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 | 陈新民：第一缕春风吹动谁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陈新民，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曾执教与甘肃酒泉教育学院。后任高台县委副书记、漳县县委书记兼县人大主任，定西行署副专员，甘肃人口委副主任，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宣传组副组长，中国国土部资源报党委副书记，国土资源部老干局副局长。现为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

原题

第一缕春风吹动谁

作者：陈新民

回首改革开放的历程，让普通老百姓感受到的第一缕春风在哪里？社会走向公平公正的起点在哪里？在恢复高考。

这一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中，千万青年的人生转机和国家的转机同时出现，标志着新时代拉开序幕。

知识改变命运。1977年，这句话有了实际意义。

恢复高考，首先是恢复知识的价值，是恢复青年通过平等竞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此前，大多数人的这种最基本的权利被剥夺了。尤其是被“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打入另册家庭的青年，当时要冲破无形的牢笼，从根本上改变命运，如果不是恢复高考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一批考生入学不久，省委书记去农业大学视察时，我妹妹班上一个三十几岁的农村学员激动得泣不成声，事后，他竟舍不得洗被书记握过的手。现在看来这个故事非常荒诞，其实真正荒诞的是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这位出身于富农家庭的同学说，如果不是赶上邓小平恢复高考，自己此生根本与大学无缘。他还说，在生产队当社员时，别说省委书记，就是县委书记来，都要把地、富子女赶到一边去……

我对他的激动十分同情十分理解。

……1965年，我家住在父母任教的酒泉中学。七月底，传达室每天上午都围着许多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们既忐忑不安又无比热切地期待着邮递员的到来。自行车铃声一响，大伙全安静了，几乎是屏住呼吸接过一份份信件，然后，爆发出阵阵欢呼：噢！某某，兰大。噢！某某，西交大。还有师大、农大、铁院、政法学院……充满希望的欢呼声，震撼了我，也召唤着我。

小小传达室，是我放飞理想的地方。虽然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五年级，但我毫不掩饰自己将来考大学的志向。

有个叫王天喜的农村学生，拿到清华大学的通知书后，直接从传达室跑到我家，给当校长的我父亲报喜，是跑到太急还是什么原因，他的眉骨碰破了，我清楚记得父亲掂着脚给他擦红汞的情景。

父亲坚信，来年将不止一个王天喜走出他的学校，说六六级毕业生是他最优秀的学生。

谁知我刚上初中，大学就停止了招生。两年后，六六级高中毕业生和我们一道赴农村插队，直到1978年，他们中的个别人和我同期考进大学。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管制在“牛棚”，我在农村插队。一次，我赶着毛驴车进城拉粪，几个在城里工作的同学隔着街道对我吼道：“你不是要考北大、清华吗？咋捋起驴尾巴啦？”说得是啊，大学校园和驴尾巴的确太远太远。

文革期间的大中专招生，采取的是“群众推荐与领导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考试被废止，学员的学历和文化水平完全可以不计，政治条件是录取决定因素。招生表中有一栏“直系亲属和重要社会关系中，有无被杀、判、关、管（制）的”只要有其中的一条，无论你多么优秀，你就是贱民、就是另类。正像印度电影《流浪者》里说的：“贼的儿子永远是贼”。在“文革”大面积的政治迫害中，在堆积如山的冤案下，真正的“贼”又有几个呢？即使是真正的“贼”，他们的儿女就不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吗？无数优秀青年被耽误，是我们民族最大的灾难！

那个年月，我被推荐上学实在是出乎预料。当时，有个政策叫“给出路”（可见不给确实没有出路），即拿出极个别名额招收家庭有问题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已插队四年，多次被贫下中农推荐，但总是过不了招收单位的政审关。同来的知青大部分已返城工作或者上学，我成了剩下的“知青渣渣”，直到地区中等师范招收“社来社去”生。有门道、条件好的人都不愿去的情况下，“给出路”的政策才有幸落实到我头上。工人都不能当的我，一不留神竟成了肩负“上、管、改”使命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还当上了中学教师，想来近乎黑色幽默。

刚刚粉碎“四人帮”，父母亲对我和还在农村插队的妹妹说，国家绝不能这样办高等教育，高校绝不能这样招生，恢复考试是迟早的事。我对他们的话将信将疑，宁愿看成是老教育工作者对拨乱反正的希望。

那年，我在金塔县中东中学担任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教师 。1978年春天，我和自己的学生一同走进考场。给我代的高二.二班上数学课的黄中杰老师考进了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中有几十个人考上了大学中专，而且多是靠语文拿分。我这个当老师的却而败下阵来，考砸的课目，恰恰是我教的语文。这个结局完全出乎众人的预料，成了中东学区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

