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历本文作者
顾晓阳，作家、导演。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0年移居美国。作品有《洛杉矶蜂鸟》等，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编剧，电视剧《花开也有声》导演。
好男不当兵：
我和战友的故事
作者 ：顾晓阳
原载顾晓阳东拉西扯
01
我和战友的故事
我说话带脏字有童子功，小时候在胡同里就全学会了。但真正把脏字变成日常口语的一部分、近乎无脏不语的，是庞东最后推了我一把。当然他可不是故意推我，是因为我是个容易受影响的人。庞东高、黑、糙、鲁，性格豪爽，爱憎分明，篮球打得好。他的脏话特别多，要多糙有多糙，但是千差万别，能够表达所有的感情和意义。极度愤怒和极度兴奋时所说的话，会全部由脏字组成，词汇还是同样的词汇，可是语调大不一样，一听就明白了。这种创造性的语言系统，对我很有吸引力。在山里时，我和庞东一个班，关系很好。他当兵之前在北京重型机械厂当工人，家住八宝山附近。他说，每年清明节期间，那一带的农民就扛上铁锨到坟地里转悠去了，看到哪个坟头有来上坟的，二话不说，挖起一锹新土就往坟头上添，一锹一毛钱。家属一犹豫，再加一铲子，两毛……家属敢不给钱吗？不敢。你不给钱，等你走了，他能把你们家祖坟给平了，明年就找不着了。我俩都是搞无线报务的，在乌鲁木齐大地窝铺训练了小一年。所谓训练，就是每天坐在桌前，敲（发报机的）电键，或戴着耳机抄收电报。一天苦练8小时，还加晚自习，每人右手中指的第一个关节都磨起了又厚又硬的茧子。庞东当时的名言传遍训练队：“操，青春就这么在板凳上蹭过去了！”
在山里的合影。左起：卫兵、我、国华、小宋、老胡、未知
训练结束，分到山里开始值机工作时，我们每个新手都由一个老兵传帮带，习惯上叫“师傅”。我师傅姓李，山东人，也识字，但读写困难，所以有时让我帮他写家信。写信封时，他说他家叫李圈儿大队，我问“哪个‘圈儿’？”他说：谁知道哪个圈儿？你就画上个圈儿就行了！“能收到吗？”“能！”果然没有问题。1976年，我去北京出差，住了很久。庞东介绍他在北重的铁哥们儿来找我，说有什么事都可以让他帮忙。这哥们儿人很老实，还带我到北重参观过，中午在工厂食堂请我吃饭。北重是当时北京有名的国营大厂，食堂饭菜丰盛，为其它工厂所少见，价格还便宜。我回部队时，他给庞东买了很多东西，托我捎去。我回到乌鲁木齐，是1977年1月。正赶上当年复员的人从各营集中到了乌市，准备上火车回老家。我师傅也在这批复员的人中。他一听我回来了，急急忙忙找到我，跟我说：“你别理庞东了，不是个好东西，老在背后说你坏话，说你是假马列，光看马列的书，不爱干活儿……”我听了，脑袋一下就热了，很生气。心说我跟你庞东这么好，还帮你捎来这么多东西，你却在背后说我这个！太他妈孙子了。我和我师傅虽然平时关系并不密切，但中国人尊师重道的传统还是很强大的，只要是当过师傅的，都格外尊重。因此，对他的话我深信不疑，没有多想。回到山里，庞东对我非常热情。他来找我时，我正坐在床上，一见面他就喷出了一长串的脏话，强烈表达出亲密、想念和感谢的真情实意。我坐着没动，表情冷漠。屋里没别人，他又把几个月来各种人事关系的变动和势力的演化给我交了个底，告诉我他现在和谁好、我应该做什么和注意什么、以及他可以怎样帮上我……都是掏心窝子的话。我一直听着，一言不发。庞东终于觉出不对了，但十分困惑，不知我为什么会这样？他掐掉烟头，拿了我给他捎来的东西，走出门去。从此以后，我们俩虽未变成对立关系，可形同陌路，谁也不理谁。一年后我复员回了北京，就再没见过他。他一直不知道我突然变脸的真正缘由。