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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丨郭小宁：1968年的当兵札记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郭小宁，祖籍四川成都，生于重庆，从小就是个坏男孩，后来一觉醒来变成了好学生。1968年入伍当兵，1971年复原回武汉当工人之后被提干，阴差阳错当了书记，又当了厂长，在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所长位置上退休。自我感觉当得最成功的是爷爷。现居武汉。
原题
文革时期的当兵札记
作者：郭小宁
01
参军
1968年初，就在我们“复课闹革命”时，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次征兵。
当兵在那个年头是一件无尚光荣的事情，已经闲散了一年多，现在有参军入伍的机会，大家都十分兴奋，全班符合条件的男生几乎都报了名。我家庭出身职员，勉强够报名的条件。但我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空军工作过，并集体参加过国民党，属于有历史问题的那一类。我能否通过政审，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通过体检，全班只有三个人的身体符合条件，我是其中之一。
入伍前，跟班上部分同学的合影
在我校征兵的是海军。海军给人以新奇感，从电影上看到的水兵，头戴无檐大盖帽，后边两根黑色的飘带，雪白的水兵服，还有三条蓝杠和四条白杠相间的披肩。站在威武雄壮的军舰上，手握一杆钢枪，远眺一望无边蔚蓝色的大海，说有多神气就有多神气！虽然文化大革命中海军服已改成灰色，但在一大片草绿色军装中有这么一点灰颜色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美。何况，我还从来没有看过大海呢！
出发前，我们这批即将入伍的新兵领取了军装。换上崭新的没有领章、帽徽的灰色军装，穿上沉重的大头鞋，显得傻里吧唧的。看来不是穿上军装就像军人的，军人气质是在部队熔炉中磨练出来的。带兵的军人给了我们这些新兵短暂的时间回家告别。很快就将我们送到了武汉黄浦路兵站。当晚，在惠济路长办的一个招待所过夜，第二天清晨，天还没有亮，我们从新江岸货场上了专门为送兵准备的火车，告别武汉，开始了新的生活。
火车把我们一直往北拉，沿途开开停停。过了北京后，仍往北开。沿途经过秦皇岛、葫芦岛、锦州，快到沈阳时，火车才改变了方向，转往东跑了。到第三天下午五点多钟，终于到了目的地，一下火车就看到一片辽阔的大海和停泊在岸边的军舰，看到火车站那绿色铁皮屋顶上的“旅顺”两个大字，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军港——旅顺。
车站外，一排军车早已在等着我们，带兵的军人开始点名，我们这列火车的新兵被安排上了不同的汽车。我和我同班的一位同学朱家平分在一起，另一位同学谭力嗣上了另一辆车。同车的还有我们一个学校高中的两个同学向世荣和刘克敏，武汉来的还有8个人，分别是来自汉口铁中的王予生、应来福、秦洪涛、张福林和黄石路中学的黄成贵、胡继民、舒天寿、宋振国。从今天起，我们12个武汉兵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上了车，汽车开出了城区，不到半个小时，汽车拐进了山路，继续行驶不久终于停在山沟旁的一栋石头砌成的房子前的场地上（后来才知道这儿是营部所在地），有一些老兵吹着唢呐、敲着锣鼓迎接我们。下了车，我们跟着老兵继续往下坡的小路前走了不远，来到一个土坡上的小营房的院子里。连队院子里站了百来号军人列队欢迎我们。
看到眼前的场景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依山坡而建的营房，形成一个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两排相对的石头砌成的营房，一栋在一米左右的土坡上，一栋在坡下；两座石头营房之间是一排木头搭成的简易平房，形成一个U字型的院子。院子中是一个300平方米左右的场地，坑洼不平的地面露出大大小小的石子。两个破旧的篮球架树立在两端，十分寒酸。营房周围一片寂静、黑暗，营房周围散落着同样是石头砌成的老百姓房屋，透出星星点点昏暗的灯光。难道这就是我向往已久的海军？这就是我将要生活几年的地方？
连队的老营房
连队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饭，就放在营房门口的两个大木槽中，雪白的东北大米饭，冒着热气，脸盆里装的是大白菜烧肉片。饭毕，将我们这批刚到的新兵分别安排到新兵班中，跟其他早到的新兵们见面。睡在木板钉制成的统铺上，一夜翻转难眠，说不清是激动、新奇还是失望、不安。
从第二天开始，我们接受半个月的新兵学习，听连长、指导员讲我们连队的任务及重要意义、学习毛主席的建军理论和林副主席的军事思想、讲海军两条路线的斗争史。我们的连队是海军工程兵，属旅顺基地工程部管辖。我们部队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兵第二团二营七连”。旅顺基地对外的编号是“4005”，我们连队的番号是“4114部队23分队”。
我们的任务是专门从事海防工事的施工。我们连队所在地叫大沟村，这一片山叫老铁山，是旅顺的最前沿，也是军事要地，在历史上还很有名气。在我们海军内部，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为首的是毛主席革命阵营的人，以肖劲光、苏振华为首的是刘少奇反革命阵营的人。我们要坚决站在李、王、张首长一边。
我没有想到经过了一年多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以后，又能参加军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心里不由得一阵激动和自豪。
刚发领章、帽徽后照与朱家平、刘克敏合影的第一张照片
学习结束，对新兵授领章、帽徽。“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我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接着，宣布新兵分配，我被安排到连部当统计员，我们同校的向世荣安排到连部当文书，其他老乡都被安排到各排的施工班中。小时候下军棋时，军棋中最小的是工兵，他除了罩得住地雷外，谁都比他大。我们现在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工兵了。不过不是挖地雷，是挖山洞。
对于施工部队来讲，统计员是个美差，因为可以不用从事沉重的施工任务。
统计员主要负责施工进度统计，包括人员出勤情况的统计，每个月末将统计报表交到营部统计员那儿，再一层一层汇总往上报。
新兵训练期间，连长、指导员带我们去了工地。工地的代号叫601，正准备开始施工，是个弹药库，就在连队驻地后面的山上，步行要走几十分钟。
山洞刚刚开挖10来米深，我们一到洞口，看见头顶上犬牙交错的岩石，一道道裂缝张着大嘴，岩石随时都会掉下来似的。新兵们一个个把安全帽捂得紧紧的，谁也不敢进去。指导员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们往里带，大家哆哆嗦嗦地进了洞。
回到营房，新兵们一个个愁眉苦脸。特别是那些农村兵，来到部队，本是想学一门技术，复员回家后有一条谋生出路的，结果还是要和石头打几年交道，这与在农村种田有什么区别？不但比种田辛苦、而且还危险得多。很多人不安心。没过几天，一个湖北监利的新兵偷偷跑回老家去了。后来又被押送回来，给了一个处分。
02
施工
半个月的新兵学习结束后，部队开始了施工。
每天，大家穿一身油乎乎、脏兮兮的破军棉袄或破旧的、没有领章的旧军装，灰色的、绿色的、蓝色的都有，还有老式的水兵服。这些旧军装都是其他部队穿旧了换装换下来的，作为施工部队的工作服。上工地时，只见每人穿着的五颜六色的破军服，腰间系一条麻绳或电线，头戴藤条安全帽，扛着洋镐、铁锹，风枪手则穿一身雨衣、雨裤，脚穿深统雨靴，扛着风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工地走去。这哪像一支部队，完全是一群逃荒的难民。
