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的话：今年五六月，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65周年。从今天起，本号陆续选编几篇有关胡风案的旧文，以志不忘。
本文作者
汪兆骞， 河北昌黎人，生于1941年。1964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任教师，1980年后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部副主任、编审，《当代》杂志副主编。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述甚丰。
原载微信公号六根
历史不是荒芜的宫殿，也不是沉寂的墓地，“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1936年10月22日，鲁迅葬礼在上海举行，宋庆龄、巴金、叶圣陶、张天翼、茅盾、胡风、萧军、萧乾等16人轮流抬棺
现在与过去交谈，会发现历史的某些真相，但“过去”已蒙上太多的时间的或人为的尘埃，“发现”真相并不容易。比方说1955年发生的20世纪中国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虽于1980年得到平反，但这一新中国成立后重大的政治案件，至今仍扑朔迷离，远未揭开这场给个体生命和社会群体造成巨大创伤的案件的真相。须知，自大规模地开展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文艺界又开展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次年再次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越十年，革文化、知识分子之命的“文化大革命”狂飙，这些旨在整肃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都是“胡风”案的合乎逻辑的延伸。我无能力从更深的层面，去探寻胡风案的真实的来龙去脉和与此相关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是非曲直，仅想从周扬与胡风的恩怨上，看看“士与中国文化”，这是余英时先生的书名，正好摆在案头，顺便借来一用。
少年胡风
历史上，胡风与周扬有过一次较大的论争，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致使周扬与胡风结下怨怼。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把周扬称为胡风的“私敌”。原话是“我以为他（胡风）和私敌（周扬），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正是“左得可怕”的周扬，把胡风一步步地推入深渊。周扬与胡风的这次论争，原来是关于文学的学术的“自由”的各抒己见的论争，但因“四条汉子”组成的“小小意识形态集团”的宗派主义作祟，他们却把论争的锋芒错误地指向鲁迅和以他为首的进步作家。对此，鲁迅有极清醒的认识，在他与友人的通信中，特别是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指出“四条汉子”的头儿周扬是“元帅”“大人物”“工头”“奴隶总管”，周扬们是“以指导者自居，却知之甚少”，“哗哗啦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借革命以营私”，“拉大旗作为虎皮”。周扬们还“用联络手段”“招揽扩大”，有明显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持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更可怕的是他们“还大布围剿阵”，对进步作家下手。鲁迅的清醒，还在于并未因为周扬们的丑行，而怀疑和迁怒于共产党，而是将周扬们从共产党中剥离出去，作为个案揭露周扬本人的品质和人格的缺陷。批评家林贤治说，这“在中国现代政治分析，以及文学史研究中是具有经典意义的”。周扬在这次论争中，一直处于下风，于是几次诋毁诬蔑胡风。说胡风在做左联常委的秘书长负责向鲁迅报告请求时，“他常常在传达鲁迅先生指示的时候带进一些他自己的意见”；（《忆周扬》）还说胡风一贯搞宗派主义。更有甚者，诬蔑胡风的同时，周扬还指派田汉等人，找左联四个常委之一任白戈谈话，说“胡风和南京有关系”，决定不再让胡风担任左联常委秘书长，要任白戈担任，（《忆周扬》）并且不再向鲁迅报告请示。周扬等四人还打上门去，找鲁迅谈话，于是“一律洋服，态度轩昂”的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人，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而闻名遐迩。四条汉子通知鲁迅，“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鲁迅问凭据，四条汉子说，“是得自转向（叛变）以后的穆木天的口中”。穆木天，吉林伊通人，诗人，曾参加“左联”，1934年7月在上海被捕，同年9月25日《大晚报》刊出其脱离“左联”的消息。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详细地讲了周扬等对胡风的诬陷，文章气愤地说，“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叫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鲁迅断然回答，“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谈话“不欢而散”，“四条汉子”理屈词穷，悻悻而去。即便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举国大张旗鼓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还活着的穆木天，也未敢站出指证胡风是内奸。内奸之说，子虚乌有，足见那时周扬们撒了一个怎样的弥天大谎。尽管胡风从20世纪30年代就是鲁迅身边有名的左翼文艺批评家，抗战初期创办《七月》杂志，后又在重庆创办《希望》杂志，是周恩来信任与经常联系的“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重要工作成员，但在文艺理论和政策方面，党内一些人依然与胡风不断有论争。比如1945年1月，胡风在他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舒芜的长篇文章《论主观》。