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本文作者
向立山，1945年出生，1964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68年~1975年参加援建坦赞铁路，1975年~1979年参加修建大型引进项目湖北省化肥厂，1980年后在湖北省外事办公室工作直至退休。
我在“粮食过关”那几年
2017年夏，我的初中同学向继才画了一幅画送我，画的是一位蓑笠翁坐在船头垂钓。我看后深有感触，随即为该画配上打油诗一首，此诗经另一位初中同学方敦才修改后定成如下四句：人生沧桑甘苦多，最是难忘金水河。重逢当约轻舟上，钩沉往事忆逝波。这一次我钩沉的往事，是上初中期间“粮食过关”那几年的一些见闻和经历。著名词作家乔羽生前说过这样一段话：“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小河。”我的家乡在武汉市江夏区（原武昌县）金水闸，家门口有一条河，名叫金水河，河水穿过金水闸的三个闸孔流出，进入蜿蜒曲折的外河河道，继续穿行十几里后，在金口注入长江。金水闸建于1935年，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它的建成，根绝了金水河流域因长江发洪水沿河倒灌的现象；遇到内涝，内河的积水可以通过几台大型水泵及时排入长江。此后，黎民百姓告别了年复一年的洪涝之苦，140公里长的金水河流域成为了典型的江南鱼米乡！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依山傍湖，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旱涝保收的地方，在1959年“粮食过关”开始之前，我对灾难的唯一记忆是1954年夏天发生的大洪水，后来知道，奔流的洪水突然到来，原因是在嘉鱼县的潘家湾决开长江江堤分洪，当时被迫这样做是为了确保武汉防汛的安全。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我享受着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生活时，在这块有鱼米之乡美誉的土地上，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里，饥荒竟然会如同决堤的江水一样，突如其来地向我们袭来！在这场大饥荒到来之前，似乎毫无征兆，因为我那时觉得，1958年是最热闹、最新奇、最好玩的一年！我是1958年夏季从金水小学毕业进入初中学习的。就是在这一年，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大炼钢铁”、“粮食放卫星”、“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还是在这一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成立人民公社的高潮。一句话，这一年是开始高举“三面红旗”的令人热血沸腾的一年！回忆这一年，印象最深刻的是飘扬的红旗、喧天的锣鼓、高奏的凯歌和诗歌的海洋！诗歌是这一年的一道靓丽风景线，遍及全国的“新民歌运动”就是最高领袖亲自倡导兴起的。因此，要了解在195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最好的切入点之一是从那时的诗歌（或“新民歌”）入手。我至今还记得在语文课本中学到的湖北码头工人黄声孝的一首诗：我是一个装卸工，威镇长江显本领。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我是一个装卸工，干劲冲破九重天。太阳装了千千万，月亮卸了万万千。我还记得语文课本中的另一首诗：稻谷堆的圆又圆，堆稻社员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当然，还有那首广为人知的《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和过度夸张的诗歌，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体现。当时，在各地的墙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赞颂“三面红旗的”诗歌：总路线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总路线，哪里人民亮堂堂。小高炉，真好看，吞下矿山吐铁山。小高炉，全民办，全国竖起千千万。一个稻穗不算长，黄河两岸架桥梁。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大跃进”时的壁画，画左上角的诗是：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