在这个山沟里，除了当地不多的老百姓外，根本没有外人来。加上成天施工，也没有什么军事训练，大家就更不用讲军容风纪了。只有休息或要进城时，换上干净的军装，才有一点军人模样。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下午4点多钟，拿着皮尺和记录本到工地去，丈量一下当天的挖洞进度和所采的石方量，这些石块都是挖洞中炸碎后拖运出来，将规格差不多大小的石块整齐堆码好，用作“被复”（就是将“毛洞”用混凝土浇灌好）回填的材料。我的到来是战士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我把掘进进度和采石方量统计完毕，他们就可以收工了。
挖山洞，用施工部队的行话来说，叫“打毛洞”。老兵们之间，常用“打毛洞”来开一些荤玩笑。风枪手的任务是用风镐在岩石上打孔，然后填进炸药，把岩石炸成碎块，再由其他战士把石块装进翻斗车，顺着铺好的小铁轨，将石块倒进山沟里，用施工的术语说，叫“出渣”。山洞就这样一米一米往前延伸，用我们的行话说，叫“掘进”。
施工确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每次点炮以后，需要有人数清响炮声的次数。如发现哑炮，就要派人进去排除。不然，哑炮万一响了，就会发生伤人或死人的事故。炸石完毕，还要进行排险，派人进去用长杆把洞顶炸松的岩石块捅下来，以免松动的石块落下来把人砸了。五连的一个姓郑的老兵在一次接装炸药中的电雷管时，不小心发生了爆炸，整个脸部严重受伤，两只眼睛都炸瞎了。还有一次，二连在施工时，发生塌方事故，砸死了一个战士，全连停下来几天没有施工。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天天干的是同样的活。对于危险，大家也习以为常了，进山洞时很少再有人带安全帽了。对于头顶上不时落下的几块小碎石,谁也懒得抬头去看, 哆哆嗦嗦地进山洞是每年新兵的表演，老兵则在一旁暗暗嘲笑这些新兵蛋子。
施工最紧张、最辛苦的时候是被复。营部的木工班做好木拱顶、挡板和支架，我们把它们在“毛洞”里支架好，就一连几天几夜不停地进行浇灌混凝土。混凝土在洞外用搅拌机搅拌好装到翻斗车上，沿着铺设的小铁轨推进洞内，战士们再一锹一锹地将混凝土铲到支好的木模里，空隙大时，还要将原来采集的石块回填进去。往顶部浇注时，就需要搭架子，分两次往上转。混凝土浇注时是不能停顿的，还需要用振动棒进行捣固，否则会出现蜂窝及接口裂纹，影响施工质量。
支模板搞不好也会出危险，因为山洞有七八米宽，五米来高，一个拱架有几百斤重。一次支模时，拱架倒了下来，把一个战士的大腿砸断了。本来是一场事故，连部还是把这个战士作为因公负伤的典型，给他记了三等功，又给了他出席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荣誉。本来组织上有意识培养他入党，可惜他不会把握，成天还是大大咧咧的没当回事。最后他也没有入成党，当兵三年就退伍回家了。
被复时，全连四班三倒，连我们连部平时不参加施工的人员都拉上去顶班作业。大家除了干活就是睡觉，几天下来，连是星期几都搞不清楚了。这期间也是伙食最好的时候，鱼呀、肉呀、包子呀、米饭呀管饱。所以累是累，但吃得好，大家还是挺乐意多有被复这样的好机会的。
而一年到头的大多数时候，我们的主食就是高粱米，大萝卜、大白菜一吃就是半年，而且这些菜都是在年底冬天来临之前，拖来几大卡车，挖地窖储藏起来，一直吃到第二年的四、五月份，到后来这些菜都放烂变味了，吃起来一股沤坏了的味道。一个星期难得见到一次荤，好不容易吃一顿“二米饭”（高粱米和大米混合一起煮的饭）就高兴得不得了。如果碰上吃纯大米饭，这时大家都像红了眼的狼，吃在碗里、盯着饭槽，赶快扒完再去抢盛第二碗。
在部队大家都掌握了如何能多吃到大米饭的诀窍，就是第一碗饭绝对不要盛得太多，吃饭的速度一定要快；第二碗饭就一定要盛满，而且要压得结结实实的，再来慢慢享受。每次的饭只有那么多，如果大家都这样，诀窍其实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但总有那么一些人记不住，看到大米饭就忘了诀窍，或者有迟得不如早得的心理，将第二程序作为第一程序，或者吃饭的速度不够快，这些人就往往吃亏。而被复期间，大家可以放开肚子吃，不必担心不够的问题。遇到吃包子时，有的人一次能吃下十几个巴掌大小的肉包子，可以装满满登登一脸盆。我最多时也吃下过六七个大包子，比起他们，也是小巫见大巫了。
03
老铁山
我们连队在老铁山脚下一个叫大沟村的海湾旁边。
连队驻地的大沟村，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渔村
大沟村住着几十户人家。此地为山地，土少石头多，而且土壤十分贫瘠，能种的也是耐旱的高粱、玉米、红薯，还有少量的小麦。村民多以捕鱼为生，生活十分贫困。我们曾走访了在大沟扎根落户的几位大连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一个工分只有一角多钱，根本养活不了自己。
连队的营房离海边只有几百米，潮水涨落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夜深人静时清晰在耳。我们休息的最好去处就是海边，夏天，下海游泳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但海边的礁石太多，很尖利，一不小心就把脚给划伤了。在礁石中捉小螃蟹，拣贝壳也很有趣味。就是什么也不做，静静坐在礁石上，看着天海相连的远处，聆听大海低沉的轰鸣声，也可让人忘掉身边的烦恼和忧愁。
大沟村海边
老铁山，位于辽东半岛的尖端。资料上说，老铁山角延伸黄海和渤海之中，形成黄海渤海分界，在海水的颜色上可谓“泾渭分明”。东部黄海部分水是深蓝色，西部渤海部分水却显得浑浊，略呈黄色，这是因所处海底地沟长年形成的自然现象。黄海和渤海的海潮，由海角两边涌来在此形成一条交汇线，清晰可见的水流黄、蓝截然分明，交汇于海面，出现几米深的急流旋涡，发出呼呼巨响。我在老铁山呆了两年，没有机会也没有想到去欣赏如此壮观的景色，十分遗憾。
老铁山
老铁山海拔高度只有两三百米，山并不高，也不险峻，但由于老铁山是把守旅顺口的海上前哨，因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老铁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日俄战争时期，在这个海域里，俄国人和日本人的军舰打过惊心动魄的海战。老铁山顶上留有清政府于1893年请英国人建立的灯塔。灯塔主体部件是1892年法国制造的。解放后才由电灯代替了油灯，用电机代替了古老的机械，还新建了无线电指向标塔。
灯塔海拔86.7米，位于老铁山西南方位的岬角上，灯塔下是险峻陡峭的悬崖绝壁，与山东蓬莱登州头成对角线。凡进出渤海海峡船只必经此处。我们在的时候，这个灯塔离我们驻地不远，一直都在使用。晚上，登上高处，可以看见灯塔上的灯光一闪一闪的，为航船指引方向。
老铁山最美的时候还是秋天。满山的树叶变得金黄，野果也成熟了。过冬的候鸟要在这儿落脚，准备飞越海洋，到暖和的地方去。这时，满山到处都可以看见各种各样的鸟，听见各种悦耳的鸟叫声。
到了晚上，又是一番景象，黑乎乎的山上，无数桔红的火光在闪动，那是老百姓拿着自制的电石灯，在山上转悠，捉一种当地人叫黄卵子的鸟，麻灰色的羽毛，个头也不大，应该就是鹌鹑吧。这些鸟看见灯光就会顺着跑出来，用网子一罩就把鸟给抓住了。弄得好，一晚上一个人可以抓到好几十只。老百姓把它们拿到市场去卖，也算是额外的一笔收入吧。有时，连队晚上施工，外场地的探照灯把鸟儿吸引过来，有的鸟儿笔直就往探照灯上撞，把榫撞折死掉了。
老铁山还有一种特有鸟禽，叫铁山雕。旅顺的动物园里有铁山雕，我陪卫生员吕永康到一家老百姓家里去给老百姓看病时，在他们家的院子里也看见过一只，有半人高，用铁链子拴在一个木桩上。当我们走近时，它突然把翅膀伸展开，足足有两米多长。两只锐利的眼睛盯着我们，很有点吓人。
这家的人告诉我们，捕捉铁山雕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在山上平坦处挖一个大坑，里面拴一只活兔子，在坑顶用树枝扎一个盖子，用一根木头撑住，在木头底部系住绳子，再在大坑旁挖一个小坑，人躲在里面，上面用树叶草皮掩盖好，不让老雕发现。躲在坑里的人用手拉住绳子的另一头，静候老雕俯冲下来抓兔子。铁山雕的视力很好，能在几百米的高空看见坑兔子。当铁山雕一落到大坑里，躲在旁边小坑里的人就赶紧拉绳子，盖子一垮下来，就把铁山雕给罩住了。
