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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40年丨人民大学统计班78级同学侧写
原题
40年统计“话人生”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班
78级学生生活侧写
执笔：黄运成、司秀
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
《走过四十年》征文选
2018年5月30日，人大计统系统计班78级的15位同学于入学40周年前夕在京小聚，其中，女生7人，男生8人，从事统计工作或教学的9人，占60%。平均年龄63岁。同学们畅谈专业，回眸人生，抚今追昔，总结“家国”发展40年，情景热烈。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统计专业78级毕业照
（前排左起：江宏 刘爱萍老师 刘援朝老师 吴微老师（计划教研室主任）于涛老师（班主任） 王经老师（系总支书记）李震中老师（系主任） 王文声老师（工业统计） 陆大壮老师（布局）马宝贵老师（农业统计） 郭善祥老师 倪家勋老师（数理统计）吴景山老师（系办公室）
第二排左起：刘蓉 申珂 马可冰 王清 姜和平 李黎 李卓 李连捷 王荣 侯磊 焦剑 曾平 周滨 唐若霓 熊应进 董建平
第三排左起：何济宁 刘国岭 司秀 熊振南 项威 汪叔夜 向寒松 赤坚 王安 黄运成 廖明球李泽忠 邹伟东 吴志惠
第四排左起：陈冀川 缴远 王立元 何平 王大千 陈相成 谢中枢 程晓农 王立新 孙孔文 刘大朝）
对有的同学来说，能够到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统计专业学习，纯属偶然。全班42名同学，有5位同学在入学报考专业选择中，没有报统计专业，比例占11.9%。他们报了经济、新闻、哲学等专业，但还是来到统计班，与大家相濡以沫，同窗四载。命运就是这样，有时，我们孜孜以求的东西，迟迟难至；并未祈祷的事情，却扑面而来。要相信命运。命运要求我们做同学，不是四年，而是一生。入学前，大多数同学对中国人民大学并不了解，对“统计是什么”更不了解。但1978年10月20日，当我们怀着惊奇和陌生的眼光走进这个校园后，一切都发生了转折。
到学校后，我们才了解到，中国人民大学有着辉煌、曲折和艰苦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诞生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成立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到1978年为止，经历了建校摸索阶段（1952年以前）、初期发展阶段（1953—1965）、教学瘫痪阶段（1966—1976）。
新的转机开始于1977年。当年9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此后，1978年 7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成仿吾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郭影秋为党委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8月，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和新建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法律、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中国历史档案、计划统计、财政、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经济信息管理等15个系，6个研究所，4个直属教学单位，24个本科专业、14个研究生专业。1979年以后在崇文区和西城区创办第一、第二分校。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科始建于1950年，两年后成立计划统计学系，1978年统计专业是复校后的第一届，当时，系主任李震中、党总支书记王经、系副主任任瑞金等都非常重视统计班学生的培养，荣英老师、刘爱萍老师在学生工作中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戴世光教授、郑尧教授、于涛教授等统计大师亲自为本科生上课，老师对学生们的期待都充满在教学中。2003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统计学院。目前，人大统计专业已经是国内排名第一的双一流专业，人大统计学院也已成为国际上知名的统计教学与科研机构了。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有计划、统计和生产布局三个专业，统计班有学生42人，其中，男生24人，女生18人，入学时平均年龄24岁，最大的学生是谢中枢，30岁。最小的学生是王立新，仅15岁，跳级进入中国人民大学。42位同学分别来自9个省市，包括：北京（26人）、江苏（3人），河南（2人）、河北（2人）、湖南（2人）、四川（2人）、内蒙（2人）、安徽（2人）和广西（1人）。
大学四年，时间过得很快。大学的学生宿舍，最初是住红1楼，8个人住一间宿舍，上下铺。后来调整到东风2楼，6个人住一间宿舍。每个同学的家底就是一个箱子，春夏秋冬的衣服都在这个箱子里。放暑假，外地同学为了省钱，多数都不回家，放寒假因有一个春节，要回家。回家的车票要提前订，常常没有座位，同学们就带几张报纸或一块塑料纸，晚上铺在座位底下，睡上几个小时。下车后感觉这真是一种奢侈。
学习的日子转眼即逝，有趣的生活记忆犹新。
