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丨肖星：我所经历的1979年对越作战
肖星，1957年11月生， 重庆市人。1975年入伍，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1983年就读本系硕士研究生，1986年毕业。先后在中央外宣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工作。
本文作者
在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30周年前夕，我与当年的战友相约，重返30年前一同战斗、保卫过的那片土地——云南金平县，找寻我们在炮火中的青春。
700壮士献身疆场
我们按照当年的记忆，几经问询，先是找到当年的野战医院遗址。发现正是我们头天晚上投宿未果的县政府招待所。院子里冷冷清清，只有一家“野味餐厅”的招牌在清晨的寒风中引人注目。院里的居民告诉我们，当年设立野战医院的党校礼堂早已移作它用——建了宿舍楼。我们只好在当年医院的遗址摄影留念。
听战友回忆说，当时医院特别忙，承担了我们一个军的重伤员收治转运任务，虽然远离战场，但也血腥味十足，其实也是和生命赛跑的战场：白天为伤员疗伤，晚上还要站岗，严防越军特工偷袭。这些平时疏于军事训练的女兵，在黑夜里的武器只有一支手枪。一旦遇到敌情，后果不堪设想，战争的残酷其实也不分前方后方。
从医院遗址出来，我们又来到附近的烈士陵园。陵园坐落在一个半山腰，与山下热闹的街道景象形成鲜明对照，这里寂静非凡。除了我和战友，空无一人。战时我根本就不知到这两处地方是如此紧密相连，原来战斗中生命的复活与终点就在这里！
云南金平烈士陵园。
我记得早在开战前，就听说当地政府已经全力以赴开始建这座烈士陵园，并为阵亡军人准备了500口棺材，开战后又听说棺材不够，后期只有军官的遗体才能用棺材掩埋。据说一共有700多官兵牺牲！
进入陵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部队为烈士所立的纪念碑，上书“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阵亡烈士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35101部队 云南省金平县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四月敬立”。历经30年的岁月风霜，纪念碑虽已陈旧，但镌刻的字迹仍清晰可见，特别是看到久违的部队代号，我们就像回到了养育我们的久别的家，心灵受到深深震撼，眼含热泪，凝视着纪念碑说：“我们回来了，来看你们了！”。
30年过去，当年奋战疆场的部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裁军中已不复存在，但在这里却留下了它的官兵的英灵和这座血肉筑成的纪念碑！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和它在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生命代价，就这样定格在历史中。朝霞满天，松涛阵阵。
我们默默地凭吊英灵墓地，同样的命运，同样的经历，却阴阳相见，看到那些熟悉的部队代号和与我们同时代出生战友的栩栩如生的姓名，30年前激战的日日夜夜浮现在眼前。
后排左1本文作者。
昼夜激战 首长牺牲
我军突破边境后，我所在的炮兵连奉命随步兵团向纵深推进。 一天深夜，我与班里两个通讯兵跟随连长等人到师部接受任务。我们七八个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异国他乡战场摸黑上路。我们全凭连长根据地图带路，不时停下来借手电查看地图，辨别方向。这时我们围住连长，挡住光线，以防暴露目标，招来袭击。
当时紧张得心提到嗓子眼，因为我们区区几人只有三五条枪，其他人都是带的各种器材，一旦遭遇袭击，很难脱险。在翻山越岭中，还要提防踩到陷阱和地雷。我们也没有探雷器，只是穿了一双刚发的解放鞋，据说鞋底中间有一块钢片，以防竹签穿刺，是专门为这次战斗制作的。
