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丨洪燕峰：1968年的北京兵，受够农村兵的耻笑

原题

我曾经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作者：洪燕峰

我们三个曾经入伍在一个部队的老家伙又聚在一起了，回想起50多年前，那时候我们英姿勃发，现在多少有点老态龙钟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饭还行，李建大哥请客，北京菜加茅台。回想起我们在军营当兵的日子颇为感慨，好不容易相聚一次也就是5分钱一两的地瓜烧每人1两外加5毛钱猪头肉。现在时代变了、生活变了、我们也变了。尽管锦衣玉食，再也没有喝地瓜烧吃猪头肉那样旺盛的食欲了。建平大哥已是滴酒不沾了，我和李建也是谨慎从事，毕竟这都是大夫明令禁止的食品，现在终于明白了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都是1968年到沈阳军区40军当兵的，在此之前我们彼此认识并不熟悉。李建和靳乐分到军高炮团，我和建平分到军炮团。我们乘同一次火车到部队，他们俩在黑山下车，我和建平在北镇下车。在火车上，靳乐滔滔不绝地发表评论，他对这次所去的部队有些不满意。我们当时都有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情壮志。当兵就要打仗，用满腔热血报效祖国，以马革裹尸为荣。我们就想去步兵团。中国的陆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炮团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不过要说打仗，高炮比地炮要好一点，毕竟抗美援越部队都是高炮部队，地炮部队一点戏也没有。

到了炮团，建平分到了1营，我去了2营。到了连队，在连队里，我知道应该好自为之了，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在这里许多极其平常的小事对于我都是不平常的，挑水、洗衣服、种地.......记得到连队不久身上长满了虱子，脱下衣服看到不少黑黑的小虫子在衣服上蠕动，我竟然不知所措（我不敢用手抓，受到班里战友们的耻笑）。

我把衬衣放到脸盆里，用水泡淹不死他们，使劲洗，搓不死他们。最后把衬衣搭在绳子上，衣服结成冰（东北晚上零下30多度），冻不死他们，虱子的生命力之顽强令人不可思议。最终还得硬着头皮用手一个一个的把他们从衣服上捉出来，然后处以极刑。事情就是这样，万事开头难，时间长了也学会了。当新兵时有一阵子非常苦恼，那些农村入伍的兵非常看不起我，他们认为我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什么也不懂，像个傻子。

记得第一次打猪草，我们每一个人到炊事班领了一个麻袋，一把镰刀出了营房。在我的知识里，猪是吃饲料、泔水的，怎么还吃草呀？什么是猪草？我的疑虑引来了战友的嘲笑。你们城里人不吃猪肉吗？不养猪怎么能吃肉？养猪不吃猪草吗？看着我一脸茫然的样子，他们开始向我传授如何辨认猪草的知识。猪能吃的草很多，各个地方不一样，总之，人能吃的猪就能吃。人能吃的？我晕了，也不能再问了。

过了一会，大家都散开了，各忙各的，因为按规定中午要带一麻袋猪草回去。中午时分我也扛了一麻袋“猪草”回去，看了我打的猪草，喂猪的饲养员搂头盖脸给了我一顿臭骂。说，幸亏他看了一眼，我打的猪草不但猪不能吃而且有可能把猪毒死。一时间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眼泪夺眶而出。

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作做不好是得不到别人尊重的，怨天怨地是没有用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补上一麻袋真正的猪草。我人傻并不笨，我午饭也顾不得吃了，又拿起了镰刀、麻袋和一条背包带到猪圈牵一头老母猪就出发了。我像遛狗一样拴着着老母猪出了营房，来到了田野。那个年头人尚不能温饱，猪就可想而知了（否则干嘛吃猪草呢？）。猪带着我寻找一切他能吃的草，一旦我认识了，我就把他栓在树上，不让他吃了，否则我拿什么交差呀。打完了这一种猪草，再把他放出来找第二种。

