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 陈黄健：我被寄养在保姆家十余年

陈黄健新三届 2023-04-1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黄健，生于1962年，1982年夏毕业于贵州大学数学系应用数学专业，分配到贵州省绥阳师范学校当老师，后到教育局工作。1993年9月调入广东东莞任教，2022年退休。曾在《计算机世界》《电脑》等发表十多篇计算机专业文章。

原题

保姆

作者：陈黄健

同龄人中，有保姆的家庭很少。和保姆同吃同住十余年的，更是少之又少。

从大人们的交谈中，我知道在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前后三年中，父亲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三级跳。从省城农学院毕业分配到地区行署，再申请调动到县城，最后和我母亲一起下放到乡镇。

这个乡镇，属于贵州比较典型的一个乡场，行政级别介于县与公社之间。曾经广泛存在于中国的区一级政府，就在这个乡镇上。

乡场不大，在当地也不算小，就一条街。从省城和行署到县城的公路穿街而过，上场口（乡场的起点）刚好有一个标有28公里的公路桩，下场口（乡场的终点）刚好也有一个公路桩，粗糙的石头上依稀可以看到的文字是29公里。

父母两个大学毕业生，每月一百多块的工资，在乡镇上绝对是“高薪”阶层。于是他们为我请了保姆，并且把我寄养在保姆家中。

保姆、母亲及我们三个兄妹

保姆是一对姓李的无儿无女的“五保户”，当地人尊他们叫“李公公”“李婆婆”。按当地的风俗，本地人把父亲的父母称作公公婆婆，对母亲的父母的称呼则是外公外婆。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对保姆的称呼一直是叫公公和婆婆，也就是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亲生的爷爷奶奶。

公公婆婆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从他们的言谈中大概知道，公公年轻时是一个手艺人，从事的是一种现在已经失传的职业：棕匠。职业的特征让他有机会走南闯北，肚子里有很多书本上看不到的故事。2004年我到四川九寨沟旅游，回程中导游把我们带到一个羌族山寨，听羌族少女给我们介绍羌族的风俗时，似曾相识。仔细回味，原来小时候就知道有这样的风俗。只是年龄太小，没有记住这个民族的名字。

公公婆婆可能是半路夫妻，公公年轻时到处奔波，靠手艺吃饭，临近解放时才在当地安家落户。婆婆的身世我一直没有彻底弄清，记忆中她的前夫应该是一个军官，解放前战死疆场。

公公婆婆住的是生产队的土墙房。一间堂屋，同时兼作厨房兼饭厅客厅，上面可以看到屋顶的麦草。右边的厢房当卧室，上面有楼板，楼上放一些杂物。左边厢房住的是另一户人家，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四个子女。土墙房的采光极差，厢房里只有一个正方形的小洞，外面明媚的阳光，可以从小孔中艰难地钻进卧室。土墙上经常会出现裂缝，加上屋顶和土墙之间的缝隙，这样的住房几乎就没有保暖效果。外面刮大风，屋子里一定有小风。

农村人的生活大多数时间是非常空闲的。秋冬有太阳的日子，大娘大婶们会把自家的板凳搬到空旷的地方，几位邻居集中在一起做针线，每家的小孩则散在四周自由玩耍。孩子们最高兴做的事情，是为年老眼花的长辈穿针，也就是把长长的缝纫线穿进小小的针孔中，以此赢得大人们几句廉价的表扬，然后再得意洋洋回到小伙伴之中。

农村人普遍重男轻女，几岁大的男孩，还会在众人面前跑到母亲的怀中吃奶。长大后看过一些资料，说这种方法可以延缓妇女的排卵，是中国农民最常用的一种避孕方法。有没有科学道理？鬼知道。反正其他的男孩到母亲的怀中吃奶，我也会抱着婆婆干瘪的乳房，装模作样地吸上几口。直到现在我走在路上看到有小孩嘴里含着塑料奶嘴，我马上就会想到我吃奶的情景。这件事之所以在我的记忆中特别深刻，并且我还清楚记得是在众人嘲笑多次后，我才彻底放弃想吃奶的想法，我想当时最少应该在三岁以上。

生产队会安排“五保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公公曾经就做过生产队的护林员，每天到山上巡视两次，每次回来总是为我带回一大包用桐籽叶包着的新鲜野草莓。这种野草莓个个乌黑，入口味道极美。可惜后来山上的树木全部砍光，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野草莓。

