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陈新民：世上谋事就像是拾粪，弯的远了总能拾一泡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陈新民，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曾执教甘肃酒泉教育学院。后任高台县委副书记、漳县县委书记兼县人大主任，定西行署副专员，甘肃人口委副主任，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宣传组副组长，中国国土部资源报党委副书记，国土资源部老干局副局长。现为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

原题

城郊有个垫圈房

作者：陈新民

城市曾经有一个古老的行道，存在了千百年。各地对这行中卑微的从业者称呼不一。兰州叫尿客，酒泉叫垫圈的。我曾混迹垫圈的行当中，有幸结识了一位不寻常的老者。

1971年夏天，队里派我进城积肥。当时，县城除了革委会大楼里有水冲式厕所，其他机关、单位和居民区都用的是旱厕。酒泉人把旱厕叫做“圈”，我们这种人被称为垫圈的。

全城有近千个垫圈的，先前干这活的都是些老社员，而且多是光棍老汉，他们在农村无家无舍，所以进城一干就是好多年，插队知青进入这个行道，是近两年的事。

我们的住处叫垫圈房，是城郊烈士陵园边一间6平方大小的破窝棚。

窝棚有门无窗，采光靠的是屋顶上一个不大的窟窿。窝棚前面有个堆积粪土的场子，场边的几棵洋槐树，正好挡太阳、拴牲口。

时有牛车、马车、毛驴车、骆驼车停放在场上，队里的乡亲们进城办事，多的在我们这儿打尖歇脚，垫圈房也是生产队在县城的接待站。

散布在城边各个角落的几百个垫圈房，情形和这儿差不多。

除了我，垫圈房里还有一位姓马的独眼老汉。老汉个子长大、身板直溜，额高面长、悬胆鼻子、蓄着一抹八字胡，如果不是瞎了一只眼，够得上仪表堂堂。

他进城已有些年头了，可以说是个资深垫圈的，对个中的行行道道清得很。我喊他老汉，他叫我眼镜儿，两人内外有别配合默契，拉土垫圈、清扫厕所我包了，烧水做饭、侍弄牲口就靠他。

垫圈房背后有条小路，小路走到尽头是文化巷，巷子直通五七红专学校。我们垫的所谓圈就是学校的公厕。校园出进的人里，垫圈的地位最低下。见我蹑手蹑脚地走“猫步”，老汉冷笑道：“嗨！眼镜儿，弯了弯是个榆棍，怂了怂是个男人，做啥劲呢？把腰杆放展！”

以后，我赶着臭气四溢的毛驴车穿过校园时，常把皮鞭甩的劈啪乱响。

每天，天亮以前，我都要把厕所里里外外打扫干净，仔细地用城墙土把茅坑里的粪便掩埋起来，那土不能厚，厚了肥的质量差，也不能薄，薄了压不住臭味。下午，我还要赶着驴车去城墙下，拉回第二天用的土，然后再把厕所打扫一遍。垫圈这活是又轻松又自在，只是有时还要和其他社队的垫圈的们打打架，争抢粪土没得多少道理可讲，得靠拳脚解决问题。

老汉性格坚硬，身上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狠劲儿，平常处事挺横。但是，他对动不动打架很不以为然，他给我说：“知道吗？狼里头最狠的是那一种狼？是绵狼。剑里头最快的是那一种剑？是舌剑。人人都觉得非打架不可的事，谁能说说就摆平才是本事。”

话说的老辣世故，我不知该怎么应对，就和他抬杠：“照你这么说，能说会道就是本事，咱大队几千号人里，数主任最能谝喘，他就是最有本事？”

“两码事！说要说的人服气，说要说的人愿意。马靠笼头栓，人拿道理管，主任几时讲过道理？他那是满嘴跑舌头，活活一个‘卖嘴的’。要说他呀，还不如旧社会的窑姐儿，人家卖那家当的时候，就没想着立牌坊。”他忿忿地驳斥我。

空闲时，我俩喜欢盘在土炕上吸着旱烟锅聊天。他问我：“你知道吗？我们穿的制服为什么是五个纽扣？”

他说：“那个五，代表的是五全宪法，是五族共和。”

他口音里不时夹杂着一半句京腔，动不动就来几句老子、小子什么的。他曾自豪地给我说“老子是打过日本鬼子的革命军人。”除了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还有这等革命军人？他还常常说起一些地名如陕坝、归绥等等，说起百灵庙血战和傅作义将军，说起管喻宜萱夫人唱的《哪里来的骆驼客》……。这些，我都闻所未闻。

老汉会唱《大刀进行曲》，他满嘴没几颗牙，唱的荒腔走板不成调。但从他的歌里，我听出与广播里不同的一句：“前面有二十九军的弟兄们，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你饶了我吧。怪声怪气的，我都起鸡皮疙瘩啦！要不，你再讲讲忻口会战也行啊。” 他笑了笑，并不计较我的不敬。

那段时期，看到别的知青招工招生进城回家，而自己因为所谓家庭问题走不成，我心情十分郁闷，少不了长吁短叹。他不厌其烦地劝导我：

“人是打节节活的，保不住哪天太阳就从你的门前过的。”

“不下雨的云彩飘走了，还有下雨的云彩呢。” 

