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陕北老知青，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和民俗文化历史继承性的研究。任均次子。
原题
“运动”的记忆
口述：任均
撰写：王克明
1949年2月，我和一达带着延风、乔乔两个孩子，和一个保姆，跟很多同志一起，从延安出发，坐在一辆大卡车上颠簸了好几天，又在山西上了一趟闷罐车，于3月间到了北京。那时候，我们年届三十，意气风发，自己觉得，这趟行程，是胜利之旅。因为这是在革命胜利之时，我们重返抗战爆发后离开的故都。我们前面，马上就要出现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了。
1950年代初，我和一达在天津静园院子里假山旁
1950年我到天津文艺工会工作不久，就生了小女儿津津，忙着带孩子。那时候，大家在搞抗美援朝的同时，知道农村的土改也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我们在城市里，热情都在抗美援朝上。从那时候开始，改造世界观也搞起来了。一般，除了搞表彰和批评，还搞思想检讨，详说履历，谈认识差距，挖思想根源。我们整天开会，整天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实，那是建国后的第一次整风。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所有这些，接二连三，是环环相扣，几乎同时的，是一个运动套着又一个运动，不松劲儿、不喘气儿的。“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的运动。那个运动中，我没有参加过直接的“对敌斗争”，但有比较深的印象。因为天津的镇反运动，是走在全国的前头的。1951年初春，市里开了一个一万多人参加的镇反大会，声势很大。那以后镇压了一些反革命。我们听说那都是罪大恶极的。当时大家觉得，杀了反革命，革命政权就巩固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但后来知道，那时候错杀了好多人。当时，市总工会的干部们，有几个住在迪化道一处花园洋房院子里。那院子很大，溥仪被冯玉祥轰出北京故宫后，到天津在那儿住过两年，他管那儿叫“静园”。后来他从这院子出走，去找日本人，当了伪满洲国皇帝。那宅院是早先民国驻日公使建的，所以园中还搞了个日式旁院。跟溥仪离婚的妃子文秀，原来就住那日式小院里。我们有很长时间是住在那日式院里的。那时候，不光是总工会的干部们住那儿，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也在那儿短期住过。他是搞武器制造的，住在静园里还研究。我的大儿子延风见过吴运铎他们往院子的土坑里开枪搞试验，“砰砰”的。现在，迪化道改叫鞍山道，“静园”是天津的旅游景点了。有时候我在外面参加搞运动的会，半夜散了会，没有公共汽车了，又离静园挺远的，就叫三轮车回家。一次半夜，淅淅沥沥下着雨，街上空无一人。我坐上三轮车，蹬车师傅把防雨蓬撑起，又放下帘子，我就坐在一个黑洞洞的篷子里，淋不着雨了。过一会儿我发现，那师傅专走些我不认识的小道儿，曲里拐弯的。我就掀帘子问他：“您走的这是哪儿呀？”他说：“走小道儿，近。您坐好。”果然，七拐八拐地，他把我送到了家。我半夜叫传达室的人给开了门。那时我年轻，不去想会有什么危险。紧接着，一个说是跟镇压反革命一样重要的“三反”运动又开始了。那是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搞“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这样的运动中，我们主要是学习。那时候最让人惊讶的事情，就是刘青山、张子善被枪毙。虽然说都是在天津，但他们两个人是天津地委的领导人，我们是归天津市委领导。天津市委是在城里工作，天津地委却是在天津郊区的杨柳青镇。所以我们都没有见过他们俩。只记得，当时惊讶的是，这么老资格的老红军、老革命，干嘛这样爱钱呀？那之前不久，我们还在延安时，一达曾和别的同志一起写过一个剧本《北京四十天》，说的就是李自成进京后，因沉湎于太平享乐而导致失败。不料这种事情在刘青山、张子善他们身上，还真发生了。他们俩被抓起来两个多月，就被枪毙了。当时都觉得，这两个人有革命功劳，但对我党影响太坏，不能不杀，杀了有利于党的利益。大家都说这是毛主席挥泪斩马谡。“五反”主要是在私营工商业中搞“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那时候我怀上了二儿子明明，他是在“五反”期间出生的。我们虽是文艺工会，工作不在工商界，但也参加对资本家的斗争。当时都说资产阶级正在猖狂进攻，其实想来，当时资本家都很胆怯和紧张。一天，我们部门一个男同志面对面跟一位资本家斗争。因为听说资本家在猖狂进攻，他就严厉地命令这个资本家交待不法行为。说着说着，他“啪”地猛拍一下桌子，没想到，一下儿就把那资本家吓晕过去了，躺倒在地。我们工会的其他部门曾组织批斗盛锡福帽业的老板，被我们的领导黄火青同志批评了一通，就不再批斗了。
那时运动多，老开会。这是1950年代初在天津的一次劳模表彰大会上。左三是任均