公公抽烟，并且喝酒。夏天他总是天刚蒙蒙亮就起床，然后坐在大门口吧嗒吧嗒地抽叶子烟，一种自己种植自己加工烟味特别浓烈的土烟。冬天，他总是把一个土壶装满酒，放在炭火边烤得暖暖的，一屋子的酒香。农村人不知道未成年人保持法，公公喝酒的时候，会用筷子蘸上一点给我尝，或者让我先呷上一口。我至今没有弄明白，公公又抽烟又喝酒，从环境因素上分析我应该喜欢烟酒。父亲只抽烟不喝酒，但是烟瘾很大，最多时每天要抽两包多香烟，从遗传因素上分析我应该会抽烟。但是我至今只喝酒不抽烟，并且没有酒瘾，只在有朋友时才会放开喝。

公公婆婆家的经济比较宽裕，他们业余时间会给人治病。婆婆会治疗风湿病，公公则会给人收“摆子”。

治风湿病的方法可能属于中国传统医学。先把一些中草药炼成药膏，再用生麻一层层把这些药膏缠在一颗钢针上。治疗时先把带药的针放在桐油灯上烤热，再在病人的病患处盖上一张柚子叶，最后用炙热的针穿过柚子叶扎在病人的皮肤上。

三线建设高潮时，小镇附近突然增加很多的建筑工人。他们长年风餐露宿，很多人患有风湿病，这段时间来公公婆婆家治病的人出奇的多。公公婆婆给人治病时，不但要给病人扎针，还得告诉病人一些注意事项。如扎针后哪些地方会红肿，什么时候需要买一只公鸡把身体内部的病“发”出来，什么时候可以“断根”（也就是彻底治好）。病人治疗后会志愿给一些治疗费，记忆中似乎多数是给两角，多的有给五角甚至一元的。给多给少似乎全凭病人爱好，根本就没有标准。

公公收“摆子”可能纯粹是一种迷信。“摆子”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忽冷忽热，医学书上的正规称呼叫“疟疾”。一天晚上，半夜三更的，有人突然在外面打门，大声呼叫“李公公”“李公公”。公公醒后急忙问什么事，门外的人说得了“摆子”，请李公公给收一收。我当时也给吵醒，还以为公公会穿衣起床给人治病。谁知公公非常生气，在床上对门外的人吼道：“回家再打两个就不打了。”

第二天此人上门道谢，说李公公真神，他回家又打了两个“摆子”后，马上就好了。而公公此时一言不发，事后才告诉其他人，得了“摆子”后不能直接上门叫收“摆子”，而应该如何如何说，可惜我现在忘记了。

公公婆婆一生与世无争，一直与人为善，婆婆先公公而去。婆婆得的病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因为当时的医生也说不清是什么病。婆婆两个小腿大面积溃疡，公公每天晚上熬一种由中医开的药给她清洗和热敷，但是几乎没有效果。几个月后，婆婆因病而终。

婆婆的葬礼与当地人完全不同，婆婆上山安葬时，前面举的是一个十字架。婆婆的墓穴，下面是一块完整的青石板。邻居说老天有眼，只有一生中只做好事的人，才会这样幸运。事实上几天后当地又死了一位老人，亲属们急忙把墓地选在婆婆的旁边，但是墓穴中只有一半的石板。

婆婆死后，公公请了一男一女两个人每天晚上来家中为她念经。男的原来我没有见过，现在的记忆中还记得此人气质很好。女的就是我们的邻居，住在左厢房独自一人带着四个儿女的中年妇女。他们每天天黑后偷偷地遛进我们的卧室，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一本书不停地唱诵。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公公千叮咛万嘱咐不让我往外说。唯一的一个正方形的小窗口，也被他们堵得严严实实。书上的字很大，是竖着印刷的繁体字，大多数我都不认识。

在文革破“四旧”的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中，还有这样的书给保存下来，说明中国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传统，有相当深远的历史基础。可惜当时太小，记不清这本书的名字，也记不清他们唱诵的内容，只记得他们反反复复念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耶稣救我，耶稣救我！”

大概十来岁时，母亲从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当地简称农推站）调动到区粮管所（当地叫仓库），我们全家搬家到距离乡场一公里多的仓库居住，我才正式回家和父母同吃同住。直到公公去世，每年冬天天寒地冻时，我都会在家中吃过晚饭后，再到公公的住所过夜，替公公暖脚。

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我认为很多来自我的保姆、我的公公婆婆。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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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与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