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丨徐建 ：四十年，二十事

亲历丨徐建：四十年，二十事

原创：徐建新三届 2018-07-16

老编的话：今年是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40周年。年龄跨度从1946年到1964年的新三届这一代人（硕士生有1939年的，少年班有1967年的），既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历史见证人。本号特辟“亲历”栏目，文章主题为新三届人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所作所为、所见所思。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徐建，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条法处。1983年赴深圳任对外律师所律师，1984年任深圳经贸律师所主任，1985年任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1990年任司法部派驻香港中国法律服务公司董事副总、香港中国法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01年任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2003年任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2010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院长。兼职中国人民大学校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商法兼职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律师研究所理事长、深圳蓝海经济研究院荣誉院长。

原题

四十年，二十事

今年，是1978级大学生入校40年，也是改革开放40年，我有幸参与了全部历程。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要求写点文章，回首往事，确有不少值得记忆的事，梳理一下，有二十件。

一 . 退伍考上人大

我是老三届的，只上过半年中学，上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想。我妈是中学教师，经常灌输“读书有用论”。我在农村插队三年，自学了初中课程，当兵五年，又自学了高中课程。1978年4月，我放弃在部队提干的机会闹着退了伍，回老家徐州的银行做了保镖，后又当上了团委书记。

其间边工作边备考，以徐州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9月入学，12月我所在的部队就上了越南前线，退伍前我是尖刀班班长，若无退伍高考，我的人生历史将改写。

二 . 取消反革命罪

1978年，是历史转折的年代，也是思想狂飙的年代，人文荟萃的人大校园罢课竞选，给我上了民主法治的第一课。在学校讲演会上，我《言论自由》的讲演获二等奖（一等奖是后来的国安部副部长邱进）。张志新事迹报道后，我组织全系同学学习，给辽宁高院写了声讨信，后改题《鲜血的启示》在《北京日报》发表。

一周以后，刑法课讲反革命罪，我想到张志新就是这罪名被冤死的，就在课堂讨论上提出要取消反革命罪。后来又写了五千多字的论文在《探索与争鸣》杂志发表，被高官看到批示查处，差点把我被打成反革命。幸亏高明暄等教授保护，我又拿出在部队的立功证书，工作组才排除我的反党动机。

1997年，刑法修改取消了反革命罪。我的论文被编入中国刑法学会《新中国刑法五十年》论文集。

三 . 从央行去深圳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条法处，参与了保险条例、票据法等金融立法，沿用至今的“四倍以上利息是高利贷“就是我参与制定的。在央行应该说前程似锦，但我不喜欢机关的唯唯诺诺循规蹈矩。1983年深圳经济特区来北京招聘干部，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行长不放我，说道：“央行就你一个学法律的，派你去中南海立法，将来条法处变条法司，司长就是你，为什么要去深圳？要走就把北京户口留下。”

母亲听说了也从老家赶来劝我，但我都不为所动。我虽然没去过深圳，但我坚信，深圳就是当年的延安，早去早受益。我走的时候全班同学在河南饭庄为我饯行，说我是闯美国西部的牛仔，不好就死我一个，好了大家都去。就这样，我放弃了北京户口和央行的前程，去了深圳。

当时的深圳是一片工地，只有两座楼，八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工资也只有140元。我做了两年律师，1985年当了市司法局副局长，成为当时深圳最年轻的局级干部。我返回北京，回请了全班同学，也将深圳的改革开放信息带给了大家，随后就有十多个同学放弃在国家部委的“铁饭碗”和远大前程，南下去了深圳。

后来同学多了，我们又发起成立了人民大学深圳校友会，我担任了一届会长。市招聘办的人曾说，“你是第一个放弃北京户口来深圳的干部。”今天回想起来，对当年南下深圳的选择无怨无悔。

四 . 首宗涉外并购

当时的深圳，虽然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法治上还是一片空白，需要创法的勇气和能力。1983年，深圳的中外合资企业东湖宾馆外方母公司破产，香港法院命令清盘官来深圳清盘。深圳市政府不知如何应对，让律师给法律意见。我根据人大法律系佟柔教授“有法依法，无法依惯例，无惯例依法理” 的教旨，给出了五点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1、清盘官首先要向政府申请；2、只准股权转让；3、不准将合资公司清盘；4、转让后的资金先清偿国内的债务和税收；5、剩余款项可汇境外。”