在那几年开展所有这些运动的同时，还一直搞着整风整党，不过我都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这些运动和整风搞完后，我们就接到了出国工作的命令，1955年到保加利亚去了。那之后的几年间，我们精神上比较轻松，没有建国初各种运动带给人的那么大的压力了。在中国驻保加利亚使馆工作期间，我们知道国内又整风了，先是“鸣放”，后来又“反右”了。那时候我们使馆人手少，都忙于工作，也没接到让搞运动的命令，所以就没鸣放，也没反右。回国后，我们知道了越来越多反右的情况，我心里就越来越后怕了。因为，右派一般都是因言获罪。而一达那个人，不管是对上级还是对下级，都直来直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对他说，幸亏咱们在国外工作，要不然，就你这敢说劲儿，闹不好也得成右派。1958年我和一达结束在驻外使馆的工作。那时候，除了在保加利亚生的小儿子卡林，其他孩子陆续都到上学年龄了。那年回到北京后，我们买了一台苏联纪录牌电视机，从此以后十多年间，我们家里，几乎每天，来看电视的人都挺多的。那些年只能看北京电视台（后来叫“中央电视台”了）的一套电视节目，每天就播几个钟头，也根本没有连续剧。但楼上楼下的大人们、孩子们，都愿意来看，有的孩子几乎天天来。一般每人自带一个小板凳，敲开我家门，鱼贯而入。看完电视，又自带小板凳，鱼贯而出。一直如此。那时，假期上午的少儿节目，更是吸引着我们的和邻居的孩子们。那台电视机成为我的孩子们成长的伴侣。后来“文革”中，有一段时间停播了电视节目，再播出就老是“工农兵文艺”，各种业余宣传队跳来跳去的。那一时期，家里有电视，是很被街道积极分子看不惯的。
孩子们陆续都到上学年龄了
1959年，我被分配到北方昆曲剧院工作。北昆是1957年成立的。建国前，北京的昆曲已经奄奄一息，原有的演出班子散了摊儿，一些艺人改唱京剧，或者回乡谋生去了。建国以后，原来唱昆曲的一些老艺人，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实验歌剧院等单位吸收，在那里教一些传统表演技巧。1956年，浙江昆苏剧团到北京来演出南方的昆曲剧目《十五贯》，大获好评。第二年，北京就成立了北昆剧院。这些昆曲老艺人们就都集中到北昆了。当时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就是指《十五贯》这出戏和“北方昆曲”这个剧种。我到北昆后，赶上两件事，一是党内反右倾，二是剧院内编排《李慧娘》。开始时，已经听说乡下闹饥荒了，但还不知道要反右倾了。一天一达接到通知，让外交干部都去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回来他说，他参加的，竟然是批判彭德怀彭老总的大会。他“咂咂咂”地说，彭老总是多大的功臣呀，现在要反他了，太遗憾了！他说会上还有人质问朱德：你反对过毛主席没有？差点儿连朱老总一起批。后来，反右倾才从秘密向社会公开。公开后，1960年，饥荒就蔓延到了城市。我的二儿子明明那时候在北京芳草地小学。虽然那里已经有外国孩子，但那阶段学生开饭老是木桶盛菜粥。一次还集体食物中毒了，明明和几十个孩子一起，都被送到北京朝阳医院去住院抢救。反右倾时，文艺单位只是学习有关文件和精神，对北昆的艺术工作并没发生影响。没发生影响的表现，就是在反右倾运动期间，北昆搞出了优秀的昆曲剧目《李慧娘》。《李慧娘》的剧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孟超同志创作的。那时候孟超同志常来北昆，大家都认识，觉得他的才华不一般。1960年北昆开始排练《李慧娘》，1961年8月开始演出。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戏，演的是在南宋奸相贾似道的迫害下，书生裴禹和李慧娘鬼魂之间纯洁的生死恋，和他们对腐败权贵的反抗。演员在舞台上载歌载舞，水袖长舞，尤其是李慧娘死后的鬼戏，非常让人赏心悦目。演出后，8月底，廖沫沙同志写了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赞扬《李慧娘》，在《北京晚报》上发表。10月1日，《李慧娘》参加了国庆十二周年天安门彩车游行。12月底，《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称赞《李慧娘》。第二年，我调到沈阳工作去了。没想到，到1963年春，突然禁演“鬼戏”，把《李慧娘》作为“鬼戏”的重点，不让演了。不久，又开始批判《李慧娘》。印象中这批判是从上海《文汇报》开始的，说《李慧娘》是“发展了糟粕”。那年底，毛主席说：“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一句话，否定了廖沫沙同志说的“有鬼无害论”，也就确定了廖沫沙后来的命运。我在沈阳，看着北京和上海发生的这些事，并不明白个中原因，只是心里为《李慧娘》感到有些惋惜——多美的戏啊。当时谁都没想到，北昆的这个昆曲《李慧娘》，成了搞“文化大革命”的最早的突破对象之一。批判《李慧娘》等几个戏，成了“文化大革命”最早的前奏。 “文革”中，“被死人统治着”的北方昆曲剧院撤销解散。北昆那个《李慧娘》的编剧和导演，都死于“文革”期间。对各种政治运动带给人的折磨，大家只能暗自摇头叹息，谁都无能为力，都不能表现出不满。在沈阳时，我在文艺单位工作中，接触到一些老艺人。在政治运动里，这些老艺人想自保时，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的艺人风格，跟那些运动的气氛不协调。1964年我在沈阳戏校工作的时候，赶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候，阶级斗争已经搞得来势汹汹了，一位教戏的老师——是位老艺人——找我谈话，想让领导知道他理解和支持那个运动。他真诚地说：“任均同志，这个运动很有必要。这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回共产党可玩儿了命了！”我同情老艺人那种朝不保夕、紧张不安的心情，听了他这话，忍了半天，没笑出声来。
1960年代初，我和王一达在沈阳北陵公园