这些民歌是那个年代跳动的脉搏，是那个年代“浮夸”和“狂热”的真实写照。在那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岁月，每天都有麦子、棉花、红薯、萝卜、白菜、南瓜、冬瓜等高产“卫星”喜报传来，作为一群小学刚毕业的孩子，我们是哪里锣鼓敲得最响，哪里鞭炮炸得最欢，我们就跑到哪里去看热闹。然而，我感到最好玩的不是看热闹，而是参加全民“除四害”运动。那时有一首诗是这样写“除四害”的：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我们小孩子对消灭苍蝇和蚊子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消灭老鼠和麻雀，特别是消灭麻雀。消灭麻雀的办法枚不胜举：一种办法是开展人海战术，发动群众在同一时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摇旗呐喊，使得麻雀心惊胆战，不停地飞，最后筋疲力尽，跌落到地上。这样做虽然打击的对象是麻雀，但也殃及其他的鸟类，使得诸如燕子等“益鸟”也整天惶惶然不可终日，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的采用麻醉的办法，用酒将谷物浸泡，撒在麻雀出没的地方，让其贪吃后醉倒擒拿；有的布下“天罗地网”，使被驱使麻雀慌不择路，自投罗网；更多的人是各自为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消灭麻雀的运动中，我的拿手好戏是使用弹弓。我玩弹弓的本领比较高，想不到在消灭麻雀的运动中发挥了作用，我经常因超额完成上交麻雀脚的任务而受到表扬。在消灭麻雀时，最好玩和最刺激的是夜晚掏麻雀窝，每到晚上，我常常要约上几个玩伴带上手电筒、搬着梯子去捉麻雀或掏麻雀蛋。麻雀喜欢在草房的前檐下做窝，我们都很有经验，手电筒一照，就知道哪里有麻雀窝。到了夜晚，麻雀在手电筒的光照下一般是不飞的，发现了基本上跑不脱。运气好的时候，很容易连同刚孵化出来不久的麻雀或麻雀蛋一起“连锅端”。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麻雀是“益鸟”：它们虽然吃了田地里的粮食，但他们同时也吃对庄稼更加有害的害虫，是“功大于过”。而且，据说根据调查，大规模消灭麻雀之后，农作物非但未增产，反而减产了，于是乎，发动消灭麻雀运动的最高领导人重新发出了指示，对麻雀“平了反”，代之以蟑螂。总而言之，1958年对于我们这样的孩子，是一个如同万花筒一样变化好玩的一年。我那时还太小，只觉得好玩，直到几年和几十年后，才知道和越来越深刻地知道，就在我觉得最好玩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正在快速步入大饥荒深渊！1958年的大跃进也体现在教育领域，中小学全面开花。此前，武昌县只有两所中学，这一年一下子新冒出来九所中学，其中一所就在我家旁边，排列第八，虽然名字叫“武昌县第八中学”，其实就只有初中两个班，学生来自金水闸和临近乡村的小学。学校的教室设在金水农场的一个废弃的榨油作坊里，不仅环境阴暗，而且充满挥之不去的油料气味。这所“中学”只存在了两个月就宣布撤销了，我们这些学生并入了位于金口镇凤凰山脚下的“武昌县第二中学”，即“金口二中”，这里距离金水闸大约十里路，其中一段路是阻挡汛期长江洪水泛滥的“金水堤”（当地人俗称“五里堤”）。关于在初中的求学经历，我曾经写了一首打油诗加以概括：离家来金口中学住读，正赶上学校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为实现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的目标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当时操场上几个小高炉炉火熊熊，师生们有的拉风箱，有的运矿石，有的搬木材，人来人往，声音鼎沸，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我们像战士赶到了战场一样，把简单的行李脸盆一放，立即按照学校的安排投入了战斗。我的工作是挑铁矿石，出矿石的地方比金水闸还要远，在一个山里。我那时个子小，一担大概挑五六十斤，远路无轻担，一趟来回要要走三十多里路。好在那时候人民公社已经开始办公共食堂了，提倡“放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干活”，走到食堂里吃饭不要钱，只要打个条子就可以走人，所以不存在沿途吃饭的问题。那时我们挑回来的铁矿石含铁量很低，费了很大的力气挑回来的铁矿石根本炼不出铁。现在看来，说铁矿石的品位低固然不错，但即便有高品位的铁矿石，就凭那种“土高炉”，也是炼不出铁来的！后来，为了炼出铁，就只好收集各种废铁融化成铁块，敲锣打鼓到镇里去“报喜”。也正是我们进入初中的那一年，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要求把生产劳动列为一切学校的正式课程。