（1）冬天在教室里生炉子。刚刚入学时，学校百废待兴，条件比较艰苦，教室里没有暖气，冬天需要生煤球炉子，每天生炉子需要提前到教室，把炉子生好以后，燃烧半个多小时，教室才会暖和。很多同学以前没有生过炉子，一开始点不着火，大家就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为了做好到教室生炉子这件事情，班级里专门排了值日表，每个小组负责一周的工作。煤球炉子生了两年，第三年教室装了暖气，从此“在教室里生煤球炉子”就成为历史，但是，人生的炉子才刚刚燃烧。
（2）香香的玉米糊糊早餐。上学时，全国还在实行计划经济，买粮食还需要粮票，如果哪位同学每月有几十斤全国粮票，其家中的经济条件一定是比较好的。我们在食堂吃饭都是站着吃，早餐通常是一大碗玉米面糊糊，半个或一个馒头，一小碟咸菜。当时没有鸡蛋吃。但每次吃完早餐都感觉很香，玉米面糊糊和咸菜的余味一直留下来几十年。
（3）每天必打的开水。晚上，同学们从教室回宿舍，总是要喝开水，因此，必须打两个热水瓶的开水，这是每个宿舍每天的任务。宿舍里，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做这件事情。打开水要到开水房去，大约需要走十分钟，并且晚上7：30以后就没有开水了，因此必须提前打。晚上上床前洗脚都要到洗脸房里用冷水洗，那里没有热水。现在想想这些艰苦的过往，当时都感觉愉快地度过了。
（4）给家里或给亲朋打电话。当时打电话是一种奢侈，学校自行车棚有一个公共电话，打电话要排队。 如果家里附近有一个公共电话，每个星期能给家里打一次电话，那是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接电话也是公共电话，没有办法事先联系，有时排了半天的队，电话打过去，找不到家人，感觉非常沮丧。每次打电话大约一角钱，打时间长了，收钱就多，从来没有煲电话粥的情况。
（5）绿茵场上踢足球。班里有一个同学叫赤坚，达斡尔族后代，来自内蒙古草原。大概血液里有祖先留下的奔跑的基因吧，始终那么热爱足球，绿茵场上那点事儿如数家珍。大三的时候学校组织献血，赤坚上午献了血，可巧下午有足球比赛。赤头儿（他的昵称）一点没含糊就上了，结果晕在场上。女生心疼地责怪：“一点常识没有啊！献了血不休息能行呀！就你英雄啊！”赤坚心里嘀咕：跟草原比起来，球场上跑跑不就是澡盆里游泳嘛，大惊小怪个啥呀！每天晚上宿舍熄灯后总有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聊天时间，足球常常是这个宿舍热烈的话题。
人民大学78级统计班同学：左起邹伟东，黄运成，王清
大学四年很快过完了，进入了1982年的6月，那是一个闷热、躁动的夏天，面临着毕业季节，同学们依依不舍。往日的时光又浮现在眼前，那是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有黄达教授、戴世光教授、倪加勋教授、于涛教授、荣英、刘爱萍老师等等，多么亲切！回忆大学冬天生炉子，那熊熊燃烧的火苗就是我们人生的光芒；回忆每天必吃的早餐玉米糊糊，那种香甜是我们青春的绽放；回忆每天晚上入睡前的宿舍讨论，尽管争得面红耳赤，第二天早晨又一起奔跑在运动场上。这四年，时间短的象一刹那！我们一直在学习，仿佛学了很多，临近毕业，又很茫然。下一个城市定位哪里，那里的路如何走？
人生又面临新的选择，成长的烦恼！就业还是继续学习？在国内学习还是到国外留学？实际上选择在大学第三年级就开始了，一直绵延到第四年。外地同学是否留在北京？家乡那头是亲情和乡音，还有相守。北京这里是诱惑，是相聚，也有相依。北京同学在各个单位之间如何选择？是工作还是继续学习？或出国深造？做统计工作还是非统计工作？这些都是选择。未来真是不可捉摸。有时感觉，毕业也像掷骰子，表面上看扔骰子是自己，其实，背后仍然是上帝之手在安排。
1982年8月，统计班42名同学毕业后形成了五个毕业走向：一是分配到统计工作第一线，一共有9人，占21.43%，其中，有6人进了国家统计局，3人去了湖南、四川和广西省统计局。二是分配到其他国家部委16人，占38.10%，这是绝大多数同学的去向，包括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核工业部、兵器工业部、航天工业部、建设部、铁道部、化工部、海关总署、邮电部等国家机关及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三是从事统计及相关研究，共10人，23.81%，其中，留中国人民大学任教3人，分配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当老师1人，社会科学院1人，北京财贸学院1人，北京经济学院1人，分配去北京以外地区当老师3人。四是继续深入统计学习6人，14.29%，其中，上研究生5人，出国学习1人。五是到地方（安徽）政府机关1人，占2.38%。
董建平同学大学毕业后考入中科院数学及系统科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她是研究所里当年录取的18名硕士研究生中唯一一名女生。导师是对投入产出理论与实践均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陈锡康教授。1985年硕士毕业后，董建平又考入美国纽约大学统计专业，1992年获博士学位。她论文发表在美国Annuals of Statistics上，影响很大。自1992年起，受聘于美国密执根理工大学数学系，现任该校终身教授，正教授兼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density estimation,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nonparametricstatistics, and statistical genetics. 几十年来，她在美国几个统计理论、统计应用及生物统计杂志上发表几十篇学术论文。
