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关于《红旗》杂志创刊号
《红旗》创刊号（作者藏品，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均为该刊截图）
从收藏的角度来看，一份刊物的创刊号，与这份刊物其他期数的藏品相比，在价格上往往会有十几甚至几十倍的价格差。由于它是刊物的第一期，必定蕴含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信息。创刊号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内容涉及广泛,加之年代久远，有些已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实物依据，正是这种特殊性和它的珍稀度，才使之价值倍增。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正式发行。半月刊，每个月的1号和16号出版，每本定价0.18元。它是党的最高级别的理论刊物，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其地位和影响力没有任何一本期刊杂志可与之相提并论。它历时31年，共发行了544期，于1988年7月1日由《求是》杂志所取代。它已经成为过去，但它承载着许多极其珍贵的历史信息，不管是史料研究，还是收藏增值，都值得拥有。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还为《红旗》题写刊头20余幅，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同时，中央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以上信息来自2012年8月10日《解放日报》苗作斌文）。这是与“三面红旗”运动相生相伴的一件大事。重磅出击的《红旗》杂志，白底红字，以此来代表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后来的解释，其实是严肃性和权威性的表示，它和中央红头文件同一基调）。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等。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逐一拟定的。《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周扬：新民歌开拓了新道路从以上人名和所担任的职务来看，足见《红旗》创刊号的份量。 《介绍一个合作社》，是《红旗》杂志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这实质上是一个大跃进的总号令。毛泽东在开篇语中写道：《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文中继续说道：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使用起来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
这个被推荐的合作社，是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第二篇文章署名封丘县委，对这个合作社进行了详细介绍。从组织形式上来看，这个合作社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它的下面有大队和小队。已经开始实行按劳预支，统筹安排全体社员的生产和生活。吃上了白馍、猪肉、粉条、饺子，准备在1959年实行固定工资制。粮食产量一年就过黄河、跨长江，完成农业纲要十年的要求。在“三面红旗”中，人民公社是制度和组织形式的创新，将生产资料和土地权属集中起来。人民公社不仅管生产还管生活，到公家的食堂里吃饭不花钱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萌芽。于是出现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口号。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撤乡、镇并大社，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行使乡镇政权职权，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称为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在农村进行，而且扩展到了城市，武汉市当时也成立一些人民公社。还有三个县级行政编制的人民公社：洪山人民公社、关山人民公社和葛店人民公社。
天门县小庙乡的一个老农民，自称“新愚公”，括了胡子抖干劲，搞了一块皮棉千斤试验田，名曰“天下第一田”。看，这老头子是何等的气概！“皮棉千斤”，有没有可能？现在没有做结论的根据，问题不在于皮棉的斤数，而在于一个老头子，也这样敢想、敢说、敢做，不是说空话而是在苦干，实干。这种老当益壮的共产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以上文字出自《红旗》杂志创刊号王任重的文章《依靠群众，势如破竹》。要知道，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那个“天下第一田”可是在这之后。省委书记关心的是精神和气概，并不是具体的产量。假设小庙乡这个老农种的是早稻，而不是棉花，那么“天下第一田”的称号就有可能，轮不到后来湖北省麻城县那个叫“建国社”的了。王任重在文中说：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湖北省的农业生产有很大成就。去冬以来，在全民整风高潮的基础上，出现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高潮。广大农民群众用实际行动来热烈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在生产战线上以前无古人的英雄气概，创造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王任重的文章有很多具体措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利用大呜、大放、大辩论、写大字报、比、学、赶、帮、超。试验田、现场会等形式。文章很长，也很具体，出现在《红旗》杂志的创刊号上，这是向全国的推广和示范。关于一亩地到底可以产多少粮食，科学家钱学森已经作了论证，他认为应该是2000斤的20倍，也就是说可以达到4万斤左右（以上内容参照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有了省委书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判定，又有了大科学家的科学论证，那么湖北麻城那个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就不足为奇了。“大跃进”初期建立的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实际上是刮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搞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接下来的“大饥荒”留下了隐患（“一平二调”和“共产风”见1960年3月23毛泽东为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材料的批语）。1983年，《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一号文件正式颁布，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58年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到1983年撒社建乡，人民公社走过了它25年的历程，也完成了它的重大使命。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农民从土改后得到的土地又回到了农民手中，只不过成了租户。
