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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 | 朱为杰：我曾奉命监管一名老五届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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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跃动的蓝光
1970年代初，我在江西某某部队医院食堂当给养员。
我刚调到这支部队时，军队医院也处在路线斗争清理之中。有一次，我在食堂看到一些军人列队来打饭，八九个人中间就他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四口袋”军装。期间一个年轻的队员不知何故推搡着他甩了两掌，他身子一晃，默然不语，眼神倔強。这暴力情景在我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不愉快的痕迹，也让我对这个小伙子刮目相看。
“正因为他思想落后，又是知识分子，所以下放到你们炊事班。”
“万一……”
“万一他投毒是吧？ ”
领导会心地笑了，我们也笑了。会心的笑声化解了那虚无的“万一“，其实说是化解了，但内部还是有约定。
一是技术活不能挨。比如炒菜、淘米、煮饭。近200号就餐人员，不能损坏了同志们的胃和味。
二是只干体力杂活。45斤的大米，不能白吃。
三是要有些难度的烂活。我们食堂二三十米外的荒岗有条灌木杂草丛生的沟壑，荒着主要做防空洞掩体用。但那里藏有野鼠曲线迂回打洞钻水沟进食堂侵扰，危害不浅。班里十天半月要来一次清剿，总未根治。现这事让他多做些，既费力又能触动灵魂。
大家觉得点子好，忍不住都笑了。这回领导开始用平和而又信任的眼光看着我说，你是老战士。准备准备吧。
准备很简单，配给他一件半新的白色炊事长褂，往身上一披，军医大的矜持就不见了。干活从烧火铲煤学起，让烟尘熏掉他身上的书生意气。住宿与我同室，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有三张双人床、两只两斗桌。我将他安排在墙角斜对过的窗口，便于监督又不至于尴尬。我的双人床在靠门的出口，时刻保持着监督者警惕的目光。
窗外是一条营区通道，常有过往人的脚步声、说话声。宿舍单层的窗玻璃很薄，几枚锈迹斑斑的小铁钉固定窗框四角，脚步稍重，玻璃便发出嘎啦嘎啦的声响，更不要说冬天窗外寒风的呼啸声。各种风声雨声，时时透露着简陋条件下严峻肃穆的气氛。
房间的照明是一盏25瓦的灯泡，用一根米袋上的麻袋细绳斜拉着，光源的三分之二在我这边，三分之一在他那边，他那头仅比手电筒多些微光。开关掌握在我手上，控制着光明与黑暗。
白天，他和我们一起在食堂铲煤、劈柴、浇菜、打扫卫生，倒也积极卖力，很快就与战士们融成一片。其实战士们在文化人面前还保持着一份淳朴与善良，大家没有为难他，总的说来还算相处融洽，但依然会有些微妙的尴尬。当然，我们谁也不会捅破那层窗户纸。时不时有人悄悄飞出个“陈军医“的尊称。每当听到这个称谓，他洗菜的水花就活泼泼地扬得更高。
忙碌了一整日之后，如果晚上不开会学习，我们这帮“老炊“们就会脱下炊事兵的大褂，穿上整齐的军装，去串门找老乡谈心。我是”学生兵“，“文革”中的初中生，书没读够，忙完了便喜欢窝在宿舎看些部队报纸，并向干部借来《参考消息》，满足求知欲。现在宿舍住进个大学生，我文化低，难免有些自卑，又不愿在他面前显得缺乏文化觉悟，便开始看毛选和军区报纸。
我对他的态度，是不卑不亢，少有言语，心中却怀有一分警戒。他也明理，也开始看一些报纸和红宝书，并不时用红色的笔记本刷刷做笔记。夜间的墙壁上，灯光映照着我俩捧书夜读的身影。
相处久了，见他也老实，我便按捺不住，开始偷看借买菜机会从外面带回的一些文学禁书。他瞧见了，眼睛闪过一丝光彩，眨了两下，然后大胆地也把医学书翻出来，又若无其事地瞟我一眼。我心知肚明，装着没看见。自此双方各自放心沉浸在自己的阅读天地，只有床头绿色小闹钟滴答滴答的声响，更显出屋里的安静和谐。我佩服他的刻苦勤奋和执着的耐力，坐下来真是稳坐如钟。不像我，一本书没翻完，感觉无趣又换一本，浮躁得很。