若干年后，想起这件事，我忽然意识到我是被我师傅挑拨了。我去北京前，这些人相处平平常常，没有什么明显的矛盾。我离开山里后，我师傅与庞东等人的关系恶化了，具体发生了什么，我听人说过一些，现在忘了。其最终结果，导致了我师傅复员回老家。农村兵都想在部队长期干下去，最怕复员。这一点，我们北京兵没有体会。当时全国都太穷，部队也一样，吃不饱是常事，一年中只有春节和八一节能搞个“会餐”，吃它一顿，平时连肉星子都少见。北京兵觉得苦不堪言，农村兵当然也饿，但最起码能保证顿顿有饭吃，而在老家，连这一点也保证不了。记得庞东受了农村兵的气后，经常爱说：“让他们丫狂吧，过不了两年，还得回家耪大地去！”所以过军营的生活，在城市兵觉得是苦，在农村兵却认为是福。我师傅被他们搞得复了员，简直就是灾难，肯定要恨死他们了。
当年我们的营区，我住在第一排房子里。如今已废弃，早已荒芜了
庞东背后说我的那些话是真是假？我觉得是真，但性质与我师傅认定的不一样。大庞平时说话就随随便便骂骂咧咧，怎么损怎么来，那些话，他当着我的面也会说，是开玩笑式的损人，没有恶意。我确实就是天天读“马列”，不爱干活儿。宿舍里只有一张小桌子，基本被我占用了，等到我想起来扫地时，那清洁的地面早被不知多少人扫过多少遍了——扫地这事，大家都看得见，是表现自己“关心集体要求进步”的最佳方式之一，哪轮得到我？润之先生常说：“谁人背后无人讲，谁人背后不讲人。”老人家看人情世故看得多么通透。我这个涉世未深的“生瓜蛋子”，只会凭意气用事，即便想作毛主席的好学生，也是根本就不配啊。1997年我回国，收拾家里东西时，发现了我师傅在1989年给我的一封信。那年我已经不在国内了，信尚未拆封，寄信地址仍是李〇公社李〇大队。据此看来，在整个八十年代，我都还与师傅保持着通信联系。02
火车把他抛在了武威
①
我们中学同班有6个男生被招到新疆来当兵。至今，我们班同学还记得当时有一种说法，说我们6个都是走后门去的。直到洪指导员和李排长来家访时，我还不知道究竟去哪里当兵？我姐姐问他们：“你们是哪个军区的？”二人笑而不答。看他俩穿的皮大衣皮帽子和大头皮鞋，我姐姐说：“边疆吧？”他们还是打哈哈。不能透露相关信息，可能是他们的纪律。我的出身，也就是我父亲当时的政治结论，叫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个稀奇古怪的定义，不要说今天的人们无法理解，就是当时也很含糊，大概的意思，是说你本身已确定属于敌人了，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可以把你当人民对待。当年有不少人都是这样定性的。我入伍后，洪指导员跟我说：你这种情况可松可紧，我们紧一点儿，就不要你了；松一点儿呢，也没有关系。我和其他5个同学从没交流过谁有什么关系，我的感觉是都没有“后门”。据说之所以选上我们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我们部队想在北京招一批高个子的男兵。我们6个人中，5个都是大高个儿。在北京共招了100多个兵，身高在1米8上下的，有一大批。李喜健比我还高，超过1米8，大脑袋，身体却非常细弱，好像他那副骨头架子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脑壳，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可是在体检时，他是我们6人中唯一的最优等。体检标准好像分甲乙丙三等，他是甲等，就是说，小到包括牙齿、嗅觉、视力、听力等各方面，他都一点儿毛病没有。其他人都不如他。我视力1.2，牙齿不整齐，丙等。丙等以下就不符合招兵的标准了。