到了冬天，老铁山的气温会降到零下一二十来度，每天早上起床，洗完脸后，还没走进房间毛巾就冻得硬邦邦的了。如果不小心摸到室外的铁棍什么的，手就会立刻粘到铁上，拉也拉不开。如果硬拽开来，会把手上的一层皮都粘掉，血淋淋的。到这个时候，北方的兵几乎都不洗脸洗脚了，晚上睡觉前把袜子脱下来将脚搓一搓就完事。南方兵则不一样，再冷也要洗。可见北方人其实比南方人更怕冷。
一到下雪时，山上的积雪最深可达四五十厘米，地上、树上一片白茫茫，整个山上万籁俱寂，好一派北国风光。去工地的道路也变得十分难走，一脚下去，雪齐膝盖，脚都拔不出来。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到了工地，汗水把内衣都湿透了，脱掉棉衣，一个个都是浑身热气腾腾，就像进了澡堂。
这时，大家也不讲节约了，把工地上的木材劈开，浇上机油，烧火取暖。一个冬天，要烧掉大量上好的木料，想起来真是可惜。我们连队住的房子是夹火墙，房间里还架起铁烤火炉，上好的东北白煤烧起来呼呼的，暖和极了。当兵几年，我冬天从没有冻过手脚，而在家时，我的手、脚、耳朵差不多是年年生冻疮，痛痒难忍。冬天在北方是屋外面冷，屋里还是很好过的。
04
连长、指导员
连长和指导员都是1959年左右入伍的老兵，连长叫张自云，是陕西农村人，长长的脸黑黑的，话不多，人比较忠厚实在；指导员叫高作安，是河北农村人，当时也就二十来岁不到三十岁，微瘦的脸上布满皱纹，与实际年龄差距太大。指导员平时见人一脸笑，一笑两眼眯成一条缝，嘴咧得大大的，露出一颗大金牙。虽然他总是满脸带笑，背后却爱整人，一肚子弯弯绕，背地里大家都叫他“笑面虎”。连队的老兵、新兵都不喜欢他。老兵中流传一句话，叫做：“高作安一笑，夹死蚊子苍蝇”。可见他脸上的皱纹之深和大家对他假笑的反感。
2010年11月，武汉战友重返大连，见到当年的指导员高作安（右）和后任连长张仪（左）
连长和指导员的老婆几乎同时都到部队探亲。他们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
连长的老婆没事总喜欢往连队跑，一来就往卫生室里钻，并喜欢躺在卫生员吕永康的床上，跟我们几个不去工地的连部兵聊天，讲怎样跟连长结婚的事。她的一口陕西土话我大部分听不懂。她跟连长结婚几年，一直没有小孩，她挺怕连长的。因为她老喜欢睡在吕永康的床上，吕永康挺烦她，但又不好当面说，背后老嘀咕。
指导员的老婆带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因此很少来连队玩。指导员的老婆来了以后，把连部的几个兵忙得够呛。不是今天往他们家拉木材，就是明天往他们家拉煤炭。或者去修理他们住的房子。总之，有干不完的活。简直把连部的几个兵当成了他家的长工。
连部的几个新兵都被他安排去他住的地方干过活，我是一次也没去，没事宁愿在院子里打篮球，或躲到卫生员吕永康的床上睡觉。指导员对我很不满意，曾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小郭，你现在长胖多了。”他还说，你们城市兵回去都不愁没有工作的。话语中透出对城市兵的嫉妒。我很少主动跟他说话，见到他来也总是尽量弯道走，这些，他肯定也有察觉。
在连部当了一年多的统计员，虽然长期在连首长身边，但跟指导员的关系一直处理得不太融洽。1969年底，他就把我发配到四排十五班去了。按常理，连部兵下到班里去，起码提个副班长，甚至班长当当，何况我在连里还算是一个人物。可他什么位置也没给我，大家都觉得奇怪，可我的心里是明白的，这是指导员给我的惩罚。
张连长倒是对我一直和和气气，对其他战士也是这样。他没有指使我们这帮连部兵帮他干私活，我也没有听到背后有谁说过他的坏话。
后来，连长调到海测大队当大队长，指导员调到团部当协理员，都提为营职干部。
1970年底，连队已上广鹿岛施工，老兵要复员了。高作安特地从团部上岛来看望大家。他满以为老兵会欢迎老指导员回连队，谁知他走到哪里，都没有人答理他；他把手伸出来想跟别人握手，也没有人回应，弄得他十分尴尬，把伸出来的手又缩了回去。监利的一个即将复员的老兵看到他，甚至操起一把铁锹要砍他的人，这时才有人过去阻拦住。高协理员的脸当时都气白了，可见他不得人心到了什么地步。奇怪的是他当了这么多年的指导员，他对自己带过的兵却一点也不了解，也不知道自己在当兵的心目中的印象是那样的恶劣，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2011年11月，武汉的七个战友回到旅顺大连故地重游，并联系到老指导员高作安和后任连长张仪，以及李副营长。武汉战友特地把这些老领导请到一起吃了一顿饭。时隔四十三年，当年的恩恩怨怨都成了过眼云烟。见到这些老领导们身体都还健康，大家都举杯相庆这难得的聚会。高指导员自己主动说了一句话：“过去有些做法是过分了。”可见他的心里还是记得当年对我做的那些事情。
05
三忠于 四无限
“三忠于，四无限”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专用语言。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太明白它的意思。
“三忠于”即“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 “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在那个年代，人们想尽一切方法来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无所不用其极。有几件事我印象深刻。
1969年，部队兴起了制作毛主席画像的热潮，以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制作的原料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我由衷地佩服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无穷的创造力。像什么贝壳呀，石子呀，沙粒呀，甚至连大米、高粱、黄豆、小米等粮食都派上了用场。由物品自身具有的自然色彩组成的图案，十分鲜艳，做出来的作品还真像那么回事。
旅顺海军基地举办过一次“三忠于，四无限”作品展出，各个部队制作的精品集中一堂，琳琅满目。记得好像是抗美援朝时的某位空军战斗英雄（名字记不清了，时任海军航空兵某师副师长）用粟米粘制的毛主席头像，黄灿灿的，十分精致、细腻，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们连队也毫无例外地投入到这一热潮中。我的美术特长有了充分发挥的舞台，这也是我最出风头的辉煌时期。
由我主持的第一个工程是用扇贝壳在一块大木板上粘贴天安门城楼，木板有两米来宽，一米来高。我先在木板上绘好天安门的图案，再把贝壳按图案的位置粘好。扇贝壳那金黄的颜色，再刷上清漆，还真有琉璃瓦的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参加这一工程的有好几人，我是总指挥。天安门做好后，足足有几十斤重，它高高挂在营房的门口上方，配上彩灯，晚上亮闪闪的，还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呢。
我主持的第二个工程是绘制一幅毛主席的大幅画像。连队每天都要在毛主席像前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两百来号人，总要站在大一点的毛主席像前进行这项仪式才显得庄重。连首长又把这项神圣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找来一幅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挥手检阅红卫兵的半身照片，用九宫格放大绘制在两米多长一米多宽的纸板上。没上色彩前，我的感觉不错，但涂上颜料后与原来照片上的色彩有差异，画出来的毛主席像的脸色不是那么神采奕奕。但全连上下都很满意，我想是因为再也没有人比我画得更好的原因吧。在这幅我自己绘制的毛主席画像前，我们进行了一年多的“早请示、晚汇报”。
