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陕北老知青，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和民俗文化历史继承性的研究。任均次子。
原题
我和瑞萱
瑞萱姓黄，叫黄瑞萱，湖南湘潭人。从她1959年到我家做保姆开始，到1978年在我家做事期间发病去世，我们相交了二十年。瑞萱是偶然到了我们家的。1958年我们结束在国外的工作回到北京后，先在广安门那边儿找了一所房子。那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院子中间有个圆的水池子，房子里铺着花地砖，还有现代卫生设备。但因为房子太大，也太贵，全院月房租得九十多元，在那时是相当高的。所以，没多久，另一位同志一家也住了进来。我们住三面房子，六十多元。他们住一面南房，二十多元。我们的生活负担虽然小了一些，但还是觉得太贵。过了段时间，我们两家就一起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住了楼上楼下，来往仍然很多。他们家女主人把她的表嫂从湖南湘潭农村老家找来，帮他们做家务。这个表嫂，就是黄瑞萱。这样，我们就认识了黄瑞萱，在楼道里常遇见。黄瑞萱那时三十来岁，个子很矮，最高可能也就一米五，不漂亮，但一双黑色浓眉，给人印象很深。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农村女人，本分老实有礼貌，进进出出很勤快。每次见面，她都礼貌地称呼我“任同志”，很快我们跟她就相熟了。时间不长，黄瑞萱一次在外面吃东西，传染上了肝炎。他们家很紧张，怕传染。他家的孩子，凡黄瑞萱碰过的东西，都不敢用手拿。一天，我下班回家，碰见黄瑞萱坐在楼道里。我问她为什么不进屋，她说她得了肝炎，他们家怕传染，让她离开他们家，回老家去。她没地方可去了。那时，我们回国工作后，家里还没请保姆。看着她无助伤心的样子，我想，这个人挺好的，很可靠。至于肝炎，小心预防传染，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就说“你到我们家来吧”，请她进了我家。后来我知道，她对此很是感激。因为那时她不想回老家去。湖南农村老家医疗条件差，带着病回去，她的病情只会加重，不会好转。再有，她嫁的人家，成分是地主，那时生活很苦不说，由于是专政对象，在村里特别受欺负，她很害怕回去。正在走投无路之时，我接纳了她，所以她心存感激。一个农村女人，却有着牢固的“知恩图报”的传统意识。以后的二十年里，她一直如此。瑞萱来我家后，跟我们家里人分开吃饭，分开洗碗。我们在餐桌上吃饭时，她自己在厨房里，坐在案台前吃。这在当时是为了防肝炎传染。可是，这成了她的习惯。后来她病好了，我们让她跟我们一起吃，她也不上桌。直到二十年后，她还是在厨房里，自己搬个椅凳，坐在案台前吃饭。我们家当时的情况是一达在沈阳工作，我每天上班，大孩子走读住在家里，下面四个孩子都住校或住幼儿园。瑞萱到我家后，家务活儿并不多，每天要她午休，按时作息。再加上吃药治疗，慢慢地，她的肝炎控制住了，转为“携带者”。这么多年，我的孩子们都是她照顾带大的，没有谁被传染上肝炎。1962年，她肚子里长了个瘤子，我把她送到协和医院，动了手术，住院两周。我去协和医院看她时，她睡着了。我就等她醒来，把带给她的吃的给她，她不停地说感谢。我对她说，过几天等她出院时，我雇个出租车去接她。结果，没等我去接她，她就提前出院，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家来了。她是觉得不能老给我添麻烦，不能让我再为她花钱雇车。瑞萱说一口改不了的湖南话。我的同事到我们家，她礼貌地打招呼，别人都听不懂。有的同事跟我开玩笑说：“你能不能让你们家阿姨说中国话？”每做完饭，她把菜端到桌上，喊孩子们来吃饭，不是喊“吃饭来”，而是喊“洽万气（吃饭去）”。孩子们常笑哈哈地学她。瑞萱在老家是地主家的媳妇，虽然不当家做主，但是很会做菜。每次我们在家里请客，我只要给她几块或十几块钱，我就不用管了。到时候，除了没有鸭子之外，鸡、鱼、肉做的菜，她能摆一桌。她是湖南人，在我们家这么多年，仍然不习惯吃面食，只吃米饭。但是，她在我们家学会了做面食，除了擀面条以外，什么面食都会做。这也和当时粮食定量有关系。当时计划经济，计划到每个人的口粮。粮食定量的多少，与每个人的年龄、性别、工作性质等有关。