猪很有意思，他先吃他爱吃的植物，这种植物没有吃光他不吃别的。就这样，我一样一样的学，不一会就打了一麻袋。这头老母猪嘴非常叼，满地的野菜他就吃那么几种，而且专吃嫩的，老的还不吃。也许老母猪看出了我的企图，不再教我了，于是我把他带回了猪圈，反正任务完成了。就这样我不屈不饶地克服了许多工作、生活上的困难，努力进步。在工作上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是我的向上精神和进步步伐却是可圈可点的。

我觉得人生就像一个铸铁材料，铸铁材料对于拉伸和压缩破坏的抵抗能力存在很大差别，抗压强度远远地大于抗拉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逆境压力下你可以坚强的生存。拉一拉，拔拔高没准就哗啦啦了。由于我的工作努力、积极向上，不少名不副实的表扬、荣誉接踵而来，入了团、评为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尽管其实难副但是心里却是很高兴。

一天，党小组长找我谈话，让我填写预备党员申请表并告诉我尽快填写，最近连里有老兵休假，路过北京时把政审做了。他说得很轻松，不过着实地吓了我一跳。那时候父亲因病在家休息，对其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问题，当时组织上并没有给出结论意见。母亲的问题则更为严重，已经隔离审查一年多了。姐姐下放劳动。为了不连累我，父母基本上不与我通信，家里这点情况都是姐姐写信告诉我的。

这么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背景，这个预备党员申请表让我怎么填？如实填写，组织上怎么会吸收我这样的预备党员，搞不好我可能被清除部队。看到我默默无语，党小组长感到不解。换作别人遇到这种事应该热泪盈眶，激动不已，可是我却表情木然，他不由得捅了我一下。看到了党小组长犀利的目光我一下子清醒了，赶紧言不由衷的表示了我感激心情。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在胡思乱想、不知所措中度过的，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就在上个月我送走了我的好朋友，小王和小常。小王、小常是我刚从新兵连下老连队不久认识的，那天我正在营房大门站岗，一辆苏式军用吉普车停在岗楼前。从车上跳下来他们俩向我打听团部军需股的位置，从彼此的口音听出来了我们都是北京人，于是就攀谈起来。从聊天中我知道他们俩来自于海军大院，父辈都是在这个部队担任过领导职务，后来由于工作需要调到海军工作。这次是通过关系来当兵的，找到了他们父亲的老战友，没有费事就分到了我们团。

那时候，北京的学生当兵唯一的优势就是来自于大城市，营养不错，个子长得高，都会打篮球。（部队不少来自于农村的兵，当兵以后才知道什么是打篮球）我们都是各自连队篮球队主力球员，业余时间经常在一起打联赛，有时候还到团里参加集训。这样我们很快就成了吃、喝、抽无话不讲的好朋友。

上个星期他们两个来连队找我，看着他们俩一反常态沮丧的面孔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大事。果不其然他们俩告诉我，昨天团里接到军里文件，要求他们俩明天限期离开所在部队，这段部队经历按随军学习处理。他们接着说，他们的父辈和当时文革中的海军领导政治观点不同，现在这些人得势，开始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打击。他们的父亲已经隔离审查，其子女也被要求离开部队。

第二天，细雨霏霏，我到车站为他们送行。此时他们已经没有刚来时的欢歌笑语，也没有小车为他们送行。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小饭馆，要了半斤地瓜烧、一盘猪头肉、一盘摊黄菜开始了送别午餐。席间气氛十分压抑，除了喝酒似乎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小常打破了沉默，他喃喃地说，上个月他们俩刚刚入团，不知道这还算数吗？到底小王岁数大一点，看问题也老辣一点，他说兵都当不成了你还想那个。我们这些家庭出身的人好事来得容易，不过走得也快。是呀，想来想去就是这么回事。