两年以后，1966年，“玩儿了命了”的运动，真的来了。“文革”前，我从沈阳又调回北京，被安排到北京戏曲学校（那时候叫北京戏曲专科学校）工作。到那儿没多久，还没干什么，“文革”就开始了。所以，对北京戏校，我只记得“文革”时候的事儿。“文革”初期，因为运动迫害，北京戏校死了四个人，按时间顺序，他们是江枫、叶盛章、马连良、王少楼。马连良当时是北京戏校的校长，“文革”一开始，学生就去他家闹，红卫兵还占领了他的房子，好像是当司令部用。他被折磨得厉害，1966年底犯了心脏病，死了。叶盛章是个老艺人，在戏校当老师。“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批斗抄家。1966年8月底的一天听说，学校里正开着批判会，他从学校的一间屋子里跳窗户跑出去，直接跳进龙潭湖自杀了。这是传说。其实，他怎么死的，至今没人知道。王少楼也是老艺人，是位兢兢业业的好老师，是学校的教务主任，又是首席老生教师，我跟他有些接触来往。他是个老老实实、和和气气的人，对谁都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他年轻时也曾是名角，但40年代嗓子就坏了，因此曾经生计困难。建国后进入这所学校工作，待遇很好，他心存感激，于是非常敬业，教戏认真得很。“文革”开始后，大家都投身革命，学校里的课都停了，只有他还坚持给学生上课，认认真真地讲戏。“文革”开始时候，他并没有什么罪名，只是“三名三高”——名人、名专家、名教授，和他们享受到的“高级别、高工资、高待遇”。那时候说，凡“三名三高”的人，都过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都滑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所以也都成为革命对象、“牛鬼蛇神”。开始没设立关押这些牛鬼蛇神的“牛棚”时，他们白天到单位上班，脖子上被挂个大牌子，垂在胸前，挨批斗。牌子上面写着诸如“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身份说明，再写上他们的名字，画个叉，说明此人被打倒了。下班时，他们可以把这牌子摘掉，自己回家。可王少楼是老实人，红卫兵给他挂的牌子，他不敢摘，就自己一个人，挂着牌子坐公共汽车回家。那时候，我在街上也见过别的挂着牌子自己走路的人，心想，这也是老实人。王少楼当时血压高已经好几年了，高压能到二百多。可他怕误了教学，没跟学校说过，所以从没误过一节课。“文革”起来后，他老挨批斗，精神上非常紧张。1967年初，学生们再到他家一闹，他一下子又血压升高，就死了。当时学校里人都说他是被吓死的。说实在，他纯粹是被“文革”迫害死的。我们学校最早死于“文革”迫害的，是江枫。江枫是延安来的老干部，那时候担任北京戏校副校长。在延安时，我跟她就认识，只是接触不太多。那时候，我知道她喜欢戏曲，虽然不在延安的文艺单位工作，但她曾业余上台演出。她的丈夫叫吴子牧，也是延安老同志，年轻时在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有学问，曾陪同杨虎城去西班牙，访问二战中保卫马德里的战场和国际纵队。“文革”前，吴子牧是北京市大学工作部部长。“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已经被调到外交部，准备派出国去当大使了。还有一个月，江枫就该离开北京戏校，出国去当大使夫人了，已经置装做衣服了。但没等上，“文革”就忽然开始了。江枫在我们学校挨斗挨得非常厉害，校长的尊严一点儿都没了，屈辱得很。她丈夫吴子牧比她还惨，被揪到各个大学，轮着批斗，根本不拿他当人对待。对这样一个有很高学问的人，批斗者可以随便打，任意往他身上踩，说是“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真可怜啊！我并不认识吴子牧，但知道了批斗吴子牧的这种情况，心里非常难过，忍不住哭了。现在想起，仍难过得落泪。吴子牧被人从家里揪走前，嘱咐江枫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咱们都要挺住。但是江枫没挺住。我们学校收发室有一位须发花白、人略胖的老头儿告诉我，那天中午，来了一群孩子，附近其他小学的小学生，要批斗江枫。那时候，谁想批斗人，都能找个学校，找一个听说是有问题的老师，拿来就斗，想斗谁斗谁。这位传达室的老头儿看不惯，想护着江枫，就冲孩子们吼：“这儿睡午觉呐！小兔崽子们，要干什么？都滚！出去！”轰孩子们走。因为老头儿算工人阶级，孩子们不能把他怎么样。那时候，真难得能有像这位传达室老头儿这么好的人呀！我曾想，我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以后告诉别人，便努力地记。但时间久了，还是给忘了。他轰孩子们走，但孩子们不理会他，没被他轰走。就这样，骄阳烈日底下，一群小学生、小孩子，命令江枫跪在地上，围起来斗争她，侮辱她。那天是1966年8月17日。晚上，江枫回到家里，把自己拴在卫生间里的水管子上，上吊自杀了。她应该还不到五十岁。第二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江枫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皮肤略黑，但挺漂亮的。她和吴子牧是1938年春天一起去延安的。她死后没几年，吴子牧就发现了癌症，1970年也死了，五十多岁。我们学校还有位来自晋察冀的老革命袁声，当时也是副校长。他很了解政治运动，坚信这一切都会过去。而且他清醒地知道群众暴力的可怕。因此，每当群众斗他审他时，他就什么都承认。说他反对毛主席，他就说：“我反对毛主席，我罪该万死……”说他是走资派，他就说：“我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结果，群众没激怒起来，他便没太多挨打。