柯庆施的文章《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对15年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的目标进行了细化。他设想： 到那时，中学教育已经普及，每个县都有了自己的大学，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巳经消灭，城市成了大花园……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离我们不远了（《红旗》创刊号第29页）。柯庆施提出了用“多快好省”的方法进行文化革命：兴无灭资，插红旗，拔白旗。文章认为：现在，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文艺家，虽然在政治上巳经没有什么资本了，但是他们还靠着所谓有学问有知识这张最后的“王牌”，自视“奇货可居”，不肯认真改造自己。只有当工农群众中不断地涌现出无数个像会治白蚂蚊的李始美那样土生土长的专家，证明劳动人民的知识比他们丰富得多，劳动人民的学问比他们高明得多之后，他们之中许多人才会自惭形秽，才会心悦诚服，认真地自我改造。即使他们还有少数顽固不化的人，他们的命运比起辛亥革命后还留着辫子的遗老遗少，只会更加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创刊号第31页）。柯庆施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文化革命的对象，把出版古籍和“五四”以来的的旧作品当成了厚古薄今。他在文章的结尾号召：“掀起文化革命的高潮，完成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1959的庐山会议，上庐山时，柯庆施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当毛泽东将彭德怀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时，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7月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柯庆施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借古讽今。上世纪60年代初，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说彭真不把她当做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后来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旧恩，一再称道“柯老”当年的支持。如果没有后来的“大饥荒”，可能那场运动会提前；如果柯庆施不是在文革前夕病死，他应该和林副统帅有一拼。须知，连最高那时都尊称这个小自己上10岁的人为“柯老”！
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张闻天在创刊号发表文章：《关于美国的经济危机》。用大量的资料和数据证明，美帝国主义是最反动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它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它的一切穷凶极恶的挣扎，仅仅为自己挖掘坟墓：目前的形势发展是完全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势力的。现在，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主力的和平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力是。各国人民巳经有可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冒险。而如果帝国主义竟敢挑起战争，那么人民就会把帝国主义从地球上消灭干净，使全人类进入社会主义（创刊号第27页）。张闻天的文章发表仅仅一年之后，这个1935年的总书记被定性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后来在“文革”中受尽迫害。1976年7月1日含冤病逝，1979年8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式的不同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修正主义”。这个时候中苏关系还没有破裂，陈伯达的文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 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开宗明义：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以鉄托为首的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作斗争,是最近国际间的一件大事。这个斗争是鉄托集团撩起来的。他们在自己提出的纲领中，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举行了全线的进攻，以为这样就可以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制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得起来对付这个挑战，而且已经开始使挑战者碰得头破血流。鉄托集团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叫做“国家资本主义”。说这是“旧社会关系的最后反映”。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有两种所有制，即所谓“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他们的所谓“集体所有制”，就是让直接生产者“自行决定有关产品的生产和总分配问题。他们认为，“私有土地生产”也是大型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小私有者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见创刊号第11页至15页）结合陈伯达文章的内容，南斯拉夫铁托修正主义集团其主要特征是：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的国际格局中，他们在政治上投靠帝国主义，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
周扬的文章显得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相对于其它几篇来看，缺少了大跃进时期的那种冲天气概。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和中国文联主席，周扬无疑是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在全国各行各业包括学术和科研成果都在大跃进的时候，周扬的文章《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太学术、太不温不火。难怪他总是犯右倾错误。他的文章一共引用了11诗歌，其中有我们当年的小学课本里有的、那首全国闻名的诗：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
我来了！
1958年全国农展馆“移山造海”雕塑基座上的“天上没有玉皇”诗 周扬的文章基本上是在一个文学和学术的范围之内，也许他还记得他与胡风的学术之争让胡风倒了大霉，也许知道刚刚过去的“大鸣”、“大放”让一些人吃了大亏，所以他的文章谨小慎微。这个不愿跟风，后来也成了他的罪证。在厚今薄古的当时，他竟然说要继承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他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诗人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现在有地方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田间地头安上了轨道，在空中安了索道，你会相信吗？在63年前的云南省宜良县，就巳经做到了，被称之为“天上飞兜化，地下轨道化”（见《创刊号第47页）。云南省省委委员郑刚的文章对此有详细介绍。 文中写道：“在农具改良运动中，农具的技术革命成为“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的关键因素。“消灭人背、人挑、头顶”，“实现推车化、牛马车化、轨道化、索道化”，成为全省农民奋斗的目标。仅宜良一个10万人口的小县，即在田间铺了各种轨道（铁轨、木轨）260多公里，架设各种索道2000付，推广各种车辆4000辆。预计全省多数地区将在五月底基本实现车子化，平坝地区实现轨道化。工具改良的结果，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例如：使用牛车，就比人挑提高效率五倍；使用木轨推车，效率提高15倍；木轨上加一层铁皮，提高20倍；用马在轨道上拉列车，就可以提高40到50倍。“社社开工厂，人人学木匠，户户做推车”，木料不够，便拆桌椅板凳，“宽铺变窄铺、高铺变矮铺、矮铺变地铺。”一个乡，一个县，苦战五昼夜、十昼夜，便实现了车子化，劳动效率提高了几倍、几十倍（创刊号第48页）。 《红旗》杂志被称为中国理论第一刊，创刊号则是其中的珍品。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全国县团级及以上的各级干部，是指导全党全国中高级干部工作的权威刊物。《红旗》编委会的阵容强大，随便找一个都是省、部级以上，并且以他们的文章居多。这也为史料研究提供了白纸黑字的原始物证。比起那些道听途说、断章取义的东西更有说服力。同样一个时期，同样一个问题，每个人的看法和表达都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人对同样一件事，会因时间的变迁出现互相矛盾的表达。《红旗》杂志创刊号，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它所刊载的所有文章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场更大风暴的逻辑起点和风向标。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都耐人寻味。至今，对《红旗》杂志的评判和这段历史的认识，人们的观念好像并不统一，这不是个值得称道的现象。当然，不管持什么观点，都让《红旗》具有了不一般的收藏价值。1988年，《红旗》杂志停刊，《求是》杂志创刊，一个时代翻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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