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身体不如我们结实，所以又惊喜又困惑地对我说：“医生说了，我这体质当飞行员都行。”喜健内向、内秀，在学校里不多言不多语，起初我没注意到他。后来分在一个小组，接触多了，发现他很聪明，各门功课都好，知识很丰富。有一次他说：“看书不用一本看完再看另一本，马克思都是同时看好几本书……”我听了，不禁刮目相看，此后经常和他聊天。我们毕业前曾在四季青公社搞“学农劳动”，住地不远处有个西郊机场。有一天他进城回家拿东西，傍晚归来，抄近道从大田里穿行，那时庄稼已收割了，是一大片裸地。一架军用飞机降落下来，他远远一看，觉着机头正对着自己，吓得东跑西躲。可跑向哪里，机头就跟向哪里。眼看飞机撞了过来，他往前一扑，趴在了地下。待飞机飞过时，抬头看看，飞机很大，但距他还有一百层楼那么高呢！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分开了。我和国华留在原地编入教导队，他和小车去乌拉泊打了一年石头。打完石头学了一年载波，分到伊犁还是阿克苏的一个通信站工作。期间我和他天南地北，一直没机会见面。
乌拉泊（网图）
听说他在那里心情恶劣，境况不佳。老入不了党，给他思想造成很大的负担。他又不合群，显得十分孤僻。慢慢地他不爱在营区里待着，有空就往野地里走，一个人站在空旷处久久发呆。还有一些在他人看来比较古怪的行止。时间长了，大家有议论，长官怕出事，把离他不远的小车叫来，陪他住了些天，因为是老同学，可以聊聊天，排解排解。1978年4月，当了三年兵后，喜健复员了。按说这下可算回北京回家了，应该高兴，但喜健觉得郁闷。我也是在那一年复员的。我们俩都没能“解决组织问题”，这在当过兵的人中属极少数，在6个同学中也只有我们俩混成这样。我们坐的是乌鲁木齐到北京的客运列车，喜健没和我坐在一起。我去厕所时路过他的座位，看见他在喝酒，吃惊不小。他一向烟酒不沾，是个安安静静、始终保持着学生腔调的规矩孩子，不像我五毒俱全、满嘴脏话，成了个兵痞。我说：“喜健，你怎么喝上了？少喝点儿啊！”他苦涩一笑，说：“没事儿。”我知道他心里还结着疙瘩，不舒畅。车到武威，我看见他下到站台上进了厕所。厕所是露天的，只有围墙，喜健个子高，绿军帽露出墙头，晃荡晃荡，一下没了——敢情解大手去了。车停了几分钟，呜呜一叫，又要开，可这时厕所里什么动静都没有。我从车窗探出头去大喊：“喜健！开车啦！”没有回应。有人说他喝醉了，还有人说他拉稀了，大家一起呼叫……火车哐当当，动了起来。只见厕所围墙上露出了绿军帽，喜健终于赶了出来，列车内一片喊声“快！快！”火车毫无知觉地加快着速度，喜健一边跑一边喊：“等会儿！等会儿！”当时武威车站非常简陋，也非常荒凉，只有一个光秃秃的站台。我们眼看着站台远去，喜健变成了一个小绿点儿。带队的与列车长联系，列车长又与武威车站联系。武威站说找到了喜健，他正躺在长椅上睡觉呢。看来真喝醉了。车站说负责安排好他，等明天的同一班次的列车来时，把他送上去。我们到北京是晚上。喜健的两个小弟弟来车站接他，没接着。我告诉他俩喜健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到北京，别担心。两人听了有点儿懵。第二天我去了趟他们家。他那两个弟弟太小，又说不清原由，我怕他家里人着急。他妈妈在，我说喜健在武威下车去厕所，拉肚子了，没赶上车，铁路局已经做了安排，今天就会到，保证没事。喜健回来后，有一天我去他家看他。他说：“你那天来我们家，跟我妈说我那什么了哈……”原话记不清了，意思是我跟她妈妈说他精神出了问题。我说：“我没说过这话，也不可能，我只告诉你妈你在武威没赶上火车。”喜健被分配在一个工厂工作，好像工作了一年，又考上大学。上的是一所很普通的学校。以他的聪明和当年在中学时的学习功力，应该能上清华。但显然没有考好。心理上一垮，好多东西都会跟着垮。运气这玩意儿也是有脾气挺势利的，偏爱锦上添花，不喜欢雪中送炭。要不怎么说“人活一口气”呢！我和喜健再没见过面。听说他一直不太开心，情绪比较低沉，身体也不好。03