但是，一转身，到了工宣队、军宣队那儿，他就什么罪名都不承认了。他知道工宣队、军宣队是不会打他的。没完没了地批斗袁声、还让他站到桌子上挨斗时，我也曾难过得流泪：那么大年纪的人了，他怎么能经受得住？幸亏他对政治运动的认识比较清醒，得以活下来了。我记得，“文革”时，彭真和曹禺曾一起被揪到我们学校来挨斗。彭真是主角，曹禺是陪斗。彭真喜欢戏曲，重视这方面的教育培养，那时候便说北京戏校是他的黑据点。在批斗台上，彭真两只胳膊被人撅在身后，弯腰站着，地下滴了一片他自己的汗水，但他还强硬。斗争的人问他：“彭真！你说过没有，毛主席也有百年之后？”他大声说：“我说过，谁都有百年之后！”又问：“你是不是说江青同志怎么怎么着？是不是攻击江青同志？”他说：“我说过！我是攻击江青同志！”他态度非常强硬。斗争会上，说起曹禺不去下乡体验生活时，曹禺说是上面没安排。彭真扭头冲曹禺说：“怎么没安排？我叫你去你不去！”那时候，我们学校的人都觉得彭真挺厉害的。学校有位黄玉华老师，以前也是名角，因此“文革”中受屈辱，大字报把她说得特别坏。她的口语习惯，总是把“我”表达成“咱们”。批斗她时，说五十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来访时送她条围巾。其实围巾没什么，主要是中印打完仗没几年，到“文革”时，尼赫鲁还算是坏人，所以围巾就有问题了。黄玉华说：“他送给咱们，咱们也不能不接受呀。”斗她的人说：“送给你就是送给你，谁送给咱们了！”她说：“咱们不是那样想的……”人家就说：“谁跟你咱们咱们的！说你自己！”“文革”中有段时间老开“宽严大会”。这种大会的准确全称是什么，我始终不知道。但知道意思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总是在会上当场宣布对谁从宽发落、对谁从严处理。那时候的“宽严大会”，常爱揪“阶级异己分子”。这是没什么标准的，什么出身、经历的人，都可能成为这种分子。只要觉得你跟党不一心，或者说你跟党不一心，你就能成为“阶级异己分子”，被清理出阶级队伍。于是，造反夺权的人，想揪谁就揪谁，很可怕。参加这样的会，常让人有生死置之度外、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感觉。一天，学校里开揪斗“反革命”的大会，主持会的造反派喊：“把历史反革命 × × × 押上来！”那“历史反革命”是一位在学校里当戏曲老师的老艺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两个学生把他押上台后，主持人喊：“× × ×！你老实交待你的历史问题！”那老艺人弯着腰低着头，诚恳地说：“是。是。”停了停，见他没下文儿，主持人又冲他喊：“说呀！”他不敢抬头，战战兢兢地问：“是，是……您听哪段儿呀？”大家听见这说相声的词儿，都忍不住想笑。我看见那主持会的扭过脸去，也一阵子没说话，估计也是在使劲儿忍住笑。过了会儿才回过头来，但厉害不起来了：“什么哪段儿？让你交待历史问题。”斗争会，宽严会，批判会，誓师会，各种各样的会，一般都是在练功棚里开。一通知要开大会，就每人都自己搬个小板凳，去参加会，要不然没地方坐。在学校操场也开过，把各种分子们揪出来，跪一院子。我因为到戏校时间短，不言不语，不当领导，没有揪斗的由头，就没被揪出来。曾有人说我社会关系复杂，说我是谁谁派来的特务，贴出大字报，但没人响应，也没揪成。不过在宽严大会上，被揪的可能随时存在，我便总嘱咐同事小朱：“万一我被揪了，你帮我把小板凳收起来。”小朱叫朱慧媛，当时是我们学校的年轻教师。一般造反派那种人，说话都厉害，小朱不是，她不去跟着造反。她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对我很好。她的丈夫是个医生，出身不好。两派斗争期间，他给一个工人阶级患者做手术时，医疗事故，失败了。另一派就抓住不放，说他是“阶级报复”。结果，居然给他判了两年刑，蹲了两年监狱。那时候小朱想，虽然自己丈夫是个好人，但她是党培养长大的，怎么能跟一个专政对象、判刑坐牢的人在一块儿生活呢？她就想离婚，找我谈这件事。我悄悄劝她说，小朱你要想清楚，你爱人不是坏人的话，你就别走那条道。现在冤案多得很，时间长了，什么都会弄清楚的。一定的，你得想开点儿。小朱又找袁声谈。袁声说他自己当过国民党军医，懂医，让小朱讲医疗事故的过程。听完了，袁声说，你这事，问题不大。“右派”就右派，“反革命”就反革命，平反是早晚的事儿。再说，关起门来，还不是两口子过日子？小朱听我们的话，没离婚，后来很幸福。她丈夫坐牢两年，出来后，平反了，也什么都补发了，连“工业券”都没少给。工业券是那时候政府为了限制老百姓购买轻工业产品，而配发的购物凭证，很珍贵的。那时候过年放假三天。一次年前，军宣队通知，让我初四一上班，就发言检查，说：“你好好想想你的问题！认真斗私批修！”我知道那不是批斗，但三言两语肯定也过不了关。于是，过年三天没干别的，就写这检查。我让大儿子延风帮我写，帮我琢磨有什么可检查的，尽量往上多写。每天弄到半夜。延风熬不住，一下儿睡着了，我就喊他。那时候，好多人都找人帮助写检查，有找儿子的，有找侄子的。因为年轻人比我们懂得怎么说“文革”。虽然建国以来，一直挖思想根源，一直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直写检查，但我还是不知道该检查什么，该斗什么批什么。只好让延风帮着编。我们学校青年教师马尚瑞也帮我编过检查，我拿着他给写的稿子在会上念，有时一次就能通过。他是学校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和我不在一个办公室，本来并不认识，开大会时遇到，一来二去熟悉起来，成了忘年朋友，处处维护我。听说要开会批判我的历史问题，他就提前来告诉我，让我有个思想准备。我的“历史问题”是在国民革命军130师教唱过抗日歌曲，但这种经历不能理解为参加抗日，而得说是参加了国民党军队。