时钟滴答，转眼便到十一点半。“睡了，明天要上班”。咔嚓！我把灯关了，屋里瞬间一片黑暗。黑暗中，我明显感到他在把那厚厚的医学书塞在白布包袱枕头下的动作。“不会是白专道路吧？”我从来没问过他之前的事情，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好好的大学生要下放到炊事班改造。
我只是心里单纯地想着，不要在我这里出事就好，但隐隐又觉着他应该也不会给我惹出什么事。这种优柔又警惕的思想一直纠结在我心中，对知识的渴求让我和他又彼此心照不宣，这种陌生夹杂着默契，造就了我们夜间悄无声息的学习时光。
那时，部队医院的作息时间相对自由，只要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宿舍可以晚点熄灯。黯淡的灯光下，是每晚令人沉迷的学习时光，我们无需沟通，总是读书至深夜。后来，我们宿舍“异常晚“的熄灯时间还是被人向领导打了小报告，领导严肃地找我谈话了。
因为还在入党考察期，我有点紧张，但还是全力否认：“没有啊，很正常……”“他比我睡得还早。”“我开灯算账呢。”“他睡了，没做什么，也不打呼噜。”我慌乱的回答有点跳跃，但心底又有点觉得好笑——不就是看点专业书吗？能怎么样呢？有些士兵所谓的“进步“，就是善于向组织汇报思想、打小报告。
我认真地说：“首长，您放心，我心里有数，他不会有什么事的。下次我一定注意熄灯时间。“
谈话的这位领导颇有水平，宽容大度，并未追究。
领导看着站在他面前的我——穿着两个袋子的油腻军装、在炊事班多年未挪动过岗位的老兵，关切地说：“你也不要老盯着书，有空还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啊，票是大家投的！“
好感动，心里也有一丝说不出的委屈。心绪波动中，一直目送着领导的身影消失在通往办公楼的树荫下，我才大大地喘了口气。
经过这一回合，我的胆子大了。我将一沓厚厚的报纸卡进单层玻璃，挡住光线，又从街上买了个50瓦的灯泡，换掉了25瓦的旧灯泡。再用报纸做了一个塔形灯罩，聚光更好。任户外寒风呼啸，冬雷炸响，宿舍内瓦丝灯泡来回轻晃，灯丝微响，灯罩散发出报纸的墨香与焦香，小屋里盛满了暖意。
刮风的日子多，灯泡总是晃来晃去，他那边的光线偏暗。我有些不好意思，将系灯泡的绳线拉了一下，光源平均分配，感觉到摇曵的灯光下，他冲着我笑，白净的面庞充满着青春朝气，洋溢快乐：“不用，我看得到。你晚上还要算账呢。”嘴上说着，他也没有去拉绳子，却在整理身上军装，他很珍惜这身军装。他转头看了一下，把他那件半新的软棉的毛绒领子干部军大衣抱了过来，像是表达对我刚才那举动的感激：“你要吗？拿去用！”
我摆摆手：“不用 。”
我紧了紧身上的棉衣，很矜持地保持这份独立。他似乎也感觉到我们之间界限打破得有点太快，又坦然地把大衣放回原处，把头埋进自己的书。
一日，我从城里买菜回来，递给他一张纸条：“不错啊，地方上还有人要你开药方呢。”我听说在审查缓和期，他去过门诊，地方图书馆里还有他的老病人。
我试探着相信他：“你帮我搞两本文革前的中外名著看看？”
他与我瞬间对视，双方的目光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我感受到他眼神的清澈和真诚。终于，他眨巴眨巴眼睛，轻声说：“我看看。”
过了几天，我桌上多了两本厚厚的小说——《牛虻》和《契柯夫短篇小说集》，他的桌上也多了本厚厚的科技日语自修读本。
这一晚，斗室内气氛舒缓，更明亮的灯光之下，我们各自沉浸在知识的海洋，只有闹钟滴答滴答的声响。他按捺不住，开始呜哩哇啦地读日语。一串串的声音像是盘山路上有力的脚步，似山涧溪水在汩汩流淌，清脆间夹有音乐般的韵律，我听得呆了，很久没有回过神。
忽然，我感觉屋外有脚步走近，似有一团厚厚的人影投射在窗户纸上，赶紧轻声提醒：“小声点，小声点。”他似乎意识到什么，“哦，哦”两声，声音细了，像溪水漫入草丛。光影中看到他的嘴唇在蠕动，声音很小，像春蚕在啃食桑叶。
可不一会儿，他的声音又大了起来，音波像溪水冲破了盘缠的水草，跌宕起伏，欢畅地流淌着。他是那样的投入，我再也不忍心打扰他的忘我之境。多少年了，我依然记得这幅画面，终身难忘。