长途汽车站广播员的声音结束了我们最后的午餐，我们互道珍重，他们俩就消失在迷茫细雨之中了。我在回营房的路上悲叹至极，泪水、雨水交织从我的脸颊流下，我不禁想起了红楼梦里的葬花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种不详的预感一直笼罩着我数日，我会有这么一天吗？

真该死，自己家庭那点事自己还不清楚？还要掩耳盗铃。更不应该的是脑子一热就交那份入党申请书，我被得到的一点小荣誉冲昏了头。回想在学校期间，班里的优秀同学很多，我不属于聪明的同学但是也不笨。老师很少批评我，可是从来也没有表扬过我，这次在言过其实的表扬和名不副实的荣誉面前昏了头，不能清醒地看待自己。

可是清醒一点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得随着命运的脚印一步一步的走吗？党小组长找我谈话，要求我靠拢组织而我听而不闻，那罪过可能更大。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这时候再埋怨鞋不合适、路不平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连队探亲的老兵已经出发了，他归队时路过北京将带回我的政审调查报告。

在这期间连队又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指导员被评为团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要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这对我们连队、团里都是天大的喜事。第二件事是副连长转业，前一段就风言风语传出来说副连长的大伯父有点历史问题，不适于再在部队继续工作了。领导上考虑到副连长是刚刚提拔的年轻有为的干部，他自己又再三表示不愿意离开部队，于是准备将他调到黑龙江建设兵团某部当连长，（当时黑龙江建设兵团下面的主要干部还是部队建制）这样他就可以不脱这身军装了，可是不知怎么来了一道转业命令，让他措手不及。

那天晚上真是冰火两重天，一边是“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全团在大礼堂为指导员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开欢送会，各连代表热泪盈眶、激动万分、争先恐后上台发言、祝贺、拥抱。会后还邀请了县里文艺宣传队来演出，看完演出，全团列队夹道欢送。指导员穿着新军装，身佩大红花，晃动着毛主席语录在团首长的簇拥下，山呼万岁向我们一一告别。

那一边却是“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副连长在连部收拾行装准备离开部队。由于我在连部当过一段时间的通讯员，连长特批我可以不去参加送指导员大会而送送副连长。我到连部的时候，副连长已经收拾差不多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一副背包（被褥组合），一个稍大一点的手提包。看着副连长穿着打着补丁旧军装，人显得苍老了许多。

那个年头军装都是棉布的，一点也不经穿，经过一夏天的野外训练、营房施工，衣服在肘窝处、肩膀头处，裤子在膝盖处、屁股处早就补丁摞补丁了。部队马上要换装了，可是副连长赶不上了。副连长背着背包，我提着手提包沿着营区小路向营区大门走去。（大路正在锣鼓喧天地欢送指导员去北京。）

在门卫处，副连长庄重地向哨兵行了最后一个军礼，然后悄然迈步走出了营房，结束了他一生都为之骄傲的军旅生涯。出了营房，副连长摘下了领章、帽徽。他把领章、帽徽放在一个信封里送给了我，他知道他今后不再会有机会佩戴它们了。副连长拿走了他的手提包，执意不让我再送。我只好向副连长行军礼致敬以示告别，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黯然神伤地一瞥他曾经工作、生活多年的军营，然后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送走副连长后数日，指导员和外调探亲的老兵陆续回来了，我知道这次该轮到我了。几天来我心情一直惶恐不安，我不想离开部队，在这个大家庭里大家待我都很好，我也学会了许多东西。他们回来有一段时间了，这么长时间不找我谈话，我心里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早来晚来结果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想到这儿，我心里倒是坦然起来。没过两天，通讯员找我，叫我到连部去，指导员找我谈话。莫非我的军旅大限到了？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到了连部看着指导员心里更加紧张，指导员看着我惴惴不安的样子开始和我东拉西扯，试图让我平静下来。