马尚瑞帮我写好检查交代，嘱咐我说，会上别急着说话，先听听别人怎么批判，然后根据情况念检讨，有的地方多说几句，有的就不用说了。别人批得再过分，也千万得听着，别解释。他是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谁巴结工宣队、军宣队了，他和我们一样，很看不惯。“文革”中一段时间，曾要求加强敌情观念，打一场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人民战争，不让敌人利用存款破坏革命。这也属于严肃尖锐的阶级斗争。这种动荡环境里，“好人”也不敢去银行储蓄了。马尚瑞住学校集体宿舍，不方便放钱，便每个月领到工资后，都让我帮他收着。他需要用钱了，就去我家里取，自己记个账，很信任我。“文革”那种环境里，和我们这样交往的年轻人不多。那难熬的十年，我们学校给过我最多帮助的人，就是马尚瑞，我永远感激他。我印象中军宣队的人比较厉害。一次一个军宣队找我谈话，说到什么事儿时，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儿，就说周总理是怎么怎么说的。他一下儿就跟我拍起桌子来，说：“周恩来算老几！”我很惊讶地看着他，心想：这人是江青的爪牙呀！“文革”时候，我已经调回北京，和孩子们在一起了。但我丈夫王一达还在沈阳，自己一个人。那十年，他一个人在东北，一个人走过“文革”。北京刚开始搞“文革”时，一达趁他回北京的机会，在一天晚上召开了一个很严肃的家庭会议，孩子们都参加。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要回东北去接受考验，改造思想，孩子们要有精神准备，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也要相信爸爸妈妈。二女儿津津当时在北京101中学，一达还在1966年6月给她写过信，嘱咐她在锻炼中成长，并要相信父母，说自己是相信党、相信群众的。一达从北京回到沈阳后，就被“揪”了，就成为“牛鬼蛇神”，整天被关押、被批斗了。关起来时，牛鬼蛇神们必须学唱《牛鬼蛇神歌》。那是“文革”开始不久，红卫兵专为牛鬼蛇神创作的歌曲，流行全国，歌唱者必须是牛鬼蛇神自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当时，一达的老友刘炽也关在那儿。红卫兵知道刘炽是搞音乐的，是作曲家，就让他教牛鬼蛇神们唱这个歌。都会唱了，就让他天天指挥着牛鬼蛇神唱。一达会唱这个歌，就是那时候跟刘炽学的。搞音乐的人被迫干这事儿，不止是刘炽一个。我的二儿子明明那时候在北京三中，他们学校的牛鬼蛇神老师被关在间小平房里。红卫兵把他们的音乐老师张士光（张志新烈士的哥哥）也关进去，让他教其他老师唱《牛鬼蛇神歌》，学生们挤在窗外看。真是拿人不当人啊。跟一达一起被批斗的人，有的被打得死去活来的。但是一达只挨过一个耳光，没挨过其他的打。那时候，牛鬼蛇神、走资派等等被打倒时，名字往往被倒着写，再画上叉。一天，一达在大标语上看到，造反派想把他的名字倒着写，但“王一达”三个字，只有一个“达”字可以倒着写，“王”和“一”，倒着写跟正着写是一样的，造反派没办法。一达一看，觉得特可笑，就乐了。旁边造反派看到他居然敢笑，用手指头指着他，说他“猖狂”。后来他回北京跟我和孩子们说这事，特得意，说他这名字真好。他说，他要是叫“王一中”就更好了，就一个字都倒不过去了，看他们怎么办。我和一达都曾经工作过的辽宁省青年实验戏曲剧院，有个副院长叫徐菊华，是位艺人出身的干部，懂艺术，人品好，我们曾是邻居，来往很多。“文革”刚开始没多少天，他好像因为“历史问题”被人点名批斗。不知为什么，他感觉这场运动很不一般，自己很难过关，在劫难逃，就匆匆忙忙地上吊自杀了。一达听说了他的死，非常难过。徐菊华同志有七个孩子，其中小五徐少华后来参军了。虽然他父亲是自杀的——那时候都叫“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但少华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终于凭着会演戏参了军，去西藏当文艺兵，属于政治可靠的了，很不容易。不料，在部队里，一天，发现一条“反动标语”，有人一口咬定就是他写的。他就被抓起来，当作现行反革命给关起来了，还被逼着交待罪行。他的精神因此受到极大刺激。一年多后，真的写那“反动标语”的人被查出来了，才把少华放出来。但是他已经疯了。很好的一个孩子，就此毁了。我的小儿子卡林上小学时常跟着少华玩耍。刚上演过电影《飞刀华》后，男孩子们到处飞刀，上学路上不太平。少华比卡林大几岁，同校念书。他很勇敢，常护着卡林。“文革”开始时候，到处都有人自杀。我对一达说，咱们谁也不能死。死了，问题就搞不清了。怎么整你，你也不能死。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折磨，也不能死。我说：“我相信最后。只要活到最后，就一定能搞清楚。”我对孩子们也说，好多自杀的人，都是夫妻互相埋怨了，孩子抱怨造反了，他们便失掉了最后的信心，就容易想不开了。所以，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全家人就越要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因此，十年“文革”，一达没有从家庭这边受到过压力，所以他能心静如水，好像并不太把“文革”当回事儿似的。造反派们忙着争权的时候，一达得以回北京来歇着。不久，他接到通知，让回沈阳去接受专政。那时候，北京虎坊桥那里烟草局楼下，有个湖北餐厅，离我家近。我们记得那里的油焖大虾做得好。一达就说，咱们去吃油焖大虾。我知道，他是想，此一回去，凶吉未卜，今天不知道明天，吃油焖大虾，是图个高兴。我想，人只要高兴，就肯定能活着，就在他回沈阳之前，带着孩子陪他吃了好几次。