我的又一个功绩是帮助战士们在军用黄挎包上绘制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手迹。我在他们的黄挎包上把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的字用复写纸复上去，他们再用丝线绣出来。看到每个战士挎着我的作品，心里有一股自豪感。挎包绣完了，又发展到在背心上绣海军铁锚和“人民海军”的字样，甚至不少从农村入伍的老兵找我，要我帮他们在枕头上画荷花和鸳鸯的图案，他们绣好后带回家结婚时用。
06
一级战备
1969年，是多事之年。
先是在我国黑龙江与苏联接界的一个叫珍宝岛的小岛上，中苏发生了小规模的战争。苏联动用了最新式的T62坦克，其装甲的厚度有几十厘米，反坦克炮打上去毫发无损，我方则损失惨重，牺牲了好几个人。珍宝岛战争中涌现出孙玉国等一批战斗英雄。后来，孙玉国在党的九大上大出风头，好像还当选为中央委员，林彪叛逃后，孙玉国也销声匿迹了。
接着，又是国庆节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出国访问路过北京，并传出柯西金回国后，苏联传出了“苏联的导弹几分钟就可以打到北京”的消息，并有大批苏联军队在我国东北边境集结。我们的部队也搞得很紧张，野战部队大批往东北调动，我们连队也有一名战士被抽调到中国的最北端的边境漠河的部队观察站，大有一场大战一触即发之势。
我们这样的施工部队，原来配备的武器都是老掉牙的“五三式”步枪和冲锋枪，并且还轮不到每人一支枪。现在，也换成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而且每人都有一支枪。战士配的是半自动步枪，班长配的冲锋枪还带刺刀。每个排还配有一挺四管高射机枪，用上这样崭新的武器，让陆军野战部队看到都眼红。
我们还在连队后面的土坡上挖了一排猫耳洞，以应付苏联发动空袭等紧急情况。我们把猫耳洞全部打通，连成一片，像迷宫一样，在里面穿来穿去，十分过瘾。洞挖好后，没有派上战备的用场，倒成了我们休息的好去处。
1969年国庆节前夕，林彪下达了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的一号命令。进入一级战备，表示战争一触即发。在和平年代，没有战争的火药味，对当兵的来说是一种遗憾，当兵就是为打仗嘛。所以跟我一批参军邻居朱伟新分配在海军高炮部队，他们去了海南岛，待命进越南参加抗美援越，让我羡慕不已。
一级战备的命令下达后，我既紧张又兴奋，心想，总算在我这一生能闻到一点火药味了。据说进入一级战备，飞行员要坐进驾驶舱，水兵各就各位，炮兵坐在炮位上……以保证一声令下部队马上就能进入战斗状态。我们这样的施工部队是作为预备队安排的，但也要求全部将背包打好，武器不准离身，进入山洞待命。我们枕着背包，抱着枪支在洞内睡了两个晚上。第三天全军解除了一级战备警报，部队又恢复正常。仗没有打起来好不遗憾。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已退伍回到武汉，传达的文件中说，这是林彪搞的一次政变演习，看部队能不能听他的调动。根本不是准备和苏联打一仗，而是准备利用枪杆子政变夺权，打内战，谋害毛主席。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不是做了反革命的炮灰了吗？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这些当小兵的肯定是不可能知道。
很多年以后，看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的前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回忆录，其中说到1969年的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的一号命令完全是一次针对如果苏联进攻中国的军事预演，根本没有“政变”一说。我相信吴法宪的说法。
07
“毒”书展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切文化的命，文革前的文艺作品成了“封、资、修”，统统在禁止之列，很有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味道。全国只有几部革命样板戏在那儿不停的播放，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但在暗地里，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却一直在流传，当兵前我就看过不少。部队同样也不是铁板一块，有战士从老百姓那儿弄来了一些“禁书”，并在连队里偷偷传阅。
在连队里看这类书当然不能公开，不能让干部或积极分子发觉。我们多半是在吹了熄灯哨后，捂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偷着看。
1969年底，在我当了近两年的统计员后，指导员终于把我调出连部，发配到四排十五班当一名战士。一天，一个监利兵借来一本《红楼梦》，他看完后我借过来接着看。一个休息日，我正趴在双层木板床上铺聚精会神地看书时，指导员悄声无息地进来了。当我看见指导员时，想藏书也来不及了。
他一边走近一边笑眯眯地问到：“什么书，看得这样认真呀”？同时把手伸过来。我只好把书递给他。他接过书，一边翻，一边继续带着他那特有的假笑说：“你把精彩的地方都折起来了呀”！他所说的精彩地方，是书中关于谈情说爱的一些段落和诗词。这本书好多人看过，也不知是谁折的，我无法跟他辩解，也不可能与他解释。他说完话，把书拿走了。
几天后，我们排被派到到皮口镇执行运沙任务。皮口镇是普兰店管辖的一个镇，离连队驻地有好几百公里，我们排要在哪儿干好几个月。
到皮口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排里接到连部电话，通知我回连学习。我以为是革命军人委员会开会，因为我是战士们选出的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宣传委员。等我赶回连队，才知道所谓学习，其实是连里办了一个“毒书展览”。因我偷看了“毒书”《红楼梦》，要我回去接受教育。
“毒书展览” 就设在连队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摆出来展览的“毒书”还真不少，有《敌后武工队》《青春之歌》《平原枪声》《苦菜花》等等，好像还有《三侠五义》《封神榜》之类的老书，我看过的那本《红楼梦》也在其中。看来，自从指导员收了我看过的《红楼梦》以后，在连里搞了一次“毒书”大搜查活动。
组织全连看完“毒书展览”，指导员召开军人大会，开展对“毒书”的批判。一些积极分子在会上发了言，指导员做了总结讲话，又把我看过的《红楼梦》书中精彩地方折起来的事作为例子，说明有的同志中毒之深，也说明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树欲静而风不止等等。我听了很不服气，会后找到指导员，说他讲的不对。
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欧阳山的《苦斗》《三家巷》，批判的文章中有一段话，将《苦斗》《三家巷》与《红楼梦》作了一番比较，其中写到：如果说《红楼梦》还起到一定反封建社会的作用，那么，《苦斗》《三家巷》则完全是替资本家涂脂抹粉等等。我把报纸找来，并特别将这一段文字指给指导员看，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没有说话。
08
庆“九大”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九大”是文革进行了3年后召开的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距“八大”已有将近13年的时间了，“九大”的召开也是为了彰显“文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毛主席说，要将“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一首“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豪情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传唱一时。
