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 李其容：一个南方女孩眼里的北京

Original 免费加盟☞ 新三届 2024-04-2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右派父亲划清界限受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一个南方十岁女孩

眼睛里的北京: 1956年

作者：李其容

背景

1956年父亲李家桢先后两次去北京。第一次是暑假间，带我和妈妈一起去的，度假，也是散心。第二次是借去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向中央组织部状告浙江省委。

父亲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当了党委会的一把手后，简直是围绕莫朴在转。因为他那时到美术学院来是想重拾绘画专业，不想搞政治。李家桢还是有底线的，绝对不想整人。

虽然他也看出莫朴在学院里很跋扈，搞山头，为争实权对抗省委领导，惹毛了省委当权派，不过在省委当权派欲利诱父亲整莫朴时，他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让省委直接领导觉得他不是“自己人”却“察见渊鱼”，甚为不安。

再者，父亲看到省委这些领导人的工作关注点是搞宗派，并不关心美术学院的工作，几次把美院存在的问题向省委反映却得不到重视，视工作为革命事业的父亲在情急之下，竟然越级去上海华东局向负责浙江文化工作夏衍投诉，更招致了省委领导的恼恨，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知道李家桢夫妇解放前坐过牢，便想利用肃反运动来打破缺口——要是查出他们有什么疑点，便可以用“正当”的理由处置李家桢了。

于是，省委派出了心腹作为美院肃反运动的领导人，以我父母被捕出狱后“在上海作的结论简单，要重新审查”为由，否定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结论，否认了他们对党的忠诚，有口实地褫夺父亲的工作职务。同时，他们故意在时间上把这“重新调查”搞得长长的，以便让那位心腹在美院树立“威信”、建立“人脉”，让父亲更为边缘化。

学艺术出身的父亲不会搞政治，单纯的他以为按照党章的条例，他是被许可进行一个党员应有的权利向上申诉的，于是借去中央党校学校的机会，1956年9月又去了北京。

进京

1956年11月，妈妈带着我上路了，去北京。

怎么从杭州去上海并转车的种种我都忘了，只记得上海到北京我们坐的是软卧，车厢被一小间一小间地隔了开来。好像带去的保姆张妈坐的不是软卧，是在另外的什么车厢里，我只记得上火车前我很累，在候车处曾把脑袋伏在她的怀里打盹，但她身上的气味很难闻。

在软卧中的妈妈精神特佳，与隔壁几个软卧间里的年轻人谈笑风生。这些年轻人是解放军某文工团的，一个个长得漂亮精神。妈妈还取出我的成绩报告单给他们看，很自得的样子。

虽然妈妈那时给爸爸的信，说“反革命分子劳改的人的房子千万不能租，宁愿我在这儿受这些家伙们的气，可不能在这种地方马虎。第一将来会被认为敌我不清，第二对我们，尤其是立场坚定，原则性非常强的儿子（女儿）不利”，但我们还是住进了这家四合院，北京方家胡同口的这家小小的四合院中……大概爸爸实在是找不到别处的房子。这间房子是爸爸花了五百元典来的，钱是向二舅舅借的，每月还五十元。所谓“典房子”是除了每月交房租外，还要一次性交给房东一大笔钱，大概是“保证金”吧。有的家具是向中央美院总务科借的。

这个四合院中住了三家，女房东住的是南边的三间，我们住的是北屋两间，还有一家住的是厢房，一间还是两间我不清楚，因为那两口子是工人，早出晚归，我很少见到，只有我们从东单舅舅家夜深回家时院子门被拴住了，他听到我们叫门起身给我们开门的印象。

女房东三四十岁的样子，瘦瘦的，一天到晚不见笑，还总是哭。她男人是国民党军官，正在劳改。妈妈尽管不乐意住这家，但妈妈对女房东还总是客客气气的，很和蔼。那女房东见这个共产党的女干部这么客气，也就跟我妈说说知心话。那天，她来串门还拿了个“玻璃皮包”（四十年代后期美国出的闪闪发亮的塑料手提包）来送我妈，我妈哪会要？但我妈还是静静地听完她的诉说，还劝说了一番。

转学

我家虽住在安定门内大街上的方家胡同，但我并没有在那个著名的方家胡同小学读书，尽管那小学离我家才五十多米。爸爸不知怎么一来，将我转学到要穿过大马路又曲里拐弯地钻过一些小胡同才到达的“东公街小学”就读。读的是三年级。