一达吃得高兴时说，吃得好好的，回去迎接专政。那时候，在湖北餐厅，我觉得是在为一达壮行。他回沈阳后不久，被关进了“牛棚”，劳动改造。所谓那时候的牛棚，并不是指养牛的牛圈，而是指关押着批斗对象“牛鬼蛇神”的地方。一达进牛棚一看，刘炽又在这儿，还有洛汀等延安时候的老朋友，连说“难得难得”。关牛棚的人，每天出去劳动时，都要路过一个毛主席雕像。造反派不允许他们仰视毛主席像，命令他们全都弯下腰，每个人都伸手拽着前面那个人的衣服腰部，排成一串走过去。我想，除了出这些人的洋相，侮辱他们，这有什么用呢？一次牛鬼蛇神劳动中，一达看见土里有彩色的碎玻璃，挺好看的，就想起两个小儿子在北京家里养着一缸鱼，这彩色的碎玻璃片，若放那鱼缸里，一定好看。他就捡了几片，放在衣兜里，心想什么时候回北京，带给孩子。不料，被造反派发现，说他藏玻璃片，是要搞阶级报复，便对他严加审问，令他坦白交待。他反复解释是想带给孩子放在鱼缸里。造反派搞不懂，一个被关在牛棚里的人，怎么可能还有这心思，不相信他说的。过后，跟他一起被关在牛棚里的人也问他：“咱们都这样了，你怎么还有闲心惦记鱼缸？”从牛棚出来后，一达很多年“靠边站”，工资也被扣发，每月就给二十元钱。但是我的工资没扣。孩子们已经上班的上班，下乡的下乡，只有一个小儿子在家，经济负担倒不觉得太重。有段时间，一达回北京来，天天在家烹饪，兴致浓厚。他自己高兴地用醋洗猪肠子，用温油发猪蹄筋，还跟全聚德烤鸭店的蔡启厚同志学做香酥鸭……做出来的菜，水平很高，好吃得很。一次，辽宁有个同志托一达在北京帮着买条裤子，一达给他买好后寄了回去。那人写来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这不是一条裤子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问题。”孩子们看到了，就笑着背诵这句话。可是一达在北京不能待时间长了。因为居委会老来查户口，看谁家有外来人口，就轰人离开北京：“不是北京户口的赶快走，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一点儿人情味都没有。有一年冬天，去陕北插队的二儿子回北京探亲，居委会组织探亲的知青出劳力挖地沟，挖完了又要求他们在过年前必须离京。他就跑回陕北闹秧歌去了。我最忘不了的是，一年大年三十那天，一达被轰走了。居委会发现他回来了，说他是外地人，必须立刻离开北京，不走不行。一个劲儿地轰。“可这是过年呀”，我说。“过年也不行！必须走！”于是，我只能自己带着孩子，在大年三十这天，看着一达在寒风中孤零零地离去。那次一达回到沈阳，下火车已是晚上。可是两派也不过年，还在武斗，枪林弹雨的。一达回不了自己那儿，孤身一人，无家可归，便就近躲到一直对他很好的同事陈大煊家。陈大煊那天不在家，而他家就一间屋子。他老婆就给一达在楼道里支了块床板，让一达在楼道睡了一晚上，过了那个年。“文革”中有段时间，一达曾被使用，让他移植样板戏，在沈阳搞评剧《红灯记》。所谓“移植”，就是原样儿照搬，搬进别的唱腔，不能走样儿，否则就不成为“样板”了。但一达觉得，照搬不叫搞艺术，而且《红灯记》也有待提高，便自己发挥，艺术加工。结果，弄得造反派说他竟敢篡改革命样板戏。
文革中王一达孤身一人在东北农村插队
一达挨整时，世态炎凉，几乎没有人敢跟他来往。但是“大象”一如既往，尽力照顾他。“大象”叫张维相，是“文革”前一达在沈阳工作时的司机，是个很讲忠义的东北汉子。“文革”中，一达一个人落难在东北，也不是单位领导了，举目无亲。但“大象”觉得他是好人，就在生活中常常给他帮助。单位里还有位厨师对一达特别好。那厨师我也认识。但我认识他时，“文革”还没开始，我们还算是单位领导，他是食堂厨师，所以没什么来往，也没见他主动想接近我们。但是“文革”中，一达落难了，他却主动接近一达。在大家都不敢理睬一达、不敢跟他来往、生怕牵扯上问题的时候，那厨师却对他特别好。平时，别人见到一达，多是以对待牛鬼蛇神的态度对待他，呵斥、严厉、冷漠，但那厨师总是以友好和尊敬的态度对他。一达到食堂打饭，他总是在勺子上给以照顾。每逢年过节，他都悄悄叫一达去他家里吃饭。一达对此，一生感动。我曾用心去记那位厨师的名字，但给忘了。我最不应该忘掉名字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位厨师，一个是北京戏校传达室那位想保江枫的老头儿。我曾经告诉自己，一定要记住他们俩的名字，但还是给忘了，没办法让世人知道这两个好人是谁了。1969年，有一天，我们学校召开大会，军宣队的人在台上讲，苏修已经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大炮架在那里对着我们，随时可能对我们发动突然袭击，战争一触即发，我们要准备打仗，要疏散下去。于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们，就到了北京昌平县长陵公社，住进了山沟里的一处建筑。那里好像是一个被废弃了的学校，空气好，没有人烟。我们自带铺盖卷，到那里去住了一个月，光开会学习，没劳动，什么也没干。好像是因为说那里在苏修进攻的路线上，住了不久，就离开了。那时我二儿子在陕北，当地也说他们那里在苏修进攻路线上，让他们学俄语“缴枪不杀”。他们问万一被俘了说什么，人家不教。当时我已经算是岁数大的了，但学校安排走哪儿，我都跟着。我家里就一个小儿子卡林在家，上小学，临时找了位老保姆管他。后来，茶淀农场成了我们固定的“五七干校”了。所谓“五七干校”，是“文革”期间把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学校教师等下放农村劳动的场所。大卡车装着我们一学校的老师，把我们送到了天津那边儿的茶淀。那阶段，北京有三个学校在那里办干校。三个学校是：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商专、北京戏校。