但“九大”的召开还是很秘密的举行的，说是为了防止“帝修反的破坏”。所以“九大”召开的消息是在会议开幕后才对外公布的，并且闭幕消息则是在24日的深夜向全国传达。得到“九大”胜利闭幕的消息后，连夜举行了游行。
连队所在的旅顺老铁山大沟村，人烟稀少，荒凉闭塞，加上又是深夜，大山里十分寂静。紧急集合的哨声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全连百十来号睡眼惺忪的战士集合起来，指导员把“九大”发布的公报给大家作了传达。传达完毕，我们打着红旗、敲锣打鼓地向空无一人黑黢黢的大山深处走去，庆祝“九大”的胜利闭幕。
山路崎岖不平，加上深夜又没有月光，脚下的小路几乎看不清楚。大家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地踉踉跄跄向前走，面对空无人迹的深山，大家的口号声仍然十分响亮。我们还将施工用的炸药当做鞭炮，一连放了九响，震耳的爆炸声在空旷黑暗的山野中久久回荡。
整个山里除了我们连队这一帮人外，剩下的就是树木和石头。倒是放炮声将连队营房附近老百姓吵醒，陆续看见老百姓家里稀稀拉拉地亮起了暗淡的灯光。
我们沿着山路转了一圈，就像梦游了一场似的，头脑还没有清醒过来，回到营房后大家赶紧钻进被子继续睡觉了。
为什么将“九大”闭幕的消息放到半夜公布，而且全国上下都要连夜举行游行以表忠心，想想就十分荒唐。
09
半夜猪叫
1969年的深秋，连续几天，晚上值班站岗的战士都听到连队的猪圈里的猪发出惊惶的吼叫声和躁动声，走近时又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还以为是猪不老实，半夜不好好休息还要打架。
不久，有消息从驻在上沟的二连传过来，说他们连队前些时也发生猪晚上闹腾不安的情况，并发现有狼跑进了猪圈。他们半夜曾架起枪来打狼而让狼溜掉了。
毫无疑问，每天深夜折腾猪的就是这头被二连开枪后赶到我们七连来的狼了。
部队驻地的老铁山虽然荒僻，除了鸟多，还从来没有听说有大点的肉食动物。这次发现有狼，并且狼还公然跑进了营房，这个消息使大家紧张起来。特别是深夜站岗的战士，万一狼突然窜出来伤了人怎么办？连长和指导员也很担心，提醒站岗的战士提高警惕，发现情况赶快报告。
三天两头，狼深夜都要来闹腾一阵，猪圈里的猪深夜不时也要乱叫一阵，但就是没有看见狼的踪影，也没有发生猪被咬死或咬伤的情况，“狼”似乎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狼”也成了大家每天议论最多的话题。
东北兵中有人讲起狼的故事来，说东北一带将狼尊称为“张三”，从不直呼其“狼”名，把它当人对待。因为据说狼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它能猜透人的心思。并说曾有人想用猎枪打狼，结果子弹在枪管内爆炸，将猎人的手炸得血肉模糊。所以东北一带山里的人对狼怀有一种敬畏的心情，从不轻易捕杀它。
他们还说狼有一套抓猪的特殊本领：狼从不将猪咬死，因为猪的个头和体重都比狼大得多，猪被咬死狼是根本拖不动的。狼用嘴咬住猪的耳朵，再用尾巴抽打猪的屁股，猪就会一声不吭，乖乖地被狼牵着走了。
东北兵讲的这些故事不知是真是假，如果真是这样，那狼确实是够聪明的了。
一天深夜轮到武汉老乡王予生站岗。他突然发现在连队的操场一角出现了大家一直在议论的“狼”的身影。他顿时紧张起来，一边盯住“狼”一边慢慢往后退，一声也不敢吭。直到退到营房的门边，赶快跑进走廊，紧紧的将门抵住，才大声喊起来“狼来了！狼来了！”等有人提着枪赶出去时，“狼”早就跑得没有影了。这是“狼”的第一次露面。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天色还较亮，一些战士正在营房的院子里休息闲聊，突然有个战士叫起来“狼在山坡上！”大家抬头一看，果然在离我们七、八十米开外的半山坡上，蹲着一只毛色灰黄的似狗似狼的动物，它看着我们一点也不慌张，蹲在那儿动也不动。二排长赶快叫一个战士拿来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推上一颗子弹，瞄准“狼”开了一枪。二排长的枪法太臭，大白天居然没有打着那只一动不动的“狼”。错过了一次捕杀“狼”的绝佳时机。
“狼”听见枪响慢慢站起身来，迈着小步不慌不忙地走开了。
又过了几天的一个深夜，我们一帮连部兵加上连长、指导员正在连部那间木板房里睡得正香，突然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站岗的战士在外面低声喊道：“指导员，狼跑到炊事班里去了！”高指导员听到后一骨碌就爬了起来，从枕头下面摸出手枪，披上大衣就往门外跑。我们也惊醒了，赶快起床跟着跑了出去。
人声惊动了“狼”，只见一条黑影从二十来米开外的炊事班半开的窗户里跳了出来，转头就往营房外的下坡跑去。就在这条黑影转头跑的同时，“砰”的一声，指导员的枪响了。通讯员小杜大声叫道：“打中了！打中了！”我们几个人赶忙往营房下坡跑去，果然在下坡处躺着一这条“狼”，旁边流了一大滩血。
我们把它拖进连部，仔细研究起来。这个动物大约有一米来长，十来二十斤重，毛色灰黄，拖着一条蓬松的尾巴。子弹是从它的屁股后面打进去，又从嘴巴里穿出来的，打了个直透穿。指导员的枪法真是了得。
但大家看躺在地上的这个动物，牙齿也不显得特别尖锐，模样也不是那样凶残，怎么看也不像狼（其实我们都没有近距离观察过狼，纯粹是一种感觉罢了），倒像一条狗。因为据说狼的尾巴是硬邦邦的，直挺挺的往下拖着，而狗的尾巴是往上翘起的，而且灵活得多。已经死了的这个动物看不出尾巴翘还是不翘。
大家围着它反复看了半天，无法确认它到底是狼还是狗。
现在争论是狼是狗已没有什么意义，反正它已经被指导员打死了。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只“狼”或者“狗”。我们几个当兵的都盼望指导员说一句“快去拿刀”之类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将它剥皮开膛、烧一锅香喷喷的狼肉或狗肉给大家解解馋了。
指导员盯着躺在地上的这个狼还是狗半天没有吭声，最后说了一句：“还是把它悄悄埋了算了，万一是老百姓的狗那就麻烦了。”
通信员小杜只好把它拖到营房后面的山坡旁挖了一个坑埋了。
几天过去，一直也没有听到老百姓中有谁说家里丢了狗，真可惜了一锅好肉。
连队里的猪半夜再也不叫了。
10
“标兵”关杰锋
关杰锋，与我同年入伍的兵，吉林人。他身高一米八左右，方脸，大眼，长得还算清秀。此人的名字很有抱负：杰锋——王杰和雷锋，两个英雄集他于一身。
在部队，新兵要表现自己、争取入党的捷径有两条：一是做好事，二是学毛著。这两条，关杰锋都做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做好事，其实内容多的很，但关杰锋和那些图“表现”的人却都认准一件事----扫院子。为什么大家都抢着扫院子，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可以看得见。默默无闻地做好事不是白干了吗？可见这种“表现”是很功利的。
关杰锋是众多“表现”者中最有心计的一个。
部队每天六点钟吹起床哨，他五点钟左右就起来扫院子。这时，大家都正在做着美梦呢。“刷刷”的扫地声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你说烦心不烦心！其他想图“表现”的新兵们当然不甘落后，你五点钟起来，我比你起得更早！这一群人互相较着劲，都跟这院子过不去。本来就是土少石头多的地面，经他们一折腾，搞得更是凸凹不平，连篮球都不好打了。
关杰锋到底不愧是关杰锋，眼看扫院子的专利要被别人夺去了，他又想出一个高招：把扫帚藏起来！全连就这一把竹扫帚，他给藏到屋顶上，除了他以外，谁也不知道竹扫帚在哪里。所以只有他一人可以扫院子，别人谁也扫不成了。这小子只准他一人“表现”，不准别人“表现”。可以猜想到，众多想“表现”者眼睁睁地看着关杰锋面带微笑扫院子时会是一种什么心情。难怪阿Q对假洋鬼子不让他“革命”会愤愤不平，人心同理。
第二点，学毛著。关杰锋也是很动了一番脑筋。每逢休息，准可在显眼处看到关杰锋手捧毛著认真学习的感人场面。那完全是一幅为照相摆出来的姿态。