我的意见获得市政府釆纳，最后我代理清盘官，另一位律师代表中方，花了三个月完成了清盘任务，並依此案例为《涉外公司条例》写了专章，据说这是我国首宗涉外并购案例。

五 . 开创律师见证

1984年，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廖耀珠律师与我分别代理中外双方，谈判八千万港元的新都酒店融资合同。在签约时廖律师提议，要我和她分别为中外双方的代表见证签字属实。我告诉她中国只有公证，没有私证，我可以去找公证员。廖律师说，我们俩谈判了三天，亲手起草了合同，对合同的意思表示最了解，为什么还要请公证员来审查证明？中国法律是没有见证，但是你做了不就有了吗！

这句话提醒了我，我想起邓小平所说的，要杀出一条血路的创新精神，深圳就是要为全国的法律改革提供经验，如果有了律师见证，不正好完善了中国的证明制度吗？于是我和廖律师各自为委托人做了见证。

事后我向领导做了汇报，得到了肯定，我根据此案例，写了《论律师见证》一文，获得全国律师论坛一等奖，随后律师见证业务在全国推广开来。后来，深圳特区立法《深圳律师条例》时，第一次写入了律师见证业务。《中国律师法》修改时，也将律师见证业务写入其中。

六 . 首次国际仲裁

1984年，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在深圳设立分会，开张后受理的首宗案件是美国美孚石油香港公司诉深圳石油公司仲裁案，我代理美孚石油香港公司出庭。开庭那天下着小雨，我和美孚香港公司的老板踏着黄泥，来到深圳蛟湖村一座农民房前，上面挂着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的牌子。美孚香港老板看到后愣了半天后问我，这是仲裁院吗？我说是。他又问，这里的仲裁有效力吗？我肯定地回答，法院会执行，你放心吧！

进了门，正中堂屋摆着一张八仙桌，已有三位老人坐在八仙桌旁，他们是北京和深圳的仲裁员。那时仲裁也没有固定的程序，双方各自谈了诉求并证明后，仲裁庭进行了调解，深圳石油公司承认了过错，我也做了美孚石油香港公司的工作。

最终，美孚香港公司同意以人民币五十万的价格，将现在上海宾馆对面的油站卖给了深圳石油公司，纠纷顺利解决。当年在蛟湖村仲裁的照片，至今还掛在深圳国际仲裁院摩登大楼里。

七 . 民间临时仲裁

1985年，我在深圳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当主任，有两个当事人来到所里，要求律师做履约监督人。原来他们双方第一次做生意，都怕对方违约，愿意各拿30万元押在律师所，如有一方违约，就由律师裁决将30万罚给对方。我知道这样的做法是民间临时仲裁，虽然我国参加的《联合国仲裁公约》承认民间临时仲裁，国外也普遍存在，但在我国没人做过，我国实行的都是仲裁委的机构仲裁。

我想，只要和双方当事人签订合约，授予律师履约监督地位和裁决权利，双方的押金又在律师所，有可执行性，不妨一试。就这样，我所和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合约。

过不久，一方当事人没有找到批文违约了，另一方当事人要求履行罚责。我就和两位律师组成临时仲裁庭，让双方到庭质证辩论，最后作出裁决书，将30万押金当场交给守约的一方。另一方不服，向法院告我私设公堂，法院不受理，又向司法局和人大控告。

后来全国人大组成调查组，调查结果认为《仲裁法》尚未颁布，不能认为违法，但下不为例，不要再做民间临时仲裁。迄今为止，这是中国仲裁史上，唯一的民间临时仲裁案例。

八 . 律师制度创新

中国律师制度1980年开始恢复，基本上都是照搬苏联法律顾问处的一套。198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将法律顾问处改为律师事务所，1985年，我组建的深圳经济贸易律师所，第一次实现律师不吃皇粮，自负盈亏，效益大幅提高。

1986年，我主管深圳律师工作后，提出了建立个人、合伙制和外资律师事务所的建议，得到市政府的支持。在司法部蔡诚部长的关怀下，我带队去香港考察，亲自筹划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合作制的律师事务所，该所以人大校友段毅、刘雪坛和武伟文命名，采用香港律师的合伙制管理体制。

1988年，深圳又成立了第一家李全祿个人律师事务所，为全国的律师制度改革，闯出了一条路子。

九 . 起草政改方案

1987年，中央成立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让深圳做试点。1988年，深圳市委领导让司法局和法制局各自起草一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我组织了多位律师和学者，研究了美国的三权分立、英国的上下议院、台湾的五权宪法，最后以香港的港督制立法委员会行政主导为模式搞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提出将人大政协合并、议员职业化、竞选产生等设想，得到市委领导的赞许。

