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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李其容:幼儿也会有坏心思,​我曾讹诈过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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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右派父亲划清界限受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幼儿也会有坏心思:
我曾讹诈过保姆






作者:李其容


老陈妈从我三岁起,就在我家长期帮佣了。那时,刚刚解放,是1949年的春天,在上海。

请保姆的原因当然是父母的工作忙,自不待言。但也由于解放后他们敢长期请保姆了——爸爸妈妈先前干的是地下工作,不能让一个外人住到家里来,万一泄密如何是好?所以,妈妈即便在生下我之后没有奶水,也不敢请奶妈:奶妈不比保姆,可以随时辞退,一旦我吃惯了奶妈的奶就离不开奶妈,麻烦就大了。让我吃奶粉是不得已的选择。美国的“克宁奶粉”大概是我在人间品尝的第一种味道了,对于我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味道,所以在我四岁的某天,喝了这种洋奶粉大吐了一次后,就怎么都不喝牛奶了,直到我退休后才理智地、勉为其难地去喝牛奶。

老陈妈解放前曾来过我家做过,但还是由于怕泄密,只做了很少一段时间就辞退了。后来我听爸爸说,陈妈的丈夫是国民党军官,连长,死在解放战争中。听说了这些,他们更不敢用了。

这次老陈妈来到我家照料我,是1949年的12月,是因为我在托儿所里老生病。

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爸爸以我的口吻记述道:“到七月廿五日(一九四九年)爸爸妈妈送我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托儿所。开头几天我不快,总在每次送我去时就闹着不肯去,到天晚了我就等着接。直过了半个月,我完全习惯了,送我去一点也不在乎。先生们都喜欢我,我被编在小班。我学习了许多歌,也会跳舞,常常有聚会时要我表演。到十二月托儿所搬到我们住的附近,开始全托,我也参加了。从那时起,我就在托儿所睡觉,每逢星期六才接我回去,到星期一又送我到托儿所。”

“……回到家中就躺下了,到晚上发热更高。妈妈见我喉咙内面有白点,恐怕我是白喉,即请医生来看,说是扁桃腺炎,打了‘盘尼西林’针。过两天就好了。这次以后爸妈决定不送我到托儿所,陈妈也叫回了,决定陈妈陪我在家……可是在家没有人教我唱歌等,爸妈恐怕我的知识不能得到增加,这点是他们时常担心的。”

陈妈是高邮人,老保姆油子。苏北人在上海是被看不起的,上海人管他们叫“江北人”。等我懂事了,爸爸对我分析:“那是上海人瞧不起劳动人民。因为苏北人在上海做的都是服务性的‘低等’行业,如剃头匠啦,厨子啦,保姆啦。”

爸爸是对我进行阶级教育呐。

我对陈妈的印象描画已经在我所写的小说里了——

“这位戴着细细小小金耳环的老保姆,头发永远梳得像贴在脑壳上的黑缎子那样,光可鉴人。她才不相信市面上卖的那种瓶装生发油呢,又贵又不经用。她每天清晨起床后做的头件要紧事便是在肩上披一块毛巾,然后用木梳蘸着小木盆里的刨花水把稀疏的长发梳过盘起,还不忘用根木簪把头发紧挨脑袋的地方刮得光而又光。

她不但自己爱用这种用蘸木刨花浸泡出来的又粘又稠的液体,还试图在过年时给我梳辫子时用这种刨花水,说这样梳的辫子才会又紧又光亮。可我被她这么编过一条辫子以后,便捂着头,哇喇哇喇直叫疼,说什么也不肯用刨花水编第二条辫子了。

自打小儿起,陈妈就是见奶奶辈、母亲辈的女人们使刨花水梳巴巴头,觉得蛮好。由于长年把头发向后头抿拢着梳,她额上的头发也如她的奶奶和母亲那样,被外力生生地拽掉光了,硬是秃了半个脑壳。她并不以此为丑,在大城市居住了几十年,也从未滋生过追赶都市时髦的念头,而且自认为她们这些淮扬帮的保姆,就作兴这种打扮,下人就是下人么!”

陈妈给我梳的光溜溜的头(在别墅的喷水池旁边)


背景性的交代写完了。接下来就要写写我跟陈妈的二三事了。

其一:陈妈摇会

还是住在高邮路的时候,那时爸爸妈妈在军管会的华东贸易公司工作,忙得日日加班,夜深回家,那时我早已睡了。

在我还没有上“世界小学幼稚园”的那段日子里,白天只有陈妈陪我。我清楚地记得,滑头的陈妈并不是像她对我爸妈承诺的那样,除了买小菜,总是在家带着我。因为每个月,她要带着我在乌鲁木齐路上走好大一段路,走到徐家汇,去一份我不认得的人家,在那黑龊龊的小房间里,跟几个和她打扮差不多的女人,围着一张四方桌,把骰子放在两只对合的碗里摇着,然后让骰子从打开的碗里落到桌子上……几个脑袋瓜就凑在一起,仔细瞅那骰子上方的点数。