在编后记上胡风说，这是“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论主观》，惊动了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如他召集了一次座谈会，茅盾、乔冠华、冯雪峰等到会。胡风向周恩来和到会者作了说明，说《希望》发《论主观》是想引起批判，与编后语“无情地参加讨论”相吻合。这与后来举国批判胡风时，说他支持《论主观》大相径庭。这之后，《希望》又发表了舒芜长篇大论的《论中庸》，继续发挥《论主观》的观点。1945年11月，胡乔木从延安到重庆，谈《论主观》《论中庸》，当着胡风与舒芜的面，表示作者好学深思，但文中有许多问题不妥当。说，毛泽东指出，什么是唯物论？就是客观。什么是辩证法？就是全面。你的《论主观》，恰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是反对全面。舒芜不服，同胡乔木争论，不欢而散。三年后的1948年，在香港的邵荃麟、乔冠华等一些胡风的老熟人，在《大众文艺丛刊》（三月号）上，连续发表了针对胡风、舒芜《论主观》的公开批评，首次提出胡风的文艺理论“显出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有意思的是，曾在周恩来召开关于《论主观》的座谈会前，表示支持舒芜的《论主观》的乔冠华，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中，大批起舒芜和胡风。令胡风没想到的是，于195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陈涌、史笃的文章，批评阿垅的《论倾向性》《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两篇文章。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对胡风派文艺理论的公开批判。早在几年前，胡风就曾预感，20世纪30年代他和舒芜与周扬发生的纠葛，在气候合适的时候，周扬会挟嫌报复。果然，报复不久就来了。开始，胡风的老熟人周恩来，还比较清醒客观，在1952年9月12日，周扬主持的小范围批评胡风的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周扬，帮助胡风检讨，只要检讨了，别人不必多批评；1954年，批胡风的事态正在扩大，周扬在会上作了火药味十足的《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胡风也以感情激动的反驳回敬。周恩来仍关照胡风，派乔冠华、陈家康等人找胡风谈话。周恩来让乔、陈等转告胡风，应该检查思想，要实事求是。毛泽东整肃胡风的决心已下，周扬们又假公济私推波助澜，即便是共和国总理，也难得保住一介有头脑而不盲从的书生。更令胡风始料不及的是，正在这关头，曾经的自己人舒芜，突然反戈一击，向周扬们公奉上胡、舒间的信件，将胡风推向深渊。
当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出版物
对有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的由来，有多种表述，通常的表述如下：1949年后，舒芜对自己的文艺思想做了梳理，逐渐觉得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抵牾，经思考酝酿写出《从头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在《长江日报》发表之后，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后又在《文艺报》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牵涉对胡风派诗人的进言、批评，也算是自我检讨。周扬看后，察觉到胡风派的分化，于是在1952年12月，把舒芜从遥远的南宁请到北京，参加在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协举行的帮助胡风检查思想的会，成为胡风派诗人中第一个“起义”者。1955年初，《人民日报》一位女编辑向舒芜约稿，舒芜就写了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交稿。文中涉及胡风信件，于是编辑想借胡风的原信一阅。舒芜哪里知道，他交出的胡风的信，早已落到周扬们的手里，这是他们设计的一个陷阱。林默涵找到舒芜，对他说，能否把胡风这一百多封信件整理一下，并口授一提纲，分成胡风一贯反对党的领导等四方面，同时注释信中“两个马褂”等暗语。舒芜无法拒绝代表党组织的领导交代的任务。于是便有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的发表，及随之而来的声势浩大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改革开放之后，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相才浮出水面。那是周扬们按更高领导人的意图，创造性地诱骗舒芜交胡风信件，再由他们整理。周扬把帮助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交给毛泽东审阅，后变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而到1955年6月，又升级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可怜的舒芜，蒙羞顶着犹大的罪名三十五年，掩盖了周扬苦心孤诣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惊天冤枉的真相。平心而论，舒芜违心地告发胡风，无非是为了自保，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人格普遍委顿，犹大自然不会少。胡风的朋友聂绀弩后来说：“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聂绀弩诗全编》）就有些不公允。顺便交代一下，舒芜因此而没被划入“胡风反革命集团”，但没过两年还是被打成右派。在舒芜反戈一击前，胡风将对周扬的怨气，变成了三十万言的诤谏。胡风在20世纪30年代的“宿敌”周扬，新中国成立后是党的高官，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居高临下，目中无人；而胡风只不过是个党外人士，既无权势，又无靠山，甚至连话语权都有限。两相对立，优劣自明。两人见面谈了十来分钟后，其中周扬说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是说胡风在重庆和“才子集团”要好。“才子集团”是指重庆时期的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人。