光学肯定是不行的，文革中讲的是“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关杰锋充分利用班会、连队讲用会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和场合，进行自我表扬。如星期天休息，我们可以请假去旅顺城区玩玩或购物。大沟村离旅顺城区有二三十里地，通常我们都是去尹家村坐长途车，下午3点多再坐车返回。
关杰锋有次没有坐车而是走去走回，然后在连队讲用会上将他走路去旅顺的事情和红军长征以及艰苦奋斗等联系起来，上升到不忘毛主席教导的高度。说到激动之处，简直要声泪俱下了。我在下面听得心里一阵阵发紧，原来他步行去旅顺就是为了讲用会上有自我吹嘘的素材，真为他的无耻感到脸红。
关杰锋唯一做的一件实事是要求当了“猪倌”。这件事好像没有谁跟他争，每天打猪草，煮猪食，挑猪食喂猪的确是件辛苦事。他在家里肯定也是不干什么活的，一米八的个子，挑两桶猪食走起来像扭秧歌似的，惹人发笑。但他的猪倌当得也值得。不到一年他就在新兵中第一个入了党，不久又当上副排长（兵头将尾，不算干部）。
但他终究没有提成干，当兵三年还是回农村种地去了。什么原因我没有搞明白，可能是虚的玩得太过了，让连队领导看出来了吧！
11
皮口抬沙
1970年6月左右，也是我下到班里当战士4个月的时候，我们四排被派到离旅顺几百公里外的皮口镇执行运沙任务。
皮口镇地处黄海之滨，是大连东部普兰店市下属的一个镇，是离日本、南朝鲜最近的口岸，离地处战备前沿的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海洋岛、广鹿岛也很近。部队在这些岛屿上修筑工事，需要从皮口运沙上岛。我们排的任务就是将海边的黄沙装上老百姓的木船，由木船再运到这些岛上去。
皮口老照片，我在皮口抬沙时部队住的地方就住在这条下坡路的旁边
我们排到了皮口，住在镇上大街旁的一栋属于部队的平房里。这条街是一条上下坡的路，顺着坡往下走500来米，直通海边。这儿的海边与我们在老铁山的海边大不一样，老铁山的海边尽是礁石，这儿的海边却是黑乎乎的泥土。每天退潮，露出一大片海滩，海滩上满是赶海的人。
只见人们背着一个竹篓，手拿一根前面有尖尖铁丝的细长木棍，看见一个小孔，就将木棍扎进去，跟着铁丝带上来一条像小乌贼的东西，当地人叫做海兔子。不一会儿，就可以装满一竹篓。每天退潮，海边都是这样热闹的场面。大海真是个聚宝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我们住的房子对面，住的也是一家军人及其家属。这家有两个女孩，大的20岁左右，小的16、17岁。两个女孩长得又瘦又高，我们将大的叫“大旗杆”，小的叫“二旗杆”。这两个“旗杆”很大方，见我们当兵的住在她家对面，常常在门口望着我们笑。
我们排的监利兵杨国，是一个很会与女孩子周旋的人，他主动跟这两个“旗杆”打招呼、唠家常，很快就跟她们混熟了。发展到后来，杨国偷跑到“大旗杆”家去，而且与“大旗杆”开始互传书信，被排长察觉，狠狠批评了杨国。好在我们在皮口只呆了三个多月就离开了，不然还不知杨国会闹出什么事情出来。后来，我复员后，杨国在大连又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招女兵事件来，这是后话。
我们住的地方到运沙的海边要走有半个小时左右。抬沙是一件很辛苦的活，两个人一组，一根扁担，一个大箩筐，装满一筐沙足足有两百来斤。木船离岸边有2米多远，由两条只有40厘米左右宽的跳板与岸边相连，船在海水里摇晃，跳板也跟着摇晃。两个人一前一后，抬起筐，踩在松软的沙滩上，走上窄窄的跳板，几百斤的沙加上两个人的重量，跳板一上一下地颠簸，跳板下面就是大海。两个人晃晃悠悠地从跳板走上木船，将沙倒进船舱，再从另一条跳板返回岸上。
每天清早6点多钟我们出发，到海边时五六艘木船已在岸边等着我们，每艘船可装5吨左右的沙。装满一艘船就开走一艘。中午，炊事班的人将饭菜送到工地，吃完饭接着又干。七八月的天气骄阳似火，我们都是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干活，每天都是一身汗、一身沙。人是很能适应环境的动物，我不敢想象像我这样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学生兵，也能像重体力劳动者一样，承担这样超负荷的强劳动。部队的生活真能锻炼人、改造人。
几个月下来，每个人都晒得黝黑黝黑的，肩膀也压出厚厚的一坨死疙瘩肉。每天装完船的时间差不多是下午两三点钟，收工回驻地洗个澡，就可以休息上街逛逛，到附近的篮球场打打篮球。累虽累，但身居城镇，生活比在山沟里感到丰富多了。
皮口抬沙结束，准备上广鹿岛前全排战友的合影
一天，我们正在海边抬沙，这天海上的风浪较大，一个战士发现不远的海上漂浮着一片晶莹透亮的东西，在太阳的照射下褶褶发光。还是排长有经验，他说是海蜇。战士们立刻放下筐，纷纷跳进海里向那片漂浮着的东西游去。果然，是一大群海蜇，被海浪打昏了，在海面漂荡。我们将这群海蜇推向岸边，用挑沙的藤筐足足装了4大筐。新鲜的海蜇肉又软又厚，半透明状，就像猪的肥肉膘。
晚上，炊事班将海蜇烧了一锅，一大股碱腥味，软塌塌的，一点也不好吃。我们将剩下的海蜇放进大盆里，撒上明矾，用大石头压住，过了几天，压出好多水，海蜇也缩得很薄很小了，这才是我们平常吃的海蜇皮，拌上一些酱油，味道好极了。当时，我们都知道，海蜇会分泌出一种毒液蜇人，使人身上红肿，严重时甚至会丧命。但大家看到这么多的海蜇，根本没有顾及到危险。也许那天的海蜇被海浪打昏了，不会蜇人了。
12
杨国其人其事
杨国也是与我同年入伍的兵，湖北监利人，大同乡。后来我们在一个排施工。
杨国个子不高，精瘦精瘦的，两只眼睛总在滴溜溜转，一副滑头滑脑的模样。杨国属于“根红苗壮”那一类，他父亲是大队的贫协主席，这在文革中可是个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杨国是独生子，在家肯定娇生惯养。当兵到部队，受不了那个苦，三天两头写信给家里，叫给寄钱来。家里都满足了他。杨国人很义气，用钱也大方，与武汉兵相处不错。
当兵几年，杨国一惯吊儿郎当，不想当官也不想入党，只图个舒服。施工时，他不是抽烟就是拉屎，再就不知躲到哪儿去睡觉，收工时又冒了出来。小日子过得也还自在。1970年底，我复员回家，杨国虽然表现不好，但他政治可靠，仍留在部队。但他却在1972年，制造出一件轰动旅顺大连的新闻，很有戏剧色彩。如果我没有跟杨国在一个排呆过，我绝不会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天，杨国不知为一件什么事情，与另一个兵争执起来。两人都动了手。打斗中，杨国一拳打到了玻璃窗上，玻璃碎片把他手腕动脉血管割断了，血流如注。卫生员采取止血措施后，赶紧将他送离广鹿岛，住进大连海军403医院治疗。
住院一段时间，杨国的伤好出院。他不想回连队，就在部队招待所住下，成天在街上逛。这小子挺会交朋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的司机。杨国用钱出手大方，很快与司机成了好朋友。副司令员的司机经常开着副司令员的小车，带杨国到处转。
这时，杨国想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冒充招兵的军人去招摇撞骗。
一天他在街上闲逛看见一个比较漂亮的女孩子，就主动上前搭话，询问她多大了，在哪儿读书等等，接着告诉对方，他是海军司令部来到此地招女兵的。觉得对方条件不错，就让这个女孩留下家庭住址。出于对解放军的信任和想参军的强烈愿望，女孩很快相信了他。
第二天，他坐着副司令的小车到了女孩家。看他的架势，女孩的父母一点没有怀疑，并热情招待他。他吹嘘自己是武汉军区司令员的儿子，派头摆得很大。寒暄几句后，他煞有其事地搞起调查，一边询问，一边掏出笔记本做记录（我的战友朱家平曾参与调查杨国的案件，看过他的这本招兵笔记，上面没有写一个字，全部是他用钢笔乱画的圈圈）。
完毕，他告诉女孩父母，要把材料往北京报，让他们等消息。他很快与这家人搞熟了，就经常到女孩家去，并带女孩出去玩。一次，他约女孩一起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里对她动手动脚。让这个女孩产生了怀疑。女孩回家对父母讲，她不愿当兵了。父母问她为什么，她什么也不愿说。