从小到这年的十岁，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差的环境里读书，从我上过的托儿所、幼稚园算起。但我读的这场地可能是“东公街小学”的分校，因为我日记中写得有“冯老师有事到本校去”。

校舍是平房，教室中间的院子是泥土院子，大风一刮尘土飞扬。上体育课要到周围的一条小马路上进行，运动会要借附近“河北中学”的操场，上音乐课去的是另一个胡同的一间屋子。

一般来说，小时候到了新环境我总是很羞怯，不会主动跟同学们交往，过了一阵子，我放开了，就很活泼地跟她们往来，她们此时就会说：“原来你不是骄傲才不搭理人啊！”

到了东公街小学也是这样。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听老师话，课间时不留在教室内去小院子里呆着。因为陌生，我只站在院子边看女同学们踢毽子、跳猴皮筋，并不介入。同班的那些女孩子也不来招呼我，但我看出她们对我很好奇，尤其是那个叫李雅珠的，就一直在我面前踢毽子，边踢还边上下打量我，特有本事。

后来虽跟他们熟了，但他们对我这个从南边来的同学还是有距离，总时不时要笑话我。

当然，我家的一些生活习惯也是会令他们笑话的，譬如初转学到此时妈妈总让保姆张嫂来送接我。那天傍晚，张嫂来接我，而我们还在上自习，听到张嫂叫，我就用杭州话让她“晚点儿来”。杭州话里的“儿”字音很重，不像北京话词尾的“儿”只是轻轻带过。哪知张嫂是绍兴人，听不懂我说的杭州话“晚点儿”，她一连问了几次，我一连说了几次“晚点儿”，引得同学们阵阵哄笑。最后，张嫂终于明白了，问了句：“是不是夜点来啊？”我没好气地说：“是的！”又引得同学们哄笑。张嫂离去了，可同学们还在那里一遍遍学着我的杭州话“晚点儿”“晚点儿”，弄得我哭笑不得。

隔阂

在北京，我总要被人问：“你是不是南边来的啊？”后来张嫂不做了，回杭州了，我分担了一些家务事去买豆腐时，在豆腐坊里也被人家问“你是不是南边来的啊？”我觉得好生奇怪——北京人怎么对南方北方分得那么清楚，还把嫩豆腐叫成“南豆腐”，对我这个从南方来的孩子总要问一声以甄别。

再住过一段日子，我觉得这个学校的同学跟我在杭州的同学很不一样。跟我住过的干部子弟小学不一样那是肯定的，但跟我住过的长生路小学的同学也不一样。长生路小学的同学尽管绝大多数是市民子弟，但同学们表面看起来区分不大，至少全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对我这个穿得讲究点的女生也很友好。可北京的这所小学，同学间从穿着上就看得出彼此家庭的经济状况，而且班上的同学对我都怀有些许敌意。

不知怎么，从这个学校起一直到初中，我总跟同学合不来，尽管我对她们是很有善意的。现在想来，可能是家里的经济条件好、功课好而老师喜欢我，无形中就跟同学们有了隔阂。最初进入东公街小学时，班上同学对我还算好，到了那位女体育老师恶意地喊我“资产阶级小姐后”，同学们就公然欺负我了。我仅仅是体育成绩不佳，这位漂亮的郭姓体育老师就憎恶我，似乎没有道理——每个班级总有体育成绩不好的学生呀，难道都是资产阶级小姐与公子哥吗？！现在想来，她可能家里贫困，跟那些贫困同学一样，多少还是有点由于生活水平差距较大而对我产生了憎恶，看不惯。

那天下午，我去上学却见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直到上课铃响，我才想起班上同学全去音乐教室去了——我们上音乐课要去一个胡同带有钢琴的一间屋子，是为音乐教室。

上课的是一位身材窈窕的年轻女老师，姓刘，模样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她的双手。那双手的手指头特别细长，除了大拇指，其它指头有点儿往上翘。哦，刘老师是把辫子盘在后脑勺上的，有一次她在发髻上弄了个天蓝色的硬纱蝴蝶结，我觉得很漂亮。她很喜欢我。

