽弃了……
尽管自己是那么的于心不甘，当我终如母亲所希望的那样，在1977年底回到父母身边当了个工人之时，还是落了个“前功尽弃”的下场……许多年之后，我回到当年插队的公社，看望了知青农场的老场长。他告诉我，公社党委曾经两次研讨过我的“组织问题”。可最终，还是被“台湾舅舅”的“拦路虎”给拦下了。老场长听了，突然变了脸，居然又像当年那样，颇为严肃地批评了我一通：你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既然知道有舅舅在台湾，你当年就不该去征兵。不然，你的“组织问题”早就解决了……从那年算起，我的“组织问题”，直到过了整整十年之后，才得以解决的。“组织问题”解决后，又过了几年，组织上给我发了一个盖着省政府台办钢印的“台属证”。小舅有年来成都，我给他看了这个小本本。他颇感兴趣，看了许久，还拿相机拍了下来。又问我：这个证件有什么作用吗？我说，不知道。金科：俩舅舅在台湾，
弟弟灰头土脸被退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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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