“一辈子要想苦出个名堂来，要紧的是得有背受（承受力）！为啥自古少年得志不得长？缺的就是背受。”

这些话，经得起琢磨，我一直没有忘记。 

我问他：“你是走南闯北的老江湖了，现在却比我还穷，过去你耍人过吗？你风光过吗？”

“咋没？当兵吃粮的临后几年，老子是有名的‘马斤半’。信不信由你，那节儿，几时几我身上都背着一斤半金子，凭啥把那么多军饷交给我保管，凭啥？就凭老子忠勇双全，长官信得过、弟兄们靠得住。”吹了一会儿，他忽然瞪着独眼，恶声恶气地叮嘱道：

“记住，两个人说下的话风吹了！你可不能当走线绳绳（告密者）。”

我不会当什么走线绳绳，我记住的只是他在诉苦会上讲述的悲惨故事，还记着会场上群情激奋，口号不断：“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我对那斤半黄金没兴趣，也不管他曾经是士兵还是军需官。我爱听他说道兵器，什么八路的“老套筒”、国军的“中正式”、老毛子的“水连珠”、鬼子的“三八大盖”和捷克造的“马克沁”机关枪，等等。他特别喜欢模仿各种枪声，可是从他的嘟哝里，我实在是听不出什么差异。

老汉虽然连一床囫囵被子都没有，却一直身穿中山服，无论衣服多么破旧肮脏，风纪口永远系的严严实实。走路，他喜欢背过手迈方步；说话，他不时地冒出些训话的口气。一些社员讥笑他是“过的是叫化子日子，耍的是官家牌子。”

……村里老辈人都记得当年他娶亲的红火光景。听说“新媳妇生得桃红花色弯眉杏眼，像是从戏里走出来的”，那天，看热闹的人把小小的屯庄挤得水泄不通。

有人啧啧：“老马家咋就修得这么好的福气来者？”

也有人嘀咕：“阳世上的事，太浑全了怕不大好啊。”

或许，说这话的真是个乌鸦嘴。

他把新媳妇娶进门不到两个月，就遇上抓兵。师管区的规矩是“家有三丁抽其一”，有钱还好说，没钱只有走人。看着正拉扯儿女的大哥和没成年的两个兄弟，他是掂量了再掂量，横下一条心就走了。

他多次给我说起离家前夜的情景：

“媳妇哭了整整一晚夕啊，泥人儿一样摊在炕上……，提起三十多年前往事，每每使老汉的独眼里泪光闪闪。

鬼子投降后，他被编遣回乡了。他到家才知道，自己从兵营起身时，媳妇已是病病歪歪、命悬一线。等他回到家后，人已“发送”，还没有“出七”。

老汉对亡妻感情很深，他给我说：

“媳妇得的是相思病，她是想我想死的！”

“有时候，我在睡梦里问她，你能等那些年，为啥就不能再耐活十天半月？耐到我赶回来病就会好啊。”

我问过他：“你不是常说独柴难着，独人难活吗，后来你为啥在不再成个家呢？”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念叨着“你不知道她的尕模样有多干散，她到上泉挑水，下庄的人都跑到上泉挑；她到下泉挑水，上庄的人又往下泉边跑……，后来，不让她挑水了，娘不放心。”

从绥远回来后，他再没有出过门。直到前些年修干渠把他媳妇的坟墓推平了，这才进城来垫圈。

老汉先前在大医院垫圈时还兼着一项“副业”——掩埋死婴，用社员的话说就是“送死娃子”。他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这段经历：“那活儿，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得有胆！老子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怕个球呢。”

“送一个两块钱，那么大的医院，几年下来也挣不少呢。”说话时他不无得意。

 “这世上有些钱还真不好挣，就说送死娃，你得走远，送到荒郊野外没人烟的戈壁才行；得往深埋，如果前脚走，后脚就让野狗刨了，那你就等着倒霉吧。”

老汉虽然胆大心硬，有时候也讲点迷信。他说自己从医院挣的钱最后都“还给”医院了，“为啥自那以后病多了？是不是把谁家的娃没送好，老天看不过眼，规整我呢。”

我回队不久，老汉的身体越来越扛不住活了，队里只得把他接回来，安顿在返城知青留下的一间空屋里养病，我们又成了邻居。回队后的他像是换了一个人，整天沉着脸，很少言语，也不怎么搭理我。看样子，有多少故事要烂在老人心里了，我想。

我进城上学前给老汉道别时，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大手，搓着我的乱发沉默许久才说：“我说过嘛，在世上谋事就像是拾粪，弯的远了总能拾一泡。”这是垫圈的行话。

以后我再没见过老汉……

如今，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旱厕早已成为被忘却的历史，垫圈的作为一种职业，也从五行八作中消失了。

有时，我会想起那些曾经处在社会生活边缘的人们。

我听说过，垫圈老汉中，解放前干什么的都有，贩卒车夫、驼户金客、散兵游勇、赌棍马贼……

我也看到，垫圈的知青们在改革开放后各有千秋，媒体频频亮相的、生意场上呼风唤雨的、下岗的、上访的、在高墙电网里怀念垫圈时的自由时光的……

城市完全翻新了，当年那么多的垫圈房一点点痕迹都没留下。

我想它会留在一些人心里的。对两代垫圈人来说，破破烂烂的垫圈房何尝不是人生旅途难忘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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