紧张的赶路中，为了行路方便，我不得不把冲锋枪当做拐杖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队伍走。所幸我们既没有踩上地雷，也没有踏入陷阱。但有几次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踩到了遗留在战地的尸体上，虚惊不小。
不知翻越了几座山，也不知过了几个村，我们终于在黎明时安全到到达师部。根据战斗部署，我们三个通讯兵携电台留在师指挥所，由师首长通过电台直接指挥我连炮火射击。
一天下午，负责指挥我们的关副师长要我向连队传达命令，派侦察小组随一步兵营行动，根据战场情况随时指挥我连炮火支援步兵进攻。在我连指挥的营部王副教导员带队执行任务。晚上，王副教与我联络，报告情况，说经过下午战斗，他们已占领敌高地，因过度疲劳，侦察小组人员在高地休整时都睡着了，而步兵营已经又向前方推进，忘了叫醒他们一同前进，他们醒来时，整个高地就剩他们几人。
我把情况向领导汇报后，传达指示让他们原地待命。深夜，王副教紧急向我呼叫，报告高地下公路有越军车队通过，估计是企图支援其他战场或想夺回失守高地。我见情况危急，马上向炮兵科周科长汇报，周立即通过电台根据王的报告，直接指挥我连炮火打击敌车。
当时，我听见王副教在电台上向周科长表决心：“首长放心，我是共产党员，人在阵地在，一定坚守阵地，完成任务”！听到这豪言壮语，我不禁想起小时看过的战斗电影，如今身临其境，周身热血沸腾，连日战斗值班的疲劳一扫而光，打起精神协助周科长指挥作战。
通过我们的电台，王副教不断报告敌人目标方位，周科长根据方位下达指挥口令，我连六门加农炮就像长了眼睛，在漆黑的夜晚发射炮弹，准确地飞向目标。只见远处火光冲天，炮弹的飞行的呼啸声和落地后的爆炸声震耳欲聋。
黎明时分，经一夜激战，王副教报告战绩不小。周科长让王带队下山核实战果。当我正等待前方报告时，突然收到电台里传来噩耗，王副教在下山途中被对面高地打来的机枪击中，不幸牺牲，我班一通讯兵也同时受伤。听到这伤亡报告，我和周科长都心情沉重，默默祝愿王副教的在天之灵安息！
不久，我们获悉，王副教是牺牲于误伤。当时对面高地已被友邻部队占领，他们将王误认为越军人员逃跑，因此开枪射击，而且射手还是从外军区抽调补充来的骨干，弹无虚发，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王副教战前是我团模范连队指导员，据说本要直接越级提拔为副政委，因这次作战需要临时改变了任命，到我们基层连队加强领导，准备经实战考验后再任副政委。2月17日战斗打响时，我曾在连队阵地见到他。当时我们一门八五加农炮正在直接瞄准对面山上的越军阵地射击，对方也用高射机枪对我阵地扫射。
突然，一排子弹击中炮位，大炮盾牌上溅起点点火星，我急忙卧倒在地，只见前面一炮手手臂中弹，其他战友和卫生员正在七手八脚地护送他离开战场。此时王副教战突然跃出指挥所一把将我揣出阵地，接着就是一顿臭骂：“没你事来看啥热闹？不想活了？赶快回自己的岗位！”
回撤路上，遇到几位刚下来的支前民工， 惊恐万状地告诉我，“大军呀，你可要小心，前面敌人用的是电子机枪，一打一准，死了不少人了！”（事后指挥部门还专门通知辟谣，称其为敌人动摇我军心）。我事后想起还真后怕，如果这几个民工是敌人特工，我在开战第一天就交代了。
晚上我在宿营地再见到王副教时，他正在昏暗灯光下对着随身带的小镜子整理军容，见我进屋，又与我聊起白天的战斗，对我开玩笑说，今天你小子运气好，马克思说你太年轻不要你，叫我来拉了你一把回来了。我当时感到，王副教说这些话时语气轻松，其实心里并不轻松。
可能他心有灵犀，早就预料到战争中凶多吉少，他又出人意料地当着众人从贴身上衣里掏出一个小红布包，告诉我们，里面有他母亲的一块遗骨，按她老家人的说法，随身而带，便可刀枪不入，逢凶化吉。我当时听了这话，只觉得王副教考虑太多，可能既是首长又是政工干部的缘故吧，不曾想听君一席话，竟成谶语！
王副教导员是我认识的唯一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牺牲后被追记二等功，遗体就葬于金平烈士陵园，据说他也是当时葬在那里的职务最高者。30年前我们撤离时，我曾经到他的墓地告别。后来听说他的家属和两个小孩子都从贵州农村迁到部队所在地，爱人还安排了工作。