由于保密工作没做好，方案被香港记者窃取，在1988年12月7日《明报》全文发表，引起中央震怒。加之1989年后形势变迁政改停步，遂设立了深圳人大筹备组，使特区体制与内地完全一样了。

为记录这段历史，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1988，深圳政改的夭折》一文，刊登了当年的香港报纸，这可能是中国政改史上有案可稽的唯一政改方案。

十 . 随司法部长访美

1988年，中国司法部代表团第一次访问美国，也是共产党国家的司法部长首次访美。美方接待规格相当高，我们每人都有两个保镖，美国司法部长全程陪同。这次访问使我们大开眼界。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资料库，可以调出蔡部长出国前在庐山会议的秘密讲话。在全美律协了解到美国议会中70%是律师，美国40届总统有28届是律师。还有纽约的监狱竟然建在闹市区，为的是探监方便。纽交所给了我们百年的规章，但行李超重要弃之，我自费带回了深圳，成为后来筹备深交所的至宝。

在洛杉矶机场，蔡部长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就带你一个地方干部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中组部要求配个40岁的副部长，你35岁，来部里吧？我说感谢部长的栽培，人要有自知之明，我不是当官的料，还是派我去香港，学习做律师吧！蔡部长说，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九七回归香港也需要人，你就去香港吧！

十一 . 在香港做律师

1989年，香港还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共产党还属于地下党，党员被称为A员。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是司法部的窗口，处于白色恐怖下，我们的办公室多次被盗，发展港人入党都非常秘密。

公司董事长是中国002号大律师柳谷书（柳传志的父亲，001号为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总经理是全国律协会长任继圣、高宗泽，我任副总经理（副厅级），我们是香港律师会批准执业的第一批中国律师，主要是代理香港人处理内地法律事务，也作为中国专家出席香港法庭，同时做香港法律界的统战工作，保障九七顺利回归。

我们代理胜诉20亿的中威轮船索赔案，组成53人的专家团，使日本人出庭时找不到中国海事专家。另外我代理的合和集团首宗BOT项目索赔案，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拿回12亿，超出底线两个亿港币。香港老板胡应湘提出要给我三七分成，我说：内地律师可以分成，而我是在香港做律师，只能按每小时5000港元收费。

之后我们还在香港建立了香港证据内地使用的转递制度，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中英对照的《中国法律》杂志，交了大批的香港法律界朋友，为中央的香港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香港回归那天，看着解放军进城，仿佛回到1949年。

十二 . 与李嘉诚交往

李嘉诚是香港首富，他对法律的重视和对律师的尊重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次在他家里吃饭，陪同的还有位六十多岁的老律师，李嘉诚说，这位老律师跟了我40多年，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他不点头，我不敢签任何合约。我以人格担保推荐他做司法部委托公证人，我答应转达。

行前我提议合影，他马上起身，仅坐了半个沙发说，能和徐大律师合影我很光荣呀，那一刻深刻感受到了这位商业巨擘的成功之道和对律师的尊重，内地律师何时能有这样的地位？

后来，他为北京东方广场降了20米高度的事又来找我，要跟陈希同打官司。为李嘉诚打官司名利双收，哪个律师不愿意？但我还是劝他以和为贵，不战而屈人之兵，並为他出谋划策，最终与北京市政府达成了谅解。

十三 . 失去自由的日子

我前半生还算顺风顺水，然而一个人可以做到不害人，但不能保证不被人害。1999年底，我被紧急召回北京，到了司法部就被宣布办学习班，隔离在大雅宝宾馆。我当时莫名其妙，后经了解才知道，新来的司法部长高昌礼，因没当上最高法院院长，迁怒于某领导，整肃其部下，我也被株连其中，在大雅宝宾馆整整待了一年，《还珠格格》看了六遍。

我问纪检会的人，为什么限制我人身自由？他反问，你是不是宣誓过要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我说是。他说，现在没让你献命，只让你献几天自由，你有什么想不通的！最后，香港公司被翻了底朝天，也没查出一分钱的事。纪检的人不得不承认，我是他们办案史唯一没查出问题的人。一年后把我放了，但四个月不准离开北京。