指导员的用意我也明白，不过他哪有时间和我闲聊呢？果然指导员话锋一转，表情严肃起来。他告诉我支委会做出了推迟我预备党员申请表在支部大会通过的决定，他告诉我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并希望我经得起组织对我的考验。这种不明原因的推迟证实了我的预料，我丝毫不感到意外。我的无动于衷多少使指导员有些震惊，他知道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已经到了近似破灭的边缘，这种意外的打击我可能有些呆滞了。接着他又说了许多安慰我的话，最后他说，希望我在部队继续好好干，汗水可以证明一切。

听到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指导员终于看到了我委屈的眼泪。其实只有我自己才明白这是激动的眼泪，因为从指导员的话音里我听出来我暂时可以继续留在部队，没有马上被赶走的意思。我不觉得自己委屈，和我的朋友、副连长比起来，命运之神还是很眷恋我的。

此后的日日夜夜我牢记指导员的话，努力工作，年底被评为五好战士。当五好战士的喜报由街道敲锣打鼓送到家以后，我收到了我入伍以来父亲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又过一段时间我的预备党员表通过了支部大会讨论，终于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之后又转为正式党员。

几年之后，我离开了部队退役回到了北京。回忆我这暂短的军旅生涯，我没有能像欧阳海那样成为英雄，但是部队对我的数年教育让我学习到这一辈子在任何地方也学不到的东西，受益匪浅而且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以后的生活。

军营的生活使我学会了自立。在部队里我学会了洗衣服、洗被子，这在入伍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难事，特别是给自己穿破的军装、衬衣、袜子打补丁。实践中我知道部队发的两套军装、衬衣、袜子是不能换着穿的，否则在换装时（交一套旧的，发一套新的）剩下那一套半新不旧的军装、衬衣、袜子是无论如何也穿不到下一次换装就衣衫褴褛了。因此，夏季洗衣服时一定要穿着裤衩，光着膀子等候衣服干了再穿而尽量不去穿那套新的。夏季除了出操、开会、训练一些必要的场合，在施工、种地或干其它活时要尽量光膀子，否则衬衣在汗液长时间的侵蚀下衬衣的后背处破损十分严重，以至于将来打补丁都十分困难。

部队教会了我吃苦。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林彪发了“一号通令”。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我们团（炮团）带了两个基数的弹药离开了营房隐蔽在农村，躲避苏联军队的突然袭击。一天营长到我们连检查工作，发现连里的干部正在讨论派几个战士收连里自留地“秋菜”问题，不禁勃然大怒“都什么时候了还考虑这个，部队马上要打仗了，一打起仗来部队的营房、菜地、猪圈统统交给地方。”

“那样的话部队吃什么？”一排长怯生生地问。“真没有见识，现代化战争，打起来炊事班都没有了，部队吃粮食罐头、肉罐头、水果罐头。”营长走后，连里对菜地是不管了，但是还是偷偷派人潜回营房杀了几口半大的猪给大家改善生活，毕竟大家已经几个月没有见着荤腥了，将来别便宜了老百姓。

事与愿违，战争没有打起来，当然也没有罐头吃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菜地的菜已经让老百姓连偷带拿损失大半（老百姓以为部队不要了呢），猪圈里只剩下几只小猪崽子。司务长难过得掉下来眼泪，他知道眼下的这点菜是无论如何也不够连队过这个冬季的。长远的，新年、春节、老兵退役、新兵入伍，要过那个门坎，菜里还不得有几片肉装饰一下？靠国家给的伙食费？想都不要想，那点伙食费扣除买军粮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何况开春的菜地、买化肥也都要钱。

没辙了，我们又捡起来我军的光荣传统——勒紧裤腰带。菜量越来越少，最后每顿饭，菜里只有一点半发不发的黄豆芽汤。酱油也买不起了，开始自制（用水、红糖、黄豆、盐熬制），部队除了训练、学习以外，全部都到野外挖野菜。连年的干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节，到处都是挖野菜的老百姓，他们比部队更需要这些“绿色食品”，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生活的艰苦使指战员的身体每况愈下，由于缺乏维生素，大部分同志下体开始溃烂，行走困难。一部分人得了夜盲症，晚上无法站岗。