陈冀川同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关总署统计处工作，当时海关统计工作还处在恢复发展的初期，到海关工作后不久，正值国家统计局组织《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电视讲座》的学习，海关的统计人员也被要求参加这个学习，领导让他担任学习辅导员。通过担任统计学习辅导员，他的工作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1984年10月，他被任命为海关总署统计处副处长，1992年3月，他被任命为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副司长。
在海关统计部门工作期间（1982年—90年代），陈冀川做了三方面重要工作，一是面对海关统计原始凭证进出口报关单快速增长的形势，推进海关统计从人工向网络化的转型；二是接近围绕进出口管理重点和关注热点，强化海关统计分析和统计咨询服务；三是针对中美1990年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的争端加剧，参与组织“中美贸易分析小组”，对中美在贸易不平衡和统计差异问题做专项研究和跟踪分析，撰写多篇分析报告。为中美贸易谈判及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对策意见，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发挥了海关统计为政府决策服务的职能作用。
毕业已经36年了，人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毕业后，同学们有大聚，也有小聚。每次外地同学出差到北京聚会比较多，出国同学回国也是聚会的好时机。毕业10年、20年、30年、（入学）40年都是大聚。有三位同学已经先去了他们的来处，还有几位同学断了联系。40年来，风霜褴褛，每次同学相聚，都感慨万分。
……
1992年7月，黄运成（左2）与刘鸿儒、楼继伟等人在马来西亚考察资本市场
一路走来，大家对统计的感情还是浓浓的。1982年7月，分配到国家统计局的同学有6人，后来有2人调离，1人调入。在统计岗位工作还有四川、广西、湖南省统计局的3位同学，在国内外大学任教的同学有10人，在国务院相关部委统计岗位工作有3人，合计21人，占统计班人数的50%。他们做的工作可以归纳为以下6个方面：
1、建立统计制度和标准的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一个神圣的岗位。当统计班78级毕业的同学们走进这个岗位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统计局与中国人民大学一样，亟待恢复再生。当时，政府统计的两大硬伤：一是文革造成的统计工作中断，大部分政府机构的统计都被摒弃了，只有粮食、商业、铁路、外经贸几个部门没有间断；二是统计工作的理念、方法和形式严重过时、落后。1949—1985年，中国政府统计因循苏联模式，总量指标计算社会总产值，非物质生产部门没有包括在内。改革开放后，跟国际社会根本无法互通衔接。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刚刚毕业的同学们与他们的同事一起，深入调研，努力改革。王立元同学是统计班的小弟弟，聪明的内涵和英俊的外表使大家格外喜欢他。毕业后，他分配在国家统计局的设计管理司，这个司侧重于统计制度、统计方案、统计标准和统计方法的研究制定。几十年来，他们做了大量旨在使中国统计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和与世界统计接轨的工作。譬如制定关于行业、产品等各种涉及统计数据属性的分类标准；统计核算体系从东方的MPS体系向联合国SNA体系的过渡；各种国际推荐的调查活动在中国的落地和本土化过程等等。经过王立元和他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如今中国的统计制度体系已经比较完善，和国际统计大家庭的融合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2、建立“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体系。计算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用什么指标？这既涉及理论问题，也涉及实践问题。我们国家在改革前采用前苏联的体系，计算社会总产值，这个指标不承认服务领域的生产活动，因此大大减少了我国的生产活动总量，与国际社会也无法比较。改革开放后，国家统计局开始国内统计指标体系的改革，开始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计算方法。
1985年开始，我国建立GDP核算制度。1993年，正式取消国民收入核算，GDP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迈向了走向国际通行核算方法的第一步。此后，国家统计局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使之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在此过程中，统计班的同学们付出了辛勤努力。
3、建立中国服务业统计。李黎同学才貌兼优。毕业后，分配到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工作，1990年代调入新成立的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总队在2005年前后的统计改革中改为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改成服务业统计司。中国政府统计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多年以来重物质生产，轻服务类经济活动，服务方面的数据极度欠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统计局以第三产业普查为起点，把服务业统计发展起来。