正在这关键的时候(很多惊险小说中都有这样的情节)，女孩的舅舅从北京出差来到她家。她舅舅也是部队团职干部，而且部队驻地正好就在海军司令部大院旁边，与海军司令部的人很熟。当他得知这个情况后，觉得此事有点蹊跷，就打电话询问海司的熟人有无招兵的事，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她舅舅赶忙问女孩，这招兵的长得什么模样。
刚好，女孩手上有杨国的照片，就拿出来给她舅舅看。他一看，大叫一声：这小子跟我住一个招待所，我见过他！(都说无巧不成书，有时也真有这么巧)。他决定回招待所找杨国。杨国当然不知这一切，他们在招待所里碰上了，让女孩的舅舅逮了个正着。
杨国出事以后，很快牵扯到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的小车上。因为，这辆小车也成为杨国招摇撞骗的工具。想想也是，穿着军装、坐着部队的小车上门家访，谁会怀疑这是一场骗局！但副司令员的小车司机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也不知道杨国的真实身份，只是跟杨国一起吃吃喝喝，根本没想到杨国有这一手。小车司机受到处分。为此，他很气愤，就去找杨国算账。碰巧，杨国还押在招待所，对他管得也不是很严。
一天，他到招待所旁边的餐馆去吃饭，被小车司机碰到了。两个人就在餐馆里拉扯起来。拉扯中小车司机急眼了将手枪掏出来。餐馆里吃饭的人们一看这架势，纷纷往外面跑。如果不是警备区执勤的纠察及时赶来，还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情来。“海军和陆军掏枪打架”这件新闻很快传遍了旅大市，杨国出了回大风头。
最后，对杨国的处理也算很宽的，也就是给了个处分，提前处理复员回家了。
13
广鹿岛
1970年10月，老铁山的坑道完工，连队转到广鹿岛施工。部队上岛时，我所在的四排还在皮口运沙，我排上岛已是10月底了。
广鹿岛，面积只有四平方公里，我在岛上只呆了几个月
广鹿岛是黄海中的一个小岛，面积四平方多公里，离南朝鲜很近。我们的任务还是打洞，这次不是弹药库，是岸炮工事。
广鹿岛也是军事禁区，除了岛上的居民，外人是不能随便上岛的。岛上驻有陆军加农炮连，还有一个观察哨，就在离我们工地旁边的山顶上。上岛后，我们到山顶陆军的观察哨去看了看，陆军弟兄住的是砖瓦修建的带夹层烧火保暖的房子，而我们上岛住的是的四面透风的板壁房子。
上岛时正值年底，岛上的风大得很，气温也在零下十几度。晚上睡觉时，将棉衣、大衣都压在被子上面，还是冻得不行。到早上起床时，胶鞋都冻得硬梆梆的，根本不能穿。直到两个多月后，我们住的两栋两层楼的砖房才修好，这才住得舒服一点。
广鹿岛过去连队营房，两栋小黄房子是我们住过的，4层楼房后来修的
观察哨的那台40倍的望远镜架在山崖最前端很是显眼，他们的任务就是通过这台望远镜观察海面上的情况，防范有敌人入侵，当时苏联不时有舰只和潜艇偷偷入侵我国领海的事情发生，这台望远镜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也用这台望远镜过过瘾，远处肉眼依稀可见渔船通过望远镜来看仿佛就在眼前，连船头上的编号都看得清清楚楚。
由于岛上十分封闭，仿佛“世外桃源”。很多老人一辈子没有下过岛，连“火车”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说飞机了，这让我们十分惊奇。
广鹿岛附近的海中盛产海参，品质很好，很有名。我复员前到岛上的供销社买了几斤干海参准备带回家，每斤4、5块钱。现在看起来挺便宜的，在当时也算相当贵的，相当我一个月的津贴费。
广鹿岛上还有一处马祖庙的遗址，休息时，我们几个武汉兵爬山逛到此处，庙已不复存在了，但可以看到一块石碑，记录着建庙的缘由和历史。
现在，广鹿岛已开辟成旅游区，是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马祖庙也重新修复，其小珠山下层文化遗址是大连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之一，岛上还有水军府、高丽墓等人文历史景观。还有沙尖子、月亮湾、彩虹滩、银鱼湾等天然浴场，以及将军石、仙女湖、青龙壁、神仙洞等新开发出来的景点，吸引了不少的游人前往。我们在岛上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些景点，更不敢想像广鹿岛这个军事禁区会对外开放成为旅游景点的。
14
住院
广鹿岛上没有更多的淡水来源，老百姓和部队生活用水的来源全靠一条山上流下来的水汇成的一条小水沟。这条水沟的水质很差，特别是像我这样肠胃不好的人来说，简直是灾难。上岛没有几天，我就开始拉肚子，一直不见好转。我和连里另两个肠胃不好的老兵一起下岛，到大连海军403医院去看病。
很凑巧，在门诊看病时碰到的军医正是曾经在我们连队锻炼过的孙尊睦，他是上海第二军医大毕业的，他来锻炼时跟我都属于连部兵，比较熟悉。他也知道我肠胃不好，就将我和两个老兵一并收进住了院。
在403医院楼顶上留下的一张照片，哪像一个病号？
当兵快满三年，部队生活对于我来说已经变得十分煎熬了。我绝无可能入党，提干更是不可想象。现在离退伍仅剩下两三个月的时间了，我也知道服役满三年部队是不会继续留我的，回家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能在将要退伍之前的几个月内轻轻松松地放松休息一下也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
冬天的大连老虎滩公园海边。也是1970年在403住院时照的，自己冲洗的
我在403医院住了两个月左右的院，过了一段神仙日子。
每天上午9点，病友们都躺在床上等医生查房，房一查完病友们一骨碌地爬起床，活蹦乱跳地跑出去玩了。玩的地方多半是到离医院不远的大连海军指挥学院去打篮球，再不就是逛大街，逛斯大林广场、秋林公司，到电影院去看那经久不衰的革命样板戏电影。403医院离大连老虎滩公园很近，离劳动公园也不远。这些地方，也是我们的常去的地方。玩够了，我们赶回医院吃中饭，吃完中饭，休息一会儿，接着再出去玩。一直玩到5点多钟，再回到医院吃晚饭，睡觉。
住院期间，我还学会了照相和冲胶卷、洗相片。我们将医院厕所旁的一间小房的窗户用被子遮挡住，作为暗室，买来显影粉和定影粉，按比例冲兑好，用自制的放大设施来冲洗相片。住院期间，我照了不少照片，都是自己冲洗的，照相和冲洗的效果还真是有点专业的味道。
大连也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但其风格与旅顺不完全一样。旅顺是俄式风格为主，大连却具有不少日式和西欧风格的建筑物，比较洋气。人们的衣着打扮也很讲究，大连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做“绷直苞米面”。意思是大连人尽管吃得不好，但穿着一定要讲究。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连人的生活也很有情趣。大连街头的小餐馆很多，餐馆里几乎都买啤酒，不是瓶装的，是木桶装的生啤酒。不少人靠着柜台，手拿大玻璃盏子，慢慢咂生啤，也不吃菜。咂完后，放下盏子，付钱走人。
大连市区里跑着有轨电车，也很有特色，开动起来轰隆轰隆的，售票员还摇着丁当作响的铜铃，老远就知道车来了。30多年后，我回到大连，街道上仍然保留着铁轨，老式的有轨电车也仍然轰隆轰隆地开着，铃铛仍然还丁零当啷的摇着。有轨电车作为大连的一大特色一直保留下来，与一座座现代化的建筑组合成一幅别具风味的亮丽风景，也保留了我的一段难忘的记忆。
有轨电车是大连的一景，不过现在的电车比我当兵时漂亮多了
住院住得我们都有点“乐不思蜀”了。医生每天来查房，问大家感觉怎么样。病友们都装出一副病殃殃的样子，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今天我还是不舒服。”医生一走，大家马上活了过来。一个吉林的病友拿起一根木棍，指着另一位躺在床上没有动的病友，模仿讲解员的口气说：“这具古尸，出土于……”顿时, 笑声满屋。
吃饱了，玩够了，大家还编出顺口溜来讽刺医院：“403，鬼门关，小病治不好，大病上西天。403，真是苦，早上大咸菜，晚上豆腐乳，来时还挺胖，走时皮包骨，吃不吃这四毛三分一厘五（病号一天的伙食标准）”。