在部队我学会了服从。军队是有严格级别区分的，下级要绝对的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无论对错，都要坚决执行，服从意识让我拥有了更强的执行任务能力。我们部队驻地附近的农村经常干旱，农作物基本靠天吃饭。年景不好，需要国家救济，糠菜半年粮。这一年旱灾比哪一年都严重，老百姓已经放弃抗旱救灾了，一来是他们觉得旱情已经发展到不可逆转的趋势，二来是没有那么多粮食支持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要从四五里以外挑水抗旱）。

连里接到命令要支援老百姓抗旱救灾，活一干起来大家有点怨声载道。首先我们到老乡家借水桶他们不太情愿，（用他们私人的东西浇生产队的地，怕用坏了。）还耻笑我们当兵的傻，救这些没有什么希望的秧苗。二来这种长距离的挑水抗旱确实得不偿失，一挑子水到了地边，刨去沿途损失、我们喝，就剩半挑子了。特别是那干旱的地就像海绵一样，半挑子水浇下去都留不下一个水印，让人灰心丧气。但是大家知道命令就是命令，没有一个人后退的。就这样连续干了三天三夜，大家的肩膀被扁担压红了、压肿了、淤血最后破了皮和衬衣粘在了一起。

在部队我学会了忍耐。有时对于上级无端的指责，同志之间的摩擦，不公平的待遇都需要忍耐，绝不能义气用事，苦和累就不用说了。记得在部队有一次半夜下岗回营房，在路过连里猪圈时听到了猪的叫声。一般半夜猪是不会无缘无故叫的，责任心使我转向了猪圈。到了猪圈往里一看，不禁让我毛骨悚然，在朦胧的月色下猪圈里有四只幽暗的蓝光在晃动。是狼吗？我心里多少有点害怕。

当我靠近猪圈的时候，我发现猪圈里一只半大的猪已经躺在地上，肚子处被掏开流了不少血。一个家伙还在贪婪地吃着猪肚子里的东西，另一个家伙警惕的盯着我。我们夜间站岗时，时不常会听见狼嚎，但是他们从来也不敢进入我们的营房，这次莫非是饿极了，否则他们不敢这么放肆。

我很后悔站岗没有带半自动步枪而带的是五六式冲锋枪（半自动步枪有刺刀，而当时的五六式冲锋枪是不带刺刀的），枪里没有子弹（当时哨兵站岗不发子弹，怕走火伤人），我不敢太靠近。我决定把他们吓唬跑就算了，于是我端起了冲锋枪并拉动了枪栓。

这两个家伙似乎知道我枪里没有子弹或是认为我是一个怂包，有子弹也打不着他们，对于我的举动置若罔闻。他们一只警惕的看着我，另外一只还在吃，这些狼真是饿极了，这青黄不接的时节老百姓都饿肚子何况他们了。饿也是死，被我打死也是死，看来他们是豁出去了。

他们的不弃不离倒使我为难了，真要是冲上去我肯定不是这两只狼的对手，要是不把这两只狼赶走，他们再祸害（据当地老百姓讲，狼吃猪就吃猪的一点下水，然后再吃一只。老百姓认为这不是吃而是祸害，这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一只猪，那连队下半年就甭想吃肉了。一想到这儿我似乎有些热血沸腾了，我奋不顾身的举起了冲锋枪，用枪托向狼狠狠砸去。狼机警的躲过了我的袭击，而我却因为太紧张，动作过大失去了平衡一头栽到猪圈里，冲锋枪也脱手了。