作为没有基础和经验可依赖的服务业统计，李黎和同事们进行了大量摸索和研究，制定出了适合中国的服务业统计体系，并和中国经济中服务产业的发展紧密相接，使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变、优化的情况得到全面客观的反映。2017年中国服务业GDP达到42.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51.6%，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8%。回想二十年前，得到这些数据是不可想象的。李黎作为服务业统计的创始人之一，建功至伟。
4、建立中国社会调查统计。熊振南同学是统计班最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当时中国的统计是“重经济，轻社会”的畸形结构，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反差。为改变这一现状，熊振南对中、外统计体系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决心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新的指标体系的核心是把社会统计的线索定位到“人”而不是“事”，围绕人来选取和设置指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统计思维，所以很快在政府部门内得到了广泛好评和认同。
之后，熊振南从外围进入核心，推动、敦促国家统计局把当时使用的社会统计指标全部改变过来，在1990年前后，就使中国的社会统计指标基本上能与世界接轨，突破了这个瓶颈，促进了中国社会统计工作的迅速活跃和发展。熊振南后来在《统计法》的改进以及民间统计的管理中都有卓越建树。
5、在地方统计中搏击。马可冰同学是四川省统计历史亲历者，她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统计局，从此开始了她地方统计实践的一生。她作为主管国民经济核算的副处长参与了中国统计史上新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变革并组织了其在四川的实践。作为常务副主任组织了四川省第一次第三产业普查。作为常务副组长筹备组建了四川企业调查队并主持组建后的企业调查队工作。先后任四川省统计局综合处副处长、核算处处长、四川企业调查队队长、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队副总队长、巡视员。
6、深化开展统计科学研究与实践。
（1）项威同学上学前在黑龙江兵团工作10年，为人真诚正直。毕业后，分配在国家统计局下属的中国统计出版社，一直从事《中国统计》的编辑工作，在遵循服务基层，面向全国，普及为主，兼顾提高的方针下，在统计人员培训，核算体系转换，以及各项普查的宣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统计》的生存发展，他付出了近40年的精力。另外，他还主持了多种统计类书籍的组稿编辑工作，把统计的成果和统计知识、理念传播发散到全社会。作为中国统计出版社的总编，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统计出版工作的铸就者之一。
（2）汪叔夜同学在中国人民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后，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数理统计教研室任教，并攻读戴世光教授的统计学博士。在读硕士期间，他组织硕士同学江宏、程晓农、段昭、刘新一起编写了中国第一本《英汉统计词汇》。留校任教期间又和周复恭老师、黄运成一起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应用数理统计》教材、作为统计系本科数理统计教材，并通过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平台向全国电大学生教授数理统计。
汪叔夜1989年后到加拿大留学取得金融学和管理科学博士学位并任教，后在香港理工大学做教授，现在又被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聘为金融学教授。他认为，统计是一种科学语言，我们用这种语言与各界、各学科交流和对接。近代金融资产定价及证券实证研究，其主要的方法论工具就是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
（3）廖明球同学是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毕业生，现在是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曾任湖南统计局的处长，他在学术上将国民生产总值、投入产出现金流量、对外收支资产负债结合起来，从生产、初次分配、再分配使用三方面全方位国民经济运行，将投入产出分析、投入占用产出分析、存量投入产出分析、环境投入产出分析结合起来，建立经济、资源、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并以湖南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进行绿色核算，将GDP核算换算成绿色GDP核算，编制绿色投入产出表，并建立了中国和北京市的绿色GDP投入产出模型。