在上初中那三年，勤工俭学不算，时间长的下乡劳动，每个学期至少有两次，近则到学校周边，远则要背着行李到二三十里外的乡村住队劳动，所做的农活包括插秧、割谷、割麦、送肥、栽油菜、修水库、挖莲藕和植树造林等。这期间也有长达一个多月的劳动，如参加修建纸坊至关山的“纸—关铁路”（京广铁路复线的一段），武昌县至嘉鱼县“武嘉公路”和修石洞军工厂等。1958年在欢庆的锣鼓声中过去了，在1959年到来之后，粮食开始紧张起来，从吃不饱肚子逐渐发展成为饥荒。那时的我们，不怕参加体力劳动，就怕饿着肚子上课和参加各种劳动。刚上初中的时候，伙食是两干（饭）一稀（饭），后来变成两稀一干，再往后，稀饭变得越来越稀，大家都形容这种稀饭是“一吹三尺浪，一吸三道沟”，同时，掺杂着各种杂粮的干饭也越来越像干稀饭了。干饭和稀饭都是装在大木桶里，由轮流值日的同学从食堂里抬到教室门口。饭还未到，饥肠辘辘的同学早就敲打着大碗小盆迫不及待地排队等候了。为了做到打饭公平，在打干饭的时候，要求值日生先把饭打散，堆头要一样，不准压实，最后如果还有多的，就排队一人加一点。打稀饭时要求掌瓢人不停地将长铁瓢伸到桶底，一边打一边搅动，使饭粒在桶内分布均匀。如果还有多的，就高喊“过来滴几滴呀！”听到喊声后大家赶紧过来排队，唯恐失去了被“滴几滴”的机会。到了1960年，由于副食品极度匮乏，仅靠国家凭票供应的粮、油和副食是根本填不饱肚子的，学校就生产自救，在凤凰山的山坡上垦荒种萝卜、包菜和红薯等，用于贴补和改善学生的生活。虽然地里收获不过是杯水车薪，但对于实在饿急眼了的同学，却有了解燃眉之急的机会：个别同学在实在饿得睡不着的时候，偶尔在半夜三更起来，偷偷来到地里，小心翼翼地避开放哨的同学，不管是萝卜、包菜还是红薯，有什么生吃什么。对于出现“野猪偷吃菜”的现象，老师听说后心知肚明，但并没有深究。现在回想起来，我虽然不鼓励个别同学的这种行为，但还是想大声对老师说一句：谢谢老师！理解万岁！在1960年的夏天，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因为饥饿乏力，倒在了地上被马车压过，差点丢了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一个星期六是轮到我的勤工俭学日，我和几个同学一道，拉着一辆大马车从采石场把石料拉到长江边。两地距离有好几里路远，拉完一趟后，我们空车返回采石场。行走到一个大下坡处，马车凭着惯性下滑，越滑越快，我跑在前面突然觉得头昏眼花，双腿无力，扑面倒在地上。驾车的同学个子高，力气大，反应极快，迅速避开踩踏到我身上，而且在马车通过我身体的瞬间，把车头压低，后面抬起，使我的身体通过了飞快滑行的马车。事发突然，几个拉车的同学惊呆了，据说有一个大胆的同学来到我身边，见我的后背被车上一根钉状物划开了一条10几厘米长的深口子，一下子背上和地上全是鲜血，情急之下，他扯下我脖子上用来擦汗的毛巾塞进伤口，用来止血。幸好附近有解放军驻军的营房，他们立即把我拉到军营里做了简单的处置，随即部队安排了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几十里外的武汉医院进行手术。幸亏抢救及时，我算是捡回来了一条命。究其原因，就是“饥饿”造成的！因为饿，我们所有住读的同学在星期五都迫不及待地往家里赶，到星期天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有家住得远的同学，来回一趟得走四五十里路。那时回家目的很明确，一是为了囫囵填饱两天肚子；二是走的时候带点糠粉子到学校里拌稀饭，三是带腌菜。记得母亲经常对我说，她一到星期五就发愁，一是愁我回来没有吃的，二是愁我走的时候没有带的。由于我星期五回来吃饭狼吞虎咽，饥不择食，家里人都说我“像是饿牢里放出来的”。这也难怪，因为我正处于长身体的时候，肚子里长期缺乏油水，胃被如水的稀饭越胀越大，总是觉得填不满。为了使我走的时候能带上点干粮，母亲就到我们农场的米厂里用筛子筛稻谷壳。米厂开工时，谷壳房里灰尘弥漫，对面不见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母亲用布包着头，用毛巾捂住嘴和鼻子，努力从谷壳里筛出糠来。每次母亲从谷壳房里出来，完全成了灰人，喉咙里咳出来的全是浓黑的灰状物！而且，母亲一直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发病时彻夜难眠，在谷壳房里筛糠对于她的哮喘病无疑雪上加霜！写到这里，联想到母亲后来因哮喘病去世，我不禁悲从心来，又一次怀念母亲，并重责自己！筛出来的不全是糠，里面还掺杂着灰尘和细小的壳物。接下来就是将加工好的“糠粉”掺和到少量米粉里让我带到学校，说是一个星期的干粮，大多数同学和我一样，能吃到星期三就不错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紧靠着“五里堤”的后湖盛产莲藕，于是挖藕自然成了应对饥荒的一根救命稻草。那时，在暑假和寒假期间，只要夏天不下雨，冬天不下雪，我差不多天天到湖里去挖藕。我们在后湖里挖的是“野藕”，生长在大约1.5米深的淤泥里，挖到深处，根本看不见人。挖藕难我不怕，怕的是挖不到藕。