为了赖在医院不走，大伙还想出了许多装病的法子来对付检查。比如，空腹吃苹果核，照X光时就会看到胃上有类似溃疡的黑点；在尿里放蛋清装肾炎，化验时尿蛋白就会变加号；我也曾在大便里滴过几滴血，装肠炎病严重了。结果，弄巧成拙，医生怀疑我得了痢疾，要将我转到传染病医院去。幸好这时，部队开始老兵复员工作，连长来到医院，告诉我们三个住院的人准备复员。我们很快办了出院手续，又回到广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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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头小队长和黄孝银
“猪头小队长”是三排副排长朱根法的外号，一是因为他姓朱，与猪同音，二是他的鼻孔有点往上翻。朱排副是浙江兵，与我同年入伍。此人平时嘻嘻哈哈，与大家的关系不错。
1971年春节，也是我在部队的最后一个春节，复原的名单已基本确定，但还没有最后宣布。三十晚上连队会完餐后，三排的十来个战友在房间里坐在一起闲聊。朱排副喝了不少酒，有点醉意朦胧，不停的与大家东扯西拉。这时，湖北监利的一个老兵黄孝银站起来，说要与朱排副赌猜数字，猜对了，黄向在座的每一人撒一铺烟，猜错了，朱排副撒烟。
猪头小队长顿时情绪上来，满口答应，问怎么个猜法。黄说，你在手心上写一个数字，1到6都行，写好后，我来猜。朱排副马上背着人在手上写了个数字让黄猜，黄说是5。朱打开手心让大家看，果然是5。朱排副向在座的每一位撒了一铺烟。朱排副不服气，说是有人看见了给黄打了暗号，还要猜一回。他又一个人躲到门后写了数字让黄猜，黄说是3，朱打开手心，大家一看是个0，黄说朱犯规，不算。朱说这回我躲在被子里写，你肯定猜不着。他用被子蒙住全身，在里面写好数字，让黄猜，黄说是1。打开手心一看，果然是1。朱排副又满撒了一铺烟。
连输两回，两包烟都快撒完了，猪头小队长不愿再睹了，带着醉意坐在铺边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你是怎么猜着的，我把1字写歪了，写正了你就猜不着了。”顿时，大家哄堂大笑。
黄孝银平时不哼不哈，很少说话，临到我们要复员时露这么一手，让大家很惊奇。他的一些同乡告诉说，黄在家里跟道士一起做过趋妖赶邪之类“下大神”的事情；在农村修水利上堤时，也曾与人赌过猜数字，不过不是在手心上写，而是将碗顶在头上，将骰子投到碗里，骰子也是六面，有1到6个点，猜的方法是一样的，黄孝银十猜十准。
猪头小队长输得冤枉，我仍不明白黄是有什么诀窍，还是确有特殊功能，为什么只能猜1到6，不能猜0或6以上的数字，至今仍不得其解。黄孝银这次退伍没有他，但他不久又和岛上的一个女民兵勾搭上，闹得影响很不好，提前让他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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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退伍
1970年底，部队开始了老兵复员工作。
我当兵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了，也算是老兵了。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好像是千古不变，一代传一代。就是当你是新兵蛋子时，对于比你入伍早的老兵一律都要以老称呼。如老张、老王等。如果有一官半职，当然要称官衔，开口闭口都是班长、班长的。而且，新兵要自觉为老兵多干活，帮老兵打饭呀，洗衣服呀，甚至早上起床帮老兵把漱口水打好，牙膏挤好，帮老兵倒洗脚水等等。等你成了老兵，自然也会有新兵来伺候你。老兵还可以不出操，不上工地干活，或到了工地可以多休息、少干活。老兵是很有特权的，难怪历朝历代都有“老兵油子”的称呼。
当兵快三年，时间过得真慢。想当初，作为新兵蛋子的我，总觉得睡不够，看到老兵成天唉声叹气，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十分奇怪。现在我终于也有这样的体会：枯燥而单调的生活，繁重而危险的体力劳动，加上郁郁不得志，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这样的日子终于快熬到头了。
1970年底复员前七连、八连的武汉兵在一起的合影
刚到部队，我满腔热血。当兵三年后，我都快变成老油条了。不是我不爱部队，是部队不爱我。部队三年，我连年都是五好战士。那个年头，评上五好战士可是极大的荣誉，而且有一定的比例。没有做出让人信服的成绩和良好的同志关系，是不容易连年评上五好战士的。
在连队选举军人委员会委员时，战士们也是一致推举我。就是在战士中征求党员发展对象的意见，我的呼声也很高。但由于家庭有历史问题，入党、提干的大门对我紧紧关闭着。入伍三年，我尝尽了酸甜苦辣，也体会到人生道路的艰辛。我清楚地知道部队不是我呆的地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三年的部队生活对我也有积极意义的一方面，遭遇的坎坷让我明白世上不会总是有平坦的大道可以走，痛苦和磨练更会使人变得成熟和坚强，正如《红灯记》里李玉和的一句话：“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不后悔。
大连火车站，当兵复员时，就是从这儿上的火车，踏上回家的路程
1971年1月，在部队过了最后一个春节后，复员的日子终于到了。我们这些退伍的老兵摘掉领章、帽徽，又成了老百姓。登陆舰载着我们驶离广鹿岛，往大连方向开去。望着越来越小, 越来越模糊的广鹿岛，我心里默默地说：永别了，部队生活！
延伸阅读
重回大沟村
作者：郭小宁
2006年8月23日，我有机会到大连开会。会毕，我下决心回旅顺老铁山大沟村原部队驻地去看一看。 大沟村离旅顺约20余公里，原来当兵时，要到旅顺城内，可以到离大沟村不远的尹家村搭乘长途汽车，现在交通便利了，道路也修好了，可是到大沟村反而没有车坐，只有叫出租车前往。我当兵到现在已有38个年头了，正如毛主席所说：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38年的变化是巨大的，我对回大沟村的路已经记不清了。好在开出租的年轻人很热情，沿途下车问路，好不容易找到了大沟村我们部队的老营房。营房现在成了个人承包的种羊和猪的养殖场。石头筑成的营房几乎和原来一样，原来连部的木板房已没有了，但营房区内一片狼藉，脏臭不堪。走进曾经住过的房间。房间里的天花板已破损，露出木条，门窗的玻璃也大多没有了，用塑料布代替。
站在当年连队的院子里，勾起我对当兵生活的回忆
站在当年连队的院子里，勾起我对38年前当兵生活的回忆。我仿佛又看见战友们在院子里走动、谈笑，也仿佛看见指导员那张布满皱纹，带着假笑的面孔注视着我。我突发奇想，如果我又回到38年前，我会不会重新开始一段不同以往的生活呢？
大沟村海边38年后还是老样子，只是更脏了
38年过去，大沟村似乎没什么太大的变化，路还是那么狭窄、破烂，渔民的住房也不见怎么好，只是建了更多的平房，显得更拥挤。看来，38年过去，当地的渔民的生活没有多大的提高。走到海边，看到停了不少渔民的渔船，渔民正在整理渔网，到处是抛弃的死鱼烂虾，发出一阵阵难闻的臭味。环境比38年前更糟糕。我感到有些悲哀。
我也找到了我们施工建成的601弹药库的地方，现在已经修建了守备弹药库的营房，由部队看守。很想进去看看，守卫大门的士兵不肯放我进去。我们挖洞时，这些兵还没有出生，现在却俨然成了这儿的主人，把前辈挡在门外。当看到不时有拖拉弹药的军车进进出出，心里多少也有一丝安慰，毕竟我们的劳动没有白费，他们的军功章上也有我们这代老军人的一半。
2010年11月我们武汉7位老兵又一次回到旅顺老铁山大沟村的连队营房，两排石头营房依然存在但更破旧了。在营房大门口我们一起照了张合影，以此纪念我们当年的部队生活。
2010年11月7个武汉老兵在当年连队大门口合影留念
不管旅顺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我心中，旅顺总是美好的，老铁山的大沟村也是没齿难忘的。这儿是我的人生起点，是我的第二故乡。虽然部队生活给我留下的是苦涩多于欢乐，但我对旅顺和老铁山、大沟村一直有着深深的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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