才能是上帝赐你的饭碗
①
纪民是我当兵时的长官。他是个排级干部，并不管我，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他对现状不满，爱发牢骚，金句迭出，常常令我拍案叫绝。 后来他转业到北京，有一份在外人看来不错的工作。不过他本人对这工作仍然不满，而对做生意大感其兴趣。我现在想得起来的，是他曾带着一个河南的农民企业家来找我，让我帮助寻找大理石买家。我没地儿去盖房，用不着；人民大会堂也早盖起来了，我不知道还有哪里需要大理石。当然，这是八十年代，社会已开启了“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跟着跑”模式，也不足为怪。20年后的二〇〇几年，忽然接到纪民的电话，说想跟我见面，约第二天中午吃饭。我多年来一向是上午工作，雷打不动，从不外出，也极少与人在中午约饭。但纪民是我尊敬的老长官，又好多年没有联系了，实在不好意思拒绝，就答应了。我是怀着怀旧和思念的心情，准备与他畅谈一番的，我以为他也是为了这个。可寒暄了没几句，他就把话引入正题：让我帮着卖树。所谓“卖树”，几年后社会上揭露出了一个叫做“万亩大造林”的集资诈骗大案，其诈骗的方式是对人进行洗脑，说投资很少的钱买下一块林地，数年后就能赚多少倍的钱。最后案发时已经骗了十几亿。我不知道纪民说的卖树是否就是这个“万亩大造林”，但路数是一模一样的。此前我还从不知道有卖树这样的事，但听他一讲，就认定根本不靠谱，很可能是个骗局。
他先让我买，我说没钱买。他说买一亩地也行，用不了几个钱。那我也没有。他又说你朋友多，问问朋友？我说朋友里没有对树特别有爱好的。他说你找明星来买，明星都有钱，买几十亩几百亩对他们来说也不算回事，你可以从中拿佣金。我说我不认识几个明星，而且我跟任何朋友都没有产生过销售关系。他反复跟我讲买树投资的好处，说这是国家支持的，稳赚不赔。我深信他本人决不是个骗子，相反，他是真地相信他所说的这一套，而且可能自己已经往里扔钱了，是个受害者而不自知。所以我跟他说卖树这样的事太虚，你不要信那些人的话，不要干这个，如果想赚钱的话，我认为摆个煎饼摊都比这赚得多……实际上我已经来气了。当时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写得很辛苦，一天外出没写，接下来可能好几天都写不出来。冲着他的面子我出来了，本是为叙旧，谁想他却是叫我来卖树！他把卖树当成一件正经大事，可在我看来，那分明是个陷阱，荒唐可笑。他也不高兴了。不仅因为我一口拒绝，而且说的话又硬又不好听，刺伤了他。估计他会这么想：你这人平常挺好说话的，怎么一求你，你就牛逼起来了？实在不够意思！我们喝了一轮酒后，他心绪不佳，发起牢骚来。先骂改开设计师，具体怎么骂的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大概的意思就是改得乱七八糟，社会不公平，把工农老百姓给坑了。接着又怀念起过去，当年他忿忿不平对我咒骂过的那个年代，如今在他口中却成了纯洁正义的美好社会，其中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是老人家活着，我现在怎么也得十三级了！” “十三级”指的是过去的行政级别，人们宽泛地把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叫高干，折合现在的话大概是副局级。