这期间，被整的柳谷书董事长身患癌症，不久就去世了，我十分悲痛。我们俩忘年交十多年，同甘共苦，情如父子，联想有事，柳老都让我帮传志大哥排忧解难。

后来，中央根据司法部干部的举报，撤销了高昌礼司法部长的职务。司法部的新领导让我官复原职，我坚决不干要求退休。领导说，你才48岁，正是为党国效力的时候，不批准。我说，那就辞职吧。

领导说，你厅级职务不要，我想得通，可你32年工龄不要，养老金医疗费都没了！我说，我除了能做官，还会做律师，几年就把一辈子养老金赚够了。

就这样我成了司法部第一个不要厅级职务，放弃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下海的人。

十四 . 同学共创律师所

2001年，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深圳，准备组建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消息传出，不少人都来加盟，有老律师，也有企业家，还有我的老乡，最令我感动的是，人大法律系78级的同班同学杨松、薜庆予放弃自己的律师所，要来跟我一起创业打拼，还拥戴我做主任。

俗话说“三大铁”，包括一起扛过枪的，下过乡的，同过窗的。同学间知根知底同舟共济，能在一起创业是多大的幸事！但也有人担心，说同学之间不能共事，否则会伤感情。况且这两位是咱班最有个性的。杨松是人大诗社社长，嫉恶如仇，1989年后被开除党籍；薛庆予仗义执言，该出手时就出手，批评人从不留情。

然而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18年来，我们三人同甘共苦和睦相处，没有为任何一件事红过脸，也没为任何一次分配而计较。如今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已成为深圳律师界的老字号，在互联网金融方面独树一帜。我也被新加坡《亚洲法律周刊》评为国际优秀律师。我们三人同窗共事40年，在人大校友中也是罕见的。

十五 . 深圳律协竞选

2003年，深圳律师协会改选，一百多名老律师上书司法局，“这十年深圳律师落后了，希望徐建能当律师协会会长，带领深圳律师重振辉煌。”而当时我弟在老家徐州拿到了块地王，让我跟他搞房地产。面对大家的信任，我决定出山，並将地原价出让（接盘者赚了十多亿）。

我的想法是，中国的政体改革是迟早的事，如果能在深圳几千名律师中实行民主制度，总结经验，就会推而广之。于是我向司法局提出了“会长竞选並组阁”的设想。司法局也想改革，但又怕对律师失控，只同意竞选，不同意组阁。

在代表大会上，我和另外两位会长候选人，同台发表竞选演说，进行交叉辩论，最后我以高票当选，成为中国律师界第一个竞选产生的会长，中外媒体都做了报道，说从1949年至今，中国只能竞选村长，这次终于突破了。

一年后，由于购买了深圳律师协会办公楼一事，遭到61名律师的反对，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罢免我的提案。我与提案人在代表大会上公开辩论，並声明，“买办公楼赚了是律协的，亏了算我的”，并提议对我工作报告无记名投票，决定我的去留，结果我留任了。

经过这件事的反思，我感到民主是双刃剑，民主要经过训练，民主要和法治结合。要打造民主与法治的试验田，就要制订好律师协会的章程，我发动律师将原四千字的章程，增加为一万字。力求做到“坏人进不来，好人变不坏，坏人在章程下只能干好事，好人在章程下不能干坏事。”

在离任时，我的工作报告经无记名投票获全票通过（有两票弃权），代表们要我连任，我拒绝了。深圳律协民主选举制度和章程，在全国律师界得以推广，购买的律协办公楼也增值了一个多亿。

十六 . “重塑公有制”论文

2014年，我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重塑公有制》的论文。提出改革开放初期，是社与资的争论影响改革的发展，现在是公与私的矛盾，阻碍着改革的进程。在当前公有制的集体所有已经不存在，国有制也已股份化的情况下，应该重塑公有制理论。

我认为新的公有制的划分应该是“一人为私，二人为公”。既一个人的财产为私有，两个私有的结合就是公有。如两夫妻买一栋房子的共同共有就是公有，两个人组建一间有限公司按份共有也是公有。有的私企上市公司有几百万上千万的股东，还能说是私有制吗？

因此我主张，除了个人的财产外，都应该是私私结合演变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公有制，只不过是大公小公而已。民营企业也应该是公有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应享受公有制的同等待遇。该文发表后，收到了一定的反响，《民营企业报》还开展过讨论，但遗憾的是没有得到理论界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在此一并感谢《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校友的支持。

