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 谢思敏：追忆李同学二三事
谢思敏，生于1956年，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获法学学士。1982年10月公派赴日本留学，获日本神户大学法学研究科法学硕士、私法专业法学博士。1988年回国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法系执教，是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的创始团队成员 。1993年辞去公职从事律师执业，任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律师。1995年改制更名为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为创始合伙人。现为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
追忆李同学二三事
北大法77级同班同学最后送别李同学。左起冯殿美、刘和海、丛培国、刘凤鸣、谢思敏、杜春
今天是李同学离开我们的第49天。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从这天开始，我们和李同学就天人永隔了。
我和李同学是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的同班同学，自入学的第一天起，我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同学情谊。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陷入了对他的深切缅怀和追忆中，我想通过这篇短文，回忆与李同学交往的二三事，来寄托我对他的无限思绪。
我上北大时用的行李箱，上面有北大新生行李签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在长沙市公安局北区分局浏阳河路派出所当户籍民警。经过一系列曲折的过程，我顺利地走进了久违的考场，交出了基本满意的答卷。
1978年2月初的一天，我在管区巡查的时候，接到派出所的通知，让我立刻回所。刚回到所里，只见一个同事手举着一个封面印有“北京大学”的信封，大声告诉我录取通知书到了，让我赶快买喜糖请客。我打开一看，果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的录取通知书，通知我于1978年2月27日或28日到北京大学报到，1978年3月1日正式开学。
李同学初中班级毕业照
2月28日下午我在北大新生报到处办完入学手续后，来到了位于三角地东侧的19楼学生宿舍。打开房门迎接我的是一位中等身材，面容稍显黝黑而目光如炬的同学。他告诉我说，他是从安徽凤阳县考上来的李同学，是在那里的插队知青，家在合肥市。
这是我在北大见到的第一个同班同学，彼此介绍后发现我们都有共同的插队知青经历，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共同语言也多起来了。因为宿舍比较小，只有两张上下铺的床，要住4个人，先来的徐友军和李同学都选择了下铺，于是，我就选了李同学的上铺。在北大4年，虽然宿舍有过调整，但我们一直都是上下铺的兄弟关系。
在隆重的开学典礼后，法律系又举行了师生见面会，系总支书记赵震江老师向我们新生特别说明，北京大学某些专业是有保密级别的，分保密专业和绝密专业，其中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专业和法律系政法专业是绝密专业。我们的专业课不许外人旁听。
1977年全国只有两个法律系，吉林大学有20人，而我们一个班是83人，可能是中国最大的班级。北大77级学生不足千人，党员不足百人，而将近一半的党员都集中在我们班。能读我们这个专业的政审特别严格，例如，陶景洲与李同学都是安徽人，李同学是大队党支书，还是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而陶景洲是标准的贫下中农，我是雇工家庭出身。不仅如此，我们这个专业对个人形象还有要求，形象差一点的还录取不进来。对别的专业的同学而言，我们这个班有一些神秘色彩。
当时教国际私法课程的陈力新老师也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革命时，他做过李达先生（中共一大代表，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秘书。陈老师学识渊博，待人热情，又因为我和陈老师是同乡，我经常到陈老师家请教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我们师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陈力新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对学习私法（通俗地讲就是民商法）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大学期间去天津塘沽港考察时合影。左起谢维宪、李同学、张力行（辅导老师）、庄宏志、谢思敏
在大三时，我们法77级同学被安排到南京市法院系统实习，我们4位同学分在白下区法院，李同学是组长。在查阅法院历年判决档案时，他重点让我看民事方面的案例，比如离婚案、房屋纠纷、合同纠纷等等，他说刑事方面的案例已经安排其他同学去查阅了。
本来我读书的时候做过刑法的课代表，但是李同学却有意的安排我关注民法。经过实践我才发现，当时的法律边界极不清楚，说白了，当时既没有民法也没有刑法，只有刑事政策和民事政策。老师给我们讲课都是用的油印资料《刑事政策汇编》《民事政策汇编》。我后来报考民商法专业的研究生，应该说跟陈力新老师的指导和李同学对我的这个分工都有关系。
我后来报考了武汉大学法律系韩德培教授名下的国际私法硕士研究生，并由国家教委选派赴日留学硕博连读。由于我之前没有学过日语，于是在1982年3月至9月我们这批人被送到大连外国语学院进行半年的日语强化学习。在这6个月内我经受了极度的煎熬，以前从未感到学习竟然如此辛苦。
在北大毕业前，我曾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未获批入党。作为党小组长的李同学单独找我谈话。李同学待人十分真诚，说话直率，他开门见山的告诉我没有获批入党的原因，并一针见血的指出我的缺点：“小谢，你这四年是靠你的聪明走过来的，你聪明有余，勤奋不足。如果今后你能把‘勤奋’加起来，相信你大有可为。”此时，我给李同学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在大连学习的情况，并就赴日留学的有关事宜向李同学请教。
当年6月1日，时任北大团委书记的李同学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得知你的近况，感到莫大的安慰。你不乏聪明，但你的素质中最需要的是勤奋，现在你终于勤奋起来了！这也许是你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然而却是极有意义的。当然日下是压力很大不得不为之，但愿能把它铸成你的精神，始终如一，你一定是会有成就的。”
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一大段与日本有关的话，至今读之仍能感受到他的宏大格局和宽广的视野，他说：