当年指挥作战的关副师长和周科长现在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据说仍然健在。我在198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回部队办理转业时，曾偶遇关副师长，相谈甚欢。得知他曾被选拔为驻外武官人选，到南京受训，无奈实在学不了外语，又回到了部队。30年过去，相信他们不会忘记当年跟随他们的士兵，我也要衷心地祝福他们健康长寿（最近听说周科长已经去世了）！
后排左1本文作者。
夜袭封土 掩护撤退
战争进行半个月后，我国宣布撤军。越境内封土县城是我军攻克的标志性战略要地。撤退当晚，为掩护部队，我又随连队派出的游动炮行动，在封土附近进行骚扰射击。我们一车一炮，几个炮手加我和另一通信兵沿着战场公路走走停停，打几炮，换个地方。
此时，四周万籁俱寂，远离主力，只有我们几人驾车操炮。想到万一遭遇残敌，“大炮不能上刺刀”，以我等自卫能力，必然凶多吉少。因为格外紧张，在一次射击时，炮弹竟然打在几百米处的一颗树上，巨大的爆炸声和刺眼的火光，把我们吓得心惊肉跳，我们连忙转移阵地，待稍微平静后再继续射击。
下半夜，我们接到暂停射击的命令。我们放好岗哨，其他的人原地休息待命。我和驾驶员穿上雨衣，躲进汽车底下睡觉。哪知刚睡着不久，就被冻醒了，发现雨衣上和脸上全是冰凉的露水，再也不敢睡了，只好原地活动取暖。这时，命令来了，要我们务必在天亮前撤回国境。
当我们的炮车加足马力越过金水河大桥进入国境时，全车人激动得大声欢呼，热泪滚滚。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和平”这两个最普通的常用词的分量。虽然30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已成为永生不忘的记忆。战后我也受到部队表彰，发的奖状上书：“英勇杀敌，战绩显著”云云。
金平腾条河边境口岸，1979年2月作者所在部队11军由此攻入越南。
和平发展 惠及边境
瞻仰烈士陵园后，我们驱车前往边境——金水河大桥。如今的口岸已是“旧貌换新颜”，中越双方的口岸大楼都是新建的，气宇轩昂地屹立在各自的国境线上，连接两岸的其实就是只有十来米宽、几百米长的“金水河大桥”。
30年前，这里的一草一木见证了那场惨烈的战争；如今，这里的山山水水又享受着和平发展潮流带来的安宁祥和。正午的阳光温暖灿烂，边境两岸静得出奇，我们在界碑和口岸摄影后向边防人员说明来意，希望允许到大桥上看看。
值勤战士十分理解我们心情，马上去请示上司，但回来后告诉我们当天上级在边境检查工作，不方便为我们网开一面。我又突然想起何不去当年我们驻扎的地方，但绞尽脑汁也想不起这个地名了。于是打电话到上海，询问和我一起驻扎过的战友。
这位仁兄可能头天晚上通宵未眠，此时正在床上，经我反复说明也是如我茫然不知，我的异地长途加漫游就这样心疼地白花了（后来回到昆明才知道，就在我们来金平的路上，叫阿得博公社）！虽然如此，我更加感到此行的非常及时和必要！
边境小镇。
在中越关系恢复正常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因为工作关系，与一位在国际组织工作的越南籍官员阮先生过从甚密。阮先生青年时在前苏联留学多年，是苏联培养的人才，在国际组织工作和我熟悉后却不惜当我面骂一俄罗斯籍上司是骗子，并经常和我商量如何对付这位“老毛子”。
当时我与阮先生的关系还真是“同志加兄弟”。记得一次我陪他去北京天坛，他在售票处看见英文提示中外游客票价“双轨制”时，表示他要按章购票，我跟他开玩笑说，那样就会把你当成骗子，说你冒充外国人。结果他只好冒充国人和我按人民币价格购票入园。
我们也谈到当年的战争，双方一致认为，战争是当局的意愿，我们老百姓没有责任，还是和平最好。我也曾应邀到河内“正式访问”，当时的河内正在从长期战争的噩梦中苏醒，国家美丽富饶，人民勤劳善良，总的感觉就是国家太需要建设，人民太需要富裕。
本文作者近影。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获许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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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