作文本应是我的强项，而问题偏偏出在作文上 。

那些年，我特别痴迷诗歌和绘画。在乡村中学，当时能在省级报刊发表诗歌和美术作品者寥寥。我诗画都发表了，于是，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这使我头脑发热，一段时期只要动笔，首先想到的表达方式就是诗歌 。

1977年高考由各省自行命题，甘肃的作文题是《不到长城非好汉 》。写作文时，我的内心迅速聚合成对诗歌的形式冲动，没有更多思索，提起笔来一挥而就，洋洋洒洒写了百余行高腔硬调的所谓政治叙情诗，交卷后自我感觉甚好以为稳操胜券 。

事后才知道诗歌是不能作为作文计分的。时至今日，每每想象起阅卷老师对我的考卷苦笑不得的情形，我的脸还会发烧，真是以一时的激情和自己前途开了个玩笑啊 。与其说这次失败是悲剧，还不如说是喜剧。人生的舞台上，一个人什么时候演什么角色，恐怕也是命运的安排 。

经过充分准备，半年后，我自信地进了考场，更自信地走出考场，在期待中憧憬未来。

不久，坏消息如一桶冷水向我劈头盖脸泻下：音、体、美三个专业招生条件已修改，年龄上限是23岁，已婚的一律不收。我报考的是美术，刚刚超龄，而且刚刚结婚。真是“东风不予周郎便”！

学校正放暑假，我窝在酒泉家中，不断听到别人（包括我的学生）拿到入学通知的消息时，又回想起当年中学收发室里那激动人心的呼喊……

一天，中东公社邮电所工作的朋友老郭，突然拐弯抹角打电话找到我，他用河南味普通话说：“陈老师，有你一封公函，师大来的。”听口气，他已猜出点什么了。

我说：“你拆开看看。”一会，传来他高兴的声音：“你被师大录取了。”

我不相信：“你再看看名字，别搞错啊。”

“不会错，就是你。师大美术系油画专业。”他肯定地说。

我既高兴又忧虑：不是已对“三类”考生有年龄和婚姻状况限制了吗？真能对我网开一面吗？

我回公社拿到通知书，匆匆忙忙赶到兰州。火车到时，车站的新生接待处已经撤离。几个不相识同学还举个“师大美术系”牌子，在站前广场等着，只为接应迟到的我。

那天在火车站，现任《青年文摘》美术总监的海军笑着对我说：“猜猜我们为什么要等你？大家想看看全省美术状元是啥模样？”海军已经报道好几天了，知道的情况多。他说：“你是美术系本届录取的唯一已婚又超龄的新生，因你的素描、创作两项专业课和文化课成绩都是考生里最高的，所以，老先生们都力主破格取你。”

作者当年在画课堂作业的情景

我至今非常感谢那些老画家们的厚爱，尤其是当年的系主任陈兴华教授。陈先生是晋察冀的老八路，抗战初曾任过贺龙的警卫员。黄继光烈士生前惟一的那张炭笔素描像就是出自他手。先生的大名我早就听过，进校前却从没见过他。

1981年初夏，作者在甘南尕海草原画的藏族汉子，2003年重逢于草原时，他已是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后来，我任漳县县委书记时，一次在省城广场偶遇陈兴华老先生。他拍着我肩膀说：“你呀你，为什么偏要改行？画油画不是很好嘛。”想想先生从延安、晋察冀、朝鲜的战火中一路走来，执着地走向艺术高地，我无言以对。

这些年来，我一直怀着对恢复高考，能使我参加平等竞争的感恩努力工作。无论是什么岗位上，我都全力以赴支持教育工作。在行署分管教育期间，得到教育部和省政府的支持，我们不遗余力地工作，终于办起了当地有史以来第一所全日制高校。

回想当年从60后到40后不同年龄段的学子济济一堂勤奋学习的情景，再看77、78两届同年进校的大学生现在对国家的贡献，我确信，民族的命运就是无数个人命运的累计。

今天，高等教育已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推动了和谐社会建设。

“江山代有才人出”。40年来，高校录取的考生总数已超过七千万。如果把这七千万人比做浩浩荡荡的人才大潮，那么，恢复高考就是解冻的第一缕春风！

第一缕春风吹动的，绝不仅仅是千万考生和他们的家长，而是刚刚走出十年浩劫，正处改革开放起点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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