此后的日子里，我一直记得李同学对我的勉励和鞭策，做事力求刻苦努力，不敢有懈怠和松弛。我也力求做中日两国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桥梁。我希望自己没有辜负李同学对我的期望。
我于1982年10月6日乘坐中国政府的包机，到日本神户大学法学研究科攻读私法课程的博士学位。由于学业繁忙，无暇他顾，我和李同学也没有更多的书信往来，只是从国内报纸上看到他到团中央工作的消息，很为老同学的进步而骄傲。
1985年初，我顺利完成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机会回国探亲，这时候我也预定了回北京、回母校看望老师和同学的计划。1985年2月初我到北京后，马上找到了李同学在前门东大街团中央的家，见到了他和他的夫人程虹嫂子。老同学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彼此都有说不完的话。
李同学向我介绍程虹嫂子时，还特意用了一个英文单词”rainbow“来说明”她的名字是彩虹的”虹“，逗得我开怀大笑。我们彼此交流了各自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李同学还兴奋的告诉我，当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会和胡锦涛（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全国青联主席)一起，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届时我们可以在日本再见面。
我们在李同学的家里，用我从日本带回来的尼康相机合影留念。我和李同学的合影是他夫人程虹拍的，而他和夫人程虹的合影则是我拍的（这个合影由我回日本后冲洗出来，连同胶片一起寄给了李同学）。临别时我们互道珍重，依依惜别。
当年4月底，我在神户大学接到李同学来信，告知中国青年代表团的访日计划和日程安排，约我在他们抵达京都时见面。我如约到京都他们下榻的酒店，见到了分别不久的李同学和中国青年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彼此相谈甚欢。根据代表团的日程安排，第二天上午他们将去参观京都岚山特别是周总理诗碑，下午就要离开京都转去别的地方。
我因为住在神户，如果当晚我从京都返回神户，第二天再来京都就可能赶不上了，经过与李同学商量，我决定当晚住在京都，第二天参加他们上午的集体行动。因为李同学是中国青年代表团的副团长兼秘书长，他和另一位副团长、音乐家施光南合住一个套房，所以当晚我就睡在他们套房的沙发上了。说起来，这也是我和李同学最后一次同寝室了。
第二天早起后，我和李同学以及中国青年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起去游览了春光明媚、樱花盛开的岚山，并为胡锦涛、李同学等领导同志在周总理诗碑等地方拍了照，在代表团乘坐的汽车缓缓启动的时候，我和李同学紧握彼此的手说再见。
我获得的神户大学私法博士学位证书
1988年10月，经过6年寒窗苦读，我向神户大学法学研究科提交的48万字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被授予了私法课程的法学博士学位。对于神户大学而言，我是第16位私法课程的法学博士；但对于新中国而言，我则是第一位私法课程的法学博士。
获得博士学位后，我立即进行回国的准备，并于10月底回到了北京。当时我也面临择业和安家的问题。是选择去国家机关、政府机构工作？还是去大学任教？还是去科研单位做学问？我回国前曾接待过一位国务院直属机构的负责人，他对我印象不错，希望我回国后考虑去他们单位工作，我回国后也去那个单位见习观摩了一天。但我还是找到了李同学，向他咨询到底去什么地方更适合我的情况。
李同学全家福
李同学听了我的需求并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后，并没有说任何的客套话，他真诚的提出了他的建议：由于你有两个孩子，在政府机关部门，每到关键时候，都会增加一项评议，时间长了你会觉得很不舒服。李同学的话很有道理，也帮助我顺利地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向。于是，我于1988年冬季接受国家教委的分配，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法系任教。我的家庭进京户口问题也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得以顺利解决。
那件没有机会
再穿上的学士服
李同学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后，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工作也更忙了。由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和我们同班同学的交往也少了。我记得2002年5月我们法77、78级同学纪念北大毕业20周年庆典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全班同学组织的大型活动，当时许多同学都争相与他合影，他也代表全班同学在庆典上讲话，感谢当年的老师们对我们全体同学的教诲。这些情景我们全班同学仍然历历在目。
2002年同学聚会时，法77级一组全体同学合影，左起宋凯楚、李同学、黄雄坤、赵汝琨、徐友军、王志勇、李俊玲、谢思敏、严冶、王建平
2022年我们北大77、78级筹备毕业40周年庆典时，筹备组负责人，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77级经济系海闻校友提议，鉴于当年我们毕业时没有穿过学士服，在这次纪念庆典上要补上这个环节，来一个穿越时空的毕业典礼。在征订学士服时，他又向我提出，让我出面给李同学也定制一套学士服，弥补他当年的遗憾。
我作为“李同学的上铺兄弟”（北大77级校友给我取的昵称），当然义不容辞，我在自己定制学士服的同时，也给李同学定制了一套学士服。2023年5月13日我们身穿学士服回到北大百年讲堂并高呼“七七七八，我爱北大，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时，我想李同学也一定听到了并和我们一起呐喊了吧？
我给李同学定制的学士服
活动结束时，我把给李同学特别定制的这件学士服送交了北大法学院校友办公室，请他们按照有关渠道转交给李同学（2018年我们北大77、78级入学40周年庆典的纪念T恤衫也转交给李同学了）。我不知道李同学是否像上次一样收到过、是否试穿过这件学士服？但令人痛惜的是，李同学突然的、过早的离开了我们，我们全班同学也再没有机会和他一起同穿学士服合影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永别了！李同学。
作为共和国的总理、人民的勤务员，你的功绩彪炳千秋！此时此刻，我只是以一个老同学的身份，把我这篇纪念短文献给你，我亲爱的同学，我敬爱的兄长。安息吧！李同学，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2023年12月14日
李同学任职辽宁时与同班同学赵汝琨合影
专题
北大法律系77级：
群星璀璨，成就辉煌
李同学：北大师风散记
请关注备用号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