我拿起夹着歌曲与音乐知识纸张的硬纸面夹子，飞快地跑到音乐教室那里。哪知刘老师还没有来而班上的同学却不让我进去把我关在门外。我等着老师来让我好进去，不料却有同学还冲出来打我，我哭了。正好此时刘老师来了，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了，刘老师于是安慰我说：“你别哭，你哭了他们就更高兴了。一会儿我去说他们。”

我们这分校的三、四年级同学中后来我知道有音乐学院教师的女儿，有话剧团演员的女儿，还有一个满族贵族的女儿，但大多数是城市普通人家的孩子，穿得也不怎么整齐。我自南方来，又是干部子弟，所以在那些同学中显得很突兀，也许，这就产生了距离。

我记得住名字的同班同学中，班长郭大文的妈妈是给人当保姆的，班干部谢文澜是工人家庭的孩子，因为不多久她因父亲随厂内迁而离开了北京。那个叫栾鹏的男生，家里是开棺材铺的，他由此就偶尔做些祭祀之类的零活。本来，我不知道他干这活，直到有一天……

那是个星期日的中午，我正在我住的方家胡同院子门口站着发呆——因为爸爸妈妈不许我放学后去别的地方，除了去交道口电影院看电影。我们家在方家胡同的头里几家，院子门口看得见大马路上的动静。忽然，我见到从马路对过黑压压的一大队人打着窄旗穿过马路，走到我们胡同里来了。

我还站在那里看热闹，蓦地，我看到队伍当中有口棺材被抬着。我又惊又吓，转身就“哐当”关上了厚重的木门，心头还别别乱跳。

听得放炮声、呜哩哇啦的唢呐声与咚咚鼓声从外头传来，我还是忍不住了，打开一条门缝张望。此时棺材已经看不到了，我看到的是举在杆子上的纸房子、纸人纸马游行而过，这可真叫十岁的我开眼了——我住在上海杭州都没见过这种像玩具一样的东西，真感到新鲜！

突然，我看到穿着粗布紫色袍子的栾鹏也在队伍中间，还吹着唢呐。他是在队伍最后还是头里，我记不得了。

第二天在学校里我问起昨天看到的是不是他，这个调皮鬼面有得色地说：“当然那就是我啊！”

想起来，五十年代我在杭州倒没有看到这些迷信活动，但1957年我在北京，却看到首都的哪哪地方都有卖棺材与纸人纸马纸房子的。记得王府井大街上就有一个棺材店，晚上这家店还开着瓦数很大的电灯，明晃晃的电灯照着店铺正中搁着的锃亮油漆涂的棺材，好不吓人！每次跟爸爸妈妈从东单往交道口家里的方向坐有轨电车经过王府井，电车开过棺材铺、我看到棺材铺里的棺材，总吓得要闭上眼睛。

京郊

说栾鹏是调皮鬼，并不冤枉他，他曾用死人骨头吓唬过我。在郊游的时候。

在杭州的小学里，我们也郊游，那是去风景区玩，我们叫“远足”，因为我们不会坐公共汽车去，总是排队徒步去的。在北京的四月末，我们班去安定门外的郊区去野餐，几天前我就把米、盐、油交给班里了。

方家胡同离安定门不远，有时我放了学到同学家去玩会路过安定门，我会在城门洞那里看新鲜，看在杭州看不到的风情。最让我感到好奇的是那里给骡马修蹄子、钉铁掌的活计——在把旧铁掌取下、换上新铁掌之前，要修马掌，看着师傅用锋利的刀子先是一下一下地修，后是一下一下地切，那厚厚结实的马掌在师傅的手里竟如豆腐干一样被切下来，让我诧异极了，我一看就是半天。

安定门出出进进的货运马车很多，多半是运煤的。爸爸时常写生画这些边上坐着车把式的货运马车，速写。爸爸在北京不仅画了好多幅油画风景，还搞版画，他曾经把安定门内大街上的运煤马车搞成木刻创作，但整幅木刻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之际，不知怎么一来，他把那根马鞭刻通了，于是前功尽弃。木刻和水墨画都是一次到位，不能修改的艺术。