他20多年前是排级，按年头算是够了，可20多年前的排级干部，今天又有几个能混上副局级呢？我们部队里与他同一批的排级干部，后来有当官的，但比例甚小，大多数都转业到地方，做着普通的工作。这本来是常态。要说是因为老人家不在了，纪民可能忘了一件事：从1952年给干部定级起，直到八十年代，从来就没有调过级、涨过薪！老人家把这个叫做资产阶级法权，深恶痛绝。具体到纪民本人，他想法独特、牢骚满腹、眼光甚高到哪儿都看不起领导、对社会的阴暗面敏感、喜欢发表批评意见……这种个性使他当年在部队里已遇到挫折，今天且不论谁在谁不在，他真有把握能到十三级吗？我冲口而出说：“就冲你这张嘴，老人家要是活着，早把你枪毙了，还十三级呢！”我1997年第一次回北京时，通过战友找到了纪民。虽然中间断了10年的联系，我们仍像过去一样亲热。他带着儿子来，一起吃了一顿涮羊肉。儿子上高中，大个子，爱打篮球。后来接长不短互有问候。听别的战友说，他一直不太如意，老想做点儿什么其他事业。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认识了一个大人物的儿子，那人跟我是朋友。我说，我不认识这么个人。“人家说跟你很熟啊！你怎么会不认识呢？”“是吗？我确实想不起来了。”他又重复了一遍大人物的名字。我说名字我当然知道，但仅此而已，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了解这个家庭的任何情况。纪民听了，将信将疑。我感觉从这件事开始，他可能觉得我对他藏着什么掖着什么，有所保留。多年以来，冒充大人物的子女或亲属的骗子就层出不穷，全国各地都有，北京尤其多，说得越大越有人信。2021年秋天我还遇到一个山东老板，说晚上要跟一把手的儿子吃饭，谈一个大项目。我说小心啦小心啦！一把手没有儿子。山东老板说：“这是总后一个少将给我介绍的，那还能假！”我说那你就看紧钱包吧，一分钱也别往外掏啊！老板认为我孤陋寡闻，根本不相信我的话。所以当时我对纪民有点担心，北京太混杂，若是交友不良，和一帮混子搅在一起，很容易陷在混子们的圈子里出不来。但他自尊心很强，如果直接这么说，他接受不了，而我又缺乏拐弯抹角说话的技巧。再说，人家明明跟他说认识我，我却给予否认，纪民对我的劝告还能听进去几分，也很难说了。听战友说，纪民这么些年做的所谓生意，全都不靠谱，没一件成的。他本身是个专业人士，在公家单位里也有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如果兢兢业业干下去，或大或小，总会做出些成绩。无奈他志不在此。而最不适合他做的事情，就是当官和做买卖。这是天性使然，本没有好坏优劣之别，你让爱因斯坦当个十三级干部或者倒买倒卖，他也照样砸锅。可惜，纪民始终没有想通这个道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在某个方面拥有天赋，而在另一些方面根本开不了窍。幸运的人就是很早便能发现自己的才能在哪儿，然后一门心思地照直做下去。我认识许多人，小时候很聪明，可越大越平庸，到老一事无成。这种走下坡路的情况当然有各种因素，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三心二意、好高骛远，觉得自己太能了，干什么都行。结果就是干什么都不行。才能是上帝赐你的饭碗，你不好好把它捧着、甚至把它砸了，那就谁也帮不了你了。我对纪民很有感情，我说话太冲伤害了他，十分过意不去。我犯这样的错误可不止一次了，看来也是本性难移。
04
命，由不得人
①
