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烙印丨陈新民：“苦人儿”张东泉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陈新民，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曾执教甘肃酒泉教育学院。后任高台县委副书记、漳县县委书记兼县人大主任，定西行署副专员，甘肃人口委副主任，中国国土资源报党委副书记，国土资源部老干局副局长。现为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
原题
“苦人儿”张东泉
作者：陈新民
00
我父亲和张东泉的交往，缘起一次在校门邂逅。
1955年春季，开学不久的一天，张东泉拿着一本书刚进校门口就被我父亲喊住，问他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看的什么书？接过他递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父亲要张东泉把书的大概情节讲讲。他起先有些紧张，而后就镇定了，一口气地讲了好长时间。
父亲饶有兴趣地听他讲完，发现这个初一小男生很不简单，记忆力非常好，讲故事能抓住重点，有些概括能力，口头表达流畅生动。父亲当下给他布置了作业，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再精读三遍。
从那以后，我父亲格外关注张东泉，时时查看他的作文、鼓励他写读书笔记、特意让语文教研组安排他在班会、年级大会上做读书报告，向几十个、几百个同学报告读《卓亚和舒拉的故事》《保卫延安》等书和读一些应时诗文如郭沫若作品的体会。在父亲指导下，张东泉得到了读、写、讲全面锻炼，学习成绩步步提高，作文篇篇被选成范文。
那些日子，快乐少年张东泉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下，生活在和煦的春风里。
不久，张东泉经历了第一场人生灾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天水县马跑泉镇驻着两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除了天水二中，还有个陆军第29医院。我父亲和院长欧阳中校是好朋友。欧阳抗战初期参军，很敬重文化人，和父亲一样喜欢篮球运动，他俩经常带着各自的球队互访比赛，还亲自上阵“参战”。逢“八一”“五四”等节日，欧阳院长就邀请学校的合唱团、舞蹈队去医院参加军民联欢；父亲也多次请医院的专家大夫来学校作报告讲故事。学校医院相处得很好，如果搁现在，两家肯定都是“双拥模范”单位。
1957年初春，天水陇南地区大面积流行脑膜炎，疫情凶猛，夺走了许多性命。防疫机构在火车站、汽车站等人流涌动的地方，挨个发放磺胺片，可见形势严重。2月21日，学校要举行开学典礼，规定住校学生前一天到校。天快亮时，张东泉突然口吐白沫全身抽搐，紧接着就发高烧陷入昏迷。宿舍同学跑来向我父亲报告。父亲立即带着同学把他连人带铺板一并抬起，快步跑到29医院救治。经检查诊断，张东泉患了“化脓性脑脊髓炎”，已命悬一线。
朝鲜战争结束不久，部队野战医院还实行封闭管理，不收地方烈性传染病患者。在父亲要求下，欧阳院长安排医生做了应急处理，随后派了一名护士和一辆吉普车，把张东泉和闻讯赶来的他父母送到天水市防疫站治疗。张东泉在防疫站整整昏睡一个星期，醒来已是28日。一星期里，他每一刻都处在生死边缘，我父亲时时为他担忧……终于，在大夫的精心治疗下，他奇迹般地爬出了生命的低谷。
张东泉父母逢人便说：“多亏了救命恩人陈校长，若不是把东泉极快送进医院，我娃可能就耽误了。”
我父亲特别在意张东泉，起先是因为他的聪慧，后来则是因为他的苦难。张东泉1955年考入二中，因病休学推迟到1959年才毕业，毕业不到半年就身陷牢狱，在苦海里熬煎了整整20年。
我在漳县县委任职时，父亲给我一封张东泉的来信，要我好好看看这浸透血泪的文字，他说：“张东泉是个苦人儿，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张东泉如有困难，你一定要设法帮助。”
张东泉的父亲是辽宁营口人，少年从军，先在东北军，“双十二事变”后部队被整编赴抗日前线。张先生190的个头，魁梧勇猛，身为中校团副还上阵和日本鬼子拼刺刀。他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后来在武汉会战中腰部中弹负伤。从前线撤下来后，张先生作为伤残军人被安置在天水的国民革命军第13教养院，任第二大队大队长。1949年，13教养院集体转移到四川合川，后起义投向解放军的18兵团。不久，18兵团留守处给伤残军人发了少许遣散费，令各自回家谋生。本应享受起义人员待遇的伤残军人，回乡后多数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还有些以别的名义被管制。张老先生回到天水，被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20年徒刑。
按政策，国民党部队官兵一旦起义既往不咎。张东泉说他父亲从来没有和共产党的军队作过战，还掩护过陇南和陇右地下党的活动，这些情况地下党组织上层也了解。所以，在甘肃省委副书记高健君（曾任中共地下党陇右工委书记，“文革”中迫害致死）亲自过问下，张老先生在监狱待了5年提前获释。
1959年，天水要把“地富反坏右”赶迁农村监督改造。天水县城（北道阜）的赶迁指标是500户，张家也在其中。问题是，张先生从军后即和满洲国统治下的老家“失联”，显然无法回辽宁，张东泉母亲的娘家潘集寨又坚决不接受他们一家。