后湖的面积很大，但经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日复一日地从夏天挖到冬天，把诺大个湖面像犁地一样犁了一遍又一遍！因此，越到后来挖藕越难。找到被人遗漏的、可能有藕的地方是关键，否则，挖了半天等于白挖。为此，在开挖前我经常是穿着满是泥巴的破棉背心，腰间系一根绳子，冒着刺骨的寒风，在结了薄冰的湖面上，光脚踩着扎人的干枯荷叶杆，四处寻找认为合适开挖的地方。我哥哥虽然患有肝炎，但有时还是跟我一起下湖，拿一根长竹竿在淤泥里通来通去（我们笑称是“打通条”），如果凭手感发现可能碰到了藕，就叫我过去开挖。其实，真正开挖了就不感觉那么冷了，这是因为人在不停活动，而且挖到深处，下面的温度比湖面要高。这时最怕的是清除淤泥时手指被老菱角刺伤，还要防止被蚌壳类锐物划伤。怕归怕，在挖藕过程中菱角尖刺进指甲缝里、皮肤被蚌壳划破流血不止，是常有的事情。挖藕最大的快乐是碰到好运气，回家时颇有收获；最倒霉的是选错了地方，如同考古人员经过千辛万苦的发掘，最后发现是一个被盗墓贼洗劫一空的古墓。还有令人沮丧的事，辛苦了半天，就在快有收获时，淤泥突然坍塌下来，就像电视里看到的即将到手的庄稼被决堤的洪水淹没，你说是不是伤透了心！许多年过去了，在我“钩沉”往事的时候，每当想起后湖挖藕，心里都还感到一丝欣慰，因为在那饥荒的年月，尽管我身单力薄，毕竟为家里出了一把力。一般来说，大饥荒的到来都是有前兆、有预警的，如水灾，旱灾，虫灾，瘟疫，战乱，等等。但是，在出现“粮食过关”的那几年，至少在我的家乡并没有发生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同往年一样风调雨顺！那时，我很单纯，听人和报纸说，“粮食过关”是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信了，一直信了好多年。到后来，又听人和报纸说，“三年困难时期”是因为苏联的向我们逼债，我们被迫拿吃的用的去偿还因抗美援朝欠下的债。对于这个说法，我又信了，信了好多年。再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特别是经过“文革”，通过学习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才知道了：“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主要由于“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还知道了：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这场斗争“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每当我读着这个决议，那几年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的经历都会一件一件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首先出现的是《人民日报》的头条报道：麻城县放了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特大“卫星”！还有几个小孩站在稻穗上的照片！这个喜讯传来不久，歌就编出来了，我们每天兴高采烈地跟着唱，“湖北有个麻城县，天下都闻名……”接着是各地争放“卫星”。记得当时有“新影”记者来我们金水农场拍新闻纪录片，为了展现棉花大丰收，特地在一个大土丘上铺上帆布，在帆布上面堆放着据说是一亩地里产出的棉花，证明放了一个棉花高产的“大卫星”！接着出现的是一片倒伏在稻田里的金黄稻谷。1958年农业确实获得了好收成，但是由于受全民大炼钢铁和“共产风”、“食堂化”、吃饭不要钱的影响，丰收的粮食没有归仓，有的白白糟蹋在田地里！对此，方敦才同学在回忆录中写道：记得首次下乡劳动结束返校时，看见路旁满垄金色的稻谷大多都倒伏浸泡在水田里，无人收割，当時就感到诧异：这里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抓紧收割！1959年粮食紧张大饥荒开始以后，我就常常想到那一片片倒伏在田里可能坏掉的稻谷。再接下来看到的是私分队里粮食的景象：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仓库外黑压压的人手拿麻袋焦急而又紧张地等着领粮食。据向继才同学在回忆录里记述：他的二哥是四行村的生产小队队长，二哥曾对他说，“上面干部层层高报产量捞取表彰，而国家要求按上报的产量上缴，剩下留给自己的所剩无几。”“三弟，你还小，不知道目前生产队的状况，40户人家，包括咱家，都没粮食了，会饿死人的！”这一个晚上，每户人家私分了几十斤“救命”的谷子……再接下来看到的是饿死的人。据方敦才回忆录所记，事情发生在1960年秋天：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天气有些冷峭，我们年级师生，披着各色雨具，前往青菱湖去挖藕，当队伍行进到八方山下临近京广铁路的时候，前面的队伍忽然乱作一团，同学们纷纷露出惊恐的神色，边走边扭头恐惧地探望路边的一个什么东西，待到我们走近，只见是一个体型瘦长、光着一只脚的男子，横躺在马路边的泥水地上，看来已经死去多時了，躯体已经显露僵硬之态。