不过我的举动狼也惊呆了，一个巨大的身影向他们扑了过去，（以为我要跟他们拼命呢）特别是冲锋枪脱手后砸到猪圈的石头墙上然后又反弹到地上，发出两声剧烈的撞击声，让他们万分恐惧。他们蹭地一声窜出了猪圈，逃走了。事后我认为为了保护连队的猪不受损失，我徒手搏狼会得到连队的褒奖，可是有的领导却认为我没有能够早一点赶到，死了一只猪给连队造成了损失还批评了我，为此我难过了好长时间。有的同志还讥讽我，还拿着枪站岗保卫毛主席呢，连一只猪都保护不了。

在部队我学会了敬业。在部队要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只有干好本职工作的人，才能让你胜任其它工作，敬业是做好事业的基础。当兵就是要站岗放哨，这是一个士兵的神圣的职责。那时候年轻能睡，白天训练、施工很疲劳，晚上沾枕头就进入梦乡了。半夜被叫起来上岗别提多难受了，真是抓心挠肺地不舒服，有时坐起来穿衣服竟然又睡了过去。

到了哨位则睡意皆无，主要缺乏安全感。首先是哨兵站岗不发子弹，遇到情况防身只能依靠半自动步枪上的刺刀。那把没有开刃的半自动步枪刺刀能扎透敌人的衣服吗？这始终是我站岗时萦绕在我脑海中最担心的问题，每每驱之不散。后来终于忍耐不住，我站岗时脱下了大衣挂在树上，用刺刀扎去。刺刀穿透了大衣深深的扎进了树干，我才相信了它的威力。

其二，夜间站岗总有信号弹升起，当时认为苏修特务搞的鬼，部队和当地民兵搞了好几次拉网式搜查一无所获，晚上还是照起不误，真是鬼神莫测，加剧了晚上站岗的恐惧心情。

其三，夜间站岗经常听见狼嚎，有时也能看见他们的身影，特别是在月光下他们眼睛泛出的绿光，让人不寒而栗。那时候特别希望枪里有几颗子弹，给自己壮壮胆。

最不好过的日子还是在冬天，夜间最低温度都在零下20多度，穿多厚的衣服一会就被寒冷浸透了。我们穿的大头鞋下岗以后大头鞋垫和布袜子都冻粘连了，脱都脱不下来。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兢兢业业的站好每一班岗，因为站岗是我们的光荣、职责，当兵就是要站好岗。正是我们的付出换来了万家灯火，祖国每一个家庭的安全。

在部队我学会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是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节约一粒粮食，尽量为国家节约开支。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他成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每一个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入伍的第二年我们营奉命到盘锦垦区种地，盘锦有我们军一个农场，军里的直属单位轮流到这里种地，收获的东西可以补贴部队。据说这里周边还有一些农场，带番号农场由部队下来的干部组成，他们大多是文革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带番号的农场大多是由从反右到文革有政治问题的人员组成。这里的田地一望无际，杂草丛生，荒无人烟，还真是改造人的好地方。

这里由于靠近海边，我们压水机压出的水全是浑浊带一点苦涩味道的淡水。条件虽然艰苦，但是连长的脸上却一天到晚挂着笑容，大会小会总是在说，我们这次可是猪掉在泔水缸里了——足吃足喝了。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问连长他这话啥意思？连长的回答让我感慨万千，我们每一个士兵（陆军）每天的伙食费是4毛5分钱，其中吃粮食就要花一半的钱，剩下钱要支付柴、油、盐、酱、醋，菜地的化肥、菜籽，养猪，节日的生活改善等等，如果不搞一点副业，那可是捉襟见肘呀。猪吃不上粮食不长肉，副食跟不上主食就消耗得大。主食超支，后勤部门只调拨粮食额度，买粮食钱还是自己掏，这种恶性循环，部队只能自己解决。

盘锦农场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一垄地四五里地长，地这边拖拉机在耕地，那边就只能听到声音，啥也看不见了。拖拉机从杂草丛生的土地翻过，乌黑油亮的黑土地翻到了上边，攥一把好像能流油。可是没过几天，当我们开始播种时，已经翻过的土地又是杂草丛生了。土地之肥沃，杂草之顽强生命力让我们惊叹不已。盘根错节的杂草让我们无法下锄头，我们只好借来了工兵镐，刨一个小坑种上高粱或玉米。一垄地没有种完，手上就打起了血泡。