（4）吴志惠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标准局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1991年调入物资部信息中心（后更名为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也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科技信息部）工作，在她职业生涯中，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就是，2004-2007年与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队合作，编制了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当时，吴志惠担任信息中心的物流处处长，从最初的国外PMI资料的全面翻译，到代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起草建立中国PMI指数体系的报告以及PMI初步调查方案和工作计划，再到与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队的密切合作，成为中国PMI指数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继而参与开展试点调查和企业采购经理小型座谈会，完善调查问卷和方案，召开全国PMI工作培训大会，组织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大学等专家的论证会，召开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新闻发布会，撰写PMI商务报告等等，每一步都凝聚了她的心血。也可以说，她是中国PMI的创始人之一。目前，该指数在每月第一天发布，已成为监测经济走势最为及时、至关重要的风向标。
（5）程晓农同学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在四年统计本科学习完成后，继续在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研读统计硕士。取得硕士学位后，他来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1986年底，程晓农萌发了分析改革以来国民收入流程变化的想法，即建构一个完整反映国民经济各领域收支活动的框架，从而分析各年国民收入的产生、分配和最终使用的状况，以观察1978到1986年的经济改革究竟对中国经济整体上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客观上颠覆了“综合平衡”的基础，计划经济的传统核心理念事实上已经失灵。这项研究的成果由程晓农和宋国青执笔，以《改革中的宏观经济：国民收入的分配与使用》为题，发表在《经济研究》1987年第8期上，1988年又收入宋国青与程晓农合著的《改革中的宏观经济》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6）熊应进同学1982年分配到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以下简称“电大”）以后，就开始为1983年工业统计和财经类专业招生做各种筹备工作。在她的这一生中最骄傲的事情，应该就是在电大工作了三十六年，为电大贡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熊应进同学退休前是电大副教授和国家开放大学新闻办主任。她编写了各类教材，担任了包括《统计学原理》《工业统计》《商业统计》《基建统计》《应用数理统计》《抽样调查》《社会经济调查方法与实务》及本科《金融统计分析》、《国民经济核算》等课程的主持教师。其中统计原理这个课程的教材，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优秀统计学教材。制作的统计学原理的一些电子课件也获得过全国奖项。后来她还负责了本科课程的国民经济核算的教学，在全国的成人教育领域都是比较有影响的，这些都让她觉得很自豪。统计学原理这门课是她参与编写教材同时参与主讲，她的讲课当时在“中央电视二台”全天播放。
（7）谢中枢同学是苏州大学教授、陈相成同学是河南财经大学教授、李泽忠同学是中国核电党委副书记、刘国岭同学是中国农业银行专项工作检查组组长，申珂同学是中国化工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王安同学是知名记者与杂志主编、唐若霓同学是国家开发银行行务委员、向寒松同学是全国市长研修学院副院长，高级经济师、司秀同学社科院人口所副研究员、刘蓉同学是国家发改委高级经济师、黄运成同学是中国证监会研究员。
这些同学和许多没有列名的同学，他们都是所在单位独当一面的栋梁。他们说，“每一代人都在国家、民族的发展中负有历史责任。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见证了新中国发展改革的巨大变化，这是一个从贫困奔向小康的过程，是科技进步飞快、社会变化巨大、生活水平提高显著的历史时期。我们有幸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尽职尽责奉献了自己的力量，承担起我们的历史责任。入学40年后，面对母校和老师们的培养，我们感到无愧于心，这是最为自豪和欣慰的”。
1993年黄运成（右1）主持中国三峡工程融资方案设计，在京西宾馆参加方案论证会，与国务院三峡建设办公室领导合影