瑞萱到我家时，正是“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单位让共产党员带头减口粮定量，我的每月二十七斤半口粮，被减成了二十四斤。我们给瑞萱办上了北京的户口，这样她就也有一份粮食定量，算是“家庭妇女”，是城市户口中定量最低的那种。那时，供应紧张，政府用发各种票证来限量供给。什么都要票，粮票、布票、肉票、油票……没有票就意味着没吃没穿。粮食票中还分出米票和面票，分别用来买米和面。称作“粮票”的，专门用来买粗粮，也就是玉米面，当时叫棒子面。此外，每家还有粮本，逢年过节给每户供应一二斤富强粉，或几斤好米。平时买的米，多是三季稻的，那时叫机米。供应好米好面时，就要米票、面票，再加上粮本一起用。每人每月有半斤油票，有一阵好像还有半斤肉票，后来取消了。原来说“春雨贵如油”，现在的孩子很难理解了，可那时，炒菜油真是金贵。此外，每家还有一个副食本，一个月每人供应一两芝麻酱、二两木耳、二两黄花菜、一小包花椒、一小包大料。白糖、红糖也都要凭本购买，定量根据一户有几口人来决定。买过的，售货员在那副食本的供应栏目里划上记载，就能防止重复购买了。所有这些，都由瑞萱来买，来计划使用。每顿饭每个孩子吃多少，都是她给分配。蒸米饭，都是一小碗一小碗的。哪个孩子吃哪碗，她都是直接放到孩子们面前，用这样的办法保证每个孩子的定量。有一次她丢了五斤粮票，简直急疯了，到处找，甚至跑到楼下垃圾堆里去翻。她怕因为自己的过失，把孩子们饿着了。每到寒暑假孩子们都在家时，她就把给我的吃的另外放，告诉孩子们说，这是妈妈的；妈妈要上班，很辛苦。孩子们都听她的，谁也不去动。
我的孩子们在“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年代
平时，我把一个月的全家生活费交给她，她就计划着花，天天记账，每一分钱的花销都记得清清楚楚。她有文化，会写信。我和一达在东北工作那几年，北京的家就交给了她，孩子们都是她照管。我们之间通过写信联系。孩子们的情况，都是她写信告诉我们。她努力学会做面食，比如包饺子、烙饼、蒸包子、蒸窝窝头等等，调剂好全家的伙食。可是，她到最后也不吃饺子。每次给家里包完饺子后，她往往就热一下前顿剩下的米饭和菜。我们怎么让她吃饺子她也不吃，说吃不惯。她操持家务，打扫卫生，买菜做饭，送孩子上学，就像一个家长一样地辛劳。她把家收拾得永远干干净净。夏天，她一天要擦好几遍地。我说这么干净干吗还擦？她说多擦地凉快。瑞萱在我们家多年，没享过什么福。困难时期，限量供应，一个人排队能买到的东西太少，假期里她就组织我的两个女儿乔乔和津津去排队，这样能多买到一些菜。她手工给孩子们做棉衣棉裤，尽力用自己的劳动帮我省钱。她还给我做丝棉裤，薄厚都有，说厚的留着我年纪大了再穿。乔乔有一段时间是走读上学，住在家里。其他孩子那时还都住校，所以乔乔跟瑞萱处得特别亲。乔乔的同学老来我家玩儿，也都跟瑞萱很熟。我的孩子们都管瑞萱叫“阿姨”，乔乔的同学也都这样叫。一次，乔乔的脚被砸了一下，挺严重，瑞萱带她上医院做了手术。乔乔带着伤再去上学，中午就不能回家来吃饭了。瑞萱就每天中午坐公共汽车把饭给她送到学校。每天放学后，乔乔的同学送她回家，交给瑞萱阿姨。瑞萱的工资，开始是十八元，加到二十元，后来又到二十三元。“文化大革命”前，她除了时不时给她丈夫寄回家一些钱外，还攒下了七八百元钱。一次她跟我一起上街，走到前门大街的一个旧货店里，看到一件特别好的皮大衣，轻而保暖，一百多元，我觉得价格太贵。瑞萱说特别值，说“任同志你买吧”。我也非常想买，但是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她说她带着，就把她身上装着的钱都借给我了。瑞萱懂规矩，有礼貌。那么多年，她都叫我“任同志”。每到逢年过节，早晨起来，她都来到我房间里高声问候：“任同志过年好！”她的礼貌，对我的孩子们都有好影响。“文革”开始后，社会出现乱象，我在单位处境不好，每天回家总是很晚。她也知道社会乱套了，不放心，就天天到汽车站等着接我，有时要等很久，然后陪我走回家。下雨天，她就打着伞，在车站等我，一趟车一趟车地等下去。那时，一达在东北挨斗，而孩子们正在革命的兴头儿上，我不能跟孩子们说对“文革”的不理解。所以，那时只有瑞萱陪着我。虽然她也只是默默地陪伴我，有时告诉我排队买到了带鱼、碰到了小白菜没排队就买了等等家长里短，但我心里已得到很多很多的安慰。她那七八百元钱攒得不容易，除了时不时给她丈夫汇一些，都存在银行。“文革”开始后到处抄家打人，大字报贴到我家楼门口：“用保姆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许用保姆”……这样，有保姆的家庭都不敢再用保姆了，保姆纷纷被革命群众轰回老家。