我也不觉吓得惊叫一声，扭过头去不敢直视。同学们边走边议论：“肯定是饿死的，真造孽（可怜）！”类似的惨状我也亲眼看见过，时间是1960年的夏天。那一天是星期五，放学后我们急急忙忙往家里赶，走到在五里堤上搭建的一个“跃进门”附近时，发现了一个人死在堤边，从短裤里流出的污秽物还没有完全干，但不少苍蝇早已围上来了。听人议论说，此人可能是从河南逃荒过来的，因为那时经常看到从河南来要饭的饥民。再往后分别看到的是我们初中的校长汪成毅和教导主任严震龙的身影。1959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据说他们对学校大炼钢铁和学生劳动时间过多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那场“斗争”中，他们的“微词”被上纲上线，同反对“三面红旗”和对党的教育方针不满挂上了钩，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汪成毅被免去校长职务调走了；严震龙则被免去了教导主任之职，留校作为一般教师任教。当已经成为历史的一件件往事像翻书一样一页页翻过去之后，我明白了，大饥荒的到来是有前兆、有预警的，刚才在眼前出现的一幕幕就是大饥荒的前兆和预警！导致大饥荒的因素可以很多，但不一定非得是“特大的自然灾害”！在凤凰山经历的三年初中生活，如果说艰苦，确实很艰苦，有的细节甚至可以说苦不堪言。但是，正如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在《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诗中所言：“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记忆”。在6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回想起那3年的岁月，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所有的艰苦好像一下子都沉淀到了下面，而漂浮在上面的竟然是那温馨美好的回忆。这温馨美好的回忆包括在这三年里结交的朋友，我们是喝同一个木桶里的稀饭、睡在同一个寝室、坐在同一个教室里长大的，从“发小”时建立起来的友谊一直保持至今！这温馨美好的回忆更包括那些具有献身教育事业精神的老师，能在金口中学成为他们的学生，是我们人生的幸运！在这3年里，老师带领我们参加各种劳动，同我们过着一样的生活，喝同一个木桶里的稀饭，分同一个盆子里的菜，打一样的“神仙汤”，不同的是，他们还精心为我们传授知识，像严父慈母一样关心我们成长。牛稚贞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老师，她教的是数学，同时兼任我们的班主任。我们上初中那年，她才26岁。提起牛老师来，我们初中同学聚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记忆。她不仅数学课讲得好，对学生的体贴关爱让每个人都为之感动，终身不忘。我被马车压伤在武汉住院期间，牛老师曾亲到医院看望和安慰我，出院后还步行到我家里慰问，至今回忆起来仍令我感动不已。方敦才回忆说，他从小喜欢唱歌，牛老师曾多次指导他发声和转声的技巧，有一次他代表学校参加文艺演出，牛老师几次摸黑走夜路送他到金口剧场，这情景一直令他念念不忘。最令向继才难忘的是牛老师到他家里的一次家访。1959年初冬，向继才因家庭生活困难和母亲生病，被迫辍学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减轻家里生活负担。有一天他下工回家，到门口时突然见到牛老师，那一刹那，他的眼泪几乎要掉下来。牛老师说，她见向继才有些天没有来上学，专门来家里看看是什么原因。学校距离向继才的家有20多里路，那个年代没有汽车也没有自行车，全靠双腿跋涉。想到这里，向继才再也忍不住了，泪水顿时夺眶而出。那天晚上，牛老师就住在他家，在油灯下苦口婆心地劝说向继才全家，无论多苦，也要想尽办法让他复学，不能误了他的一生。在牛老师的劝说下，全家最后一致决定，就算忍饥挨饿和四处借债，也要让向继想把学上下去！这个晚上是向继才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全家人兑现了对牛老师的承诺，向继才也没有辜负牛老师的期望，克服困难，努力学习，考上了高中，又考上了大学，让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那是2016年12月的一天，我收到在深圳定居的向继才发给我的对童年和青少年的回忆，里面包括了牛老师的家访促使他复学的过程。读完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他和方敦才，建议举办一个1958届金口中学师生会，我的建议得到他们的支持，向继才答应春节前专程来武汉，并表示由他承担所有费用。