胡风直到这时候才知那时党内有“才子集团”的称谓，而“才子集团”在党内整风运动中是受到了批评的。周扬这话暗示了许多东西，胡风自然是能领会的，一是说你胡风在重庆就不正确，你在共产党内关系密切的是党内受批评的“才子集团”的那些人，后来也批评了你，你在党内文化界现在再也难以找到有地位的支持你的人了，相反地，批评你的人会比香港、重庆时代更多。（《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胡风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又不能申辩和争鸣。周扬和胡风成了力量对比悬殊的对立两方。可悲的是，这种围剿和批判，又“不是一方绝对完全正确；另一方绝对的完全错误”。胡风与周扬们的许多论争，“是尚待研究的学术理论问题，应由实践和争鸣来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在这种背景下，成了一头困兽的胡风却偏偏有了一个缺乏策略眼光的失算之举。即向上级提交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三十万言”书。“三十万言”实际上是胡风此前多次“检讨”的扩大，他是以“诤谏”的方式向领导表明心迹，希望“使上面看清问题”。这位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的胡风，到此刻，他还认为自己的文学事业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血脉是连在一起的。实际上，“三十万言”书，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坛“混乱而又萎缩”的不正常现象，并把这一些问题归罪于周扬“自命代表党的棍子理论和棍子批评”。胡风指出，以周扬为中心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周扬“已经发展成为反党性质的东西”。同时，把舒芜也说成“叛党”的阶级异己分子，“由于他的叛党行为，被党洗刷了”，使他“恼羞成怒，产生了对党的仇恨心理”。胡风还批评了包括沈从文、姚雪垠等不少作家。这些内容，把胡风要表现的与周扬文艺思想的分野削弱了，给人留下的不仅仅是“鲠直”而是粗率的，不负责任的印象，自己把自己推到了众人的对立面，无形中也恰恰保护了周扬。《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之后三天，于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逮捕。此举在“高级领导层有不同意见。有人（其中包括一直主张批判胡风思想的人）不同意逮捕胡风。理由是没有可靠证据，宪法刚刚颁布。最后还是逮捕了。有人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作家。毛泽东说，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文坛风云录》）5月25日，在中国文联、作协主席团召集的扩大会议上，开除了胡风会籍并撤销他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周扬等“四条汉子”外，郭沫若、冯雪峰、老舍等七百人参加了大会。在诸公上台发表了千篇一律的批判胡风的讲话之后，有一位文质彬彬的人走上台要求发言，是美学理论家、翻译家、大学教授吕荧。他说，胡风的问题是文艺思想问题，文艺问题应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如此振聋发聩的发言，一定是代表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但得到的却是轰他下台的怒吼。他平静地走下台，坐在位子上。吴腾凰的《吕荧小传》中说，吕荧被轰下台后，被隔离审查一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后来，在公布的“胡风反革命”第三部分材料中，加了一封曾翻译《列宁论作家》的吕荧给胡风的信。因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便只作二十几个字摘要。在注中说，“站起来替胡风辩护的就是这个吕荧”。给历史留下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面对左的政治肆虐，在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时代，他勇敢地站出来抗争，表现了理性和良知。奇怪的是，一年之后，胡乔木指示《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吕荧的《美是什么》，在文前的按语中，特别说明吕荧不是胡风分子。可惜，吕荧的大脑因受到伤害而错乱了。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历史上的最残酷、最荒诞的冤假错案。在公布第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时，有阿垅给胡风的一封信，按语中说，信“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发动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对此，胡风、阿城都做了申辩，说这是一封给我党提供情报的信。后经多方调查，阿城信中清楚地报告蒋军的计划：如“三个月”“一年”；蒋军的动向，如“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等，的确是向我党提供的准确情报。将功劳硬整成罪过，何等荒诞。另一封信，是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绿原，1944年5月13日自重庆写给胡风的信。信中说：“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磁器口，十五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材料的按语中据此信，说绿原是“特务”，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而真实的情况是1944年，国民党征调一批英文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充当来华美军的译员。绿原是以“有思想问题”征调至“中美合作所”去“洗刷”的。胡风认为这很危险，并帮助他在国民党当局的暗令通缉下逃出重庆。（1986年4月4日《人民日报》）仅凭只言片语，就给别人定性为特务、反革命分子，不能不让怀疑整肃胡风的目的和手段。因为材料多是空洞、捕风捉影、主观臆测，给党的形象造成不利的负面影响，中宣部不得不就这些问题下发《关于纠正胡风分子的文章中的缺点的通报》。但因已确定“胡风集团”是反革命集团，“通报”不过是周扬们做点姿态，掩盖一些矛盾而已。故丝毫未影响对胡风派的残酷斗争的火力。