那天星期一下午，我们去野外去玩。我日记里写道：“到野外的路可真长，我们到了和平里还得走好一大段路。到了那里，真是到了真正的野外：到处都是坟墓和小路水沟，走也真难走。我们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举行了少先队仪式后，就开始做小炉灶。栾鹏老把棺材盖打开，拿起死人骨头来吓唬我们。不一会，菜烧好了，我们大伙儿就吃，我吃得很有滋味。”

我也见识过同学的小康之家，跟话剧《北京人》展现的那样。是放学排队跟着某个男生来到他家，从门外看过去，四合院里他家的正房很排场，要上几个台阶，好像正房里还有极宽大的炕。尤其令我惊异的是这小个儿、平时有点淘气的男孩子，刚跨进院子里见到长辈居然深深地一鞠躬！从此我知道老北京人家是特别讲究礼数的。那天这个场景大概令我十分感动，故而回到家后我见到妈妈也给妈妈来了个深深的一鞠躬。妈妈没有思想准备，我这突兀之举把她逗乐了。当然，尽管我是很懂礼貌的孩子，但以后却没有在放学后再给家长鞠躬，因为大人并不要求那样，只要求我回家时报到一声就够了。我家毕竟是民主家庭。

那个平时很腼腆，穿得很考究的女孩，到我快离开这个学校时才晓得她是满族，可能排起来还是属于“格格”之类的满族贵族之家的孩子。她家住某胡同高处的一个大宅子里，回家要走上八九步台阶。每次我们这些排队回家的孩子们路过她家，时不时能看到一个穿得很考究的中年妇人，在宅门前等着。

那天，也是无意中我跟这个女孩和另一个女孩在本校的院子里聊起，才知道她是满族而另一个是回族。我当时很惊奇，因为在上海与杭州我认得的小朋友当中没有一个不是汉族的。大概是我那时小，不会留意玩伴中有没有非汉族的。

我回忆起，这个满族女孩曾穿着一条极为漂亮的白地红花连衣裙来上学，料子既不是棉布的也不是丝绸的，是种很轻薄很飘逸的面料。当我赞美她的裙子漂亮时，她小声地对我说，这裙料是美国货。那时我听过也就听过了，因为我们家或二舅舅家里也常有美国舶来的服饰与用品。现在想来，她能敢对我说这是美国货，真是对我极大的信任哩！

串门

到北京之后，我感觉跟住在杭州的最大不同是我们家有地方可以串门了，去两个舅舅家，去爸妈的朋友孙伯伯家。同样地，我家客人也多了起来。

我们去得最多的是大舅舅张友鸾家，他住在东单的草厂胡同，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大舅舅是个许多人都以为是对自己最体贴、最好的人，我也以为是。

我们去了北京才一个月，我就过十岁生日了，冬天。我的生日是在大舅舅家过的，大舅舅让保姆做了一桌子菜，可等菜上齐了，大家举箸要喝酒时，却发现大舅舅人不见了，正嘀咕呢，却见大舅舅手握半斤装的“长白山牌”葡萄酒，从外面兴冲冲地来了。原来他到巷子口的小店里，为我这个小寿星买酒去了。

“大哥就是惯小毛！”妈妈虽然这么嗔怪自己的哥哥，但还是看得出她是很高兴的。

乱套

在北京住的日子里，前半年是很开心的，哪知过了半年妈妈发病了，我们一家就乱套了。

妈妈一直血压很高，1954年来杭州之前就有200度多了，在杭州血压几乎没有降低过，尤其肃反运动开始，党组织否定了她和爸爸在监狱里对党的忠诚，要重新做结论，这给了妈妈极大的刺激，血压甚至高达250°/140°。在爸爸去了北京后，杭州的医生就建议妈妈若有可能去北京，最好到北京的苏联红十字医院诊治。知道自己的情况不好，妈妈自己也急了，就赶在入冬之前带我和保姆搬到了北京，生怕自己万一倒了下来而在杭州没人张罗要出大问题。

我们是11月中旬到的北京，安顿下来要段日子，后来又是过春节亲戚之间走动也忙了一阵子，总之妈妈去苏联红十字会医院找苏联医生诊病是春节之后了。苏联医生对妈妈是很有原则的亲切——他知道妈妈没有戒烟的决心，就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批评道：“您这个同志在敌人监狱里那么坚强，怎么就没有坚强的决心戒烟呢？”他知道妈妈进过监狱，是因为妈妈把病史告诉了他。