凡是过往，皆为序曲。2018年5月30日，统计班因董建平从美国回来，又有了一次小聚。大家回首，入学时的平均年龄是24岁，这次聚会时，15人的平均年龄是63岁。斗转星移，40年时光飞逝。大家交流心得，从统计到人生。与入学时青涩少年相比，我们的人生已经站在了秋天的路口。
40年前，曾经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转换成40年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孤”的不舍。望着夕阳洒下金辉的影子，同学们对未来有了以下更多的期待：
一是提高人生平均数的代表性。大家说，目前我们的人生，正处于平均数的边缘。要提高人生平均数的代表性，需要计算好三个平均数：
（1）提高时间的平均数。根据联合国关于人生的新概念，六十岁仅是中年。如果把人生分成三场球场，上半场是上大学以前的时光，中场是上大学和工作，现在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如果用感觉作权重，人生的上半场的24年是青涩而多彩的；人生的中场的40年是五味而酸甜的。人生的下半场的40年将是从容而欣慰的。人生序列的平均数，前2/3部分都已确定，还有1/3部分没有确定，拓展这部分的长度将大大提高平均数的数值。
（2）提高“精、气、神”的平均数。人的存在是精气神的三位一体，精是物质存在，精衰则神疲；神是心理的，是情绪、情感、心情等表现；神是精的主宰，神守则精固，神荡则精泄；气是精和神之间的中间环节，精可化气，气可养神，气旺精足则神明；神可以驾驭气之运动，可以聚气以生精，神明则气调精固。精足气充，气足精旺。善于养生者，必保其精，因精充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体质壮实无病，反之，精亏气虚神衰，则体弱多病。因此，如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
（3）升华灵魂的平均数。灵魂不等同于精神，精神是灵魂的表现，灵魂是精神的主宰，身体是灵魂的庙宇、可见的灵魂。物质是不灭的，灵魂永不消失。高尚的灵魂，表现在我们对生活、生命、精神的态度。当你从容地忘记你的过去，积极地看重你的现在，乐观地对待你的未来，你就站在生活的最高处；当你明白成功不会显赫你，失败不会击垮你，平淡不会淹没你时，你就站在生命的最高处；当你修炼到足以包容所有生活之不快，专注自身天赋的责任而不是利益时，你就站在精神的最高处；当你以宽容之心向后看，以希望之心向前看，以仁慈之心向下看，以感恩之心向上看，你就站在灵魂的最高处。升华灵魂，我们就会攀登上人生的新高峰。
二是减少人生平均数的误差。误差小是增加平均数代表性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在人生的下半场增加误差的因素是什么？是人，是自己的思想情绪和其周围所接触的人的精神状态。所有的距离都是心的距离，所有的痛苦，都是心的痛苦。心有所寄，行有所往。心里安处是家乡。大家一致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必须：
（1）必须坚持自信。脚是最长的路。走过了无数的山和水，已经知道了跋涉的技巧。坚定自己的方式就是最好。人生没有停止符，只有暂停符，暂停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虽然我们退休了，但生活没有停止，人生还在前进。只要生命不息，我们就必须一直坚忍不拔。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我们自己，没有其他。最好的山峰不在外面，而在我们内心。我们要不断攀登我们内心的珠穆朗玛峰。
（2）必须懂得取舍。到了人生下半场，活动的场所有很大的调整，手边的工具也要变换，我们要舍弃很多重兵器，一切不利于前行的人和物都要放弃。我们要与积极的人一起前行。孟母三迁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好的环境，人生的下半场同样要有一个好的环境。画眉麻雀不同嗓，金鸡乌鸦不同窝。
（3）必须不懈努力。人生前行就像乘一叶小舟，穿行在波涛骇浪中，没有不需要努力的人生，即使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仍然需要努力。你的格局决定了你的人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人心就像一个容器，只有宁静才是稳定的，稳定才能清醒，清醒才能不惑，不惑才能前行。欲望是魔鬼，我们虽然不知道欲望的行为模式，但是我们肯定知道，欲望是膨胀的，有限的心房装不下欲望的膨胀，它会使我们的行为失控。因此，在人生的下半场，一定要驾驭好自己的情绪，防范欲望，不要让它误导了自己的行程。
三是不断攀登人生的泰山。有时我们感觉，人生一直在半醉半醒时间度过。半醉半醒一浮生，仰首是春，俯首是秋，刹那间的繁华，却需要我们用一生来参悟。仔细想想，人生的前行如同登泰山，要保前程之广泰，必须“安”之“包容”，“富”之“广民”，“福”之“大家”，“幸”之“厚德”也。
2018年9月26日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班78级入学40周年合影。后排左起：李连捷，熊应进，王蓉，李卓；中排：廖明球，司秀，李泽忠；前排：吴志惠，刘蓉，周滨，黄运成
（执笔者黄运成，历任证监会政研室副主任、上海证监局副局长，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辽宁证监局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司秀，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副研究员）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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