运兵车一般都是闷罐子车，就像电影里拍的那样。我们这批新兵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坐的却是普通客车，都是硬座，但运行不在铁路局的正常调度之内，为了避让正常车次，经常随走随停，一共走了七天七夜。吃饭都是在车上，只有几次机会下车，到兵站里去吃，那就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赶上哪儿是哪儿了。我现在只记得有一夜去的是焦作的兵站，大家围成圈蹲在地上，吃了一顿带肉的菜。进入甘肃后，戈壁沙滩连绵不绝。一个战友在日记里写道：火车开了一整天，车窗外全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只看见两千年前孔老二坐的那种木头牛车（大意）。洪指导员看了日记后给我们训话，批评了这种消极的观感。有一天我们打扑克，洪指导员加入了。玩的是“说瞎话”，打法是你随便出几张牌，嘴上说的与实际牌面可以一样可以不一样，其他人来猜，如果相信你说的，就过了；谁不信，就要翻牌，牌面如果跟你嘴里说的相同，翻牌的人把牌拿走，你赢，不一样，你输，自己拿回去。可以跟牌，比如你出两个6，我也跟两个6，他可以再跟两个6……如果有人翻牌，不是两个6，说瞎话的把牌全部拿走；是两个6，自己拿走。有时一拿能拿一大把。这是一种傻瓜式的简单玩法，全靠诈，最贼的人最能诈。谁先出光手里的牌谁赢，谁最后手里有牌谁输。洪指导员一玩儿，我们的牌最后都会跑到他手上去。洪指导员的两只手都抓不住那么多牌了，满脸困惑，搞不清怎么输的。不服，还要玩儿，再玩儿他手上的牌比上次还多。最后他把牌一扔，说：“他妈的！这叫什么打牌？就是骗人嘛！”
我的邻座叫卢大军，是上了火车才认识的。他身材不高，相貌清雅，说话文绉绉的，咬字清晰，是标准的普通话，没有北京方言的土音。我从小熟悉的人都是胡同里的，大多身上带着一股北京人特有的痞劲儿。卢大军家虽然也在胡同，但没有一丝那股劲儿。我一下就被他吸引了。七天七夜，我们俩一见如故，不知聊了多少话题。夜里睡觉，我俩钻到硬座的下面，那样能把身体展开。我经常被吵醒，每一醒，都忘记是躺在硬座下，习惯性地往起起身，前额邦当一下撞在座板上，撞得几乎昏厥。撞了无数次。我和大军虽是同龄同届，但他知识面比我广，是个读福楼拜司汤达的主儿。对这些作家的大名我虽久仰，但二二乎乎的，不甚了然，更没看过他们的书。大军说他们有一个小圈子，经常传阅名著，互相交流。说得我心里痒痒。他还有机会看内部电影，说刚看了一部香港纪录片《杂技英豪》，赞不绝口，“那个男主持人，那风度，那谈吐，简直无与伦比，不可形容！”我们是生长在文化沙漠中的一代，我眼界狭窄，什么都没见过，听他这样一说，神往之极，拼命展开想象力，可是不论怎么想象，也想不出“那风度，那谈吐”能是什么样子。几年后，国家开放了，我还真看到了这部电影，但那时候已经看过不少东西，眼光高了，也就不那么惊奇了。大军说：他一直与同班一个女生恋爱，好得不得了。曾经因为想她，盼她来，长久坐在自己家阳台上，一边望着可能会出现她身影的小路，一边在栏杆上刻下她的名字……那年代，中学生谈恋爱几乎等同于犯罪，借我几个胆儿，我也不敢去尝试，连想一下都害怕。瞧瞧人家卢大军，犹如传说中的人物，是个勇士。可以说，凡是大军口中讲的，都是我从未有过而又特别想拥有的。这种浪漫的和精神的生活，一直以来只存在于我的无限的憧憬中，而他早已是个中人了。真是羡煞人也！到了新兵营，我俩不在一个宿舍，但是还继续聊。有一次谈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我们发生了激烈争论。我是在北京时刚看了吕振羽的《中国通史》，再加上一点儿范文澜，夸夸其谈。他不同意我的观点，给以反驳。