16岁的小学代课教师张东泉，认为在中国土地上无立足之地，感到绝望之时，竟突发奇想，要学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去欧洲勤工俭学。他给英国驻华代办处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写信请求留学援助，信中也提及目前的困境，和对极左政策的不满。两份信被邮捡上交，引出的结局是——作者成了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15年。按说，张东泉还不到承担刑事责任年龄。
张东泉开始服刑在民勤红崖山水库工地。干的全是土石方工程，属于特重体力劳动。他说，大饥荒的前期，犯人主要吃的是民勤面粉厂的麸皮和沙枣树叶，非正常减员很厉害。8月之后，上面弄来了些原粮，饿死人少了，但有人却被胀死了，是调去推磨的那些人。他们见到粮食，急急忙忙捧起吞食，据说，久经饥饿的人肠子轻薄如纸，已无法承受这原粮之重……
张东泉记得，刚去时工程指挥部下设四个大队，共有近五千“两劳人员”（劳改犯和劳教对象），1960年后半年先是合并成三个大队、再后来凑成一个大队，最后只剩劳改、劳教两个中队。
刑满后，张东泉被强制留在青海劳改农场就业，直到1979年11月20日彻底平反，从判刑到平反，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整整20年。
张东泉在在回忆里写到：“在这20年（劳改队）漫漫长夜中，多次和陈校长在梦中相见，每次醒来都泪珠滚滚，不胜唏嘘。”
1994年，分别30多年后第一次见面，张东泉哭诉：“陈校长，我是九死一生啊！”
平反对张东泉仅仅是政治灾难的结束，以后他个人的生活并没有走上平顺。他经历了妻子的背叛离弃，又当爹又当妈把三个分別4、5、6岁的儿子拉扯大。1990年他又患了癌症，在西安做了手术，医生断言他只能活三年，他和疾病顽强抗争了二十几年，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善良忠厚重情义的张东泉，命运为什么对他如此残酷？重重苦难如魔鬼附身，那每一重天灾人祸都足以压垮一个人啊！张东泉是怎么挺过来的？看他总是那么达观，那么“阳光”，不得不佩服他的百折不挠。
父亲经常为他担忧，同时又很敬重自己的这个学生，要其他同学们向好好向张东泉学习。
张东泉回忆道：“当年，我遵照校长的命令，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认认真真地读了三遍。这本书影响了我的一生。保尔·柯察金用痛苦考验自己意志的方法，激励我克服了人生道路上想象不到的艰难险阻。我应该感谢的第一个人就是陈校长。”
陷身牢狱多年，张东泉一直是周边犯人和管教干部公认的“笔杆子”，所在农场的黑板报、壁报都由他编写。从“反右”到“文革”，监狱里大学生、专家学者有的是，人才济济的群体里，得到“笔杆子”评价可不简单。
12年前，潘石屹老家潘集寨的长老找人写家族简史。潘家是地方的大姓望族，族人学者雅士不少，但主事者偏偏选中张东泉执笔。他果然不负厚望，写的《潘集寨和潘氏家族》一书，把迁居天水600年的潘氏家族的历史脉络、族系枝叶梳理得清清楚楚。全书引用史料准确，行文畅达语言雅驯，填补了天水地方史的一页空白。
仅有初中学历、人生最好年华在监狱度过的张东泉，文字为什么能胜人一筹。他把这个归之于在天水二中上学的收获，归之于我父亲的教育。
张东泉说自己是在我父亲的手把手教导下，养成了喜爱读书，善于思考，勤于动笔的习惯。他回顾道：“陈校长倡导学生多读书的显著成果就是校风正、学风浓，师生精神面貌昂扬向上。读书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着高尚灵魂，培养了坚强意志。”
张东泉说：我自己之所以能超越苦难，与陈校长的这种教育关系极大！”
自1994年在陇林宾馆与我父母重逢后，张东泉就记下我父母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好多次，他专程从天水赶到兰州为我父母庆贺；有几次，他担当起老同学们集体来兰州看望我父母的组织者。
父亲的九十岁生日之前，二中的老学生们又在联络准备前来兰州祝贺。父亲要我分别打打电话，请大家不要再奔波，来回一千五百多里呢，再说也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出门已不方便。父亲特别叮咛：“张东泉刚刚大病一场，先和他联系，让他务必安心在家养病。”
我在电话里转达了父亲的意思，张东泉斩钉截铁地回答：“新民，你不要拦挡，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兰州去！”
5月21日这天，张东泉抱病来了。他和专程从天水、杭州等地赶到兰州的二中老同学聚集，共祝我父亲的90大寿。宴会主桌上，张东泉站起来恭恭敬敬地给我父母鞠了躬，眼里闪动着泪花说：
“这些年，我多次到兰州来给陈校长余老师祝寿。今天看到陈校长已是90高寿，讲话思维清楚声音洪亮，不减当年在二中时的精气神，大家都非常高兴。老校长的健康，就是我们这些老学生的幸福。
“试想，假如中国有三分之一的中学校长像陈校长这样热爱学生、热爱教育、热爱学校，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会不会再有‘钱学森之问’呢？我想不会。
“作为一个学生，我在求学道路上能遇到陈校长和余老师这样的良师，实在是三生有幸,今世有缘。如果有来世的话，我还愿意当陈校长和余老师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