坐牢之前，妈妈没有查出高血压，在孕我生我的时候都没有查出，而女人在妊娠期间往往会患高血压的。苏联医生由此判断，在监狱里精神高度紧张会诱发高血压。他还另外举例告诉妈妈：“高血压在苏联又叫‘列宁格勒症’，那是因为列宁格勒被法西斯德寇包围的三年间，许多人精神高度紧张而得了这个病。”

就诊后，妈妈就在苏联红十字会医院住院了，住了一个多月。

妈妈住院的时候，当然爸爸是经常去探视的，也带过我去探视。当我跟所有要去病房探视的人那样换上了白大褂时，很是兴奋，对爸爸说：“我们像不像医生啊？”却不料爸爸的回答使我很沮丧：“我们像剃头的理发匠！”

爸爸总有办法让人泄气。

在苏联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妈妈的血压下降了许多，降到180度左右，于是她很高兴地回家了。

悲怆

但是这种高兴只是面上的，只要浙江省委一天不给爸爸妈妈做结论，妈妈内心是高兴不起来的，焦虑无时不刻地缠绕着妈妈。妈妈自称是“内心性子很急的人”，还真是那样：她表面的遇事不发火，完全是为人涵养所致，不过是抑制着而已，在她的信中、日记里可时而看到她的愤懑，宣泄着对恶行、不公的愤懑，甚至对自私自利之人的愤懑。

妈妈所盼望省委鉴定一直没来，她出院后没几天，1957年3月底在家里却见到了省委组织部派来几个人来调查另外一件事。

此时，离毛泽东准备在1957年开展一场整风运动的宣布（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已过去了几个月，就在1957年2月，毛泽东还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似乎是为这场“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吹响行动的号角。

浙江省委这拨人，并没有意识到对待我爸我妈历史问题的鉴定态度上有没有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他们倒是很感兴趣此时有人对我爸进行的举告，不失时机地特派省委组织部的人来北京找我爸进行核实。

告爸爸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进入上海财经学院的那几个私立大学的教授。院系调整时，因要把民国时期的英、美式高校体系改造成苏联式高校体系，所以取缔了所有的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把里面的教授都让公立院校接收。1952年创建财经学院时，爸爸实权在握——他这个党委委员不仅是人事处长还兼了院长办公室主任，学院许多具体事宜是爸爸拍板说了算。

上海财经学院主要是由上海商学院、上海法学院合并而成，复旦大学的几位知名经济学教授也被邀来教学。这些知名教授来时都把自己的助教带了来，这些助教追随自己的导师多年，本身便成了有资格的经济学家。于是那些从私立大学来的、教夜校杂牌教授攀比了，他们也要求有自己的助教。而教授多、助教少本身就是这所新建的财经学院的难处：助教只是教授的三分之一，大多还是那些知名学者带来的助手。

总之爸爸那时推脱了，没给这些杂牌教授安排。这对那些皮包教授来说当然是大失面子的事，于是他们耿耿于怀，1957年初便互相约起来告爸爸，去统战部告。统战部把这件事转到浙江省委，浙江省委很来劲，马上派人到北京我家调查核实。

调查人员是3月26日来方家胡同我们家的，租来的屋子不大，来人坐在椅子上听，我爸坐在我的小铁床上讲，而我妈也想听，于是就坐在大床上边结毛衣边听。我妈是十分信任我爸的，创建财经学院的那些事她也知道，晓得李家桢不会出自个人目的去为难那些皮包教授。

然而，毕竟听这种调查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所以第二天妈妈就发病了，顿时呕吐、头晕、手脚麻木，又送红十字医院住院治，是爸爸和大舅舅送进医院的。病况危急，送医院的当晚就有些昏迷，医院立即发出“病危通知单”，要爸爸在医院陪护她。

夜里，妈妈从昏迷中醒来，记挂的只是他们的历史结论还迟迟不被作出，大骂这些浙江省委宣传部、组织部这些宗派主义者用心狠毒陷害他们，骂这群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是没有共产党员良心的混蛋。在人之将死的时刻，妈妈想到的只是自己的政治生命，她把政治生命看得比自己真实的生命还要紧。