至于当时谁是什么观点，现在早忘了……中国历史怎么分期，不要说我那时不懂，到今天也还是不懂。没知识的人才爱炫耀知识，什么都不懂的人才觉得什么都懂，所以我摆出一副自负的神气，很情绪化地跟他争了起来，以至不欢而散。从那以后，我们一下变客气了，再也不互相串着门，谈论类似的话题。年轻气盛，也好也不好，有时候傲一点儿，就不会去做下三烂的事。年少轻狂，那就没有一处是好了。我多数情况下属于后者。想起来，觉得惭愧。后来，大军分在乌鲁木齐，我去了山里。我偶尔去乌市，还能见到。他“进步快”，很早就入党了，有一次跟我说了心里话，他的“进步”，也着实得来不易。他比我晚一年复员，当年考上大学。说来也真巧，我跟他们班的好几个同学不是一般的熟。有一天我去他们学校，还在校门口遇上了他。他们班的一个女生跟我说，他是班长，很持重，不喜欢别人跟他乱开玩笑，同学也很尊重他。毕业后他发展顺利，很快当了处长。跟他在一个单位的大学同学说，他人正派，能力强，本来是把他作为副部长培养的，大有前途。可是在不到40岁的时候，他患上了血液方面的疾病，很严重，不能继续工作了。单位给他分了一套房子，提前退休。2005年夏的一天，中午1点多钟，我正要吃饭（我一般2点吃午饭），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一帮战友在通州聚会，让我赶紧过去。我说：“你们他妈的都喝到半截儿了才想起我来，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我就操你们大爷的！”说着，开上车就出了门。战友小周在通州开了个工厂，聚了一伙人在他的工厂里吃饭。国华怕我不认路，老远就站在路口接我。我不认识小周，模模糊糊有个印象，我问国华：“他（在部队时）是哪儿的？”国华说：“招待所的。”一进餐厅，小周就问我：“你还记得我吗？”我说：“记得啊，招待所的。”小周大喜。大军、子瑜、尚民、志刚等，我都有20年没见了，还有另外一半人我根本就不认识。我被众人一灌，迅速喝高了，而且是大醉。子瑜大军等喝得也不少。我们互相搂着照了很多相片，都醉得睁不开眼、乐得合不上嘴。密集的亲热话，把20年的岁月冲刷得干干净净。大军终身不能离开药物，而且每天要吃大量的药。但药物也把他的身体很好地管控起来了，从表面上看不出他是个病人，气色和精神状态都不错。后来我去他家看他，只有他一个人在。我问他：“现在的太太是那个你往阳台上刻名字的女生吗？”他笑了：“啊！你还记得这个哪？就是她。”这简直是一则童话——“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据他的大学同学说：他身体之所以保持得这么好，太太有绝大的功劳。有一年，老苗、他、我一起去怀柔玩儿。我们在一个山坡上的农家菜饭馆里吃喝聊天，因为不是节假日，又在中午，人少清净，十分惬意。他说他牙不好，掉了好多颗。我教给他说：“你这样叩齿，每天做，没事儿就做，有用……”他打断我说：“你别说有用啦！你才扣了几天？牙都好吧？我20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叫我叩齿，结果呢？牙快掉光了！”他又指着自己的满头白发说：“我妈妈还让我用手指这样每天梳头，从前往后梳，说不长白头发。你看看，有用吗？你从来不用手指梳头吧？你看你头发多黑，一根白头发都没有……这，由不得人！”凉风吹过，酒意微醺。我们仨坐在山坡上，望着山外的山、云外的云，好一会没说话。顾晓阳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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