十七 . 人大律师学院

2009年在人大校董会上，纪宝成校长提出，还有什么院系人大可以办？我提议，一是可以办政治学院，人民大学是中国最高文科学府，具备培养领袖和领导人的条件；二是可以办律师学院，中国30多万律师，至今没有一所律师学院。纪校长当即表态：第一个不能办，第二个可以办。会后法律系78级同学专门开会，决定捐款500万来办律师学院。学校破例让我这个不在编制的本科生，担任首届律师学院院长。

2010年4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召开成立大会，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全国律协都来祝贺。律师学院在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教材、没有老师的情况下，开始了艰苦创业。

几年来，律师学院已经聘请了300多个兼职教授，编辑了中国第一批律师教材14本，培训了全国两万多名在职律师，培养了六届中国律师专业方向研究生，得到了律师界和教育界的认可，成为了中国律师教育的第一品牌。

十八 . 涉核老兵基金

2016年，我原所在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16团的战友们，重回部队团聚。岁月增减，朝夕间鬓发己改，大家握手拥抱，唏嘘不已。这其中，有不少是当年参加核试验的防化战士，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当年我亲眼看到原子弹从降落伞投放下来，爆后的第一时间我们就冲进爆区测量辐射计量，头顶蘑菇云，身上布满沾染，那时为国捐躯，无怨无悔。医生告诫我要等到40岁才结婚，否则可能会生畸型的孩子。我谨记这句话，等到40岁生日才结婚。

四十多年过去了，不少战友已经离世，有的疾病发作身体很差。而国家对涉核老兵没有金钱补助，也没有免费治疗。直到2014年，才对失业老兵每月补助250块钱。我去申请还不给，说是国家穷。我说，贪官一贪几个亿，援助亚非拉动辄几十亿，难道就差给老兵这点钱？

我向防化团领导提议建立老兵基金，专门为有需要的涉核老兵提供服务，我捐出50万元作为发起基金。这一提议得到了部队首长和老兵们的支持，在我的努力下，防化团的老兵基金成立了。今年元旦在参加央视《星光大道》演出时，我用宝贵的一分钟发言机会，呼吁全社会关怀老兵，让他们的晚年活得有尊严。

前不久，我又组织安排了30多位老战友来深圳港澳游，我还提议将八一建军节改为“八一建军暨老兵节”。

十九 . 中国律师博物馆

2018年初，在中国律师第十届论坛上，我和《民主与法治》杂志主编刘桂明、中国律师协会原副会长宋建中律师，共同发出《建立中国律师博物馆的倡议书》，得到参会的司法部、全国律协的领导和广大律师的支持。

早在2012年，中国律师成立100周年时，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就举办了《中国律师百年论坛》，邀请了中国律师史上的董必武、沈钧儒、史良等后人回顾了中国律师历史和作用。经研究发现，在共产党一大时，十二个党代表中，就有董必武律师；全国54名党员，就有四名律师，所以律师是共产党的有机组成部分。19大2300名代表只有一名是律师代表，显然不成比例。

论坛以后，我们就做了个网上的中国律师博物馆，馆名由时任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题写。任老还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他被任命为中国001号大律师的经历。

现在中国律师博物馆正在筹建中，责任重大，任重道远。我还想利用担任中国律师研究所的理事长之便，评选中国的优秀律师和律所，在中国律师博物馆展示。

二十 . 上央视星光大道

我30岁从人民大学毕业，如今已经66岁，惊回首，己经步入老年了。我们这一代人拚命地工作，很少享受生活，也难顾及爱好，我觉得应该该抓住人生的尾巴，把一生的损失补回来。所以近年来，我尽量做减法，争取更多的时间来享受人生。

除了每年三四次国外旅游，平时每周日都到我家附近的莲花山公园，参加千人大合唱，有时还领唱。我给公园捐了两块奇石，一块“莲花山放歌石”，放在合唱场地的湖边；一块“五彩石”放在山顶邓小平雕像的背后，习近平植树的旁边。

我每周还要跳一场交谊舞，一场风行的阿根廷探戈舞。我还参加了深圳老干模特队，和一帮不甘寂寞风骚的老头老太打成一片。今年初，央视《星光大道》到深圳海选，我们从百多个节目中脱颖而出，去了北京，走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

结语

我在三年前参加了我的小学母校徐州青年路小学百年校庆，我在两年前参加了我的中学母校徐州四中的百年校庆，去年我又参加我的大学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八十年校庆。我希望至少再活二十年，能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百年校庆，此生圆满也！

徐建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