劳累的春播结束以后，我始终在想这样的地能长庄稼吗？春去夏来，扒开杂草我们看见了嫩绿的小禾苗，我们看见了希望。为了让庄稼长的更壮实，我们开始夏锄了，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顶着烈日，汗流浃背，经常浸泡汗水的军装是最容易破损的，可是也不敢脱了军装，那样会被太阳灼伤的。更让我们难过的是刚刚锄过的地，很快又杂草丛生了，和没锄一样。这种杂草神奇的生命力让人叹为观止，真是野草锄不尽，夏风吹又生。

又过了几天，我们种的高粱、玉米已经高出了杂草，亭亭玉立，一垄望不到头，煞是喜人。这里土地肥沃不用施肥，很快就到了农闲时节。在这期间我们除了擦擦武器以外，连长带我们到水泡子抓鱼，改善副食。这儿的水泡子也很神奇，旱时几乎要干枯了，看不见任何水生物。一到雨季，四面八方的雨水都汇集这里，水泡子里到处是鱼，哪里来的呢？让人百思不解。鱼不大，只有巴掌大小，那也是我们的美味佳肴了。

夏去秋来，我们的土地已经变成了希望的田野，对于大自然的恩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喜气洋洋，一年辛苦下来终于有结果了。可是连长却眉头紧锁，决定提前收割。这可是过一天，我们地里的庄稼就殷实一天的日子，提前收割损失就大了。不理解归不理解，命令还要坚决执行，在连长的督促下，大家起早贪黑玩了命的收割。当收割一半的时候突然大雨滂沱，两天以后外面一片汪洋。

戏耍了我们一年，老天爷又要收回了曾经许诺给我们的东西。连长流下了热泪，喃喃地说，要是再早一点动手就好了，我们是靠天吃饭的，这一点不能忘记呀。没有收上来的土豆、黄豆肯定是付之东流了，可是看到在水面上摇曳的高粱、玉米，连长又来了精神。我们又开始冒着雨在齐腰深的水抢收庄稼。是呀，地里的每一粒粮食从春播、夏锄都浸透着我们的血汗，怎么能轻言放弃呢。

从这以后我养成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习惯并保持到现在。现在物质丰富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我的这些行为经常收到家人的不解和耻笑，但是不忘初心的举止似乎难改了。

在部队我学会了奉献。男人做为军队的主体，要学会奉献不要计较回报，可能在物质社会中很少有人这么做了，但军队中不能没有奉献，奉献是一个男人社会价值大小的体现。在我们部队奉献主要体现在学习雷锋上，文革虽然对部队的思想建设影响很大，但是在学习雷锋做毛主席好战士这个信念上是没有动摇的。那个时候学习雷锋主要就是做好人好事，每天班务会都要汇报。

做好人好事在我们连队已经蔚然成风，早晨6点吹起床号，5点钟大部分人就起床做好人好事了。要是6点起床，水缸水满了、操场扫干净了、猪圈扫干净了、厕所掏了，洗脸水打好了，能想到的好事全做完了，一想到晚上的班务会就心急如焚，只能明天起的再早一点。

星期天是休息日，上述好事何足挂齿，大家纷纷走出营房，到老乡家里挑水扫院，做一些农活或开一小块荒地种菜补贴连队副食的不足。星期天如果想上街买一些生活必用品，这还要把班里同志们换洗的衣服洗了（他们都出去做好人好事去了），总之在军营的这几年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离开部队50年了，昔日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壮志已经没有了，也不再憧憬做一名欧阳海式的英雄。如今已经是一个领退休金的老头了。我的军旅生涯在我人生履历中虽然不长，但是对于我以后的生活、学习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50年来，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或是工作岗位的变化，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曾经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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