当时听小道消息说，如果审查过不了关，就要让他脱军装，不可能当医生了，送到哪个农场去喂马种田，据说是“茅尔盖”。我不禁有点操心：现实问题都没解决，他还那样刻苦，万一真送到农场，学日语又有何用？可是他从未叹息过，似乎全无思想包袱，看书如饥似渴，睡觉鼾声呼呼，他坚信自己是无辜的。我疑惑、不解，又产生了一种朦陇的敬意。
上夜班的同志从窗前路过，唰唰的脚步声渐近又渐远了。远处传来铁路机务段“哐当，哐当”的机车声、火车头嗤嗤冒蒸汽的声音，最后是“呜“的一声长笛，一切蓄势待发……
嘀嗒，嘀嗒，接近十二点了，我的目光渐渐有些迷离，冬的寒意隔着厚厚的石墙透进屋里。寂静之中，知识在积累，意志在锤炼，信念在坚守，力量在积蓄。伴着烤报纸的焦香，有些想要追求的东西在光影中渐渐清晰起来。我感觉到这是一种美好的享受，仿佛有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动力，那是黎明到来前，将要冲破黑暗的最后一搏！
作者（右）与陈葳蕤在贵阳合影
后来，我先期离开了部队医院，陈葳蕤仍留在那里。1978年他终于平反了。随着科技春天的到来，他领着攻关小组，硬是从偏僻阴冷的传染科病房里，夜以继日地熬出了一个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自己荣立二等功。
由于工作需要，他又调去上海。正是举国发展经济的阶段，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见不到他的身影，他总是穿着白大褂，出现在病房里。听说他调回上海到退休的25年里竟然未休过一天假，兢兢业业奋战在工作岗位。那些年，墙上的锦旗挂了一面又一面，他被评为首届上海市十佳杰出青年医生、军区争先创优标兵......
我的这位战友，今年76岁了，虽然早已退休，但仍发挥余热，继续担任医学杂志主编。他是全国著名的肝脏病学专家，上海医学会资深委员，这次新冠防疫，除担任医院的专家组成员外，组织上并未给他安排任务。但他却主动利用刊物开辟出一片抗击疫情的“新战”场，编写和推送出《华夏肝脏病学联盟特别增刊》。
这刊物由全国肝脏病学方面3本顶级权威刊物《中华肝脏病杂志》《临床肝脏病杂志》和《肝脏》杂志组合成的，其编委几乎包罗了全国肝脏病学方面所有专家。涉及抗疫医学信息专业讨论、最新进展等内容，还有宣传战胜疫情的激励口号。
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我这个退休老人紧张、不知所措。而陈葳蕤却天天挑灯夜战，将抗疫的医学信息传播出去，挽救更多生命。他们联盟三个杂志编委会半数以上为感染科医生，疫情发展以来，他们临危受命，冲上防疫一线，加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为了支持一线战友，让他们了解疫情进展、获取国际上最新的医学资讯，打好这一仗，陈葳蕤带领编辑团队，每天日夜加班加点，与一线将士们共同进退。
这份情怀令我由衷地敬佩。
他说：“疫情就是命令。我是一个兵，也是个医生。如果在十年前，我肯定会冲到抗疫第一线。现在年纪大了，组织上也不让我去了，看到同道们在前线艰苦奋战，我能做的就是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为前线提供最大的支持，电子特刊也是另一种意义的战场。”
去年暑期我在贵州旅游，偶遇华夏肝脏病学联盟在此召开全国临床肝脏病学术会议。他们在经费不充裕的情况下，依然邀请了全国偏远地区和贵州山区的300多名基层医生免费免食宿参会学习。为使扶贫落到实处，联盟的专家们还在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搭起了风雨帐篷，开展义诊和送药活动。
陈葳蕤两鬓斑白，坐于帐前，胸前挂着听诊器，专注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
我不禁在想，如果没有崇高的信念，没有责任担当，没有对事业的热爱，没有逆境锤炼的胆魄，没有日复一日的知识积累，哪会有今天这抹耀眼的蓝光？我的这位战友，可以说无论身穿军装，还是身披白大褂，都是一个好兵，永远在前行的路上，永远把救人视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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