茶淀那里是个劳改农场。当时，劳改犯都给迁移搬走了，我们就进去了。我们住在犯人们住过的房子里，一排一排的砖房，房子里搭着木板床。那里蚊子多得简直能吃人。我们每个人都带了蚊帐，钻在蚊帐里睡觉。在茶淀，我们上午劳动，下午学习。有几个改造好的犯人留场人员，在那里教我们种菜种树干农活儿。劳动时，老得蹲在地上拔草。我蹲不住，就总是跪着，跪在地上拔草。有个同志好热闹，学这人学那人，也学我跪在地上间苗拔草的样子，大家都笑。年轻博学的孔谨老师见我年岁大，有时给我送来个小板凳，让我坐着拔草，我很感激他。我们掏大粪时，经常一不小心就溅一身粪，屎尿都有，但谁都不能嫌脏。因为那时候总说，身上脏了，思想就干净了。我们住地附近有一个大石头堆，里面生活着一百多条蛇。大家觉得总与蛇为邻，不够安全，就放火烧那石头堆。我看见有的同志是南方人，他们弄回来一条一条的蛇，挂起来，准备吃。还有的同志会捞鱼，就总在当地水塘里捞鱼，回来侉炖，没什么调料，但是鱼鲜美，挺好吃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苦中作乐。一年后，我们干校转到北京大兴县的天堂河农场。在那儿，我们住在老乡家的空房子里。那里的劳动是种水稻，从育秧开始到脱粒，全过程。育秧时要挑沙土，很沉，女同志两人一筐。到插秧时，我还买了双高筒胶靴。我们插秧插不齐，就拿线绳拉线，按着线一排一排地插，结果插出来整整齐齐的。三伏天，我们得蹲在稻田里拔草，那是最苦的活儿，因为太阳在头顶上暴晒，空气闷热，稻田里却密不透风。等到秋天打稻子时，天气就凉爽了。在干校时期，搞“阶级斗争”是以政治学习为主，不怎么批判身边认识的人了，只批判刘少奇、孔子、林彪等不认识的人。政治学习是建国以后所有的运动中都不可缺少的，形式也没有过很大变化，一般都是一组一组的分开，有人念文件，或讲“精神”，或读毛主席语录，然后大家发言。这种发言，目的是向党交心，自我批判。其实，一般来说，有人看管着时，是瞎说；没人看管着时，是瞎聊。但是在茶淀农场时，有一段时间，批斗过一个我们认识的年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个反革命，是我们学校第一任校长、以前的花脸名师郝寿臣的长孙郝天恩。“文革”中，郝天恩家里祖坟被人扒了批斗。他因此一生气，撕了毛主席像。不料被人看见揭发了。撕主席像？这还了得，他就成了现行反革命。郝天恩是从海军复员回来的，在我们学校当会计，管给我们发工资。他很老实，不爱说话，说出话来都是本本分分的。可是为这件事，他一个年轻人，在茶淀被批斗得非常厉害。其实，现在想想，如果人家宗教里的人撕了神像，也不至于这样批斗，除非中了邪。我在干校时，家里只有小儿子卡林，我不得不请保姆来照管孩子。我们家的老保姆黄瑞萱被当作地主婆，给轰回湖南老家去了，我们就隔三岔五地在北京找保姆。当时我的大女儿乔乔被分配到维尼纶厂当工人，在北京顺义县牛栏山。她每两个星期从顺义坐火车回来一次，看望一下卡林，料理一下家里的事情。有一段时间，家里请来一位缠足的小脚老太太，体胖脚小，走路不稳，一摇一摆的，很慢，不安全的样子。地上有只虫子爬，她一脚一脚地踏，却因为脚太小，很难把虫子踩住。孩子们笑称她“摇摆大娘”。一天摇摆大娘打开裹脚布，卡林看见了她畸形的小脚，连声叹息。她指着自己的小脚感叹说：“都是因为刘少奇呀！”她爱唱歌，却老自己改调。街道要求居民去合唱革命歌曲，一会儿却把摇摆大娘轰回来了，说她嗓门大，一唱就把别人都带跑了。那时候，孙维世的女儿小兰正在落难中。母亲已死，父亲被关，她到北京来找我。她到我家时，我在干校，卡林也上学去了，只有摇摆大娘在家。摇摆大娘特别认真负责，不认识的人，绝对不让进家。小兰来敲门，摇摆大娘开条门缝，问：“你找谁？”小兰说：“我找我六姨婆。”因为我是小兰的妈妈的六姨，所以小兰叫我“六姨婆”。摇摆大娘不知“六姨婆”，定睛看了看她，说：“谁是你六姨婆！”“嘭”地把门关上了。小兰叫不开门，就出去转了一圈儿，想，换个说法儿，看行不行。她就又敲开门，提我小女儿的名字：“我是这家人的亲戚，我认识津津。”摇摆大娘说：“有乔乔，没津津！”“嘭”地又关上了。那些年津津在东北兵团，明明在陕北插队，摇摆大娘没见过他们，也搞不清我到底有几个孩子。小兰想了半天，让邻居对摇摆大娘解释明白，才进了我家。我下乡的时候，一达在东北也下乡了。他们那些牛鬼蛇神，也下干校，都住进了农村生产队。一开始还有造反派管着他们，还老说他和刘炽最顽固，但农民不歧视他们。后来干校变成插队，他们的生活就有了自由。以后，津津也离开兵团，改到一达他们干校附近的村庄插队了。有一天，一达骑辆自行车，后架上带着津津，去刘炽家串门。刘炽全家大小、老婆孩子一起，在另一个村子落户，住在村里一处土砖房里。他家房外，有一棵很高很大的树，绿叶茂盛，树下阴凉。他们把自家钢琴放在树下，等一达带着津津到了，刘炽的女儿就给他们弹钢琴，一曲又一曲，动人心弦。刘炽一家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把钢琴一直随身带着，家迁到哪儿，钢琴就带到哪儿。那里天高皇帝远，造反派顾不上管，热爱音乐的刘炽全家，得以在绿荫下尽情享受，让音乐在蓝天白云下、乡间旷野中，自由飞翔。“文革”中，很长时间，一达的家信都有人检查。所以，他写的信，不敢说自己的话，总是抄报纸上社论里的话，反正让家人知道他还平安就行了。想说的话，都是见面再聊。一次，刘炽跟一达议论江青如何坏，过后被人揭发了。那时一达正在北京。刘炽赶紧打长途电话来，让一达说不知道，免得被卷进去。不过那时候，到处的人都在议论江青他们几个人祸国，反抗已如岩浆涌动，快爆发了。所以也没人来查。之后不久，“四人帮”就垮台了。
1970年代，在北京火车站送回京探亲的津津回东北兵团。左起：王延风、王乔乔、王克林、孙冰、王功、任均、宗璞、王津津