接着，我受大家的委托，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失联”的牛老师。终于找到牛老师之后，我接通了她的电话。在听到牛老师声音的那一瞬间，我激动得声音颤抖，对她说，“您是牛老师吗？我是您的学生，您可能记不得了，我叫向立山。”说到这里，我激动得停顿了一下，接着，手机里传出了我非常熟悉的声音，“啊！你是向立山，我记得记得，你的家在金水农场……”我一下子泪目了！2017年1月13日，许多分别56年从未见面的师生在江夏区纸坊的“锦尚花”酒店欢聚一堂，抚今追昔，一言难尽！第二天，我们6个同学专程到汉口去看望牛老师。终于又见到牛老师了！我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同牛老师握手。牛老师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们的面孔，同我们亲切交谈。她对向继才说，“你的名字不是才能的才，是发财的财。”向继才连连点头，回答说，“是的，是的，是文革时改的。”又对方敦才说，“我到你家里去过，当时你的家里生活很困难，母亲卧病在床，脚肿得很大，好像得的是糖尿病，一大家人靠你的父亲养活，家务事则是小妹妹忙前忙后......”接下来牛老师又对王振武说，“你是湖南人，当时你的家住在南岸那里的湖南棚子里，我到你的家里去过，那里湖南棚子里的人把房子打扫得非常干净。是不是啊？”王振武听了惊讶不已，连声说“是”，同时对身旁的方敦才说，“我没有开口，她还记得我是湖南人！”......把每个人逐一“点评”之后，牛老师像是做总结似的说：“那时候，我班里的学生来自方圆30多里的地方，我差不多每家都去过，那时没有车，连自行车都没有，都是靠两只脚走去的。”交谈中最令牛老师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讲到我们这一届毕业生的成绩。她用充满骄傲的声调说：“你们这一届学生为老师争了气，为学校争了光，因为那一年县里初中升高中，金口二中的录取率是全县第一。当时正碰上武昌县和嘉鱼县合并，在嘉鱼一中的许多学生就是金口二中输送过去的。”说到这里，牛老师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你们中的许多人能有今天，还应该感谢当时学校的陈汉卿书记，那时劳动很多，毕业前你们被派到纸坊火车站附近修堤，耗费了不少天时间，回校后陈书记做出决定，这个时间一定要想方设法补起来，规定的课程一定要上完。我们学校的老师认真把课上完了，所以你们才取得了好的成绩。”在一边用餐一边聊天的过程中，牛老师和坐在身旁的严星星就像母女促膝谈心一样亲切。聊天中牛老师对星星说，“当年你是我的学生，可是你的爸爸是教导主任，是我的领导。我和你爸爸都是汪成毅校长1956年创建金口二中时亲自挑选来的。”提到了汪成毅校长和严震龙教导主任，出于对他们的敬意和怀念，同时也出于对严星星人生遭遇的同情，欢快的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初中时我曾和星星在一个班，无论在初中还是高中，星星都是班上的“学霸”，她没有上成大学，就因为受父亲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牵连，“政审”没有过关。……师生久别重逢，重温那朝夕相处的三年岁月，我们对老师有说不完的感恩之情。“感恩老师回天力，凤凰山窝飞金凤。”我们这些在凤凰山就读的金口二中的寒门子女，能一个个像金凤凰一样从山窝里飞出来，得亏了老师的无私付出，我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老师改写的，特别是初中岁月！牛稚贞老师（前）杨秀兰、严星星（二排从左至右）方敦才、向继才、王振武（三排从左至右）“粮食过关”最困难的时期是1959—1961年，正是我上初中的那三年；1961年我到嘉鱼县一中（嘉鱼县1960年4月并入武昌县，1961年11月复置嘉鱼县）上高中时，粮食紧张状况稍有好转，但饥饿的警报仍未解除。关于高中期间的学校生活，我也写了一首打油诗：
1964年，我从嘉鱼一中毕业，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被分到英语系学习……报到后才知道家庭困难可以申请助学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那时，学校里伙食费一个月是15元5角，米饭和馒头每餐定量，窝窝头不限量，吃多少可以拿多少。这对于我这个饿怕了的来自农村的穷学生，真是天大的喜讯。我马上写信告诉父母亲和家里人，请他们再不要为我能不能吃饱担心，因为自从我进入北外食堂的那一天起，就彻底同饥饿告别了！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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