抢救了两日。最危险时，甚至用了俄国的土法“水蛭疗法”治疗，让数条蚂蟥围着她的脖子吸血，爸爸说那简直就像杀人抹脖子似的血淋淋，甚是可怕。

妈妈这是得的脑局部溢血，虽被苏联医生竭尽全力抢救了过来没有死去，但已经形成了脑血栓，留下了行走不便的后遗症。

在她刚刚脱离危险，看到前来探视的两位兄长，止不住情绪满腔激动地诉说：“大哥二哥，我们那时坐牢时，你们不该来救我的！我们要是那时死了，就是烈士了……不如那时候死了倒好些！”

告状

大舅舅听到自己妹妹说出这样悲怆的话，难过至极，顿时就流下了泪。他回到家后就挥笔疾书给当时的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写了一封信。

张执一曾是爸妈在京沪杭（南京、上海、杭州）搞地下工作时的直接上级，当我爸妈于1948年被国民党军统抓起来的时候他十分着急，曾对下属说：“李家桢他们知道许多京、沪、杭一带的组织，应该设法把他们营救出来，要多少大头（银元）给多少大头，只要他们能出来……”而我的两位舅舅出自于亲情，出自于有许多中共地下党组织所没有的上层关系，同时亦出自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可以施行地下党不能办到的办法，故而谢绝了党组织的好意，倾力把我爸妈营救了出来。

现在，大舅舅听到妹妹说出这样悲情绝望的话，想到的第一个就是给知道实情的张执一写信，让他作证尽快澄清我爸妈的那段历史，还以他们的清白。张执一不仅仅作为证人，还作为中共组织里的高级干部，他应该也有能力去办好这件事。

当然，在那样的心情下，大舅舅的这封信是带有情绪的，措辞犀利。这封信是1957年4月1日写的，离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章正式大规模开始整风运动还有二十七天，但这封信后来就被作为大舅舅利用整风期间向党进攻的证据，成为划右派的理由之一。

张执一接到信后，立即派人到医院探望，并把大舅舅的信转浙江省委，请他们迅速为爸妈在监狱里的那段历史作出确切的结论。

揭发

妈妈是个性情高傲的人。头一年——1956年夏，我们全家到北京旅游，除了看望两个舅舅，爸妈还去看望了在北京的老朋友，那些一起搞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爸爸去看望张执一时，叫妈妈一起去，但妈妈说什么也不去，因为她怕有攀附之嫌。爸爸多年后还一再谈到这件事，总说妈妈为人清高，要换了别人，早就借此拉关系了。

虽然张执一马上给我爸写了信：“友鸠病，在京的同志们很担心，我因开会暂不能来看她，现请某某同志代为探望，等两天我可抽空来看她……”但他本人后来并没有来看望病重的妈妈。自此，他们彼此间再也没有联系，直到文革后。

抢救过来后妈妈继续住院，住了半月后，病情向好的方向转，但院方没有让妈妈的病进一步康复就让妈妈出院了。是不谙世事、原则性很强的妈妈得罪了权威。

妈妈住的是二人病房，同病房的另一年轻女病人原本并没有资格住这家干部医院，只因她是卫生部长李德全（军阀冯玉祥的遗孀，解放初期这样的民主人士多人被任用为国家级部长）未过门的儿媳，所以才小病大养，住这样的高级病房。这个未婚儿媳很漂亮，依稀记得妈妈说过，李德全还亲自来病房探视过，可见受宠至极。

问题是这女的小病大养倒也罢了，事实上她有没有病也很值得怀疑——做过地下工作的妈妈善于观察，故对每次临到护士拿来体温表让病人自己量（约要三五分钟）而后走开那一小会，这女的会迅速把体温表浸到事先准备好的温水杯里，又迅速拿起使劲甩，甩到自己所要的温度这一不正常现象产生了怀疑，认可此人是没病装病。

原则性很强的妈妈对于这种没病装病、滥用国家资源的现象很是愤慨，于是就向院方揭发了。妈妈眼里容不得有一粒沙子：她容不得“病人”是装出来的，也容不得旧人员李德全开后门的旧作风。在她看来，那位卫生部长尽管在解放前有进步行为，是共产党的团结对象，但她不应该把这种开后门的旧作风带到共产党的医院里来。在解放初，在那个讲原则，讲得连自己的亲老子都要检举、提倡“大义灭亲”的年代，不是为了私利为了打击报复而讲原则、一根筋的共产党员比比皆是，妈妈就是。