1979年，周扬与胡乔木在文代会上。一年之后，在文革中都受到批判的两个人物，因“人道主义异化问题”而分道扬镳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形成，有许多复杂因素，真正的操控者当然不是周扬。但正如张光年所说，在反胡风的问题上，周扬责任当然很大。（《回忆周扬》）对胡风悲剧责任很大的周扬，在“文革”中也切切实实地尝到被整肃的滋味。苦难过去后，历史安排了胡风与周扬的劫后重逢。那时二人都已老态龙钟，周扬先开口说：“你受苦了，我也受苦了。”（《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一期）以自己也受了苦，来偿还他给别人造成的苦难，看上去很堂皇且又似乎很公平，但是却一笔勾销了自己的罪愆。这是周扬人性很不厚道的地方。周扬对自己的罪愆和人格委顿至死也没有触及灵魂的自省，特别是极不正派地给胡风罗织罪名，不择手段地残酷打击迫害他的对手的恶行。在胡风案件中，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支使手下，不惜违法乱纪，弄虚作假，一定要置胡风于死地。比方，他的部下林默涵，就是诱使舒芜将胡风信件弄成“材料”，交由周扬转毛泽东的。（《第一批材料发表前后》）又据梅志揭露，给胡风第一次平反文件所留的“尾巴”，亦出自周扬、林默涵之手。更令人瞠目的是，在中央已给胡风及“集团”彻底平反多年之后，林还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的文章中，为当年的恶行辩护。“意在坐实‘胡风与反动派有密切联系’和有‘宗派活动’的指控”。（《“胡风集团”案》）周扬无论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还是作为一个文艺官僚，他在大多数作家中，口碑极坏，都认为他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文艺界很多矛盾的制造者，他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握有文艺界的生杀大权。其为人气度狭小，文艺界把他比作《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其文艺理论，也不高明，无非是诠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创造性地将“左”的东西发挥到极致。是地地道道的一根“左”的棍子，却以“党的文艺理论家”自居。曾被周扬们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体”之陈企霞，在晚年时和孩子们谈过周扬和胡风关系的片段：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胡风从日本回到上海，和周扬等人在一个要求进步的文学青年小组。这一小组约有七八人，其中有两个女大学生：梅志和苏灵扬。
胡风常给文学小组上课，他口才好，知识渊博，听者莫不钦佩。梅、苏都是大家闺秀，美丽而开朗。周扬和胡风都爱上了梅志，而梅志看不上周扬，于是周扬争风吃醋。那时，周任宣传部长，胡当组织部长，梅志被调到组织部，苏灵扬调到宣传部。梅志心归胡风，周扬虽得到苏灵扬，但对胡风仍存嫉妒，后来渐渐演变成怨恨和仇视。（《悲怆人生》）
另举一个小例，“胡风去世后，梅志要求落实政策提级，要周扬、林默涵等人证明她是1932年在左联参加革命的，他们推说记不清了”（《悲怆人生》）。梅志于1933年参加革命时，周扬正拼命追求她，岂能“记不清了”？后来还是陈企霞给梅志写了证明，落实了梅志应该享受的待遇。
1985年胡风遗体告别后，梅志（右二）在儿媳搀扶下走出告别室，李辉 摄聂绀弩把胡风比作古代神话中一个叫刑天的神。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盾斧以舞。陶渊明有诗颂曰：“刑天舞干（盾）戚（斧），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十三首》）聂绀弩赠胡风诗曰：“尔身虽在尔头亡，枉作刑天梦一场。”道出胡风案悲剧的性质。我的同事聂绀弩，看胡风的眼光是极独到的。尽管胡风自认自己有政治敏感，“至于我，因为有一点经验，闻一闻空气就早晓得要下雨的”。政治敏感，并不能说胡风懂得政治。正如他的朋友贾植芳所说：鲁迅懂政治，而胡风不懂政治。以胡风的政治敏感，他已看到1949年后，周扬们已确立了领导地位，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趋于统一。自己的舞台反而自渐寥寂和萎缩。胡风骨子里的自由精神和独立自主的人格操守，与“阶级文化”势必难以融合，冲突在所难免，悲剧注定发生。如胡风的追随者、我的老领导绿原在劫后重生时所说，“历史已经粉碎了那些鸵鸟式的幻想：无论胡风可能怎样反常，或者‘老实就范’，或者‘装死躺下’，他也一定逃不脱此后几十年来没有人逃得脱的大小劫难”。胡风的问题，实际上从未超越文化和文学的范畴，他的悲剧在于他是因政治需要而被人为制造政治悲剧。周扬不过充当了打手，因恩怨格外积极而已。政治为什么偏偏选上他而不是别人，性格使然，道义使然，良知使然。胡风从政治上，已获平反。但对胡风对文化特别是对文学的贡献，却从未认真总结。可喜的是，朱寨开了好的实事求是的头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来，先是由于客观革命形势的需要，后来是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对《讲话》提出的这些艺术创作过程本身规律性的命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更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胡风在这方面的建树，更显得可贵，而应受到重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可以说，胡风一生从事的是对文学的研究，而周扬从左联到“文革”前，所做的仅是“自命代表党的棍子理论和棍子批评”。这就是胡风与周扬的不同。
1986年1月，参加胡风追悼会的“胡风分子”在胡风寓所合影留念（选自汪兆骞著《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现代出版社201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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