瑞萱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轰回到老家湖南湘潭的。那个阶段，银行冻结，老百姓的个人存款都被冻住。瑞萱被轰走时，银行不办取款。她只能拿着当月的工资和我多给她的一点儿钱，用一根扁担挑着她的随身物品，匆匆离开了我家。临走时，她不知道这些钱还属于不属于她自己，就把她的存折交给了我。看着她离去的身影，我心里空荡荡的，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失去了帮手，而她失去了安全。真是雪上加霜啊！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乔乔和明明把她送上了火车。几年后，到了“文革”后期，为了瑞萱的存款，我跑了好几趟银行，东打听，西打听，终于把她的钱都取了出来，给她寄回了湘潭老家。她喜出望外，满村子地说我好。那次回老家，瑞萱受到非常大的惊吓。本来，她是穷人家的女孩，老实本分，18岁那年嫁进一户有土地的人家。那时，丈夫家的老奶奶——也就是她婆婆——出门时，前呼后拥，排场很大，全院的人都不敢乱说乱动。所以她只是勤勤快快地干活，不敢出错。结果刚好解放搞土改，这个人家划成地主成分，瑞萱于是成了“地主婆”，继续过着不敢乱说乱动的日子，成了专政对象。她来北京这些年，远离阶级斗争是非，在我家里做事，认真而安定。没想到碰上个“文革”，她被迫离开北京回老家。那时，运动正在残酷进行，她回老家一路所见，血雨腥风，到处都在打人，到处都有死人，好像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明天。她惊惧之极，吓坏了。她的家乡也在搞“文化大革命”。因为她丈夫家是地主成分，随时被揪出门去挨斗，她也就成了“五类分子”，随时要去陪斗。缺吃少喝，还神经高度紧张，境况之惨，可想而知。在极度的艰辛之中，她的日子过得很恐惧，得了高血压。但是，就这样，那几年里，她还给我们做过四双棉鞋，寄到北京来。听说乔乔结婚，她还手绣了桌布寄来。我们全家对此都感动不已。
1974年黄瑞萱贺我的大女儿乔乔结婚，在湘潭老家被揪斗期间手绣的桌布： 作此以应乔明俩新婚覆桌之用 阿姨萱赠
1975年，“文革”略平静一些，她写信给我，说想来北京。我很高兴。这次她来，我和大女儿乔乔到火车站去接，在不同的出站口盯着她，居然没接到。人都走光了，我们也只好回家。回去一看，瑞萱已经到了！我们非常高兴。那时候，一达还在东北干校，其他孩子或上班了，或下乡了。她对我家就像对自己家一样熟悉，一进门，放下东西就开始干活儿。第二天就又排队买菜去了。在我这里，她心情上是轻松愉快的。可是，好景不长，由于我们是“走资派”，她是“地主婆”，属于“五类分子”范畴，户口已在被轰走时吊销了，这次她干了一年多，遇上街道居委会清理外来人员，她又被轰回老家去了。“文革”结束后，1977年，瑞萱终于又来到北京。那天她到北京的日子，是她五十岁生日。我们做了一桌菜，高兴地迎接她的到来。那时，我们觉得，可怕的政治运动终于过去了，终于可以安定一些地过日子了，瑞萱也可以长期和我们在一起了。虽然买菜还要排队，买粮还要粮票，但是轻松了，不紧张了。所以，我们隆重地迎接她的归来。瑞萱笑着，她也相信，只要她想在我家干，就再没有人轰她走了。当时，全国都生活十分贫困。北京好歹每月能吃上点儿肉，可很多地方根本没肉吃。那时北京卖猪肉都是连肉皮卖，我们每次买肉回来，都把肉皮剔下去，只吃肉。瑞萱就把剔下去的肉皮晾干，攒多了一些就寄回老家。我问她，肉皮寄回家怎么吃？她说家里一丁点儿油也见不到，有这肉皮就是好东西，做菜前在锅里一抹，锅里就有了油星。一块肉皮可以反复抹很多次。她说她给寄回去，她丈夫就可以给村里的人送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肉皮，这在村里非常稀罕。这样，村里人会对她丈夫好一点儿。瑞萱这次回来，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经常头疼。我曾经带她到人民医院看病，也许是医生看她很瘦的缘故，没有给量血压，只是说她身体虚弱，开了一些增加营养的药。我让医生给瑞萱开一份订牛奶的证明，以增加她的营养，但医生说不能给开。回到家，我就把给我订的那份奶，每天让她喝了。那是家里能订到的唯一一瓶奶。那时我们也缺少医学知识；如果是现在，老说头疼，就会去量血压，吃降压药，无论如何也不会一下就不行了——那时太不懂了！