我晓得,这是“摇会”,因为陈妈每过一个月就要对我说:“小毛,吃过中饭我们要去摇会了。”

但“摇会”究竟是什么,我一直没弄清,直到这几年,我都七十多岁了,才弄清是啥名堂。

还是“请出”网上的说明吧——

过去,若遇到婚丧喜庆、买地造屋、开店做生意等特殊情况,急需一笔较大的款子,人们就会在亲友间聚个“会”,立马就能筹到款子,所以“做会”具有互助帮衬的意思。摇会的方式也相当灵活,参与人数、捵会日期、金额等,一切都可在亲友间协商。例如:聚请十一位亲友,包括本人共十二会,每人每月捵会拾元,头会就能得款110元,在那时,这笔钱是很可以办些事情了。以后每月由会首(常由得头会者充当)向各人收取会钱后,交给当月收会的人。做会一般都确定一个利息额,如每月一元。收过会的人,以后捵会就需加一元利息了。但头会是不付利息的,因为他是负责组织、服务和信用的人。

轮流收会的次序可以协商决定。有些人并不急需用钱,就宁愿晚些收,因为这样可以多得利息。但多数是采用摇骰子的办法来决定的。这就是做会又称“摇会”的缘故了。将六粒或四粒骰子放在盆中,上面盖一只小盅子,摇动数次后揭开盖子,看各人摇出的点子多少来分次序。

看来,我的记忆不错,跟网上描述的八九不离十。

后来,我看季卫东写的《原罪意识、财产权以及法治的道德性》,才知道“摇会”后面的文化涵义:“这种特征也许与中国商人资本的超国家性以及在华夷秩序框架内的‘天下’经济观有因果关系,也许受到货币经济的本质是魔术或游戏(例如‘抬会’‘摇会’等传统的民间融资形式)的金融观影响,也许取决于对货币价值(来自商品与商品之间交换的人际关系)的关系主义思维方式。”

正由于看了这篇资料,才引起老陈妈带我去“摇会”的记忆。

其二:跟老陈妈合影

我们住的高邮路,一头通淮海路,一头通乌鲁木齐路。后来,我上了“世界小学幼稚园”,就往淮海路方向走,因为“世界小学幼稚园”在淮海中路1788号,陈妈送我接我总要往那个方向走。

而往乌鲁木齐路,除了老陈妈先前每个月带我去徐家汇“摇会”时要走那条路,爸爸妈妈星期日带我散步也会走那条路,在我记忆中,那条路很宽阔,人很少,有一段人行道的边上是用篱笆隔起来的。不是细密小竹子编起来的厚密篱笆,是那种用粗竹子劈成寸把宽的竹条编起来的。不过,跟小竹子编起来的篱笆一样,都涂上了黑黑的沥青,说是为了防腐。

因为这种篱笆墙作为照相的背景显得单纯,可以突出人物形象,所以我家好几张照片都是以这篱笆墙为背景的。

那天,爸爸让我跟老陈妈合影一张。

嘿,过了七十来年我还记得我合影时的心理活动,想来我的记性真是棒——

我看到老陈妈拍照片不像其他跟我合影的大人那样会摆出架势,而是随随便便,站也站不直的模样,心里想:“那我也用不着站直啰,我也随随便便地跟她拍一张好了。”

就这样,我这副德行就定格在照片里了。

其三:陈毅家门口的狼狗

这时我们家已经搬到四川北路了,住甜爱路千爱里,怪肉麻的地名。我已经大了点,在“江湾路小学幼稚园”读大班,陈妈依然每天接送。

陈毅也住那一带。我们先不知道,只是陈妈送我去上幼稚园在几条弄堂里拐来拐去时,会路过他们家。

路过时,他们家一条拴在链子上的大狼狗就会窜出来,呲着牙对我们“汪汪”叫个不停。我自然是被吓着了,躲在陈妈的身后战战兢兢地走过。

后来陈妈把这个事告诉了爸爸,爸爸就给我们另外设计了一条上学路线,绕一个圈子走,躲过那条大狼狗。我们在四川路住的是上海财经学院的宿舍,因为爸爸不想在贸易部门混——他实在不熟悉财经,宁愿去高校工作。

财经学院的院长姚耐是新四军的,跟陈毅很熟而且围棋下得很好。就这样,因为彼此住得近,陈毅几乎每星期让他陪着去下棋。据爸爸说,姚耐为此很烦心:不去吧,唯恐老上级不悦;每个星期日去下棋吧,自己几乎都没有休息日了……

我们家到江湾路小学要经过虹口公园。公园门口有一个场景令我留下了永远的记忆,我的这一记忆在博友老民工那里得到了证实——

我:

您在博文里说“我家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黄渡路,毗邻有座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是原日本侵华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后来是解放前的上海警备司令部,汤司令办公的地方;”
我家1953年、1954年就在四川北路底甜爱路上的千爱里的上海财经学院宿舍居住。于是我从世界小学幼稚园转到江湾路小学附属幼稚园读大班。每天保姆领着我要路过虹口公园,也对上海警备司令部,依稀有印象——好像大门是很牢固的钢筋水泥建筑。

印象最深的是虹口公园前一位操着北方口音(好像还是山东口音)的老汉,蹲着让人来磅秤的那几句“老头磅,一百元,来来来,好白相!”那“白相”就是用北方话说的,而不是上海口音。

多年后,我一直琢磨这个场景、这个老头,以及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猜想:他,是不是淮海战役之后的败兵?

老民工:

老邻居!

您说对了,是有一个山东磅秤老汉......

不一定是国民党败兵,上海过去有一批山东“移民”(有的是水灾饥荒逃难到上海的灾民),就像上海现在的新移民。警察这行当里山东籍不少,起重打包和人力运货塌车有他们......七十年代末我在吴松口外参加建设宝钢码头的工程,成品码头附近有一个棚户区,全是山东人,住那边的孩子即使不是山东籍,也操一口绝对正宗的山东话,我还以为跑到山东来了!

其四:讹诈老陈妈

讹诈老陈妈的事,就发生在陈妈送我去江湾路小学幼稚园的路上。

那时,虹口公园一带摆摊的不仅有磅秤的山东老汉,还有在地上铺着一块布,上面摆着零食赚小孩子钱的小贩。

妈妈是不许老陈妈让我在这种小摊上买东西吃的,但有时我会缠着老陈妈给我买。

我最馋不过的是豆腐干大小的纸包里的那种咖喱牛肉干了。且不说甜甜的,香香的,让我爱吃,更让我念想的有时像摸了彩一样,会出其不意地在小纸包里发现一只金黄色的塑料小戒指,是那么细巧,可以戴在我小小的无名指上。每逢我发现这玩意,我会高兴上好几天,直到这只“戒指”被我不小心落特为止。

但陈妈不是慈善家,偶尔给我买过两三次就算大大地开恩了。况且,这是她的女主人我妈妈不许她为我买的零食。

她不给我买,我真是没辙。

但有一天,我发觉了可以讹她让我买的由头。

某个早上,我朦朦胧胧地看到妈妈拿出一块叠成方方正正的新床单,递给陈妈:“你儿子结婚,我送的……”

第二天,路过那个卖咖喱牛肉干的小摊子,我就拽着陈妈停下来让她买。

陈妈说:“我哪有那么多钱总给你买呀!”

我不依不饶地说:“妈妈昨天还给你儿子买了床单了呢,你还嘎小气!”

陈妈叹了一口气,从怀里的衣兜里摸出用手帕包好的零钱,给我买了一包。

我尝到了甜头,第二天让她买,第三天还让她买……

 终于有一天(大约过了一两个星期),陈妈问:“够了吧?”

我不好意思地用最小的声音回答:“够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吃到那么美味的咖喱牛肉,也没看到那只诱人的细巧透明戒指了。

这件事总在我的记忆深处,抹也抹不掉。中年之后,有人生阅历的我,看了许多小说的我,终于明白:即便是小孩子,有时也很会算计人,瞅准算计的机会并不逊于成人。

其五:被老陈妈吓着了

  我是七岁时被老保姆陈妈吓坏的。

之前,我不晓得什么是死人,也不知道死人的样子可怕。

1954年随父亲的工作调动,我们从上海到了杭州,一直在我们家帮佣的老保姆陈妈也随着跟了来。

  我们家住在西湖最大的岛屿上,一座叫“孤山”的小山山麓。

孤山不高,充其量不过八、九层楼那么高。

孤山上稀稀落落地种着树,远看就是一片树林。树林中有供游客歇息的石凳。

 那年暑假,只见我家的这个老保姆慌慌张张地跑回院子,用浓重的苏北口音嚷嚷道:“哎哟哟,嚇人死人了,嚇死人了!”

于是对我比划:“后孤山的树林里,有死人,有死人!”

“什么是死人呀?”我问。

“就是人死了,那脸铁青铁青的,好怕人喔!”

我伏进陈妈胖胖的怀里,哭着:“陈妈,我怕!”

 以后我只要听到“死人”二字,就吓得抖。

爸爸怪陈妈:“你自己怕,还要去看,还要回来形容,看,把孩子吓坏了!”

爸爸也去看过,但回来没声张。后来他说,是上海来的一对情人自杀,在后孤山林子中的石凳上喝照片显影水服毒自杀。大概是毒药令死人的脸色铁青。

我就在这么大的时候被老陈妈吓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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