妈妈不世故，在此亦可见一斑。

要是她世故，她不但不会去举报，反倒应该要跟卫生部长的儿媳搞好关系才是：她自己是身患重疾的病人，若搞好跟卫生部长家的关系，日后托人要找好医生、好医院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再者说，她也不想想，这么举报上去，不是让医院为难吗？医院一路上去的最高领导是卫生部长，难道要让医院将卫生部长的儿媳赶走不成？医院不是要得罪自己的最高领导了吗？

再者说，那些看病的医生都是名医，他们难道通过数日的观察，还不知道这位漂亮的女病人是装病的吗？不过是病人装病，医生装糊涂罢了。这下好，来了个“不糊涂”的举报者，怎么办呢？

自然是让这位没有什么背景、“不糊涂”的举报者走人了事。

寄居

病还没有治好的妈妈回到了方家胡同。

妈妈住院期间，爸爸陪床约有十天，此时张嫂已经不做回杭州去了，我没人照管，爸爸就让我住在东单草厂胡同大舅舅家，离东公街小学很远，所以上学是雇的三轮来回。每当我从三轮上下来走进学校时，看到有同学围观，又是得意又是不好意思。

大舅舅那时还给我许多零花钱，那天放学后我特地让三轮在文具店“太山楼”前停一下，我进去买了我平时看中而没钱买的赛璐珞五彩垫板与其他一些文具。这是家很大的文具店，店门是一溜镶有玻璃的排门，很古老的格局，跟我在南方看到的文具店不一样。很宽敞而几乎没有什么顾客，所以店里的伙计看到我是坐三轮来的，对我十分十分客气，我有种被尊为贵宾的感觉，至今难以忘怀。

大舅母那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搞校对工作，见我来住时一付很无聊的样子（表哥表姐都已成人不在家住），就买来一大堆出版社处理的书籍给我看。说老实话，里面几乎没有我爱看的。

激动

在妈妈住院时，有一件事还是值得我写一写的，就是我亲眼见到了毛主席，离他老人家只有一米远，可惜看到的只是后脑勺。

那天是4月15日，我跟爸爸下午就去天安门附近一个叫“沙滩”的地方候着，有许多人都在候着，因为我们在等来访的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他是斯大林去世后来我们国家的最高级别的苏联领袖。早几天北京就在筹备了：大街上挂满了他的彩色像。

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当敞篷汽车驶过来的时候，人们看到站在伏罗希洛夫傍边的是毛主席当即就沸腾起来了，马路两边的人顿时冲破阻拦涌到马路当中，把这辆敞篷车团团围住了。我在日记里形容的“汽车被海浪似的人群拦住了”倒是很贴切。

我和爸爸被人群簇拥着挤到敞篷车的后头，离两位最高领袖只有一米左右的距离。伏罗希洛夫是白中带红的脸，毛主席是黑中带红的脸，可惜都看不到他们的脸庞，我被爸爸托举着只看到毛主席的后脑勺与腮帮子。

不过，这个角度倒是能看到正对毛主席并向着毛主席十分激动握拳高呼的人们，尤其是一个男青年，大声对着毛主席呼叫“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激动得连脸都变形了。看得出这些人都是由衷地呼叫，因为这完全是自发的无组织行为呀！

事后爸爸对我说毛主席那时一定很紧张，局面完全失控了，安全措施的种种此时完全失效了，要是混进坏人作案一定能得逞。

只见毛主席站在敞篷车上，用他那只大手，一遍又一遍地由里往外做着要人们散去的姿势，动作是比较慢的，要是快了，就像是驱赶的手势了。他显然理解这是人们的由衷敬仰之举，他当然不能作出驱赶的姿态，但同时又有苦说不出。

不过人们并没有响应毛主席身体语言作出要让开的意思，反而越围越紧了。

这么着有好几分钟，随着小汽车阵阵尖锐的鸣笛声，团团围住的人群终于让出了一条路，让敞篷车开了出去。

令我感到好玩的是，待车一开走，刚才围观的那些人有许多并没有随之走开，因为他们要满地找鞋——地上落下了许多鞋子，大多是单只鞋，都是围观时被踩落下来的。我跟爸爸走了好一段路才讨到一辆三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