那天，我的小女儿津津在家，我们跟瑞萱一起商量着包饺子。瑞萱刚和上面，我就听“唿嗵”一声。一看，瑞萱身体挨着墙，要往下倒。我和津津大惊，上前扶住她，就见她的头歪向一边，嘴角流出白色的液体。这是怎么啦？瑞萱！我吓死了，心急如焚。那时，家庭任何问题都要靠单位解决。我扶瑞萱躺下，津津就跑出去打公用电话找她单位。很快，她单位的马春怀师傅就骑着平板三轮车过来了。我们一起把瑞萱抬下楼，送到了友谊医院。可是，病房已满，瑞萱只能住在医院的走廊里。那时我的其他孩子都不在北京城里，我就只好让津津请假在医院照顾瑞萱。为了能让瑞萱住进病房，津津几次去找大夫。大夫问她：病人和你是什么关系？津津说：是亲戚。这样，在走廊里住了两天两夜后，瑞萱终于住进了正式病房。那时，瑞萱已完全处于昏迷状态，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大小便全无知觉，身下垫着不透水的尿布。我去医院看她这样子，当时就哭了。我们担心她长褥疮，津津就二十四小时在她身边，随时给她擦身子，擦垫子，保持干燥。直到去世，瑞萱身上一直干干净净的。津津对阿姨尽心了。短短七天后，瑞萱就停止了呼吸。她死于高血压，内颅出血。她去世后，医生和同屋病人知道了我们的关系，都说：你们家人真好。我说，是因为她对我们家人真好。后来，医生还主动帮我们联系八宝山公墓，帮我们处理火化事宜。瑞萱从发病到去世，这么突然，这么快，让我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我总是想，她这一生太苦了。她是从穷人家嫁进了地主家，在娘家受苦，在婆家受气。解放了，她却成了“地主婆”，被专政。她始终没有享受过人间的温暖。她之所以对我们家这么好，这么一心一意，就是因为她在这里能够感觉到平和，感觉到温暖。前前后后二十年，她料理了我的家务，带大了我的孩子，跟我们相处出了很深的感情。我的孩子都视她如亲人，总是在一起说说笑笑。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缓过神来。后来，我每年给她的丈夫寄去一点儿钱。她的丈夫虽是农村人，但是从小受过教育，写信语句恭谨，并写得一手好字。他信里说，瑞萱在老家时，身体非常不好，如果不是到你们家，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他说瑞萱在家时老说你们待她好，说你是好人。他感谢我们对瑞萱的照顾，也感谢我们料理了瑞萱的后事。他和我通了好几年信。终于，在一封信上，他高兴地告诉我，他摘掉了地主帽子，从此不再是“五类分子”了！他说他为此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只是他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我读罢很是感慨：他的“五类分子”“帽子”是谁给他戴上的呢？从二十多岁的青年时代，到五十多岁老之将至，他一生都是作为“五类分子”，被人管制着，被人揪斗着，被人孤立着，被人鄙弃着。为了不让妻子跟着受罪，他便让瑞萱长年在外，而自己孤独承受。唯瑞萱心里有他，给他寄钱，给他寄肉皮。失去了瑞萱后，他什么亲人也没有了。地主帽子摘了，但他也仅剩孤身一人、病体残躯了。不过，我还是为他高兴，也为瑞萱高兴。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诉瑞萱，你也不再是“五类分子”了。他的每封信，我都必给他回。但是，自告诉我摘掉地主帽子后，他就再没来过信了。我估计他也不在人世了。我常想起瑞萱。瑞萱在我家前后二十来年，除去“文革”被轰回老家不算，就探过一次亲。那次她返回北京来时，端着一个小搪瓷缸子，里面盛着个小乌龟，那是她从湖南湘潭老家端来，给我的小儿子卡林玩儿的。瑞萱有恩于我的孩子们。她把我的孩子们都带大了，却没赶上现在的日子。而且，那么多年，我们竟然没给她留下一张照片。她的那对浓眉，只能保留在我和孩子们的记忆中了。现在，生活真的好了，可以享福了。但她怎么就没这个福气？如果她能活到现在，我仍然会让她跟我生活在一起，让我的孩子们伺候她，为她养老，为她送终。
百岁老人任均：“运动”的记忆
摘选自任均口述回忆录《我这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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