文革后期那阵儿，革命比较松动了，一达在北京住的时间也多了，跟我们延安时候的老朋友苗培时来往很多。苗培时见多识广，到我家来爱谈他准备写的小说故事，也聊政局、历史、保健什么的，一讲几个钟头。每次离开我家，从站起来到往门口迈步，得再讲半小时，到了门口又讲半小时，说不完。他介绍我们认识了刘向勃同志，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还认识了北京烤鸭店的蔡启厚同志等。不少老友新交常来我家聊天儿，谈的最多的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江青等人的不满。那时候全社会都这样儿，都预感快要变了。我大女儿乔乔的公婆赵犁、武庆辰同志也常来相聚，我们谈得来。后来他们热情地关心我的其他儿女，给了很重要的具体帮助，联系了工作，调换了住房等。经常来我家找一达聊天儿的，还有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吴晓玲先生。吴晓玲家和我家相距几里地，他一般不坐车，常常趿拉双圆口鞋，穿件圆领衫，摇把圆蒲扇，一身大汗地就溜达来了。他很厌恶江青他们，坐下就天南地北地聊，特别热闹。有很长一段时间，吴晓玲给他的女儿、侯宝林的女儿和我的女儿津津，开了一个古典文学讲座班，做出计划每周讲。这几个女孩子都被文革耽误了上学，那时候特别想读书。津津从农村回来后，在中国书店古籍部工作，听吴晓玲的课，更是有益。后来明明从陕北回到北京，也想去听吴晓玲讲课，但几个女孩子笑说那是女生班，不让男生参加，他只好自己读书。他插队时候，宗璞曾指导他读外国文学，蔡仲德曾指导他读古典文学。过些年后，我和一达去加拿大时，吴晓玲专门让他女儿在多伦多家里接待我们，每天开车带我们游览，还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明明14岁就跟同学跑出去大串联了。那时串联学生坐火车不花钱，但人太多，他们就设法爬到行李架上面去躺着，或者钻到座椅底下去睡觉。在上海时，他们住在上海机械学院。那时候全国武斗还没开始，但他住在学校里一个楼上时，已经扒在窗台上看校园里两派大学生武斗了。一派大学生使用些自制的冷兵器，组织起来攻打一座楼房。那楼房里有另一派大学生，像古代士兵一样地守卫“城池”。津津那时在北京101中，参加了她哥哥延风单位的人组织的“长征”。那一阵子许多年轻人学着打起绑腿，步行去远方，叫做“长征”，目的地都是革命史上有名的地方，如延安、井冈山之类。延风他们想长征得近点儿，就选中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跳崖的地方。他们那支队伍，连津津在内，一共五个人，打着一面写有“长征队”的小红旗，从北京一路排着队，步行去河北易县狼牙山。那时候，北京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打着小红旗的“长征队”，走来走去的。他们去狼牙山的一路，也到处都是。延风单位里的对立派说他们去狼牙山是逃避革命运动，称他们为“逃难队”。后来卡林和小朋友去延风单位打乒乓球，还看见墙上那时候画的漫画，画五个小丑打一面小旗，旗上写“逃难队”。1967年春天，学校高中同学鲍国路（后来叫柯云路）给津津和一个同学火车票，随一些大学生去江西串联，说是支持左派群众组织。到了那儿一看，谁都说自己是左派，军队也卷在派性里面，还给了她们枪。她们101中的一个学生在那儿为保卫毛主席而战，死了；对方也是为保卫毛主席而战，把他打死了。津津她们跟着大学生们，总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支持一派。但另一派也总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跟他们对立。于是都誓死保卫毛主席，大打出手。其实，不管是哪一方的造反派，自1967年1月夺权风暴以后，最高目标都不过是在“文革”中跳出来夺权。那时候，已经没有“走资派”性质的政权了。那会儿所谓的造反呀、保守呀，全是造反派性质的。那些打打杀杀，疯狂屠戮，都是他们为了保卫或建立自己那一派的“新生革命政权”。 “文革”头几年，每发表毛主席的指示，都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毛主席说话。因为毛主席说的话是“最高指示”，而他新说出来的话，又是“最新指示”。“最高”和“最新”在一起时，意义非凡，就上街庆祝。比如“要斗私批修”、“呼出二氧化碳”、“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等等，都要上街，叮哩咣啷，呼喊口号。“文革”后期毛主席的一条最高指示，我记得最清楚。那是一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那会儿，听到这个最高指示，我想，搞阶级斗争，是因为人口多了？对这句话想不明白。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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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岁拟再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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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选自任均口述回忆录《我这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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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